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走进欧阳修故里

欧阳修：走进欧阳修故里

欧阳修：走进欧阳修故里　　
　　天
　　
　　穿过丘陵中一条僻静的小路，便是庐陵古镇沙溪西阳宫——欧阳文忠公故里。欧阳修自谓庐陵人，或是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庐陵是个大地方，而他的故里沙溪实在很小，离吉州城也很远，离永丰县城也很远，离沙溪镇也还有不短的距离。很难想象一千多年前竟有一个丧父的少年从这里出发，然后一路远行，在这条蜿蜒曲折步步成灰的黄土路上，他要经历多少荒芜，走过多少弯路。
　　
　　沙溪是江西永丰县的一个古镇，也是一条明净的小河，还是一个小小的渡口。这河是吉水河的源头之一，水忽小忽大，与季节有关。这渡口也并不总在一个地方，码头跟着水跑，船跟着码头跑。我看见了，一只渡船，一块跳板。上人，下人；装货，卸货。我愣愣地看着一个背着行囊的少年慢慢走过来了，仿佛是从时光的背后走过来的。欧阳修就是从这里通过一个很小的渡口，一只很小的船，一条很小的河，出发了。那时谁也不知道这个少年终将渡向哪里，又会走多远。而我依旧愣愣地看着，早春的风很大，风不停地吹．一个影子终于淡去，淡去了。
　　
　　离渡口不远就是欧阳修故居祠堂，这里没有我想象的那些苍松古柏，但我看见了一棵树，不知是什么树。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一棵树，它先向左拐，然后仿佛受到了什么指引，又开始向右拐。它七弯八拐，却是这祠堂四周长得最牢固的一棵树。一截干枯的树丫像是遭雷劈过，但我看见在早春的季节里它又开始变得黑而湿润了，要发芽的样子，要长出新枝翠叶的样子。
　　
　　想到欧阳修，想到他一生坎坷的命运，我的心抖了一下，或许命运真有某种宿命般的暗示，他这一生虽也曾有过官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刑部尚书的短暂辉煌，而更漫长的岁月都是在一贬再贬的贬官生涯中度过的。自他二十出头高中进士任西京留守开始，一贬夷陵，二贬滁州，以后便接二连三地再贬扬州、颍州、应天府、毫州、青州，年过花甲时仍难免遭受诬谤，由刑部尚书贬知蔡州。他一生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一生都与各种讥谗、误解、中伤、诬陷、诽谤如影相随。如果换一个人，不知死过多少回了，也不知会对这个世界怀有怎样的刻骨仇恨和阴沉变态的心理了，然而欧阳修一生都无怨无悔，宽容豁达而充满诗意地活着，甚至可以说，他在不断的失败中又最完美地实现了自我。
　　
　　对一个人的领悟往往要从他人生的第一个出发地开始，回溯他最初的精神源头。现在我已走近了这个源头，我感觉这是一种内心的抵达，不是为了来看风景而是为了探访一个人的心灵。眼前的祠堂多少显得有些苍凉和破败了，听说欧阳修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但整个祠堂并不属于他，而属于一个家族。幼年丧父的欧阳修只是随寡母一起寄居在这里边的一间房子里。走过去，一扇门开着，仿佛自然而然地把往事开放着。当年欧阳修就是从这扇门里走出去的，在他走后的近一千年，我站在了他的起点。在他读书的案头，还放着一册摊开的线装书，而烛台里的那一枝蜡烛已经熄灭了千年，只有凝结的烛泪如冰花一样绽放。
　　
　　就是在这枝蜡烛下，一名孤儿，一位寡母，十多年来一直在守望着什么。在那个年代，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就是名副其实的孤儿了。但欧阳修似乎并未感到有多么孤独，这是因为他幸运地拥有一位慈母。时间过于久远，有些东西我已经看不到了，但那位容貌端庄又很年轻的母亲，她的形象如在眼前，一只手捧着线装古籍，一只手慢慢地摇着蒲扇，正给埋头用功的儿子驱散夏日的炎热。她微笑着，很恬淡也很温柔，很慈祥也很严厉，除了书，除了蒲扇，在她腿边还靠着一把戒尺，那是用来打儿子的手心的。这是一位有着某种信念的母亲，在她身上看不到一丝穷困潦倒的痕迹，甚至没有一些苦涩，哪怕再穷再苦，也会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她恪守着一位母亲的最后信念，一定要把儿子抚养成人，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人。
　　
　　对于少年欧阳修，早逝的父亲是他的另一本书，一本必读的书。从母亲嘴里，他知道父亲也曾做过官，官不大，但是个好官，也是个穷官，要不孤儿寡母在他死后何致如此受穷。但作为妻子，她对死去的丈夫充满了自豪。一个人的寿命不在长短，一个人做官不在大小，一个人当官不在发财，为的是多积德，多做好事。这是一个少年最初懂得的最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他一生都不会忘怀的。而让他刻骨铭心的是一次母亲告诉他，父亲活着，常常在烛光下熬夜审阅案卷，有时忽然停下来长吁短叹，问他为何叹气，他说有一个人判了死刑，他想在案卷中为这个人找一条生路，而又实在找不到
　　
　　地
　　
