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会计的精神

论会计的精神

　　论会计的精神
　　
　　什么是会计？有观点认为，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凭证为依据，采用专门的技术方法，对一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的核算与监督，并定期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1]。如果我们用“语文”的方法，提炼出句子的主干，则这一概念可以表述为：“会计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更简捷一点则：“会计是活动。”据此，我认为这一概念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1、会计具有统一性。一笔经济业务应如何登记和做账，在全国都基本上是统一的，甚至有些可以超越国界而达到全球统一。而活动不具有这种属性，也许有人会说篮球、足球是活动，同样具有统一性，但我认为，这种活动统一的是游戏规则，而并非活动本身，如果统一的是活动本身，就意味着所有参加的人应当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参加同一活动，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最起码的一点，这种活动其规则就限定了参与的人数。
　　
　　2、会计具有确定性。也就是说，一笔经济业务应如何登记、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其基本原则、程序和方法都是确定的。例如我国《企业会计报告条例》第17条就规定：“企业不得违反本条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随意改变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基础、编制依据、编制原则和方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企业违反本条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改变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基础、编制依据、编制原则和方法。”而活动明显不具有这种属性，仍以足球为例，比赛开始后，只要不违反游戏规则，任何一方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随意变更自己进攻或防守的程序和方法，任何人无权干涉。
　　
　　3、会计具有强制性。即任何企业都必须对所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那怕设置会计人员的单位和企业也要委托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或专门的会计人员对其业务进行账务处理。例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条就规定：“本准则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应当按照本准则向国内有关部门编报财务报告。”而不进行账务处理是无法编制财务报告的。活动明显不具有这种属性，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任何一项法律法规曾规定有哪项活动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参与的。
　　
　　4、我们知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以及其他国家机关利用法律法规处理案件的活动，我们通常称为“执法”，但如果我们把这种执法活动与法律、法规本身混为一谈，那简直是非常可笑的。这一概念的错误之处在于——把利用会计技术、会计方法等进行经济管理的活动与会计本身混为一谈。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会计不是活动，也不可能是活动。那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一种制度，或者说是一种制度体系，是一系列制度的集合体。据此，我们可以把会计的概念表述为——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凭证为依据，采用专门的技术方法，对一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的核算与监督，并定期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系列制度、方法的总称。我认为会计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的会计，也可以称为纯粹的会计，就是指会计的核算、反映、监督这三项基本职能。广义的会计除了这些以外，还包括：账簿该如何设置、该采用什么样的记账方法、如何对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如何制作会计报表以及应当设置哪些会计人员和会计人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等，具体来说，就是还应当包括《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会计师条例》、《现金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因为这些法律法规可以说已经融入并贯穿到所有的会计教科书当中，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些法律法规来学习会计，是根本不可能学好的，或者说即使学了也是没用的，至少在我国境内是这样。
　　
　　既然会计是一种制度，那么这种制度的价值何在？制定这种制度的目的和宗旨何在？即通常所说的，为什么要制定这种制度？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所谓的会计的精神。换言之，就是国家为什么要制定这些与会计有关的法律法规。我国《会计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和加强会计工作，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会计工作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制定本法。”真的仅仅是这么简单吗？
　　
　　其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且共产党也不反对这一理论。我国《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两方面的结合[2]。所谓专政是指对极少数严重的犯罪分子实行专政[3]。而所谓的人民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其中社会主义劳动者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依靠力量[4]。可见，几乎所有中国公民都可以说自己是人民，哪怕是犯罪分子，在他犯罪之前和刑满释放后，也同样可以说自己是人民。于是我们可以说这种专政是事后的专政。而从法的原理上来说，犯罪分子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并不等于没有强制力），如果他受法律约束，他就不会犯罪，这就是所谓的“违法的人，其行为是不受法约束的”。可见法最终是约束了人民的行为，因为一旦人民的行为不受法的约束而超越了法的界限，就由人民变成了敌人。会计法等与会计有关的法律、法规是“法”，当然也不会例外，当然也就是国家用来约束公司、企业以及会计人员的工具。这就是会计法律、法规的本质。
