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国债初定１１００亿 政府投资列入预算

建设国债初定１１００亿 政府投资列入预算

ஸஸ距２００４年的人代会开幕还有不到５０天。记者获知，中央财政拟报请全国人大批准的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约为１１００亿元，比去年减少３００亿元；其中９５０亿元纳入中央预算，１５０亿元转借地方。如果此计划获批，这１１００亿元额度加上去年结余的３００多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资金，今年实际可用于投资的国债资金基本与去年相当。
ஸஸ专家估计，在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减少而政府预算没有增加的前提下，２００４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可能保持在去年３１９８亿元的水平。由于ＧＤＰ的增长将在８．５％，财政赤字相应占ＧＤＰ的比重将会下降。
ஸஸ另据透露，从２００４年起，中央政府将逐步在预算内增加经常性建设投资资金的安排，本年度安排５０亿元；几年后，在不扩大财政赤字规模的情况下，逐步把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增加到１０００亿元。
ஸஸ同时，财政所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也将逐步减少，直至停发。２００３年中国长期建设国债市场存量已经突破８０００亿元，２００４年料将突破９０００亿元。
ஸஸ根据财政部的一位专家介绍，１９９８年以来国家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已达到预期目标。目前国内多主体的投资渐成气候，消费需求也得到启动。
ஸஸ“这决不是做游戏。”国家发改委投资处的负责人说，随着国内多主体投资热情渐高，国债投资扩张的难度大大增加。他认为，要未雨绸缪，研究没有国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特征以及要配套的政策措施。
ஸஸ国家发改委人士分析，当前激活投资的重点是推进以“放宽限制、简化审批、加强服务、保护权益”为目标的投融资体制改革。

货币政策方向有变
ஸஸ财政政策的调整势必会引起货币政策相应变化。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金融学家李杨近一段时间总在强调，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政策，目标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总量平衡，而不在于经济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应由财政政策完成。
ஸஸ货币政策目标一般包含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等层次。在中国，央行的操作目标通常是基础货币的多少，中介目标则是货币供应量或货币市场利率，而最终目标则是通货膨胀。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如英国、瑞典、芬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纷纷放弃了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而将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合一，直接将通货膨胀率作为其货币政策目标。
ஸஸ“必须重新检讨现在的货币政策。”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博士认为，在第一轮调整准备金中，中央银行考虑得还是不够周全。目前央行总把“货币供应量的增速＝ＧＤＰ的增速＋物价指数增速”作为判定货币供应增长是否适度的依据，这可能会出现偏差。因为这个公式只能说近似成立，要成为执行货币政策的指针还远远不够。
ஸஸ不仅要看到货币供应量的上升，还要看到实际发生了什么，比如私人部门和产业投资状况、商业银行经营有无恶化迹象等。钟伟认为，央行应趁本轮经济增长之机，加快冲销商业银行坏账，而不仅在是否应该提升准备金上动脑筋——那只会让更多的在建项目断粮，反而造成更多银行坏账。
ஸஸ“第一次调整准备金，恰恰说明央银对宏观经济的判断没有把握，所以才给了一个温和的信号，如果再调，必须要有一个相当清醒的判断——就金融看金融，永远看不清！”钟伟认为，由于目前国内各有关部门对宏观经济的统计处于割裂状态，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央行之间的沟通较少，所以对货币政策实施较大的调整必须全局考虑，而不仅仅依据央行的统计，从金融角度考虑问题。
ஸ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主任巴曙松也认为“不是货币供应惹的祸”。从微观层面看，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机制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有可能继续持续下去。
ஸஸ央行方面也似乎对此有所认识，谢平作为央行前研究局局长就曾指出，各个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的同时，都会对汇率、通胀率、货币供应量等要素进行综合衡量，各有权重，仅仅钉住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决非首选。

宏观调控综合配套 
ஸஸ据《财经时报》了解，２００４年，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开始把经济增长、通货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纳入宏观调控视野，但就业政策凸现重要地位。有消息说，为便于集中协调和集中决策，国务院针对就业问题的联席会议制度正在筹划中。
ஸஸ经济增长、通货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各国政府都在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制定经济政策也往往集中于此。从决策理论看，四大宏观政策目标应当为政府同时兼顾，但作为四个重要变量，其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甚至相互矛盾。
ஸஸ例如，经济增长就难免通货膨胀，抑制通胀就会造成失业等。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往往各有偏重。恰当地处理好上述四方面关系，也是考验一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指标。 
ஸஸ据央行研究局的一位研究员介绍，此次四大宏观调控目标的协调统一的深层含义，体现在中央已经开始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式和路径做出重要调整。这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宏观经济运行也将产生影响。
ஸஸ他说，尽管中央一直在强调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但政策转型迹象也初露端倪。比如，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信号日趋明朗，２００４年的国债资金投向已经发生重大调整。

来源：财经时报.李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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