　　许多事在一个少年的心头潜移默化，也许等到后来才会逐渐发现。欧阳修是继包拯之后的龙图阁大学士，官拜刑部尚书，可谓已主宰普天之下的生杀予夺之权。说包拯是青天，其实更是个酷吏，动不动使上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施以酷刑峻法。而欧阳修却像他的父亲一样，首先想到的不是让人死而是让人活，他从案卷中找线索，为生命寻找最后一丝可能生存的缝隙。当然，每每于深夜里的烛光之下，他也难免会发出父亲那样的长吁短叹，有些人是的确该判死刑的，罪不可恕的，但他至少可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冤案，让世人少一些无辜的冤魂。父亲生前曾说：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尝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欧阳修自己也是一个屡遭冤屈的人，自身的际遇也让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世上有些人总是千方百计地要置人于死地，受冤遭屈的人实在太多了，
　　
　　后世可能太注意文学上的欧阳修，反而忽视了他在另外一些方面的建树，譬如说法学意义上的欧阳修，他的执法精神就很值得今人借鉴。一方面，他在审核案件时不是急于寻找有罪的证据而是采取无罪推定的方式，这已经接近现代的法学精神了，在中国法学史上，这种无罪推定最早可能就是从欧阳修和他父亲开始的，这个意义绝对不亚于他作为文学家的意义；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常赦，认为赦则自侮其法而人不提绳索。他力主法律宽松，但又坚决捍卫在执法过程中应以法律为准绳，决不可法无定法，法外施刑，对法律随意放宽或加重。这已是直接向皇权挑战了，在那个时代也只有皇帝有这样的赦免权。然而在这样的挑战中，欧阳修命定只能成为失败者。
　　
　　欧阳修虽无扭转乾坤之力，但关键危急时刻他依然据理力争。其时保定发生兵变，欧阳修以龙图阁大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的身份前往“善后”。这次平叛，朝廷采取了招安的手段，只要停止叛乱一律可以赦免死罪，这已非一般的赦免，而是双方达成的一种协议。而朝廷派来的招抚官员却出尔反尔，在兵变主犯自愿缴械后大开杀戒，杀了兵变的首领之后，连因胁从参与兵变的三千多降卒，并已在自愿缴械后分散安置在邻近各郡的人，宣抚使富弼还想尽数诛戮，夜半无人时他将这一骇人的意图告知欧阳修，理由是担心日久生变，欧阳修惊出一身冷汗。他要竭力制止这场大规模的屠杀，这样的屠杀不但预防不了日久生变，而只会让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旦走漏风声，更将引发大规模的叛乱。
　　
　　如果说对生命的珍惜，更多是因为母亲在少年时代对他的熏陶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心灵与记忆之中，那么从这件事的处理上，我们则看出了欧阳修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非凡眼光。中国历代帝王都是最无信义可言的，口里说的是一套，暗地里做的是另一套，富弼明地里怀揣着皇帝“不杀”的诏命，保不定还暗藏了一份“斩草除根”的秘诏。然而诚如欧阳修所说，“祸莫大于杀已降”，如此，朝廷的信义必将荡然无存，而叛乱者必将一叛到底，反正是一个杀，那就不如大叛特叛吧。这样的后果不但富弼考虑不到，就连以开明君主自诩的赵项（宋神宗）可能也没考虑到，而欧阳修在出发之前就考虑到了，甚至预料到了可能会发生的一切。不过这一次无论是赵顼还是富弼可能还不想把自己完全置于不义的境地，也的确是从自身的安危考虑，最终采纳了欧阳修的建议，两千多条人命就这样得救了。欧阳修则可以腾出手来开始“善后”，这“善后”不是对所谓的“平叛”人员论功行赏，而是先将在混乱中强占民女的通判冯博文下令逮捕，这让另一个自恃“平叛”有功的大将军李昭亮见势不妙，赶紧将自己强占的民女送回。这让人进一步坚信，欧阳修虽未必能在这种社会的紧张关系中看到历史和现实的根源，但他在那个时代可能是极少几个已接近于事物本质的人。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他无疑也有着对朝廷的绝对忠诚，也担心日久生变，然而他有更为深邃的目光：一切动乱之源不在于民而在于官，在于那些因既得利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之人。
　　
　　六十岁以后，欧阳修已是白发苍苍，但他又与当时官居宰辅的王安石发生了尖锐的抵触。王安石无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但他以一种无可遏止的变革冲动推行的青苗法从一开始就是以绝对权力推行的变革，而这样的改革自身就是充满矛盾和对抗的。它只为朝廷着想，却极大地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欧阳修反对王安石变法并非他冥顽守旧，他也是革新派，是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都在为国家寻找道路，欧阳修反对的只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措施和手段，对老百姓的疾苦和内心的渴望，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地方官．欧阳修显然比王安石有更多切肤的感受。