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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创新论:考察地区经济增长的新视角

时间:2023-02-21 19:33:19 税务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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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创新论:考察地区经济增长的新视角

鉴于新、旧增长理论过于抽象、无法反映商业模式和生产能力(尤其是技术管理能力)在推动地区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迈克尔·贝斯特在2001年出版了《新竞争优势:再造美国产业》一书(MichaelBestH:TheNewCompetitiveAdvantage:TheRenewalofAmericanIndustry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1)。在书中,作者借鉴新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的作用、熊彼特强调创新和迈克尔·波特集群分析等有益理论成果,提出:在资源和生产结果之间,存在一个转换过程。而决定这个转换效率(地区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就是商业模式、生产体系和技能形成。由于强调从能力和创新的角度来考察地区增长问题,贝斯特自称其分析方法为“能力和创新论”(CapabilityandInnovation  Perspective)。

  贝斯特认为,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地区增长主要包括创新型企业内部过程、技术多样化、企业间相互作用和地区专业化/产业种群变化四个环节,涉及创新型厂商、新企业、企业间网络、产业化地区四个方面。

  创新型企业(Entrepreneurial  firm):一般企业在市场上追求的是产品的差别化,试图通过增加产品的独特性来强化顾客的忠诚度;创新型企业所追求的,却是独特的能力,其主要方式就是推进市场机会和技术能力之间的互动过程,即企业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并借此来重塑市场。

  技术多样化(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借助于以下三种方式,创新型企业推动了以“追随企业”为主体的第二波创新过程:(1)由于技术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创新型企业基于自身对新技术发展前景的判断,基于其自身的人员、技术和财力状况,将其R&D投资和新产品开发的赌注押到特定的技术发展可能性上。这样,被放弃的技术发展路径就为其它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机遇;(2)新的市场机会可能规模太小,难以为既有企业利用,最终转变成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机遇;(3)创新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对产业链上的相关生产环节和相关企业带来变革的压力和相应的机会。

  企业间联系(Inter-firm  Networks):企业间联系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市场、日本财团(所代表的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Open  systems)。企业间的关系和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紧密相联。大企业与保持一定距离的、由市场交易驱动的供应关系相对应;日本财团则与长期的供应关系相联系,在财团内部,各成员企业间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但不同财团企业之间却很少直接联系。所以,日本财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由单个企业独立完成所有环节生产活动的弊端,但它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开放系统也称作“水平一体化”和专业化企业所组成的紧密企业群,指企业间展开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每个企业都致力于发展独特的生产能力,并借助于网络化协作来获得其它的生产能力。网络化协作是专业化分工原理在企业层次上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它与纵向一体化相对。纵向一体化通过公司内部的行政指令把不同生产活动聚集在了一起,最终演变成了阻碍变革的力量。网络化协作借助于设计规则共享和技术界面的标准化,把复杂产品的生产变成了一个简便的插入式生产系统,从而有效地协调了复杂产品各子系统、各技术领域技术创新的步伐和节奏,推动了产品竞争。开放系统的网络是与创新型企业相对应的企业间联系方式。

  地区专业化(Regional  specialization  ):地区专业化包括地区内技术的多样性和地区间能力的独特性两个维度。地区内的技术能力是创新型企业产生、发展的基础;创新型企业发展自身独特能力的过程,也使地区技术能力不断得到更新。地区内技术能力多样性的增加,促进了独创性和创新,为“超出预料的”(unplaned)技术组合新方式和产业新种群的产生,为更加充分地发掘多种研究和生产活动的潜力创造了可能。因此,地区技术能力的多样化对于地区产出至关重要。

  不同的商业模式和地区创新能力紧密相联。作者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分别考察了斯普林菲尔得兵工厂、福特流水线、丰田体系、佳能模式、英特尔公司所代表的五种生产体系,分析、比较了它们在生产原则、技术管理、企业间组织等方面的不同表现。

