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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愿意听“敌人”的话
这是一个近乎于“白痴”的问题。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中辛苦的工作着、奋斗着，甚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过去，我们一直是把罪犯当作“敌人”来对待的。也许，这在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并不为错。因为，那时大量的敌人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新中国。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敌人，也把他自己当成我们的敌人，自干接受我们的打击和改造。这倒不是我们树敌，而是正正真真的是敌人。尽管，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把他们当车敌人看待。
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已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依法治的理念，罪犯是公民，是限制了权利、或者剥夺了权利，同时，又需要特别保护权利的公民。否则，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国务院要特别发布一个有关罪犯状况的白皮书了。有人会说，白皮书是出于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其实，我也不否认这一点，但远远不仅仅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表明了对罪犯人权的一种客观描述；一种对社会舆论、世俗的一种引导；一种对罪犯人权的态度。
我不知道，谁会把敌人当朋友，谁会听自己的敌人的话。我的常识告诉我：对敌人要狠，对敌人要保持足够的戒备，对敌人要冷酷；对敌人的话尤其是甜言蜜语要格外警惕，防止受骗上当，防止被拉下水。
罪犯中确有“花岗岩”的脑袋。但毕竟是少数、极少数。尽管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但我们亦不能造成安全防范资源的过度浪费，更不可处处皆敌人。
然而，我们却经常，其实就是时时刻刻，要我们的敌人听我们的话。固然，这是在强制的条件下，在罪犯失去自由的前提下。但是，罪犯的思想是远远不能限制的，也无法限制的。这就使我们的工作，教育改造工作失去了基础。这就是古语说的：对牛弹琴了。
这就告诉我们，和敌人，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同理，敌人和我们也缺乏沟通的平台。既如此，我们的教育转化工作就是理想化的空中楼阁了。
其实，话又说回来，我们并没有把罪犯当成敌人，而是，戒之以规，疏之以理，导之以行。我们苦口婆心、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才使得他们重返社会，获得新生。
法治社会，我们倡导罪犯的公民地位。这已不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律问题。2003年6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居民身份证法》就明确规定：罪犯可以申领居民身份证。这就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信号：罪犯是地地道道的公民，并且国家在制定法律时，特别强调了罪犯作为公民的法律地位。就是以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为目的的《刑法》，也同样将保护罪犯的权利放到了应有的位置，并且设置了具体、明确的条文。
我国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公正、权利、民主、宽容等现代精神的张扬与传播、普及与实现。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应当是，我们党在集中精力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要人为的树敌，更不要刻意去深挖什么“敌人”，故意去制造什么“敌人”；恰恰相反，我们要摆脱过去的“泛政治化”的影响和阴影，并进而走上“法治”的轨道，、；我们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努力化解矛盾，减少对立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改造罪犯，其最终目的是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建设现代化。我们要围绕国家发展建设的大局，按照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去谋划改造罪犯的战略、手段、技术，其中首要的是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要动辄说罪犯是“敌人”，还是“人民”，因为“敌人”、“人民”都是政治的概念，是我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泛政治化”的年代里特有的语言。在现代社会，我们要深化的是“公民”的概念。我们要在法治的框架下，平等的对待罪犯（高文语），尊重罪犯的人格尊严，保障罪犯的一切权利。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谈得上改造罪犯、教育罪犯，去潜移默化罪犯，去净化罪犯的灵魂，最终实现刑罚的目的，实现社会主义监狱挽救人、改造人的宗旨。
可见，我们始终要记住的是：我们不会听敌人的话，敌人也不会我们的话，这是因为，敌人不会听自己敌人的话。这就是心理学上沟通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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