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性投资

责任性投资

一种观念和实践的变革（续）


    责任性投资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公司治理及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些运动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要讨论责任性投资，不可避免要谈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最新发展。反过来，谈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也不能不说说责任性投资。联合国及其机构、各国政府和金融服务业都作出了积极姿态，加入到如火如荼的国际、国内以及企业责任政策与规范的制定工作中来。1999年道指推出系列责任性投资指数，2001年1月FTSE也推出相似指数。责任性投资的新概念已扣响亚洲的大门。亚洲责任性投资基金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成长中的责任性投资
    尽管责任性投资目前在全球管理基金中所占比例仍不大，它的增长速度却很快。根据社会投资论坛、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可持续负责任投资联合会（ASrIA）等责任性投资研究机构的报告，1995年美国社会投资的数字是6，390亿美元，1997年增至1.185万亿美元，1999年又达到2.16万亿美元。即美国用于专业投资的资金中每8元就有1元是责任性投资。而责任性投资互助基金在专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已达13%。
    在加拿大，责任性投资基金约有500亿美元。1998年6月以来，责任性投资互助基金增长了75%。而一般互助基金只增长了30%。在欧洲，220家责任性投资基金掌管着近600亿英镑的资金。在英国小型责任性投资基金吸纳了约33亿英镑的资金，这一数字有望在三年内增至100亿。在德国，仅去年一年责任性投资基金就增加了两倍，由5亿欧元增至15亿。
    在亚太地区，责任性投资近两年来在日本和澳大利亚也有迅猛发展。在日本，新增的7家责任性投资基金在短短20个月时间就吸引了11亿美元的资金。在澳大利亚，责任性投资的历史则更长，目前共有7位基金经理经营责任性投资基金。虽然当前投资总额只有10亿澳元，但这种情况有望在近期得到改变。一些市场新星，如AMP、Rothschild，正努力挖掘人们对责任性投资的兴趣。在新加坡，去年一家致力于妇女平等就业的小型基金开业。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羽翼丰满的国际责任性投资基金正在这一地区积极活动，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寻找在亚洲的投资机会。
    衡量业绩
    1990年多米诺400社会指数（DSI）诞生。该指数以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为蓝本，目的是提供一支美国普通股票的市值加权指数。该指数以400家通过广泛社会甄别选拔的企业为对象，对其财务状况进行监测。这400家企业（其中约250家也包括S&P500指数）在社区、平等机会、雇员关系、环境及产品安全等方面有良好表现，且均不涉及酿酒、烟草、赌博、军工和/或核能发电等行业。股价低于5美元的企业也被排斥在该指数之外。
    诞生于1994年的市民指数（Citizen's Index）根据美国最大的300家上市企业普通股票的市场加权编制。这300家企业都是通过财务、社会和环境甄别选拔而来。其中有200家也是S&P500指数编制的对象。
    Calvert社会指数（CSI）是衡量美国大型社会责任企业业绩的又一基准。该指数最初编制时是选用了全美最大的1，000家纽交所及纳斯达克-美交所上市公司，并根据它们的季度平均市值作降序排列。每年九月依据五月底最新的前1，000名企业排名对指数进行重新编制。2001年3月31日613家企业被编入该指数。负责编制指数的Calvert集团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每家企业的社会表现。
    1999年9月道指可持续板块指数（DJSGI）——全球第一支可持续指数 —— 的出台，标志着人们已接受了基于“可持续性”的企业发展思路。这一思路尝试通过利用机遇和控制经济、社会及环境发展风险，为企业所有者创造长期价值。
    DJSGI指数是道琼斯公司与可持续投资先锋，总部设在瑞士的SAM可持续集团合作的产物。道琼斯公司计算并发布数据，SAM集团则根据这些数据进行企业评级和选拔。DJSGI指数吸收了共200多家企业，它们分别来自36个国家和64个不同行业，是可持续发展企业中排在前10%的佼佼者。截止2000年8月底，DJSGI企业总市值超过5万亿美元。
    DJSGI共拥有一支全球指数，北美、欧洲、亚太三支地区指数以及一支针对美国的国家指数。以上各支指数又分别有四支专门指数作为补充，它们分别是非酿酒行业指数、非赌博行业指数、非烟草行业指数以及非以上三种行业指数。这些指数的实时信息通过Bloomberg、路透对外公布。
    2001年1月FTSE宣布FTSE4Good系列指数将于今年六月投放市场。这项计划是FTSE同联合国儿基会共同发起的，而儿基会也将因此从该指数创造的各种收费中分得40%的收益。FTSE4Good系列指数分别针对四个地区范围，即英国、欧洲、美国和全球。所选用的企业将全部是在环境、人权及社会等问题上有着可靠可信记录的。FTSE国际进行的初步研究显示，每个地区范围中一半以上的企业将落选。为配合FTSE4Good系列指数的推出，Close Fund Management将筹建一支新的基金专门跟踪该指数。
    认真研究、积极管理
    一家典型的基金总是包含四个组成部分：基金经理、投资标准、内部和外部研究以及独立委员会。基金经理代表了决定资产分配与投资方象的决策机制。投资标准是基金经理必须遵循的投资指导原则和限制规定。基金经理借助内部和外部机构提供的研究结论指导其投资决策。委员会由独立任命的个人组成，定期召开会议，监督基金的经营是否符合事先确定的标准。
    实施责任性投资要求对企业进行大量调研，远远超过传统的财务状况调查。Kinder，Lydenberg & Domini（KLD）就是一个例子。它专门为机构投资者提供责任性投资调查服务，如确定业绩基准、进行企业责任制研究以及像会计师事务所那样提供咨询服务。KLD还专门为社会甄别组合投资设计业绩基准。1990年它发展并推出了DSI，率先尝试提供社会甄别影响财务业绩的有关信息。
    以往业绩
    进行社会投资会

