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一静看历史

一动一静看历史

　　“一动一静”看“历史”
　　
　　作者：于冬梅
　　
　　吕思勉（1884-1957）先生在《中国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的开篇的“绪论”中这样写到：
　　
　　翻开二十五史来看，所记的，全是此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
　　
　　回想自己读历史书的过程，留在记忆里的也就是那些王侯将相之类的大人物、大事件。读的历史教材似乎也只是记载那些“大事件”的编年史，或者反映某个时代或王朝更迭的革命史、政治史。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的整个社会生活史，除了在一般文学类或随笔类的作品中获得些许之外，似乎很难找到相应的比较适合自己（或一般大众）的系统的专著，更不用说有关“史学史”之类的专著。而吕思勉先生的这句论断也让我领悟到了“正史”的真正用意——借用吕思勉先生的术语：这是治史的“偏爱”——偏爱于对政治活动的叙述，缺少对普通人的生活的记述，这就造成了史书中“社会”这一要素的“残缺”，而这种“残缺”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让我们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有一个更加客观而广阔的认识：
　　
　　政治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是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所以现在读史的人，都不但要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但究竟什么是“文化”？“文化”的作用在哪里？“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些问题也许还在困扰着我们。而吕思勉先生则鲜明地指出：
　　
　　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他动物的。……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学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背上文化的色彩。……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
　　
　　由此可见，文化的梳理也是治史的关键。要了解中国历史与社会，必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而吕思勉先生自己也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中国社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问世，足见他对“社会”与“文化”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视。同时，他也认为：（1）研究一种文化的同时，必须兼顾其他不同的文化类型；（2）文化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3）不同的文化则有共同的原理，只是文化类型不同，因为“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
　　
　　在“绪论”中，吕思勉先生就开篇提出了两个问题：
　　
　　历史，究竟是这样一种学问？研究了他，究竟又有什么用途呢？
　　
　　先生针对前人的各种“前车之鉴”式的简介，指出历史虽然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以探求，原因就在于“为理而非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所以，我们研究历史，“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他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求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见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在吕思勉先生看来，历史研究的重任在于植根于现实世界，反思以往的世界，从而用以指导现行的和构建未来的事与物。所以，吕先生指出了旧时的社会为何“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失败者之多”的原因：那是因为以往的史学研究“偏重于政治”。并且，他还说：
　　
　　人类以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以往，大都有个突飞猛晋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在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晋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节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
　　
　　吕先生用“一动一静”的交替来解释社会的发展中的繁荣与停滞现象。而这“一动一静”之间，则是社会的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因而，我们看“历史”，也应随着“一动一静”，变换角度，“动”与“静”的眼光交替。因为：
　　
　　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如我们住的房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一治一乱的真原因。
　　
　　世界的“乱”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认识到“一动一静”的变换交替，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及时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对于“治史”之“业”而言，“一动一静”则是其必须关注的核心。吕思勉先生说：
　　
　　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看，所谓记传，大部分记载离乱兴亡的事，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www.fwsir.com)其性质转为永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不外乎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
　　
　　吕先生认为，“史实”是“治史”关注的核心，但“治史”不应局限于“政治”，而应以“文化”所植根的“社会”为基点，这是“治史”之根本责任。柳诒徵（1880-1956）先生曾在其两卷本的《中国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开篇，告诫后人说：
　　
　　虽然，世运日新，吾国亦迈进未已，后此之视吾往史，殆不过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阶程，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然立人之道，参天地，尽物性，必有其宗主，而后博厚高明可推暨于无疆。故吾往史之宗主，虽在此广宇长宙中，若仅仅占有东亚之一方，数千祀之短晷，要其磊磊轩天地者，固积若干圣哲贤智创垂赓续以迄今兹，吾人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此治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
　　
　　柳诒徵先生以“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为“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以“治史”为业之人，更兼具把“一动一静”的史实“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之责任。而吕思勉先生更是用“一动一静”的眼光来规制中国历史的教学：
　　
　　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处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
　　
　　史料的扩充是史学教学与研究的必须，但研究与教学的体例则需“动”与“静”交替结合。因而，整个《中国通史》除“绪论”外，还有五十四章之恢宏气势，但其“体例”则非常鲜明，这是很多史书或教材所无法媲美的：（1）关于中国的文化现象：第一章至第十八章，依次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一直写到“学术”、“宗教”；（2）关于各个时代的史实综合：第十九章至第五十四章，依次从“中国民族的由来”、“中国史的年代”、“古代的开化”、“夏殷西周的事迹”一直写到“清朝的衰乱”、“清朝的覆亡”，最后以“革命途中的中国”结束。黄仁宇（1918-2000）先生曾说，“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然吕思勉先生的这样“一动一静”的“通史”，定能完成柳诒徵先生所阐释的“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的史家之责任。
　　
　　而作为读者的我，便在这些“动静”中，享受阅读的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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