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日刑法中的信赖原则

论德日刑法中的信赖原则

【内容提要】信赖原则是德日刑法理论中确定过失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首创于1935年的德国判例。依信赖原则确定过失责任，其根据有限定的预见可能说和限定的违反注意义务说的不同解释。交通领域适用信赖原则应符合社会相当性的要求，交通领域之外能否适用信赖原则，在理论上有肯定说和否定说的不同见解，实务上有不同的判例。
【关  键  词】信赖原则/过失责任根据/社会相当性
　　一、信赖原则的发展
　　信赖原则(Der  Vertrauensgrundsatz)是指当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时，如果可以信赖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够采取相应的适当行为的场合，由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不适当的行为而导致结果发生的，行为人对此不承担责任的原则。（注：参见［日］西原春夫：《交通事故和信赖原则》，成文堂1969年版，第14页。）它是德日刑法理论上确定过失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信赖原则肇始于交通运输业。对于交通事故之责任认定，依传统的过失犯理论，行为人的预见可能与预见义务是一体的，只要有预见危害结果的可能即有注意义务；只要认识到危害结果就要采取避免危害结果的措施。因而驾驶人在行为时，具有注意义务，并有注意能力而不注意，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时，构成刑法上的过失。传统的过失理论对于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动力交通工具稀少的时代，固然可适应，但在20世纪以后，动力交通工具之发展日新月异，数量快速增加，如再依照传统的过失犯理论追究其责任，则每一事故发生，均可追究驾驶人的责任，这势必阻碍社会的发展，影响人类生活的进步，使动力交通工具作为高速运输工具的性能丧失。为减轻交通运输人员过多的义务负担，在危险分配理论基础上，信赖原则应运而生。
　　信赖原则作为分配注意义务的原则，首创于1935年的德国判例。德国旧联邦最高法院在确立依赖原则之前，对驾驶人过失责任的认定，一般采取较严格的态度。认为驾驶人不能期待其他交通参与者采取合乎交通秩序要求的正确态度，而应随时注意他人从路旁突然闯入车道的情况，所以驾驶人注意义务的范围极广。只在“以要求道路利用者之考量，系超越‘日常生活经验之可能者’之范围，始不负过失之责任”。（注：参见［日］西原春夫：《交通事故和信赖原则》，成文堂1969年版，第87页。）1935年12月9日日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注：该判决系对某一被告于某日下午6时许，驾驶汽车沿市内电车的路行驶前进，电车轨道高于汽车轨道。当被告的汽车行至桥前1.5米处，在其前方有两个成年人从电车轨道走下，与被告的汽车相撞，造成一死一重伤。柏林地方法院以“被告在天气晴朗、视野良好的情况下，如能够充分注意，即可适时注意电车轨道的二人，并从二人的态度推知对方欲在自己前方穿越汽车道，可采取鸣笛等措施，因而认定被告成立过失致死及过失致伤罪。”但联邦最高法院则认为：“汽车驾驶人虽对步行者违反交通规则之情况，应有心理上的准备，但对驾驶人的此项要求，应考虑日常生活之要求及汽车交通之本质、特性及重要性等，而在可以容许的范围内，始为适当。汽车驾驶人并无将所有行人可能不注意的情况都予以考虑的必要及可能，从当时的全部情况，经深思熟虑，判断行为人必不至如此不注意时，则视行为人已尽其注意义务。一般而言，在白天且车流量不大，视野良好的市区，汽车驾驶人对于成年人不愿接近自己车辆而突然从电车轨道走向汽车道的情况，实无予以考虑之必要。”据此改判被告为无过失。参见［日］内田文昭，洪复青译：《过失——信赖原则》，（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RGST,71)中确认了如驾驶人可信赖其他交通参与者亦同将遵守交通规则，则无需考虑他人突然违反交通规则之必要，这使汽车驾驶人的注意义务的范围缩小很多。这一判例首创了信赖原则。信赖原则在初创之时，虽缩小了驾驶人的注意义务的范围，但在适用上仍受到限制，其限制之一是驾驶人本身之行为应符合交通规则，否则即使他人之行为系属突然发生，因驾驶者本身已违反交通规则，则驾驶人仍应负过失之责；其限制之二是驾驶人对结果之发生需无预见可能性，如有预见可能性则仍不免于过失责任。因此对老者、儿童、残疾者可能违反交通规则，应特别予以注意，否则仍无信赖原则之适用。（注：参见周冶平：《汽车事故与刑事责任》，《法学丛刊》第25期，第23页。）