从个人私情而言，王安石于文于政，都曾得到欧阳修的擢拔，有知遇之恩。然而无论是王安石还是欧阳修，他们都不是为自身的利益而争，一为国，一为民，都是为各自的理想和政见而较量，这与人品和人格无关。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可能是一个最有激情也极具献身精神的改革家，但他从一开始就难以平衡历史进程间的互动关系，而推动这样的改革也必然只能凭着自己个人的坚定意志去冒险。事实和历史都证明王安石的确错了，他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盖棺而不能论定者，先是配食文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抬到九天之上，继而又“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降到众人之下，甚至被列入“奸臣”者流。这对王安石极其不公正，王安石不是完人，但他的确是一个磊落刚烈、杀伐果断、“只为天下计”的大忠臣。
　　
　　玄
　　
　　欧阳修在最后一任贬官生涯上，赠太子少师的第二年就逝世了，年六十六虚岁，赠太子主师，谥文忠，也算是哀荣备至了。朝廷对这位生前曾被一贬再贬的官员给予了高规格礼遇，连皇帝赵顼也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以文章革浮靡之风，以道德镇流竞之俗，挺节强毅而不挠，当官明辩而莫夺。”这也算是盖棺论定吧，虽然来得太迟了，但是客观公正的，至少没有太多掺假或虚假的成分，欧阳修就是这么一个人。
　　
　　赵顼把欧阳修的文章摆在他对欧阳修总体评价的第一位，既表达了朝廷以至赵顼本人对欧阳修文章的看重，也是当时人们对欧阳修的普遍看法，这与后世对欧阳修的评论也是一致的，即按他一生建树的重要性排序，他先是文学家，然后是政治家，最后才是思想家。作为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虽不是开创性人物，却是承上启下的轴心人物，没有他甚至就没有唐宋八大家。八大家除韩、柳外，几乎全都诞生于一个时代，其中王安石、三苏、曾巩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和提携下成长起来的，可以说就是他的弟子。他不但以自己的文章来影响天下士人，而且在自己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时把这一间接影响直接化为了制度，不顾“聚噪于马道”之徒，坚决罢黜“太学体”，大力扭转科考中“险怪奇涩”的风气。
　　
　　“奖引后进，如恐不及。”在这方面他给早已习惯于文人相轻的中国文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尽管“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在政见上和欧阳修极为相左，但其骨子里的文学精神也暗合了欧阳修的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还有范仲淹，不知他为什么没有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无论文学价值和影响力，应该说他都是至少不弱于苏洵、苏辙和曾巩的。
　　
　　其实，无论韩、柳，还是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以及范仲淹，他们都不会把自己首先当作一个文学家。在庞大的中国士大夫阵营中，除了陶渊明那种极少的全身心沉浸在诗文与幻想中的文人绝望得对现实已不抱任何希望，更多的都像欧阳修一样，文学只是他们在现实抗争中的一种精神补偿，一种呼应，一种政途失意后的抒发。尽管一生的争斗中欧阳修从来没有扮演个主角，也极少扮演过胜利者，但他从未把自己看作一个纯粹的文人，即使和文人朋友在一起交谈时也大多不谈文章只谈吏治。“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这是欧阳修的名言，他认为写文章更多是个人的事，而政事可以直接改变现实，改变许多人的命运。
　　
　　黄
　　
　　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在一个逝去已久的年代，一条条早已在时间中消失的路上，我把欧阳修曾经走过的路又重新走了一遍。现在让我们回到庐陵、沙溪，回到一个人出发的地方。欧阳修从这里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或许是他走得太快，没来得及回来，这里也就成了一个永远的出发地。
　　
　　我在丘陵与沙溪之间的这一小片土地上慢悠悠地转着看着，祠堂、农舍，西阳宫，宫前庑下，欧阳修撰书的“泷冈阡表”石碑，一一都已看过，最终却又转回了先前看过的那个渡口，却没看见那只渡船。那只船呢？空茫间，一群撒开脚丫子飞奔的鸭子，被一个同样撒开脚丫子飞奔的少年拿着竹篙一路撵着，正发出嘎嘎的叫声。
　　
　　它们的奔跑和尖叫，让我感到了一种蓬勃生命的活力。生活还在继续，一切并没有随着一个人的远去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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