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兴：暂别了，期权!

裕兴：暂别了，期权!

作者： 李岷   中国企业家杂志 



    裕兴：2249万股期权的行权记录—零，新期权的授予—暂停。
    看起来有些糟糕。但期权当年曾让裕兴多么冲动啊。
    如果还有人愿意回忆，他可以想起，3年前的裕兴是让诸多内地企业眼羡的第一家登陆香港创业板的企业，当时裕兴不惜绕道英属处女岛和百慕大迂回上市，其老总祝维沙抛出的理由是，裕兴要寻找一个股份可以全部流通的市场，这样一个市场，有退出机制，有期权。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企业面对国外企业，最可怕的不是市场竞争、产品竞争，而是人才的竞争，国外企业打不过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一手拿美元，一手拿期权买垮中国企业。人才竞争是企业制度的竞争，裕兴上市后可以设置期权，用期权奖励留住优秀人才。”其时，裕兴老总祝维沙曾对媒体这样表白。今天，老祝回忆起当时自己说的这番话，还是禁不住有几分得意，他说：“当时我们讲这个是对中国市场有影响的。”
    道理是没错。但是祝维沙恐怕也得承认，当年的自己想得简单了。在祝维沙看来，期权相当重要的价值就是它可以减低企业的工资成本和费用，员工的收入是资本市场给的，企业的当期利润不会减少，而员工待遇变相提高了。但是祝维沙没有翻看硬币的另一面——如果资本市场不愿意给的话怎么办？在什么条件下，资本市场才愿意给？如果资本市场不给的话，这项激励制度反过来会对军心士气有什么打击？
    “上市”之于裕兴，仿佛宣告了某个繁荣时代的终结。不够清晰有效的产业战略、市场的开拓和管理不力，让裕兴的营业额2000年跌了13%，2001年更跌了30%，亏损7600万港元。再加上全球互联网高潮的消退，“潮退了，才发现谁在海中游泳却没有穿衣服”，裕兴不幸似乎是其中之一。
    曾经寄望甚重的期权像一根稻草，无力挽起迅猛下堕的裕兴业绩和股价，在裕兴的激励体制中，成了一个简洁而朴素的摆设，不再掺杂着欲望、动力和财富，只是年报末尾一个例行发布的后缀。
    老祝甚至都记不清裕兴到底授予了多少期权了。“我们一共有4000万期权的额度，到现在一共发了1000多万股期权。”他说。
    但老祝错了。裕兴电脑（8005）2001年年报显示得清清楚楚，截止2001年12月31日，裕兴共发放期权22495000股。祝维沙说的数字是2000年的数字。难道祝维沙的潜意识里认为2001年授予的期权只是在走走过场吗？
    根据裕兴2001年年报提供的数字，裕兴每股净资产值为1.25元，可是裕兴的股价已经从招股价4.2元跌到了现在的0.4元多，跌破了净资产面值，这意味着如果裕兴照着这个价格去授予期权，那就是明摆着摊薄和损害所有股东的利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业已授予的两千多万股期权里(它们全都到了可以行权的时间)，至今无一股被授予对象认购。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裕兴共发放了八次期权，授予价格节节向下，业绩和股价长伏不起。
    裕兴不准备像很多身陷在期权泡沫里的高科技公司那样，对本公司期权的授予和认购制度进行一些改造，以使这个伟大的激励制度重新焕发青春吗？老祝只是摇头摆手：“现在没法发了!现在企业没有高增长，你再给员工画饼也没有用!”
    从昔日对期权不加节制(起码是口头上)的追捧到今天，祝维沙谨慎地认为期权只是伴随企业高增长的时候一个有效的激励手段，而企业不在高增长阶段用这个手段是没有用的，现金其实是最有效的。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设期权的目的难道不正是要刺激企业的高增长吗？二，如果企业经营状况不好，谁愿意多发现金呢？那么，什么样的激励制度可以刺激裕兴的活力？
    祝维沙对此语焉不详，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对此似已用心不多。“不是说你给了他(经营者)一个期权，他就能给你什么，不是说激励了员工，企业就能成长，也许是一个创意，也许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努力，决定了企业的命运。”外界评价，祝维沙和裕兴这两年走上一条不务主业、却倾心于“玩资本”的不归路，极不让人看好。但是祝维沙却不承认他放弃了他的产业理想，作为一个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他有限地暗示裕兴的低谷期快过去了，扭亏为盈指日可待。
    现在裕兴的股价是四毛钱，裕兴只有在2005年、乃至2006年之前将其股价抬升到一元港币以上，裕兴期权的获得者才有获利的机会。当然，这只是纯数字上的获利。实际上，“如果你七毛钱买的，七毛五卖了，一万股才赚五千块钱。有什么意思呢？没意思。必须是要高成长，比如说今年你七毛钱买的，明年是七块了，涨十倍，那才很有意思。”祝维沙说得很坦白。
    
