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分工效应及其在推进工业化中的作用

商业的分工效应及其在推进工业化中的作用

　一、分工的收益和成本
　　由于人生时间和精力有限，个人不可能精通所有劳动技能。个人所学技能种数越多，他对每种技能的掌握程度越低；相反，个人所学技能种数越少，他对每种技能的掌握程度就越高。个人所学技能种数和他对技能掌握的程度成反比关系。这里的“学”可以是作为学生专门地学，也可以是使用技能时的边干边学。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低依赖于劳动者的技能掌握程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求人们各专其技并熟练掌握，而使用技能时的巨大的规模经济使得个人也有激励作如此选择。使用技能时的规模经济是指，学会一门技能往往需要付出巨额固定成本，这些固定成本和事后使用该技能的频率无关，技能是不可耗竭的，而且，技能掌握者可以边干边学，越干越熟练。这是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核心思想，也是经济中的分工和专业化的主要原因。时间、精力和学习成本的限制，技能可以不被消耗地使用并越用越熟，二者共同决定了，个人在既定约束下选择专业化的学习和劳动是有效率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前提是贸易国之间存在先天的生产率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有效的贸易分工格局。李氏理论应用到劳动分工问题上，则意味着天赋差异决定了有效率的个人职业选择。但带来分工和专业化利益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差异，即人们专业从事某种生产活动会越来越富于劳动技巧，其在该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也越来越高。专业化生产和分工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利益就是分工产生的经济基础，也可以说分工带来了专业化利益。
　　分工不是没有成本的。分工的成本根源于人类固有的消费需要多样化的偏好。我们不会只消费大米（或衣服，或汽车等），而是需要消费多种多样的产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消费的多样化需要会表现得越强烈。消费多样化和生产专业化构成一对矛盾。因为生产专业化意味着个人只生产少数几种或一种产品（甚至只是承担某一种产品生产中的某项劳动，如汽车厂的工人，但这是高度专业化的情形，不便于阐明本文所论述的问题的实质，在此不作考虑），于是，为了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要，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个人就必须互通有无，进行交易和交换。但交易也不是免费的。人们为了换得自己所需的产品，就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寻找潜在的交易伙伴、讨价还价、防止欺骗等，整个交易过程中的这些耗费就是交易费用。尽管交易解决了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矛盾，但交易费用无疑会冲减专业化生产的利益。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那样，“买卖所费的时间，就是他们劳动时间的一种扣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7页。）专业化利益是分工的基础，既然交易费用抵扣了专业化利益，其势必影响分工的水平。交易费用越低，专业化利益就相对较大，分工倾向于进一步发展，专业化水平提高，而分工越细，所需交易次数越多，交易形式也越复杂（如企业形式和政府形式的交易），交易费用越高，从而又限制了分工的发展。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实质上是人们在专业化利益和交易费用之间的折衷过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交易费用的约束，分工不可能无限细化，而只能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由于交易费用制约了分工水平，分工的发展必然对交易效率提出更高要求，这里隐含着专业化利益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在客观上要求交易活动的专业化，即需要有一部分人从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交易。商人和商业正是这一历史选择的结果。
　　　　　　二、商业的分工效应
　　（一）商人从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分担生产者的交易任务，使生产者能更加集中精力从事生产，提高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从而提高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更大的专业化利益使得原来潜在的因交易费用限制而不可行的分工，现在变得可行，因为生产者在选择专业化生产时对繁重的交易任务的顾虑大大减少，或者说商业增加了生产者对专业化生产有利可图的预期。生产者在选择专业化生产时不需要了解所有最终需求者的信息，产品生产出来后也不需要和众多的最终需求者讨价还价，而只需从中间商那里获悉市场行情并实现交易。这显然增加了生产者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倾向，推动了分工的发展。