　　
　　但为什么要进行这种约束呢？不可能是凭白无故的，肯定是有原因的，但具体是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得从会计和税收的发展史说起——
　　
　　其实，在人类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一开始，特别是在文字产生以前，由于生产的规模很小，人们是不对生产进行记录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开始在绳子上打个结来记录生产中的一些事，这就是“结绳记事”，由于这种记录方法的相似性和不确定性，导致这种记录容易混淆和忘记，慢慢的人们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替之，符号的进一步发展就产生了“文字”，但这时的记录基本上还停留在一对些重大事项的记录上，这种记录的进一步细化，扩张到了投入和产出的数量的记录，于是产生了“数字”和“计数法”，数量记录的发展，演变成了数量的“计算”，简单的“加减运算法则”应运而生。从生产的属性上来看，由于边角废料的存在，产品的绝对数量总体来说是呈减少的趋势，这就是损耗，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产生了“成本”的概念和观念，“计算”也就相应地变成了“核算”。但这时这些记录等工作，基本上是由生产人员作为一种附带性的工作来进行的。随着生产的进一步扩大，这些工作从生产中独立出来，于是产生了“会计”和“会计人员”。但这时的会计基本上是由业主自己进行的，随着雇佣劳动的出现，会计便增加了“监督”职能，当业主把会计交给其他人去做的时候，会计人员便承担起了向业主反映情况的工作，于会计便产生了“反映”职能，现代意义上会计报表制度，实际上就是反映职能的发展。这就是现代意义上会计的记录、核算、监督和反映等职能的产生过程（有的书上也将记录职能归入核算职能）。
　　
　　但直到这里为止，会计仍然是狭义的会计，是纯粹的会计，仍然是生产经营者自主的会计，国家基本上是不参与的，也没有参与的必要。而国家又是怎样参与到会计中的呢？这又得从税收的发展史说起。
　　
　　税收最早是采用实物形式缴纳的，如英国的羊毛税，法国的兽皮税，瑞士的麻布税，北美的牦牛税，我国古代所谓的“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史书上记载的周代的“九贡”都是实物征收形式，宋代实物收入的内容更广泛而具体，分为谷、帛、金铁、物产四大类，仅谷类就有71种之多[5]。这就必然要求税率只能采用定额税率，所谓定额税率，又称固定税率，是按单位征税对象，直接规定固定税额的一种税率形式[6]。说简单点，就相当于“一亩地纳多少粮”。这种税收形式可以说是原始的、粗放的、不精确的。因为直到此时为止，人们收入的多少和国家的税收的多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国家也就基本上不参与会计，使得会计仍然处于“纯粹的会计”的阶段。
　　
　　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企业大量的出现，并越来越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这就是由农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这就向传统的“定额税率”的税收形式提出了挑战——由于公司、企业的个体差异非常大，不象土地一样可以用面积为衡量标准，不可能让每一个公司、企业都交同等的定额税，但不对公司、企业征税，国家又不甘心，于是，以收益为征税对象的比例税率应运而生。所谓比例税率，是指应征税额与征税对象为等比例关系的税率[7]。在英国最早兴起了对所得额的课税，一开始是为了应付由战争引起的庞大经费开支，只是一个临时性税种，随着战争的发生和停止而时兴时废，因此又有“战时税”之称，直到1874年才成为英国税制中的一个永久税种，以后相继被世界各国所采用[8]。这样生产者和经营者收益的多少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就由原来定额税率制时的无关紧要变得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公司、企业的老板，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做账时多记录支出，少记或根本不记录收入，把盈利变成亏损，从而减少所上的税。这肯定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是不会得到国家的允许和赞成的，因为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手段，目前，税收收入在我国家财政收入中已占95%以上，在日本占91%，英国占96%，美国占98%[9]。而在我国的现行税制当中，仅消费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三大流转税就占税收总收入的70%以上，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20%左右[10]，加起来就超过了90%，而这些税种都是实行比例税率，可见，会计做账的真实性成了决定国家财政收入多少的关键环节，这就使得会计的规范化变得刻不容缓，于是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方式逐步参与到会计中来，力图规范会计行为，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税收，慢慢的，就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在利益的驱动下，可以说，今天的会计，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会计”，国家法律、法规已经渗透到了会计的每一个环节，会计的点点滴滴都是国家“人为”雕琢的产物。所有的会计人员啊，你知道你在为谁辛苦为谁忙吗？
　　
　　如果觉得还不够具有说服力，那么，请看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当中的第201条：“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www.fwsir.com)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会计的精神表述为：会计是一种制度，制定这种制度的目的和宗旨是为了规范公司企业的做账的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税收。其价值可以等同于税收的价值。
　　
　　结语：国家具有对内维护阶级统治、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对外抵御外敌入侵的基本职能，这一系列活动都需要钱、需要经济支持，而如前所述，我国95%的财政收入来自税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要税收的存在，等于不要国家的存在，税收的重要性可以等同于国家的重要性。纳税是每一个公民的光荣义务，我们完全可以正大光明，但几乎所有的会计教科书都只告诉我们该如何对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而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以至于很多会计人员对此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连《会计法》也对本文所说的“会计的精神”闪烁其辞，我真搞不懂，我们到底怕什么？