得到好的回报吗？正如有关投资的任何问题，答案不是简单的是与非。1999年伦理投资研究服务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责任性投资基金的年度收益略低于传统投资基金，但它们的收益稳定性和持续性却高于不从事社会甄别的基金。瑞士银行Sarasin对65只欧洲股票所作的另一项研究表明，责任性投资的回报至少与传统股权投资持平。
    责任性投资是否能取得高额利润，关键要看投资对象的选择。首先每家责任性投资基金有自己的特点——所奉行的投资标准不同，有些基金采用极其严格的筛选标准，不惜将某些工业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整个部门拒之门外。更多的责任性投资基金则采用让多数企业过关的宽松标准。此外，随着各种股东权益形式的发展，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办法日益增多，责任性投资基金投资的对象范围也相应扩大。一些社区性投资项目通过提供高社会效益以弥补经济回报不足的缺点，同那些单单追求高利润的投资项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过去投资界主流冷淡了责任性投资，究其原因，是因为各种社会和环境标准的限制束缚了基金经理的手脚。也正因为此，大家往往认为责任性投资基金的业绩低于市场平均水平。比如一家名为Parnassus的基金在1995年的收益仅为2.91%，而当年的S&P500指数涨幅高达50%。这一现象更坚定了前面提到的这种看法。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经过数年的发展，Parnassus基金的竞争力正在不断加强。1996年3月进步环境基金（Progressive Environmental Fund）因资产不足、业绩不佳等原因解体，这对于责任性投资无疑更是雪上加霜。然而责任性投资倍受怀疑的时代即将结束，光明近在眼前。
    从各方面来讲，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存在阻碍责任性投资基金改善其市场业绩的内在原因。建立多米诺社会指数（DSI）的目的就是要展示采用社会和环境标准并不妨害长期经济利益。去年的Holden Meechan的一项调查显示，责任性投资基金在英国乃至全球都有不俗表现。
    近期股市的剧烈震荡给众多传统基金和责任性投资基金造成了损失。2000年下半年，S&P500指数下降了8.72%，全年损失为9.10%。2000年对股票市场和互助基金投资者可谓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许多责任性投资基金损失惨重。市民基金麾下的核心增长基金在2000年下半年损失了其价值的20.07%。一贯以稳健著称的Friends Provident Stewardship基金2000年一年也减值5.3%。然而即使是灾年也有幸运儿。如Jupiter就因一支生态基金的出色表现而获13%的收益。
    许多责任性投资基金因重科技股轻S&P500指数而遭受挫折。一些炙手可热的科技股在这一期间损失惨重，如朗讯重挫70%，微软下跌66%，美国在线也损失了54%。MSCI欧洲指数2000年下半年和全年分别下降6.15%和8.39%。在欧洲，科技、媒体和电讯三大板块受到的冲击最大，其中电讯股同2000年3月的峰值相比跌幅达39%。日本电讯市场也极不景气，索尼和NTT DoCoMo跌幅均突破44%。
    考虑到科技和电讯两大板块继续波动的前景，基金经理们将不得不着力挖掘新的增长点作为投资对象。责任性投资基金也不例外。许多基金经理已明确了今后的投资方向，它们是可再生能源技术与服务、公共交通、教育、卫生、信息技术及电讯、多媒体、水治理等一系列朝阳产业。即使是传统的投资者也并不怀疑上述产业是经济的新增长点。
    人们日益认识到企业对社会和环境因素的重视代表着一种健康的企业行为。社会责任的履行，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企业竞争优势。因为如果企业慎重对待社会问题，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它会以同样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其他问题，会是一家管理得当的公司，其股价也因此会有良好的长期涨势。其次，积极保护环境和改善工作条件有利于减少浪费，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最终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第三，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于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知名度意义重大，既而影响着公司的销售、客户忠诚度以及企业能否吸引和挽留人才。
    结论
    未来全球环境状况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现今处于工业化过程和刚刚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进程。巨大的城市人口负荷，中国、印度、印尼等地的高速发展，以及它们所采取的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都可能严重影响该地区乃至全球的环境状况。另一方面，恰恰由于在这些经济体中有大量的投资建设尚未完成，因此我们有机会开辟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发展道路——一条低能耗和低浪费的道路。
    此外，在新兴市场中外部监督与内部推动两股力量相互结合，将有力促进企业改善公司治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顺应责任性投资的国际潮流。
    退休基金
    随着投资公众对社会和环境因素的日益重视，欧美退休基金正做出积极反应。而在日渐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人们也开始设计自己的退休金计划，从而将带动责任性投资需求的增加。在日本和澳大利亚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设立是责任性投资发展的一个机遇。一些有社区观念的团体，如绿色组织，已公开表明它们对责任性投资的兴趣，尽管具体的投资计划尚未形成。既然已有足够证据打破责任性投资基金业绩不佳的误解，基金经理就有可能建立从事责任性投资的专门基金。
    ASrIA这样描述当前的形势：“按照逻辑推理，可持续性投资应构成退休金投资组合的主体。退休基金是最终长期投资。对那些刚刚开始投保的年轻劳动力来说......他们期望的是在35年甚至40年之后看到劳动的累累硕果。而那时的世界形势又将如何？退休基金在进行投资时，是否倾其所能以确保到那时投保人的生活会同现在一样有保障，身体一样健康，甚至可以比现在过得更好？
    非政府组织和股东权益
    对于新兴市场的企业来说，它们将不得不面对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责任性投资的国际大趋势。首先，随着对耐克之类的跨国巨人的不断暴光，人们的目光将日益转向供应商和合同商这些处于“上流”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大多位于新兴市场。其结果将导致跨国公司用同样的行为标准要求自己的供应商。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瀑布效应，最终冲击供应链的每个环节。耐克的例子使我们看到一家公司如何从拒绝企业社会责任，到主动接受企业社会责任，并逐步影响其供应商和合同商的企业行为。其次，新兴市场企业要想赢得国际资本，也必须改变其经营方式。去年中石化的首次公

