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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通货膨胀成因探究
我国当前通货膨胀成因探究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
对于通货膨胀程度的度量，主要有GDP平减指数（又称缩减指数）、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简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等指标。我国较多地采用CPI来衡量通胀水平。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
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四种类型：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另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国际间传递也是一国（地区）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一）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当其价格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传导到下游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强，其价格上涨会导致诸多产品价格（包括工资）的上涨。
（二）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
由于去年美国次贷风暴爆发，造成全球流动性紧缩，美国为了挽救其金融机构及经济增长，向市场大量注资，同时连续多次减息，造成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泛滥，食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不但创历史新高，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三）经济快速增长，固定投资过热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3月份增长17.8%），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分企业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2.9%；集体企业增长11.6%；股份制企业增长18.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4.3%。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7.3%，轻工业增长14.7%。分产品看，发电量和原煤产量分别增长14.0%和14.6%；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增长8.6%和12.2%；汽车增长15.8%，其中轿车增长14.7%。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一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7%，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三、政策建议
经济学中存在所谓“有多少目标就应该有多少手段”的说法，即在面临多重目标的情况下，为实现目标，必须使用多重政策手段，而且要掌握好“度”。鉴于我国既要防止通胀，又要预防经济通胀转入通缩的双重目标，以及当前通货膨胀是由诸多因素所导致的现实，笔者认为缓和当前通胀局面应采取“一揽子”措施，赞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的“组合拳”出击。
（1）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国际收支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也即要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人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的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人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4）加强金融特别是特定经济部门的监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在全球就有很强的传染性。虽然在目前的金融自由化大趋势下，各国提倡金融以及经济自由化，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中不稳定性因素多而复杂，并且我国刚刚彻底的实现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因此，我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金融、经济管制的同时，也应该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律以及通过体制的不断完善加强监管，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分业监管体制下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金融监管真空以及重叠区域，从而避免由于金融的不稳定性推动货币进而经济尤其是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理财产品，加强银行流动性管理。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优化信贷投向结构；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贷款需求；进一步引导资金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流动；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www.fwsir.com)推动商业银行采取主动的流动性管理措施；建立规模适当的多层次流动性储备，实现流动性与效益性相协调；进行积极负债管理，减轻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部分学者倡导通过人民币快速升值来“釜底抽薪”，减少国际游资流入，虽然有利于降低生产资料进口成本，阻断国际通胀因素的输入，但由于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存在“棘轮”效应，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较低的水平，当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剧减之后，如果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甚至衰退的局面，那么政策当局很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资本项目的增加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剩，但是只要这些资金不进入流通环节，就不会加剧通货膨胀程度。因此，如何化解因国际资本流入而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及其伴随的信贷扩张就成为货币当局直接面对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由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屡次上调，考虑到国际利差因素，已经没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空间，如果央行进一步强化执行银行信用控制的政策，这与流动性过剩因素结合在一起，将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从而加剧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博弈的目标冲突，构成了反通胀政策力度选择与执行效果的强扰动因素。
总之，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就业、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商业银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以及货币政策尺度的当前位置，约束了反通胀政策力度的选择范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多种目标，而这些目标之间并非完全一致，目前的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牵制着为实现反通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中国整体的宏观调控应当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目标的成本和收益，在综合排序的基础上权衡利弊。由于通货膨胀会导致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紊乱，并产生巨大的再分配效应，其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阶层。因此，应坚持反通胀的目标。货币当局需要在充分考虑这些牵制力量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妥善决定反通胀政策措施的力度，精确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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