　　到1954年7月，联邦最高法院与刑庭联合总会作出决议，才使用“可以信赖”及“信赖原则”之文句。这一决议遂奠定交通事故信赖原则之基础。（注：廖正豪：《过失犯论》，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97页。）“信赖原则”理论包含以下要点：(1)参与交通之人，除有一般注意义务之外，尚有依实际情况而异的特殊注意义务。(2)过于加重干道驾驶人之谨慎义务，徒然造成交通之不流畅，于道路安全之维护与国民信任感之培养皆无助益。(3)干道驾驶人对不可知他人违规行为实无预见义务。(4)唯对已见之危险，仍应极力回避结果之发生。（注：参见翟唳霞：《刑事上信赖原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第48页。）
　　促使“信赖原则”（即在生活上当然可以信赖之原则）确立之契机，乃汽车及其他车辆数额之激增，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0年，德国汽车总数仅5万辆左右，到1925年，由于经济安定，其总数已增至43万辆，到1935年，其总数已达214万余辆。由于经济的发展，汽车数量的激增，汽车必须发挥其具有的高速之机能以适应近代生活环境而免阻碍交通；道路及交通标识等设施得以发展，行车之交通知识亦因之而逐渐普及，这些都是促使信赖原则确立之因素。而传统的过失理论对汽车驾驶人赋予太严格的注意义务，使驾驶人在行车时，必将其速度减至随时随地可以停车的程度。而这样的汽车运行速度，与步行速度相差无几，就使汽车丧失了所应具有的高速机能，且造成交通阻塞，显然这种理论已不能解决汽车之高速运输价值与道路交通安全价值之冲突。于是产生“所谓一方面认定现实之预见可能性，另一方面否认发生预见义务”之理论，“信赖原则”即基于此构想而产生，亦可谓“信赖原则”乃系以“现实上虽有预见可能性之情形，但仍可否定发生预见义务以及回避结果义务”之任务而登场者。（注：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88年修订版，第360页。）
　　日本早期对于交通事故之判决，也采取较为严格的态度，大多基于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认为驾驶人应负过失之责任。但对火车、电车等高速交通工具，因考虑其特性而有若干从宽处理的判决，不过当时之判决与今日信赖原则之精神相距甚远。二战后，日本渐受德国之影响，转为对交通工具速度的重视，发展了信赖原则，缩小了驾驶人的注意义务的范围。在信赖原则引入日本过程中，西原春夫起到重要作用。受日本刑法学会的委托，西原春夫1959年负责“过失与交通事故”比较法共同研究的德国法部分。他在研究报告中，第一次介绍了德国法中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信赖原则”。1965年，他在搜集了一系列以信赖原则为标准而否定被告人过失责任的德国判例基础上，发表了呼吁在交通过失认定中采取信赖原则的论文。论文发表后很短时

间内，日本最高法院在判决中采用了这一原则。西原春夫也因此一夜之间名声鹊起，一跃成为日本刑法学界的“宠儿”。（注：李海东主编：《日本刑事法学者》，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1995年联合出版，第143页。）日本最高法院第一次适用信赖原则否定过失责任的判例，是1966年6月14日的判决，此判决不是以信赖原则去认定驾驶人之过失责任，而是认定乘务员之责任。（注：1966年6月14日的判例是：某私营铁路站的乘务员，深夜从到站的电车上让醉酒、昏睡的客人下车，被行驶中的电车压死。对于此案，否定该乘务员业务上过失责任的判决有如下说明：“在乘务员使醉客下车的时候，除了是根据该人酩酊前的程度和步行的姿势、态度等其他从外部容易观察的征迹可以判断该人有与电车接触、落在线路中的危险这种特殊情况外，信赖该人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是相应地对待乘客就够了。”参见［日］大ｚｈǒｎｇ＠①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1页。参见［日］西原春夫：《交通事故和信赖原则》，成文堂1969年版，第14页。）第一次在认定交通事故中的过失适用信赖原则的，是1966年12月20日的判决。（注：参见［日］西原春夫主编，李海东等译：《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1997年联合出版，第265页。）