开募股就是一个好例子，它证明即使是新兴市场的企业也不可漠视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社会运动。这次首次公开募股选在2000年4月，目的是为国内其他急需融资的国有企业打入美国股市开道。然而中石化却遇到了来自人权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联合抵制。环境保护者指责中石化采取对环境不负责任的经营方式。而当BP-Amoco宣布将购入中石化的股票后，该联盟又发起了对BP-Amoco的全国性抵制。美国劳工联合会——工业组织大会（AFL-CIO）给42家互助基金去信，请求它们加入这次抵制行动。放弃投资中石化的机构投资者包括重要的退休基金TIAA-CREF和加洲公务员退休基金。结果中石化10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目标没有实现，最后只募集了31亿美元。而拿出5.78亿美元购进中石化2.2%的股份BP-Amoco在2001年2月却不得不面对一项抛弃该股份的股东决议。虽然此项决议最终未获通过，但这一风波却足以证明在股东年度大会讨论社会和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责任性投资的网络
    那些积极推动改进企业行为和发展责任性投资的个人和组织构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变革力量。它们包括联合国及其机构、世界银行、OECD及亚洲发展银行等国际组织，有责任感的商业团体，退休基金经理，学者，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发挥带头作用的个人，如The Body Shop的Anita Roddick,Domini社会股权基金的Amy Domini,Calvert集团的Barbara Krumsiek,Progessio基金的 Marcello Palazzo,Trillium资产管理的 Joan Bavaria,经济优先事务理事会的Tepper Markin,世界银行公司治理小组的 Anne Simpson, KLD的Steve Lydenberg,日本好银行家协会的 Mizue Tsukushi,ASrIA的Tessa Tennant等。一些了解并且企图影响全球可持续性发展运动的时代精英正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社会各方的协作与广泛关注强有力地支持了责任性投资理念在全球的传播。
    2001年ASrIA怀着加速亚洲责任性投资发展的目的，在香港登台亮相，并得到了来自Calvert集团、Henderson环球投资、Morley基金管理、Domini投资管理、KLD、Friend Ivory & Sime、美国卫理公会联盟妇女部、苏黎士金融服务、合作保险服务、Trillium、社会变革网（英国）以及Walden & Prudential人寿保险香港公司的广泛支持。这体现了开始于西方的网络正不断扩大并向亚洲新兴市场延伸。ASrIA坚信欧美资金的流入将进一步推动责任性投资基金在亚洲的建立及其业务的发展，“消费者选择与政府立法推动了责任性投资运动在欧美的发展，而在亚洲它们正在掀起一场投资再评估的高潮……人们尚未意识到亚洲所蕴藏的巨大商机。它不仅存在于买方市场，也同时存在于卖方市场。这种机会不仅得益于欧美资金的注入，更来自于沉睡的亚洲资本之本身。
    文/ Christine Loh （陆恭蕙）
    翻译/杨懿
    本文作者Christine Loh是香港非盈利公共政策智囊团Civic Exchange的首席执行官。她在1992-1997和1998-2000年间两度担任香港立法院委员。此前她有长达14年的商品交易与私营部门策略管理经验。
    本文根据今年五月由CLSA新兴市场（www.clsa.com）出版的Christine Loh的一篇题为《SRI-新一代全球投资者》的文章改编而来。原载“香港公司秘书公会”月刊《公司秘书》9月号。
 
《上市公司》 (2001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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