  作者认为,斯普林菲尔得兵工厂实践的实质就是通用性。斯普林菲尔得兵工厂改变了过去产品的各个零部件规格大小不一,不能相互替代的局面。通用性原则要求采用专业化的加工机器。采用通用性原则意味着要:把产品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按照原材料的加工逻辑重组原材料;分析机器操作的每一步骤,以简化机器操作;与机器的生产、改造和维护商开展网络化协作。由此,企业的技术管理活动已经不再是一次性地引进效能更高的机器设备,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企业的持续性能力。而协调各专业化机器生产商和使用者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则是斯普林菲尔得兵工厂:兵工厂的视察人员经常在整个地区巡视,以发现哪些新工具和新方法可以吸纳到兵工生产当中。由于法院裁决国家兵工厂及其私人承包商在生产武器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任何新出现的生产工具,这就大大加快了新技术传播和采用的步伐。专利权的开放同与兵工厂的的经常性沟通一道,促进了该地区的技术创新。

  福特革命的实质不是人们所通常强调的通用性、流水线和规模经济,而是生产的同步性。要使传送带保持匀速移动,就需要协调从生产线起点到生产线末端各个环节上零部件的生产节奏,以使恰当数量的零部件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到达生产线。特定环节上生产节奏过快会导致存货堆积,节奏过慢则会形成生产“瓶颈”。单个环节上生产节奏的加快不会对整条生产线的生产效率产生任何影响。因此,虽然福特采用电力技术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彻底改造,但福特生产线阻碍了此后对各个生产环节上技术创新成果的吸收(特别是在各生产环节技术进步速度大不相同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导致企业组织僵化、反应迟缓。所以说,福特生产线对技术变革成果的吸纳是一次性的,它仅适用于产品生命周期长、技术水平相对稳定的环境。正是因为这一点,福特对T型车表现出了固执的偏爱:“在T型车年代里,——告诉福特先生应采用一些其它办法来生产T型车是困难的。——福特也强烈反对哪怕是对汽车刹车系统进行微小的修改”(MichaelBestH:TheNewCompetitiveAdvantage:TheRenewalofAmericanIndustry,p35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1)。流水线的实质,就是借助于(生产线上)存货的变动为工程师们指明下一步的努力方向,用机器的节奏来强化劳动纪律。但“科学管理”范式的普及、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导致美国转向了大企业模式。这里所谓的大企业,就是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当年所定义的现代公司,它们在企业内部实现了生产一体化,按照职能分工来设置部门,借

助于中央计划部门来协调各部门的行动。这样,个人就被局限在了“或设计或生产、或思考或行动、或构思或实施、或为管理者或为工人”的不同活动角色之中,造成了企业内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研发、生产和管理活动的分离。大公司设立独立实验室(stand-alone  laboratory)推广、应用新技术的具体步骤,也反映了其遵循的是科学——技术——增长的技术发展“线性顺序”模式:即首先是R&D实验室开发出新技术、新产品;其次是负责生产设计和产品设计的工程师细化设计细节;再次是把产品设计分解为具体的加工行为、加工程序和岗位责任,并设计出相应的激励机制;最后,把工作任务指派给工人,实施相应的激励机制以确保完成生产任务。

  丰田公司的“即时生产”复活了福特流水线的同步性原则,并把这一原则拓展为用同一条生产线来生产一系列的产品。为此,丰田公司采用了“单元制造”的工作组织方式。在各生产单元内对机器设备进行排列或重新布置,降低了协调整条生产线生产节奏的压力,为“持续性改进”提供了可能。而“持续性改进”反过来又要求打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界限,要求劳动者具备多种技能。佳能公司把研究开发活动分为两个层次,以满足经营单元内部开发新产品的需要和公司开发长期核心技术的需要。就这样,通过引入自我管理的工作团队和广泛参与的管理哲学,日本的商业模式改变了研究、开发乃至相关设计活动的结构,把应用性研究和生产应用性研究、实验室研究结合了起来,大大加快了其采纳创新、推出新产品的速度,把压低生产周期的竞争延伸到了多元化产品生产和新产品开发领域,使许多源于美国的技术创新(如数控机床等)在日本扎了根、开了花。但在企业间关系上,日本财团却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在财团内,企业之间形成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但不同财团之间却是相互封闭的,这就大大限制了信息、人员的交流,阻碍了地区创新和能力专业化的发展,最终被以英特尔为代表的新生产体系所超越。

