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之影响

“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之影响

摘 要 “以儒释法”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现象，起源于汉代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完善于唐代。其核心在于强调儒学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以儒家伦理价值观作为判断罪与非罪、衡量刑罚轻重的依据。“以儒释法”的出现打破了汉代以前儒法对立的局面，并将法令赋以道德的内涵，缓解了秦代以来严刑苛法与百姓间的矛盾。本文围绕董仲舒的“春秋决狱”，阐释“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关键词 以儒释法 春秋决狱 论心定罪 以礼入法 
　　作者简介：王晶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系。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08-05 
　　一、以儒释法概述 
　　（一）以儒释法的产生背景 
　　以儒释法之风发端于西汉中期，由公羊学派大师董仲舒提出。汉朝建立初期，战火初定，百废待兴。为了重振经济、稳定民心，同时也吸取了秦朝严刑苛法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以黄老学说为指导思想，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在发展生产与缓和社会矛盾上取得一定成效。直至西汉中期，封建经济繁荣发展，中央政权得到巩固，汉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 与此同时，各诸侯国实力增强，对中央集权构成实际威胁。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因其过于温和，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形势；而重新采用法家学说作为主导思想，又难免重蹈秦朝苛法横行之覆辙。wwW.11665.Com于是，由董仲舒创建的融合了儒、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的新儒学应运而生。以董仲舒为首的汉代大儒极力提倡将儒家的礼制思想用于引导并规范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同时针对法家因坚持重刑而无法从根本上劝人向善的弊端，提出“德主刑辅”的理论，顺应了时代需要，并为汉武帝所赏识。自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在汉代政治及思想上的主导地位正式确立，反映到法律上即为以儒释法。董仲舒认为，从儒家经典当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法律原则，并将其用于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儒家经义逐渐成为国家制定政策和立法、司法、执法的最高依据，由此而盛行“春秋决狱”。自汉以后，法律受儒学支配一直是中华法制文明的主流。
 　　（二）以儒释法的概念解析 
　　以儒释法，是指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论依据，并按照儒家经义的精神解释和施用法律，从而将儒家经典法律化。儒家经纶中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和原则，如认为法律应与人相结合，缺乏道德教化是犯罪发生的原因之一，主张以宗法伦理道德作为法律实践的准则等。孔子提倡判例法而贬斥成文法，“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孟子反对实施酷刑，提出“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荀子认为礼法为一家，“《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以儒释法通过将儒学义理及其所倡导的道德理念渗入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使儒家思想得以为法律所承认，乃至获得法律上的效力。与此同时，法律条文及司法活动由于被赋予道德内涵，秦代以来的严刑苛法得以收敛，法在以施刑惩戒违法者之余也增添了“以德服人”的效果。 [论文网]
 　　二、以儒释法的主要内容 
　　（一）原心论罪 
　　原心论罪，是指判案过程中，应当在案件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分析论证罪犯的主观心态，根据行为人的犯罪动机、主观意愿来确定罪之有无及量刑之轻重。根据《太平御览》的描述：“《春秋》之义……君子原心，赦而不诛。” 在当时成文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董仲舒从《春秋》这一儒学经典中摘取一则判例“许止进药”，并从中引申出“原心论罪”这一法律原则。《春秋繁露·精华》记载：“春秋之听狱，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主观恶性大者，即使犯罪未遂也应受处罚；“首恶”更应从重论处；主观无恶意者应从轻论处甚至免其刑罚。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儒家义理依然是断狱者在司法活动中应参考的重要依据，在判断犯罪行为人主观善恶及量刑中具有重要作用。
 　　秦代奉行客观归罪的审判原则，司法实践中只关注既已发生的犯罪结果，而忽视动机和实质，往往将案件引至相反方向，甚至造成“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 的恶劣影响，将法的公平正义置于不顾。汉代实行的“原心论罪”将人之本心视作良善与奸邪的源头，以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区分不同犯罪，是对秦代不顾本意如何皆一概而论的矫正，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法律僵化而导致的一些弊端。“原心论罪”原则的中心是行为人主观意愿的善恶，其判定标准源于儒家的伦理规则。该审判原则的确立，客观上促进了儒家义理与法律制度的融合。
 　　（二）亲亲相隐 
　　亲亲相隐，也作“亲亲得相首匿”，指“大功之亲”范围内的近亲属之间可以隐匿犯罪行为、不互相告发和作证而不予制裁或减轻处罚。其中，“隐”有不言、隐瞒之意。 
　　亲亲相隐的思想渊源于春秋时期，《国语·周语》中提出，“君臣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认为从宗法伦理的角度来看，君臣、父子之间明知其有罪也应当隐而不宣，否则是罔顾人伦的表现。秦代及汉初期的思想家进一步肯定了“子为父隐”的原则，即卑亲属可容隐尊亲属，该原则亦被写入当时律法。汉宣帝时颁布诏令，承认父子、夫妻间的亲情是人的天性所在，故而即使亲人触犯律条，招致祸事，“犹蒙死而存之”，并明文规定“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间接肯定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双向原则，正式将“亲亲得相首匿”确定为汉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并为唐代扩大“容隐”主体的范围，认可“同居相为隐”奠定了基础。该原则的确立，区分了亲属间与非亲属间隐瞒犯罪事实的不同性质，同时也是以礼入律、情融于法的重要表现。
 　　亲属之间隐瞒犯罪而不受刑罚处罚，其理论基础源于“亲亲”这一中国古代家族伦理的基本内容。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亲属关系是连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紧密的纽带，是一切其他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更是“爱结于心，仁厚之至” 的重要体现。在推崇以孝为先、鼓励“移孝作忠”的古代封建制社会，“爱亲之心”作为孝悌之道的扩展，推广开来亦有助于“人人亲其亲，长其长” 的平安治世的实现。