    《中国企业家》：你自己既是股东也是经营者，你有没有拿到过期权？
    祝维沙：没有。我们对前十大股东都不发，我们用期权来激励后来者。
    《中国企业家》：激励的效果让你失望了吗？
    祝维沙：怎么说呢？不带偏见地来看这个制度本身，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如果在企业的高速成长期，期权的激励作用是很大的，可以吸收各种各样人才，但一走出这个时期，期权的激励作用不大。现在这个情况下，人们更希望拿高工资，落袋为安，但实际上，在经营不好的时候，拿高工资也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期权就是企业上升期的一个产物，当这个企业不增长、甚至下降亏损时，期权不就是一张纸了吗？
    《中国企业家》：期权的这种性质你以前没有想到过吧？
    祝维沙：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是从来没经历过。上市前裕兴从来都是高成长，成长速度每年超过300%，那时我们每年分红，投资回报很好，上市时大家买我们股票都是非常踊跃，买裕兴的股票还要受到限制。但是我们现在的股票跌破了我们大股东的持仓成本，我们员工当年买股票的价格都比现在的高，所以这迫使我们决定不发期权了。
    《中国企业家》：你们去香港创业板上市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发期权，结果这两年发出的期权无法行使，现在更是连发都不发出，这会给员工心理和公司氛围带来负面影响吗？
   

; 祝维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在我们公司本来大家都是股东，发期权无外乎是使大家收入更好一些，如果我们股票高速上涨那就不一般了，现在股票跌下来，对于企业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但那也没办法，资本市场对你的评价，只有接受，没有任何选择，只有努力。
    《中国企业家》：期权告废，你们不考虑出台一些新的激励制度吗？
    祝维沙：现在我们没有更多的考虑。没有高增长，你给员工画饼也没有用。
    《中国企业家》：可是不通过类似期权这样的激励方式怎么来达到高增长？
    祝维沙：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没有统一的办法。不是说你给了他一个期权，他就能给你什么，刺激企业成长的因素很多，企业内部要强调管理的作用、强调做人的工作，如果给你期权，但是这个企业里人和人之间像敌人一样，你也不会愿意呆。其实很可能是一个创意、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努力，就决定了企业的命运，而不是取决于什么期权制度。
    《中国企业家》：好吧，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你当初那么看重期权？
    祝维沙：我只是觉得有了期权后，你可以少发一些工资，工资高了交税还要交得多。期权收入是资本市场给的，如果你发高工资的话，你当期的利润就会很少，所以资本市场变相地提高了员工的待遇，而不损失你的利润，这个当然好了。一般来说，付了期权之后，给的工资就相对比较低。
    《中国企业家》：现在从美国开始，大家都在检讨这个制度，有人指责它是美国大公司造假的祸源，你怎么看？
    祝维沙：不能这么讲吧？不能因为出现这些问题，就认为期权制度不好。这个制度承认知识的价值，承认劳动者的价值，是对资本主义发生改变的一个制度，非常值得肯定。不能因为发生了一些事，就把期权揪出来找毛病—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中国企业家》：什么时候裕兴有可能把发期权的事再提出讨论？
    祝维沙：在我们企业再次高速上升的时候，股票涨的前夜，那时再发出去就好了。
    《中国企业家》：听起来，期权在裕兴像是一个奖励，而不是一个激励。
    祝维沙：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大家还能在一起往下走，日后在高处，大家应该享受到他应该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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