  英特尔公司所代表的生产体系是系统集成。系统集成具体包括两套规则:各子系统的设计规则和把各子系统整合在一起的规则。复杂产品系统包括众多复杂零部件,涉及许多技术领域。一方面,这些零部件生产的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不同零部件生产的技术创新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当年正是为了减轻不同零部件技术创新速度不同所带来的协调压力,福特才把其生产线局限在单一产品生产。英特尔公司采用开放的组织架构来解决这一矛盾。借助于开放的产品架构和通用的设计规则,英特尔公司既为各专业化的生产商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又保护了其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由于消除了生产标准各不相同的障碍,英特尔公司甚至使各专业生产商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起来。零部件设计的模块化和快速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推动了复杂产品系统的技术进步,推动了产品竞争和新产业的发展,使摩尔定律最终变成了现实。英特尔公司的技术开发活动也超越企业的边界,使基础性研究、开发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英特尔公司把研究开发活动分为两类:一类为需要借助于一体化的加工能力进行检验的研究,一类为不需要具备相应加工技术的程序。英特尔公司致力于前者,而后者则主要通过外包的方式,由大学研究人员来完成。通过与大学、拥有相关技术的专业化公司、拥有新技术的专业化公司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英特尔公司把扎根于不同学科、拥有不同语言体系、遵守不同运行规则的创新和技术结合在了一起,从而极大地推动产品创新的过程。

  迈克尔·贝斯特强调指出,以开放系统为特征的高技术产业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地区创新的动态特征,并成为美国产业的“新竞争优势”:

  首先,创新型企业的技术/市场动态过程导致了创新型企业的产生。新企业推动了地区的技术多样化,而技术多样化又提高了技术专业化和独特技术能力的多样性。

  其次,开放系统的高技术产业区同时也是联合实验的试验室。随着协作网络的形成、解散乃至重新建立,网络化的企业群有效地参与了持续性的试验过程。方便的市场准入和网络化协作为技术一体化小组的形成、解散和重新建立提供了便利。

  第三,开放系统的产业区增加了区内同时开展的实验的数量。纵向一体化的公司有可能沿着生产链同时开展数项试验,但产业集群的生产网络却可以同时开展数十项试验,这样就减少了企业在引进新思想、新创意时所面临的困难。

  第四,开放系统的产业区促进了设计能力的分散化和传播。设计标准的开放和设计的模块化把通用界面设计规则同部件设计的分散化结合在了一起,鼓励了产品各子系统的技术创新。从地区角度看,设计能力的分散化还增加了集体创新能力、强化了产业区甚至还推动了封闭生产系统转向开放系统。

  第五,产业区内不同技术领域之间技术超出预料的相互融合,扩大了区内先进知识的储备,为创新活动创造了可能性(贝斯特的分析和安纳利·萨克森宁对硅谷成功经验的总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萨克森宁曾把硅谷的成功归结为打破等级森严的层级制、模糊公司界线的生产网络和包容失败的社会环境。可参阅安纳利·萨克森宁:《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和竞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三、富有启发性的政策主张

  长期以来,在谈及地区经济增长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扩大政府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减免税费、吸收外资等传统政策诉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名目繁多的“跑部钱进”现象,层出不穷的税收优惠现象,以及任意压低土地出让费、不计成本吸收外资的现象,与以上认识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害的税收和收费竞争导致政府收益下降,客观上带来了把人均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和忽视社会全面进步的弊端。贝斯特吸纳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成果,从能力和创新的角度来考察地区经济增长,使人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相关政策主张对于我们寻求促进地区增长的新途径,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能力和创新论”的政策主张要点如下:

  1.政府推行产业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政府对地区增长和高就业负有责任,但这绝不意味着对单个企业的支持。相反,开放系统要求消除阻碍新企业产生、阻碍技术变革的种种因素。

  2.在建立行业标准、设定行动目标、推动开放系统建设方面,产业协会和政府机构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开放系统的地区网络内,企业一头致力于发展独特的技术能力,一头扎根于整个系统之中,从相关企业获取技术进步的新成果。把这众多企业的各种生产活动协调起来的是产业标准。产业标准越普遍、企业间合作的潜力就越大,就越能把更多的企业和资源卷入到生产体系当中。台湾笔记本电脑协会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成为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3.技能形成根植于学校、企业和政府的相互关系之中。要使技术创新转化为地区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不仅需要借助于新产品概念,使上游活动、中游活动和下游活动保持同步;更要建立相应的技能形成过程,建立相应的技能基础。比较成功的经验主要有:(1)加强研究型大学、实验室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及时识别潜在的技能

需求,更新教材和课程设置;(2)投资于技术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德国19世纪后半期的技校教育就是典型代表;(3)加强车间内技能培训,提高在职员工的技能。具体如美国的业内培训、日本的质量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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