　　1966年12月20日的判例是：汽车在没有实行交通指挥管理的交叉路口右转弯时，在车道的中央附近熄火，再次发动后以约五公里的时速行驶时，从右侧方行驶的摩托车想从该汽车前方超过，结果相撞，致使摩托车的乘者负伤。（注：参见［日］大ｚｈǒｎｇ＠①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1页。）对于本案，否定汽车驾驶者过失责任的判决理由是：“在本案中，对于汽车驾驶者来说，如果不存在特别的情况，他就可以信赖从右侧方向驶来的其他车辆会遵守交通法规，为避免与自己的车相冲突而采取适当的行动，根据这种信赖进行驾驶就可以了。对于认识右侧一方的安全，预见像本案中被害人的车辆一样，竟敢于违反交通法规，突至自己车辆前方的（其他）车辆，据此防止事故发生于未然，不属于（行为人）业务上的注意义务。”（注：［日］中山敬一:《信赖原则》，载中山研一、西原春夫、藤木英雄、宫泽浩一主编：《现代刑法讲座》第3卷，成文堂1982年版，第80页。转引自林亚刚：《犯罪过失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196页。）
　　自上述判决之后，“学者间反应颇佳。各级法院亦奉为交通事件裁判之圭臬。且将之扩张适用于摩托车相互间，及汽车与脚蹬车相互之事故上。”（注：陈国梁：《日本交通事故上之信赖原则》，（台湾）《刑事法杂志》第20卷第2期，第49页。）至于车辆和行人之间是否适用此原则，在实务上最初无适用余地。其理由是：(1)步行人对危险之发生，常居于被动地位。(2)就交通安全设备言，对产量之设备较对行人之设备为优。(3)就交通危险防止言，司机多有较专门知识经验，而行人则没有。（注：陈国梁：《日本交通事故上之信赖原则》，（台湾）《刑事法杂志》第20卷第2期，第51页。））后来随高速路的发展、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分开以及交通信号设施的完善，维护交通之畅通，发挥汽车等高速交通工具之性能，在实务上对于行人和车辆之间的交通事故有适用信赖原则扩张之趋势。而今日本法院对于交通事故适用信赖原则，已成为普遍。
　　二、信赖原则与过失责任之根据
　　在信赖原则产生之前，对过失之责任有旧过失论和新过失论之发展。旧过失论以预见可能性为中心，重视结果预见义务。认为在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对结果有预见的可能，能够预见到具体的结果却未预见，即违反了注意义务，应负过失责任。这使过失成立的范围过于广泛。新过失论则认为过失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违反结果避免义务。行为人的注意义务不仅包括认识、预见义务，也包括避免结果发生的义务，即为避免结果发生而采取适当手段的义务。行为人在结果预见可能性的基础上，有为避免结果的发生而采取适当手段的可能却没有采取，因而应负过失责任。在交通领域，依信赖原则使行为人因信赖他人采取适当行为而发生危害结果，行为人不负过失责任，其根据是什么？对此，在德、日有二种不同学说。（注：廖正豪：《过失犯论》，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208页。）
　　1.限定的预见可能说。该说认为“行为人适用信赖原则，不负过失责任，系因直接排除行为人之预见可能性。亦即因行为人信赖其他之人均能遵守生活上所应遵守之法则，则行为人即无须超越此一社会生活上所应尽之注意义务而为注意，其即无此预见，则当然不必进而负回避结果发生之义务，故其行为即无过失可言。”（注：廖正豪：《过失犯论》，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210页。）西原春夫即此主张。（注：西原春夫认为交通事故中，驾驶人均有不安感或危惧感，极易成立过失，故以信赖原则排除其预见可能性。参见［日］西原春夫：《信赖原则と预见可能性》，载于ジエリト第552期，第33页。）该说将行为人不负过失责任归于直接免除行为人的预见可能性，赋予信赖原则以有力依据。但是为何在一般情形可认为有预见可能性，而在适用信赖原则时，则否定行为人有预见可能性及如何协调二者？因而有学者提出将预见可能性分为“事实上预见可能性”和“刑法上之预见可能性。”（注：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88年修订版，第364页。）事实上预见可能性，是指行为人本人在当时情况下，根据自己本身情况所见之预见可能性。刑法上之预见可能性是指社会一般人在该状况下所见之预见可能性，而信赖原则免除的正是刑法上之预见可能性，而信赖他人也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且在社会上属于相当时，即可否定预见可能性，从而不成立过失。
　　2.限定违反注意义务说。该说认为行为人行为时仍具有预见可能性，但因信赖其他人将与自己同样遵守有关之规定，即他人也将符合社会生活所必须之注意，故在一定条件下给予免除行为人的注意义务。该说基本上仍认为行为人与其他人都具有预见可能性，只因行为人之信赖，乃减轻或免除了行为人的注意义务。