再者，商人分担生产者的交易任务并不止于一种简单的职能分离，商人专职于交易，比之生产者兼职交易，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这是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内生化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商业（交易专业化）的必然解释。“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注：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上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15、16页。）商人专职于交易，边干边学，其交易技能在使用中日益熟练，即我们俗话中所说的“熟能生巧”。但我们不能否认，天赋差异对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具有重大影响。天赋差异至少会影响人们对某一专业技能的学习效率，比如，天生精细的人学习会计比天生粗心的人要快得多，天生强壮的人比天生瘦弱的人更适合于体育训练。从事后来看，选择某一职业并获得成功的人往往是在此方面有些天赋的人，这是市场筛选的结果。因此，我们在认识商业的专业化效率时，应该同时考虑到选择经商的人本来就或多或少地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商人富于交易技巧应该是先天差异和后天学习（包括边干边学）二者共同的结果。无论如何，商人总是比其他人更擅长于交易，商业降低了整个经济中的交易费用，推动了分工经济的发展。
　　（二）商业作为交易的专业化，以集中交易替代了生产者之间的分散交易。商业集中交易减少了交易次数，缩短了交易距离，降低了交易风险，充分实现了交易上的规模经济。
　　首先，商业集中交易使生产者不需要直接相互交易，每个生产者都只和中间商交易，这无疑减少了交易次数，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商业集中减少交易次数的作用有些类似于银行作为中介融资者沟通分散的借贷者时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简化的数学分析来说明集中交易如何减少交易次数。假定一个经济中有m个专业化的生产者直接
　　f″（m）=1。m显然是大于等于2的，否则原来就不会有交易，于是f′（m）＞0，f″（m）＞0。f（m）是m的递增凸函数，其经济涵义是：集中交易所导致的交易次数减少，随着原来直接交易者（生产者）人数的增加而递增，或者说，专业化生产者人数越多，集中交易所减少的交易次数越多，交易次数的减少必然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这就是商业集中交易在交易次数上的规模经济。
　　其次，商业集中交易还通过缩短交易距离而节省交易费用。商业交易点一般都倾向于在过往人次最多的地方出现；在商业网络扩张时，商人倾向于把商业网点设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或来往人数最多的地方；政府在建设集贸市场时也会有同样的考虑。商业总是倾向于总体上最短的交易距离来规划其网络的建设和扩张，总体上交易距离的缩短显然节省了交易费用。
　　最后，商业集中交易降低了总体上的交易风险，相当于节省了交易费用。由于商业的集中交易，专业化的生产者不再需要和众多的其他最终需求者一一交易，而只需和中间商交易，交易次数多了，双方也就熟悉了，熟人之间的交易风险显然小了很多。而如果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交易者受到交易中机会主义侵害的风险要大得多，因而不得不耗费成本地调查对方的信誉和付款能力，仔细拟定合同条款和检查

商品质量。这些降低交易风险的活动显然属于交易费用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商业集中交易可以通过降低交易风险来减少交易费用，这是集中交易在交易风险上的规模经济。
　　总之，商业集中交易可以减少交易次数，缩短交易距离，降低交易风险。这些都有助于减少生产者预期的或现实的交易费用，推动了分工的发展。
　　（三）商业的分工效应除了表现为专职交易和集中交易降低交易费用而推动分工发展以外，商业天然的网络扩张性质使得它大大扩展了生产行业的市场范围，促进了生产分工的细化，提高了生产的专业化水平。
　　“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是亚当·斯密分工思想中的又一精华。“分工起因于交易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到交易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注：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上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15、16页。）亚当·斯密此处所说的市场范围和交换能力显然指的是市场需求规模。较大市场需求规模允许了较高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举例来说，在我国有些偏远的农村，农民大都会自种一些桔树以自给桔子，对桔子的本地市场需求很小，这时便不会有人以专业种桔为生，或者说桔子狭小的市场需求规模不能允许一个专业桔农的生产供给。但后来随着城市商业网络向农村的扩展，商人带来了城市桔子需求的信息，并开始把农村的桔子贩往城市，扩大了桔子的市场需求规模，这里便会有一些农民发现种桔有利可图而专门以种桔为生，并试图学习和利用种桔的科学技术，桔子的生产率大大提高了。这个“桔农分工”的例子尽管简单，但其所昭示的道理却是深刻的：商业的网络扩张扩大了生产的市场需求规模，推动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这一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城市的分工，就上面的例子，商人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规模的同时，也扩大了城市工业品的市场范围。因为商流从来就没有单向的。城乡商业渠道一旦沟通，就远不止是桔子贩卖的问题，更多的工业品会涌向农村，激活整个农村市场。显然，工业品市场范围的扩大有利于城市分工的发展，提高了城市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
