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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
一、历史经验：ＴＦＰ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国内外的各种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所以高于改革前，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大幅度提高。根据分析，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１、劳动力保持较高增长（为２．６％）；２、资本存量出现了较高增长（为９．３％），但低于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期间的增长率（１１．５％）；３、人力资本（按１５岁以上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增长率为２．２％；４、全要素生产率由改革前（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的－１．９％提高到３．３－４．６％（按不同的资本或劳动权重计算），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３３－４７％之间。上述计算结果与国际上的主要研究结论比较接近。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改革时期中国会出现经济高增长，并不是由于资本增长明显上升，反而是有所下降（减少了２．２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由负变正作出重要贡献，相对改革前提高了５．２－６．５个百分点。
二、近年来增长模式变化：ＴＦＰ明显下降
然而这一经济高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高增长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在１９９５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发生重大变化。迄今为止还没有国内外学者对此予以分析和关注，主要原因是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来源时，无论是选择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期间，还是选择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期间，都暗含了一个重要假设，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基本不变或变化不大，都是作为一个长期增长方程来讨论。我们认为，这一假设对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期间是适用的，但是对１９９５年以后的情形就不适用了。
首先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期间经济增长率（８．２％）低于长期潜在增长率（９．３％－９．５％）。其次增长来源发生重要变化：一是就业增长率明显下降，仅为１．２％，出现经济高增长、就业低增长的情形，中国经济吸纳就业能力下降；二是资本存量高增长（为１１．８％），比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高２．５个百分点，也略高于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期间的增长率（为１１．５％），结果资本生产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减去资本存量增长率）由正（为０．５％）变负（为－３．６％），下降了４．１个百分点，表现为资本深化过程，劳动人均资本增长率高达１０．６％，是全世界各国最快的资本深化过程，几乎比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期间高出４个百分点，出现资本替代劳动、资本排斥劳动情形；三是人力资本高增长为２．８％，由于这一时期扩大了高中和高等学校招生数，２００３年中国高等学校在校生已经居世界首位；四是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为０．３－２．３％之间（按资本与劳动不同的权重计算），大幅度下降了２－３个百分点。这表明，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低下，无论是资本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明显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２００３年中国经济形势，ＧＤＰ增长为９．１％，已经接近长期增长潜力（为９．３－９．５％之间）；全国投资增长率为２６．７％，大大高于１９７９－２００１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为１０．９％），这表明，已经出现明显的投资过热；估计当年资本存量增长率为１５．８％（考虑了折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在６．３－９．５％（这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权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为１．１％到－１．１％之间，估计这一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可能是负值，并与计划经济情形相似。这表明，２００３年尽管经济增长率达到长期潜在增长率，还没有出现全局性的“经济过热”，但是已经出现了投资过热，投资增长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不仅不能产生良好的投资效应，而且还大幅度降低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估计在为－６．７％，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资本存量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显然这是典型的“低质量、低效率的高增长、高投资”。
最近，我们采用另一项方法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专门研究非参数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改革以来不同时期的ＴＦＰ增长率及其分解分析发现，首先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期间ＴＦＰ增长率为４．６３％?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期间下降至０．６０％，如果从不同的时期看，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ＴＦＰ增长率最高（７．６５％），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期间最低，这与前面的计算结果相当一致；其次对ＴＦＰ增长率进行分解，一是技术进步分量；二是技术效率分量，结果发现，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期间技术进步减缓，技术效率下降。
这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技术效率、投资效率来实现高增长，而是由高资本投入增长来驱动，重新走入低质量、高增长的路径，明显降低生产率，这是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是投资过热、盲目投资的代价。如果继续按此路走下去，不仅加剧能源和环境压力，而且也是“得不偿失”的。新一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更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三、为什么中国ＴＦＰ会下降
为什么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会下降？
根据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２００１年）提出的资产积累、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分析框架，促进发展有三种资本：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有形资本通过经济增长为福利作出贡献。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其收益为增长和福利作出贡献，因为人力资本投资诸如对教育、健康、饮用水等投资本身就会增加人民福利。同样对自然资本投资，改善生态环境，对人民健康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也是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但是过分的依赖有形资本，或者长期执行扭曲政策，或者对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投入不足，也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首先有形资本过度深化，投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
的盈利程度必然下降。
其次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大量的减免税收，以低价土地、基础设施、能源提供变相补贴，扭曲了有形资本的资源配置。
第三，资本价格（指实际贷款利率）大大低于劳动价格（指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其他福利），鼓励厂商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多投有形资本、少投人力资本。从１９９５年以来出现了国有企业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但是不仅不创造新增就业，而且大规模裁减在岗职工，到２００２年底中国的国有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人员已经累计减少了６０００万人，超过一个法国的总人口数?也相当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全球２０个主要国家制造业就业人员减少数（为２２００万人）。
第四，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和部门拥有大量的资源租金，激励过度开发，降低了使用资源的效率，１９９６年以后煤炭产量从１４亿吨减少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０亿吨，到２００３年上升至１５亿吨，也破坏了生态环境。
第五，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降低了经济增长对人民福利的作用。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正在迅速上升，从低于印度的水平（基尼系数为０．２０）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１９９８年基尼系数为０．４０，考虑到非正常收入，有的估计基尼系数为０．５１）。中国居民总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带来的贫困减少率下降了。有的学者发现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期间中国的基尼系数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贫富分化十分迅速。亚洲开发银行的林伯强经济学博士认为，改革的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推动了这一进程，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两极分化迅速扩大的主要开端。他发现了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期间贫困人口指数只减少了１０％，而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期间则减少了１８％。１９８５年不平等状况较低（基尼系数为０．２３），经济增长很有效的减少了贫困；１９９５年不平等状况恶化（基尼系数为０．３３），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效果也明显降低。根据世界银行的另一项研究，提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ｐｒｏ－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的测量方法，不是以一个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来衡量，而是以该国穷人的收入增长率来衡量，他们发现９０年代（指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率差异甚大。全国家庭居民年平均收入增长率为７％，但是最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仅为３％，最富的家庭收入增长为１１％；尽管在９０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收入增长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但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ｐｒｏ－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只有４％左右。
第六，过高的治理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抵消利用三大资本的效率和效益，不是创造新增财富，而是转移财富，也会减少经济增长。例如在金融市场的租金到达９％，增加了企业和私人贷款的实际费用（谢平、路磊《中国金融腐败研究：从定性到定量》）。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行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作的初步估计，在９０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ＧＤＰ的比重在１３．３－１６．９％之间。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期间，全国法院共审结和执行各类案件４１８８万件，平均每万人口３２６件，比前５年增长３６％。其中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商案件２３６２万件，比前５年增长２０％，诉讼标的金额３１９７１亿元，增长２．４倍，作者估计这一数额相当于同期ＧＤＰ总量比例的７．２％。
四、结论：中国需要调整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目标和战略。但是在９０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长期增长潜力，ＴＦＰ增长率明显下降，当中国总体上还处于中下等收入阶段，确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有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岗位越来越少，出现了下岗和失业高峰，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各类寻租活动十分活跃，各类社会成本急剧增加，不仅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率，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福利。同时也使得经济增长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排放污染，这是难以维计的。因此放弃传统的追求经济高增长、投资驱动增长的战略，转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生产率驱动增长的新战略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中国还需要从低就业增长转向高就业增长；从不公平增长转向公平增长；从不可持续增长转向可持续增长；进一步改善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这正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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