凯歌’的保安看到，接连上来了十来个人把三个出租车司机揍了一顿。三个人不服又找来一帮人，架越打越大。晚上快12点，福州110出动了两辆警车想平息态势，结果刚停在门口就被一哄而上的保安团团围住，用钢钎扎破了汽车轮胎。”这桩哄动一时的“袭警案”结果悄无声息的不了了之。

　　警方人士说，利用徐聪荣的关系，陈凯还在司法系统内提拔和他利益相关的人。涉案的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和陈凯自小就认识，吴××是在基层派出所干了14年之后才提拔上来的。

　　陈凯娱乐场的赌业终于还是碰上了麻烦。1997年《福建晚报》某记者曾在报纸上披露“老虎机”问题，没过多久该记者家中被黑枪袭击，玻璃和天花窗被击碎，这一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事件后来导致了福州老虎机的全面整顿。该记者回忆说:“事隔一年后，我和几个朋友在陈凯的酒楼吃饭，陈凯出来敬酒，面带笑容，说久闻大名，向你开枪的人实在很卑鄙。”此后陈凯和该记者成为朋友，陈凯曾对媒体称，“要到我的‘凯歌’采访明星，先要通过该记者”。12月12日，记者从警方获知的材料，根据已经调查的结果，1997年的黑枪确为陈凯雇人所为。

　　两亿元违规借贷

　　陈凯日渐庞大的“娱乐王国”尽管一再得到政治层面的助力，却并没有解决始终捉襟见肘的资金问题。于海说:“陈凯在娱乐场所和打理各种关系上的开支过于浩大，他的资金实际上一直并不宽松。”

　　1993年陈凯用“老虎机”的赢利修建完两个全嘉福酒楼后，便第一次遇到了严重的资金困境。酒楼原来的一名经理告诉记者:“酒楼建完，已经没有装修的钱，陈总从银行贷了250万元用于装修和酒店开业。”知情人说，这250万的贷款是以全嘉福酒楼本身为担保，“但是这两座楼的地都是租来的，酒楼只有经营权，算不上实体，这不符合正常的信贷程序。”记者在调查中得知，这笔贷款为陈凯鼎立相助的是中国银行福州分行原行长陈秀竹。陈秀竹在陈凯事发不久，便被批捕，随即进入起诉阶段。办案人员在清理中行福州分行不良债务时发现，从陈秀竹手上违规借贷给陈凯的资金多达两亿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行现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两亿元贷款中的任何一笔无一例外都是没有实力的单位帮助担保，或者根本没有抵押物。”“陈凯这些年的利息拖欠就超过3000多万元。”