　　在国际贸易中，西方发达国家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远不止是不平等贸易的差价，国际市场开拓或者说市场范围的扩大促进了其国内的分工发展和专业化水平提高，从而劳动生产率提高，获得整个经济的增长。正如人们常说的，西方国家不再依靠船坚炮利，而是依靠商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统治。当然，在平等的贸易条件下，从长期来看，国际贸易会以同样的道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然就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加入WTO。
　　商业这种双向扩大市场范围的效果使得分工的发展更加依赖于商业的网络扩张。商业越发达的经济，其分工水平必然越高。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也必然越高。
　　　　　　三、结论和展望：商贸业推动工业化进程
　　由于人类固有的消费多样化，因此分工和交易相伴产生。交易费用冲减专业化利益，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分工的水平。商业是交易的专业化，带来了交易的专业化利益和集中交易的规模经济，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且拓展了生产行业的市场范围，促进了分工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商业的分工效应。
　　商业所具有的分工效应使得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进程都极大地依赖于商业的发展和商业网络的扩张。商业兴起于城市是城市分工水平和经济水平比农村要高的主要原因，商业网络的扩张不仅有利于形成城乡之间的合理分工格局。而且通过同时扩大城乡生产者的市场范围，促进了城乡内部的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生产。从商业的分工效应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将使我们对商业的认识更进一步，在理论上进一步确定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商贸流通业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这是由交换的特殊职能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就一般而言，生产决定交换，同时交换也反作用于生产，并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恩格斯还曾深刻地将生产与交换的相互作用比喻为“经济曲线的坐标”，指出“这两种职能（指生产与交换）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与纵坐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在推进以市场化导向模式为主的工业化的进程中，商贸业具有以下特殊作用：
　　（一）商贸流通业推进现代工业化的动力器作用
　　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化进程的起点是市场，终点也是市场。其工业化生产的传导机制是：市场需求导向→产品生产过程→产品市场实现。只有既能满足即期（现实）的市场需求，又能开拓潜在的市场需求，并能创造未来的市场需求，工业生产才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工业生产才有动力。商贸流通业作为生产与消费的中介，主要起到满足市场需求、开拓市场需求、创造市场需求、实现市场需求的特殊功能，而这正是工业化顺利进行的动力。
　　商贸流通业对工业化的动力作用也是由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心环节地位决定的。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化流通不只是社会再生产的中间环节，同时也是决定和影响再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是各种生产要素集聚、整合的载体，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血脉和神经，也是决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决定性力量。实践说明商贸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可带动以市场为导向的加工业的发展，形成贸工结合的优势产业。如深圳市流通业发达，从而推动本地名牌产品生产，天王、飞亚达、依波三大名表在全国手表综合市场占有率达29％，“华为”的通讯产品也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据市场第一位。
　　广东、浙江等工业化水平较高的省市的实践说明，流通业在开拓市场方面的先导作用还可以促进工业生产的跨越式发展。浙江以宁波“雅戈尔”品牌为代表的服装工业的快速发展，广东以“科龙”、“美的”、“步步高”为代表的家电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均是以流通和市场营销的优势迅速扩大了工业产品生产规模和专业化水平，并不断使产品链延伸。就一个企业而言，流通也是工业生产的动力，如“联想”的创业历程就是先建立销售市场的优势，再转化为“贸——科——工”一体化的优势，使“联想”品牌成为中国电脑行业的第一品牌。
　　（二）商贸流通业促进工业化规模扩大及结构改善的作用
