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一、美国西部开发
　　美国对西部的大规模开发，准备于19世纪40、50年代，开始于南北战争时期，完成于20世纪中叶，前后经历了100多年时间。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扩张。1803年美国利用英法争霸欧洲及法国在海地的军事失败，以联英抗法相要挟，用1500万美元“购得”路易斯安那；1845年武装吞并得克萨斯；1846—1848年，通过美墨战争强占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等地。到南北战争为止，美国已成为濒临两洋面积达777万平方公里的美洲大国。为了消化扩张得到的领土，美国采取了一糸列开发西部的政策。美国西部的开发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一）采矿业的兴起与发展
　　1848年，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引起轰动，次年即有6-10万人涌向那里。大批的淘金者涌向西部，拉开了美国西进的帷幕。但是，由于淘金热时期所发现的矿藏多为河水冲积而成的沙金，矿层很薄，开采量不大，而且范围有限，因此，到1853年，加州各淘金点陆续枯竭，采矿业进入萧条期。由淘金热兴起的旧金山首当其冲。1854年该市有77个厂家破产，1855年增至197家，其人口也由1854年的58000人减为1857年的23000人（注：K·科曼（Katharine  Coman）：《远西部的经济起源》，Economic  Beginnings  of  the  Far  West，纽约1921年版，第387页。）。深层矿藏的发现和深层采矿技术的应用扭转了采矿业萎缩的局面。1859年，内华达的康斯托克矿脉和科罗拉多州的派克山谷发现富矿，兴起了第二次淘金热。内华达和康斯托克的富矿金银等贵金属的蕴藏量为当时世界所罕见，但多半位于近千英尺的深层。不久，在这两大矿试行深层钻探获得成功，引发了采矿业的巨大变革。由于采用机械采掘，深层采矿不仅可以开采早期无力开采的较深矿层，而且可以对各种混合性矿藏进行综合开采，因而急剧扩大了采矿业的范围。由于深层采矿需要大量资本和技术，因而，个人采矿逐渐被股份制企业采矿所代替，相应地，采矿业进入了工业性开采阶段。1875年以后发生于南达科他州的第三次淘金热，将西部人口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数量。1848年以前，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口，连同印第安人在内还不足50万人，到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860年，西部人口已增至450万，1900年达到1640万，而到1910年西部人口几达3000万。（注：参见  Sianey  Ratner  and  Others，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m  Economy，N.Y，1979，P258.）
　　采矿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的形成。每当有新矿发现，人们便趋之若鹜。他们每到一地，就安营扎寨，建立矿业营地（mining  camp）。这种矿业营地，实际上就是以矿区为基础的社区。在淘金采矿的过程中，许多营地随矿源的枯竭而消失，只有少量发展成后来的城镇。因此，严格地说，矿业营地还不是城镇。但是，不可否认，矿业营地作为矿区的社会经济中心，“吸引并带动了文化交融和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活动”（注：D·A·史密斯（Duance  A·Smith）：《落基山区矿业营地：城市边疆》，Rocky  Mountain  Mining  Camps：The  Urban  Frontier，林肯1967年版，第8页。），使人们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初步熏陶。这种文明在矿业营地此消彼长的过程中，通过人们的流动得以繁衍与升华。因此可以说，矿业营地是城镇的雏形，也是未来城市的雏形。
　　　　（二）交通的变革与基础设施的完善
　　美国交通的变革经历了公路、运河、铁路三个阶段。修筑公路是从修建收费道路开始的。第一条收费道路是1792-1794年修筑的从费城到兰开斯特的砂石路。到19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修筑收费道路的高潮，其规模，是20世纪以前所少见的。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建成了第一条通往西部的昆布兰大道。昆布兰大道是由联邦政府出面修建的第一条大道，因此也以“国家大道”而闻名。随着西部开发和进入西部的移民越来越多，打开通往西部的通道成为紧迫的需要。1806年，国会授权联邦政府修建一条通往西部的大道，即昆布兰大道。这条大道东起昆布兰，经马里兰往西，终点在伊利诺斯州。1811年开工，几经延误，修到伊利诺斯州的范达利亚时已是1852年了。昆布兰大道的修通，对西部的早期开发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在修筑公路的同时，兴起了开凿运河的热潮。由于开凿运河需要的资金数量大，初期开凿的一些短小运河都难以赢利，加上缺乏必要的工程技术知识，进展十分缓慢。直到著名的伊利运河修建成功，才有力地推动了运河的修建。伊利运河从奥尔巴尼到伊利湖畔的布法罗，全长363英里，1817年动工兴建，1825年全线完工。伊利运河全由地方集资建造，前后耗资1000万美元，联邦政府未给予任何资助，但通航仅10年，便由通行税全部偿还了成本，随后通行税便成为纽约州的收入。伊利运河的修通，极大地改观了东西部的交通运输状况。从奥尔巴尼到布法罗，原来要辗转20天，现在只要6天，运费也从每吨90-100美元下降到8-10美元。（注：刘宏谊：《交通运输的变革是经济开发的先声》，《世界经济文汇》，1984年第3期，第56页。）