　　如前所述，随着交通业的发展，高速交通工具的利用，人类发明不断涌现，如仅以行为人有预见之可能即论以过失之犯罪，则行为人将动辄受刑罚之苦。但一般人的法益也不能不予以照顾，因而有关过失犯的理论，从传统的过失犯理论发展至新的过失犯理论，使有结果无价值的观念进而兼顾行为无价值，以寻求行为人与社会间共同生活利益的平衡，尤其对于交通事故创立信赖原则，更是此精神之具体表现。而依传统过失犯理论或新过失理论，均不能排除行为人之预见可能性，但因行为人既已尽自己之注意能力与注意义务，那么行为人对于结果发生的避免，也尽了一般人所应尽的注意义务，所以此说“就免除注意义务之点而言，可以说比较符合刑法客观上之要求。”（注：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88年修订版，第364页。）
　　三、信赖原则的适用
　　基于危险分担之法理而生的“信赖原则”，与“容许的危险原则”都具有限制过失犯的成立作用，在处理交通运输事故，促进交通便利和对社会和谐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由于“信赖原则是一定社会相当性下的

信赖，信赖原则中注意义务的分配也应在信赖的基础上分配，因此，它都不是无条件、无限度的”。（注：周光权：《注意义务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日本学者对在处理交通事故中适用信赖原则的主客观要件作了深入探讨。（注：参见林亚刚：《犯罪过失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适用信赖原则必须存在着对其他交通参与者对于遵守交通法规以及交通惯例、交通道德的信赖，且这种信赖符合社会生活中相当性要求。“信赖的社会相当性”判断对信赖原则之适用至关重要。社会相当性的判断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且以现实的交通情形为前提，因而不能墨守成规。但在下列几种情况下，信赖一般不具有社会相当性。（注：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88年修订版，第286页。）(1)行为人本身违反交通规则，因而发生事故，对此信赖他人遵守交通规则，并采取适当的行动避免危害结果，不具有社会相当性，所以不能适用信赖原则。(2)在容易预见对方有违反交通规则之行为者，如酒醉之人或醉酒骑车之人，因其心神不正常，极易违反交通规则，以信赖其遵守交通规则而采取适当的行动以回避事故发生的，这在一般社会生活上不具有相当性。(3)因道路以及其他状况可以预见违反交通事件发生危险性高的场所，以及从周围的状况看不能期待采取适当行动的场合，如在住宅小区、道路有雪或其他无人行道与车道相区别的道路上，有众多的行人出于不注意的行为的情况下。在此，从社会一般情况看，不能信赖行人必能采取适当的回避行为。(4)对对方是幼儿、老年人或身体残疾而无保护人陪同者，此等人因大多数不能理解交通规则或即便理解也会基于本能而行动，因此不能期待其必能遵守交通规则而采取适当的回避行为，信赖此等人的适当行为，欠缺社会相当性。(5)对方的违反注意义务即将造成危害后果，行为人有充足时间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避免结果发生的，不能适用信赖原则，因为信赖原则并不是主张“被害者如有过失时，则加害者之过失即行消灭。”
　　基于危险分配理论而生的信赖原则在德、日已广泛适用于交通领域，但是近年以来，随着科技和社会发展，科技广泛用于社会以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但同时会牺牲某种程度的法益与安全。现代医学之发展使得重大医疗行为，仅靠几个医师行为难以完成，还须借助其他人如麻醉人员及护士等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其他行业如建筑业也需多数人的共同行为才能完成，而对这些需多人共同合作才能实行的危险性作业领域，其形态与交通工具有相似之处，对其发生的过失事故，如医疗过失、企业过失、监督过失等能否适用信赖原则以免除其过失责任，即信赖原则是仅为交通事故过失认定的原理，抑或是为一般过失认定之原理？这也是德日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面临的一重大问题。对于在交通领域之外适用信赖原则，日本学者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判例中过于扩大信赖原则适用面的作法流露出深深的忧虑。（注：［日］大ｚｈǒｎｇ＠①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1页。）在理论上也有不同见解。（注：廖正豪：《过失犯论》，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208-210页。）
　　1.肯定说。认为工厂的食品、药品、医疗等与交通在性质上同属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活条件所必需之设施或行为，在交通事故中发展并适用信赖原则，在食品、药品、公害或医疗事故时，就没有排除适用信赖原则之理由。