　三、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 
　　（一）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的积极影响 
　　1.论心定罪，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 
　　由于立法本身的相对滞后性与稳定性，在司法活动中刻板地遵循法律条文难免会造成情理法上的冲突。如在“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 一案中，倘若按律法规定，则“殴父也，当枭首”。本为保护父亲却换得一份死刑通知书，莫不令人寒心。而董仲舒从儒家伦理角度来看，则让案件有了实质上的改观：“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 故而案件应改判为“不当坐”。在董仲舒的逻辑

　　此外，要在民众心中树立法律权威，法律应当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不仅要依靠国家暴力机关的强制措施，更重要的是法律自身要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情理法兼而顾之。道德是法律的思想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制度实践。二者在某些层面上具有共通之处；譬如正义、公平、诚实信用等法律的基本原则，其本身就是道德观念的重要成分。正是源于有了道德伦理的补充，法律规范才能够焕发出人性的光辉。任何一部摒弃了道德的法律都是存在缺陷的，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终将为人们所抛弃。历史一次次证明，唯有顺应民意的法律才能够根植于民心，从而枝繁叶茂。
 　　以儒释法，将儒家伦理赋予法律含义，将身份人伦注入法律实践，做到“情理法”兼而顾之。以《春秋》作为审理案件的理论依据，以儒家的价值观重塑法律精神，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秦时期儒法二学说对立的僵持局面，同时也开创了法律儒家化的先河。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始于西汉，遂于唐代，以《唐律疏议》的颁行作为标志，自此礼法合一，凡事“一准乎礼”，儒家经义完成了对成文法的彻底改造。礼作为中国传统法的灵魂，它特有的价值追求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继汉代之后，“忠、孝、节、义”等儒家道德观转化为现实的法律制度，并不断法典化，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立法、司法活动。例如《晋律》“准五服以制罪”，以血缘之亲疏决定罪行之轻重，凡是违反礼教的罪犯皆处以重刑；《北齐律》更是将不孝罪定

　　由此，道德与法律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概念，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发挥效用的具体范围及途径亦有所区别。法律不能随意支配道德与否的评判标准，道德亦不应当对立法和司法活动横加干涉。然而以儒释法明确将儒家的道德理论和是非观念提升到法律之上，以道义判定罪与非罪，以情理权衡罪行轻重。这样的做法既影响到法律的独立运作，也淡化了道德的概念。
 　　3.导致人情得以干预司法 
　　尽管惩治虽未触犯法律而有违纲常者从道义上来说无可厚非，对合乎于理的违法者从轻处罚或免其罪责也是儒家轻刑恤民的体现，但在实践中还往往会出现以下两种极端情形——一是对为坚持正义但触及道德底线的罪犯不仅判以重罪，甚至不惜法外加刑。如晋朝一位名为李忽的女子，为阻止其父谋反而杀之，尽管所犯的是杀人罪，但其初始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稳定，理应作为从轻情节作为减刑的参考依据。但其时的断狱者根据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认为此女“无人子之道……伤风污俗”， 对其处以极刑。李忽的大义灭亲之举固然有悖于传统孝道，但综合来看，这一行为维护了爱国忠君之大义，在二者不能兼而得之的情形下，放弃孝道而效忠国家却遭受残酷刑罚，实显不公。第二种极端情形是，但凡情苟可恕，即便是再穷凶极恶、手段残忍的罪犯，最终都有被赦免的可能。《宋史·孝义传》中记载了数个宽赦有孝义的杀人者的例子。河间人李璘的父亲在契丹犯边时为陈友趁乱所杀，几年后，“璘手刃杀友”，在核实其为替父报仇后，“太祖壮而释之”。 京兆人甄婆儿为惩治击杀其母的仇人董知政，“取条桑斧置袖中，……以斧斫其脑杀之”； 宋太宗为嘉奖她为母亲报仇的孝义之举，不仅没有定罪，反而特赦了她。这两种极端情形，尽管甚少发生，但其影响之恶劣，严重有损于法律的威严，不仅使人谈法色变，更动摇了百姓对法律的信仰，同时也使得法律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另外，儒家“亲亲相隐”思想中蕴含着十分浓重的人情色彩，这与法律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尽管亲属拒绝为犯罪嫌疑人做有罪证明这一点即使在现代法律中也无可厚非，但亲属隐匿罪犯行踪则明显是对正常司法和刑侦工作的严重干预。为了获取家族私利而阻挠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行为本身并不道德，不仅不应被合法化，更不应将其作为司法原则大肆推行。在封建的小农经济下的宗法制度中，“君父同伦”、“家国同构”一直是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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