　　马克思曾指出“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包括工业生产的广度（规模）的拓展与扩大，以及工业生产深度（结构）的深化与完善。因此，商贸流通业越发展，就可同时从两个方面促进工业化生产过程，一是使工业生产规模随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扩张，使工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二是商品流通越发达，愈能促进工业生产内部的专业分工的发展和新兴工业部门的产生与发展，并且使这种分工在空间上延伸，形成工业生产过程中新的区域分工、国际分工，当代全球范围内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新兴流通产业和国际贸易拓展的结果。正如马克思说的“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的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正是现代连锁、物流配送、超市等新型业态的发展，使产品交换过程越来越专业化和突破地域限制，也促进工业生产越来越规模化和专业化。同时，现代流

通业的发展还可进一步规范产品生产过程，通过流通的规范，有效地抑制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不断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水平。
　　（三）商贸流通业加快城市化并使城市成为工业化的基地和中心
　　要实现工业化，必须有一批工业生产中心城市不断发挥增长极的作用，城市化是工业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从历史上看，英国的商贸业一直十分发达。第一次产业革命后，借助于商业贸易的市场开拓能量，英国成为“世界工厂”，1820年英国工业生产占了世界一半。由于重视商贸业发展，英国工商业城市迅速增多和扩张，到1921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达77％，成为最先完成城市化的国家。美国城市化率最初也很低，1790年城市化水平仅为5.1％，到1840年时也仅为10.8％。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美国的商贸业发展出现了高潮，一批工商业城市出现，城市化比重也逐步上升，1890年城市比率达到35.1％，1920年达51.2％，到1970年达到73.6％。
　　看来没有商贸业的发展就没有城市的繁荣，城市也可能变成“一片孤城”和“死城”。城市居民的商品性消费需要商贸业，城市经济辐射功能、集聚功能离不开商贸业，城市要成为工业生产中心更离不开商贸业。聚集的城市人口为工业生产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城市工业的产品作为商品，它的出售需要有商业作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商贸业不仅促进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而且通过商贸业的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业生产中心城市，如美国商贸业的发达形成了生产资源配置市场化，形成了商品及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全国化，从而冲破了行政区划障碍，使工业生产布局出现了合理的城市分工，借助于发达的流通业和畅通的流通网络，各个城市的工业生产也都极富特色，匹兹堡是钢铁中心城市，底特律是汽车生产中心城市，西雅图是飞机制造中心城市等。商贸业在促进城市工业专业化方面的这种作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出的，“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通商的扩大……城市彼此发生了联系，……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优势。最初的地域局限开始逐渐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页。）
　　商贸业还通过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农村人口的非农化来促进农村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而为工业化提供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原料与劳动力后备力量和市场需求。马克思说：“大工业的首要前提，是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通过商贸流通业，可促使农村自然经济不断解体而日益商品化，通过商贸业和工业发展也扩大了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也正如列宁指出的“每一座城市，每一公里铁路，都把农民经济拖到商业和资本主义周转中去”。城市商贸业的这种作用已为沿海新崛起的城市的经验所证实，深圳市是由一个渔村小镇发展起来的大城市，短短20多年，因享受开放特区的政策优惠，日益扩大的人流、商流第一步使之逐步由一个贸易小镇变为一个商贸旅游业中心城市，再由一个商贸城市演变为工商业发达的名城，2000年深圳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38亿元，其中商贸业增加值占GDP的17％，占第三产业的37％。目前深圳正成为中国的高科技工业生产中心城市。同样，长沙市商贸业的迅速发展，也使省会城市经济中心的功能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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