　　2.否定说。认为交通事故适用信赖原则，系经长期理论与判例之发展逐渐形成的，此原则是针对交通事故之特性而形成的，其他如食品、药品、公害或医疗事故，性质已与交通事故并非完全相同，考虑重点也不一致，因此应根据食品卫生或医疗行为之本质与社会的需要，逐渐经  由理论与实务充实而形成若干原则，因此主张无需适用信赖原则。
　　学者对上述肯定与否定之见解，多数采取肯定的见解。（注：转引自廖正豪：《过失犯论》，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211页。）在实务上，对于食品、药品生产企业是否适用信赖原则，日本有一著名判例，即森永奶粉砒素中毒案件。（注：参见［日］藤木英雄，洪复青译：《食品中毒事件之过失与信赖原则——关于森永奶粉中毒案件》，（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日］西原春夫，廖正豪译：《信赖原则与预见可能性——就食品事故与交通事故之比较》，（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8卷第5期。）案件发生于1955年8月，在日本关西一带，因森永奶业公司所卖的森永奶粉中含有大量砒素，以致多数幼儿中毒，有一百多名因而死亡，一万名以上罹患疾病。经有关当局派员调查其中毒原因，发现森永奶业德岛工厂为使奶粉的溶解度及安定性提高，须加入第二磷酸苏打，于是在1953年向该地药商“协和产业”购买第二磷酸苏打，协和产业最初交付“木山化学工业”所制的正常产品。1955年4月至7月，协和产业经“松野制药”向其他业者购买制造“矾土”而产生的废物，经脱色及再结晶后，冒充第二磷酸苏打交付于森永，该制剂的结晶外形与第二磷酸苏打颇似，但因此种制剂含有大量砒素，并非第二磷酸苏打的特殊化合物。森永收受后误认为是正常的第二磷酸苏打制剂，没有怀疑其是冒用同一名称的其他制品，未经检查，即将松野制剂掺入奶粉，致食用的幼儿发生上述死伤结果。案发后，德岛工厂厂长和研究使用第二磷酸苏打制剂的制造课长，依业务过失致死罪被起诉。一审德岛地方法院于1963年10月25日依森永乳业公司信赖协和产业向其交付的是同样品质之物，对协和产业将粗劣的松野制剂作为第二磷酸苏打交付的可能性或危险性不具有预见可能性，因而否定被告的过失责任，宣告二被告无罪。
　　检察官上诉后，二审高松高等法院于1966年3月撤销原判决，发回德岛地方法院。其理由是：(1)工业用第二磷酸苏打制造者并无对其制品予以如药局处方或试药相同之规格或品质之保证，所以收受使用之时，仍不能认为无以非第二磷酸苏打冒用第二磷酸苏打出售的可能性。(2)此种可能性虽微小，但关于食品制造不能漠视不洁物或有毒物万一掺入食品的不安感，因而有预见可能性存在的意义。(3)由此，身为食品制造者的森永从业员，应订购药局处方药品或试验药品，或于收受时，即有就其制品予以化学检查之注意义务。(4)被告怠于注意义务。德岛地方法院以此判决要旨，而作有罪认定，判除制造课长3年禁锢之刑，厂长无罪。
　　同一案件一审适用信赖原则，二审以“高速度之交通机关之驾驶者与食品制造业者，立场本已两歧，且交通机关或行人对于交通规则之遵守，与药品制造业者之同业规则并非同一性质”而否定信赖原则之适用。二审判决之认定，对于食品事故是全然不予适用信赖原则，抑是仅就本案不得适用？西原春夫认为并非全盘不予使用，“如食品制造业者所欲添附者，系使用本身安全之处方品，然而因药品制造业者之过失，误将标示相异内容危险之药品加入，结果制造贩卖有毒食品，致消费者于死伤，此种罕见案例，易于判断，因其系购入处方品，即无检查之义务，”（注：［日］西原春夫，廖正豪译：《信赖原则与预见可能性——就食品事故与交通事故之比较》，（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8卷第5期，第25页。）因而可适用信赖原则。
　　对于共同医疗行为，在医师与医师或医师与护士抑或护士与护士之间亦存在信赖关系。但因个案不同适用信赖原

则时，也应有所不同。大谷实对医疗共同作业中或组织体的过失行为适用信赖原则时提出了三点，应予考虑（注：参见［日］大谷实：《危险の分配と信赖の原则》，载于藤木英雄编《过失犯——新旧过失犯论争》，学阳书房1981年版，第124页。）：一是对组织体或共同医疗行为，如果不能明确划分权责，并确实防止灾害发生的，不能适用信赖原则，而应根据组织领导者或监督者的客观预见可能性，认定其有无过失。二是应考虑业务分担者的专门能力。如对参与医疗行为人除医生外，如护士、麻醉师、X光师等人的资格或能力的客观可信度产生怀疑，则应根据客观的预见可能的观点，以确定其对结果的避免义务或排除危险性程度的监督义务。三是就业务性质而言，危险程度越高，其注意义务越高，则适用信赖原则的范围越小。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土加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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