　　据这名官员介绍，陈秀竹是“文革”前的人大学生，人看上去很斯文、性格内向，“在他手下的支行行长甚至都觉得要去猜测他的意图，我们都觉得他是个不太擅长与人交流，也不太好接近的领导”。陈秀竹肯如此为陈凯出力让许多人不解。知情人分析，因为陈凯最早的“南方娱乐城”就在中行边上，中行的职员经常周末或者过节要在陈凯的娱乐城搞活动，二人有可能因此结识。“陈凯出手阔绰又与社会名流有诸多交往，陈秀竹刚开始确实曾看好过陈凯的企业，想有所扶持。但是陈凯如何与陈秀竹逐步深交，的确不得而知。”

　　有了一个坐镇资金审批口上的人，陈凯的资金困扰要减少许多。1994年，陈凯斥巨资收购在福州赫赫有名的海山宾馆，这个同样集住宿、夜总会、桑拿、酒楼和赌博机的综合性宾馆后来被证明成为陈凯主要的赢利项目之一。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行官员说，“海山宾馆的资产评估为7000多万元，陈凯用3500万元收购了一半的股份，如果没有陈秀竹，以‘凯旋集团’当时的实力不可能完成收购。”陈凯与中行有关官员的熟悉程度，据说到了隔三差五就“凑在一起打麻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中行内部进行“岗位轮换”，陈秀竹由于年龄偏大的原因被从一线调入人行工会，失去了资金审批权。

　　1998年“凯旋集团”再度陷入低迷。“一方面，凯歌音乐广场的修建用去了陈凯的绝大部分资金;另一方面，大规模房地产项目的破土动工一度让陈凯一筹莫展。”知情人评价说。记者在福州市工商局查询的“福建凯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档案显示，“凯旋花园”项目立项时间是1998年4月28日，总投资额205亿元。“如果没有银行资金注入，陈凯将难以为继，但一旦资金到位，按目前每平方米5000元的均价简单计算，这个项目将赚2亿元左右。”

　　周先生回忆，就在1998年5月的那个当口，凯歌音乐广场快修建好、开业之前，“‘凯歌’突然发生离奇大火，陈凯的解释是电焊产生火花所致。火烧得很厉害，有些是不在理赔范围的，外面传怀疑是改动了时间或其他，消防也帮助出具了证明。听说保险公司最后作了赔偿。”“骗保”一说的真实性目前未必具备有力的证据，但陈凯“娱乐王国”的资金链在陈秀竹退居二线后出现断裂却可以被完全证实。

　　知情人士对记者说，陈凯的解决之道是找到陈秀竹之后的替代者，“他的目标是时任中行另一位领导，陈凯给施送了一张银行卡，里面有20万元的现金存款，当时表示的意思是这只是第一笔”。但“该领导把银行卡的储户名修改为‘陈凯’后，将卡寄还给了陈”，“陈凯无奈之下又找到了工商银行福州分行”。

　　这些贷款的关键性工作都是陈凯的财务总管替他完成。“陈凯一直未婚，此总管算是他身后的女人，所以才死心塌地地替陈凯打理这一切，但这段关系陈始终没有承认。”知情人说。

　　陈凯的仕途努力

　　记者从警方内部人士得知，警方在两年前就想发觉陈凯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有力的证据。

　　陈凯案的突破口是一名涉嫌“顶包案”的福州官员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方××。知情人告知，“2001年，在方××仍是鼓楼区委书记的时候，在福州西二环上撞了一个人，找司机顶包，当时盖了下去，又利用关系将司机放出来，透过福州市公安交警部门，把事故责任推给死者，自己只赔偿三五万元人民币。但死者家属坚决不答应，后来方××提出私了，赔偿死者家属的费用，并从其下属福州市鼓楼区房管局等单位从公款支付80多万元，其中赔偿死者家属几万元，其余数十万元被私分掉。后来在纪委专案人员的追查下，发现这80多万存于方私人金库中的钱都来自陈凯。”“一个大案由此被揭开了盖子。”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刚刚被“双规”的福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宋××的儿子几年前就去新加坡留学，方××的女儿被送到英国。据称，这些官员子女一年的许多学费都由陈凯提供。

　　知情人说:“福州很多机关干部在陈凯的几家生意里都入了空股，每年分红，吃年饭的时候很多地方官员来捧场，在案的很多人都是在吃年饭的时候收的红包，有时候红包就干脆在‘凯歌’的包厢里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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