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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农村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议
无论是年中央一号文件，还是两会召开，“三农”问题都再一次提上国家工作日程，从上到下各级部门仿佛都把这些问题放在口头上，手头上，但农村的发展现状和政策落实二者之间的切合点以及前途脉络似乎并不清晰，本文旨在结合笔者自身的一些所见所闻来探讨一下当今农村的现代性困境，并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提供部分尚待商榷的建议。⒈农村传统价值、习俗的退让和殒失
“现在春节越来越没有年味了……”像这样的感叹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已经司空见惯了。春节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其内涵意义渐渐被忽视掉了。不少人就把春节当作一个较长的假期，除了应付式的拜年和贴春联，其形式和实质都和平常休息时间无异。
按说，春节时期家人团聚，拜祭先祖，这只是形式；家族寻根，重温爱与亲情，联络因忙碌而陌生的血缘，秉承炎黄子孙的中华情结，这才是它的真正含义。可这些传统赋予的深刻意义却因为某些客观的变迁被无形遗忘了。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看它形成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后果，对这种现象的危害性就会有更深的理解。
（）以爱与团聚为核心含义的春节，在乡土性逐渐淡薄的背后，是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因习俗冲击而仓促丢失的精神内质。（）由此牵带了某些传统文化的遗失，民族记忆功能的退化。以前在家乡，春节时分热闹非凡，走高跷，舞龙舞狮，放烟花炮竹……而现在家家户户仿佛都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庆祝，冷冷清清的氛围自然让新年的欢乐气氛大打折扣，只能在各种媒体上看到那些所谓的快乐的影子。我们不妨把这样的一种追寻心理解释为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的失落感。
从原因上看：一、新的就业观念使传统手艺的传承受到影响，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娱乐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民族特色的技艺，但改革后的农村、乡镇过分地重视经济发展，造成了民间艺术的遗失。二、经济利益的冲动使人们对公共利益事业淡漠或只采取观望态度。有利的并且是现实的、直接的活动才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尽量从简，已经被越来越他们接受。三、某些不科学的习俗被硬性扼杀。以禁鞭为例，这个措施本无可厚非，可不足之处就是有些地方并没有配套建立公共燃放区。冷清的氛围从客观上减少了传统节日的喜庆。
⒉农村社区建设的空白
现代意义的中国社区建设是发展较晚的，农村社区这一块在非理论领域就存在了更大面积的空白地带，如何在实际行动中有效地进行各个方面的改善值得大家深入研究和思考。第一、科教层面：（）“科技下乡”来了又走。“送知识，送科技”下乡援农，其实质意义微乎其微。从受众对象来看，大多数农民的文化程度很低，能否识字尚且不论，有点文化的都出外务工，即使留下来也难以理解理论性强的科普书籍，更不用说学以致用，实现农业科技化、产业化，走这种那种所谓的发展农业的道路。再者，从客观条件上讲，科技的普及和利用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与支持，可农村、农民现今的收入状况极大地桎梏了科技的有效落实。无论是“文字下乡”还是“科技下乡”，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送”，而是授之结网、捕鱼的能力，并提供必要的物质资助。（）教育心理的工具理性。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改革，绝大部分农村家庭都对教育提高重视，但其中为数不少的青年群体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就投入到打工行业。农村家庭教育资本的投向渐渐集中于回报率较高的艺术类、职业类。这种急功近利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曲解了教育的本质目的，并在有些领域为农村以后发展埋下隐患，农村发展的后劲和生员动力都会受到恶性影响
第二、文化层面：（）迷信思想依然保留者众。农村的乡土本性本身就具有一种天然的心理图腾崇拜。外出的打工一族虽然经历了部分现代都市文明的洗礼，但祈求在外平安的本能情愫使各类迷信活动有增无减。他们带来的较先进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部分旧弊陈规，可在另一些角度助长了新旧恶性价值观念的滋长。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也在农村社区有肆虐迹象。（）赌博盛行。最近倍受媒体关注的“买码”风波，在广大乡镇和农村也屡见不鲜，各类赌博行为遍布村头巷尾，一些农民在自己家中设立麻将馆，提供赌具，收取租台费用，以此谋取财富。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层面：农民没有任何保障与福利，这是当今农村的现状。
（）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医务室等机构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体制，没有规范器具、药物、医务人员，一些土郎中、土药方在广大农村地区依旧广泛存在。（）灾害防治既缺乏预警机制，也缺乏防范措施，更缺乏协调补救、灾后援济方案。现在大部分农村的耕作模式除了在水利等方面有少许改观外，依然是沿袭传统。自然灾害的破坏往往让农民辛苦一年的血汗付之东流。（）农民既没有购买人保的便利，也缺乏这种意识，更不愿意将钱花在此地。而在外部结构上，农民也无权享受低保。诸多条件的遏制使农民实际上成为一种“单纯人”，置立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因此在遭受疾病或者以外伤害的时候就不堪一击，不能获取补偿性保障。
农村社区建设重重困境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一、农村社区理论体系挖掘不足，对城市社区研究偏向过重。理论上尚未给有关部门提供具体可行的方案，要发展也无计可施。二、对农村经济的重要性错误理解使社区整体发展产生失衡倾向。各部分之间没有在长远的指导下合理协调，最终经济没有上去，各方面也相互拖后腿，恶性循环。三、农村经济建设缺乏实施载体。各基层政府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职能部门长期有效地给农村、农民科学指导。没有主导力量协调农民，也没有组织人员、科技人员引导发展方向和道路。从中央到地方，上传下达，可将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往往却被文件宣读或会议开展代替了，起不了实质作用。“两卡一书”等政策是为了给农民借贷等提供方便，但农民不愿借钱欠债的传统心理使这样的措施往往成为一纸空文。
⒊乡村基层民主与权威
《乡土中国》中讲到中国农村是无为社会，是无讼社会，是长老政治。改革开放二三十年来，现代性的政治因素潜移默化地注入了农村的肌肤。本身起步就晚，脚步迈得依然很慢。农民（打工一族等一类经受现代文明影响的除外）的乡土本性没有改变，形式上的政治民主意识只是在思维表层波动。中国农民骨子里并没有民主情结，也因此他们不需要建立广泛的公共关系，尽管他们与和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东西摆脱不了干系，但他们的政治热情只是生之于外界，甚至谈不上什么政治热情的。
因此，基层选举中大多数农民对政治参与大多漠不关心，或者道听途说，或者敷衍了事，也正是这样的心态使不少地方“代票”行为数不胜数。
在权威方面，传统的长老、辈分等的影响逐步减弱，以经济精英、政治精英为代表的新型权威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经济精英尤为突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物质生活需求不断增加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农民的目光日益集中于那些依靠各种方式获得经济财富的人身上，并以这些人为目标来重新内化评判标准和价值追求。
年两会的召开正在进行当中，“和谐社会”的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农村发展问题不是简单地加入现代化因素就可以解决，只有综合考虑到农村发展的传统因素，在传统和现在的合理交接处寻找科学方案，这些问题才能最终找到答案。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设计城市和农村的整体发展计划，和谐社会的道路才能有序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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