　　联邦政府为改善西部交通，大力援助和推动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为鼓励私营公司向铁路投资，拨出大量土地和资金资助铁路建筑。1862年国会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可免费取用国家土地上的木材和其他建筑材料，每修筑1英里铁路，拨给线路两侧各10英里土地。以后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各州境内每修筑1英里铁路，得到铁路两侧各20英里的土地，而在未正式成为州的地区则获得线路两侧各40英里的土地。从1850-1871年，根据国会立法，联邦和各州政府总共拨给各家铁路公司的土地约2亿英亩，为铁路建设发放的贷款近6500万美元（注：菲特、里斯：《美国经济吏》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页。）。至19世纪末，中央联合太平洋、圣他菲、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和大北方等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先后建成。1860至1914年美国铁路线由3万英里增至25.3万英里，跃居世界第1位。其中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铁路网增长速度最快，从1865年到1920年中西部大约40%的铁路是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修建的，至1914年西部铁路里程已占全国总里程的一半。（注：沙伊贝、瓦特、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
　　铁路对推进

西部移民和开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铁路的修建往往走在移民的前头，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东部居民迅速向西迁移，推动了大平原和远西部的开发，而且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把东部和西部的经济政治联系起来，打开了西部农牧业发展的门户，使农场主和牧场主将产品投向国内外市场，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工农业的迅猛发展。
　　　　（三）土地政策
　　美国独立后便实行了西部土地国有化和向西部移民开放的政策。内战爆发后，广大农民争取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斗争达到高潮。林肯政府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奴隶制的斗争，1862年5月颁布了“宅地法”，规定移民只要交纳10美元证件费，便可在西部占有160英亩的荒地，耕种5年后，就获得合法所有权。“宅地法”实现了无偿地分配西部国有土地的原则，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宅地法”的吸引下，大批农民涌向西部。1862-1900年按“宅地法”拨出的土地约8000万英亩。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和达科他各州，由于土地肥沃雨量充足，1863至1880年之间新建了24万个农场，其中有一多半是按照宅地法令获得土地的。（注：沙伊贝、瓦特、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第50页。）但是，在子午线100度以西，因干旱少雨，160英亩土地不足以维持生计。1873年联邦国会颁布“育林法”，规定凡愿植树40英亩者（1878年改为10英亩）除宅地外可再获得160英亩土地。按这一法令“申请育林”的移民总共获得974.5万英亩土地。（注：菲特、里斯：《美国经济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1877年国会在牧场主要求下，通过了“荒地法”，规定大平原地区，每个移民每英亩先付25美分，就可以占地640英亩荒地，但必须保证3年内对其中一部分荒地进行灌溉，经有关机关检查合格后，再补缴每英亩1美元的地价，就可以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权。实际根据这项法令购买的土地，多数是优良的放牧地。1870年颁布了“木材和石料法令”，政府对不适于耕种，而能采伐木材和开采石料的土地，申请人可按每英亩2.5美元的地价购买160英亩土地。这项法令仅适用于西海岸的三个州和内华达州。1892年又推广到其他“公地州”。“木材和石料法令”大大推动了对美国西部森林地带的开发。（注：徐玮：《内战后美国对西部边疆的开发及其作用》，《北方论丛》，1985年第3期，第80页。）
　　　　（四）移民政策
　　通过“购买”和武装吞并，美国领土急剧向西扩张。到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领土达777万平方公里。当时广袤的西部地区居住的是印第安人。为了从经济上将西部扩张的领土纳入到美国的控制之下，联邦政府大力推行鼓励移民的政策。1864年成立了“移民局”，通过了“鼓励移民法案”，西部各州也设立了“移民推进局”，到欧洲、亚洲和拉美招徕移民。同时，各铁路公司对购买其土地的人提供信贷。移民政策为开发西部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从1861年至1910年期间，大约有2200万移民迁入美国境内，其中大部分随着移民浪潮涌进西部。19世纪最后30年移民中的男性占3/4，其中14-45岁的青壮年占83%。（注：猪谷善一：《美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7页。）1860-1900年美国人口总数从3100万增至9200万人，半个世纪增长了2倍。大量移民的迁入和人口的增加为开发和建设西部提供了一支强大的生力军。移民大部分是欧洲各国的熟练工人和破产农民，他们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推动了美国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
　　　　（五）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以后对西部的开发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危机，罗斯福上台后推行“新政”。“新政”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1933年5月18日，罗斯福政府颁布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以对田纳西河流域实行综合治理。据此法案，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负责控制洪水，改善河运，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开发田纳西河及其支流的电力资源。其管辖范围一般限于田纳西河流域盆地，包括亚拉巴马、佐治亚、肯塔基、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弗吉尼亚7个州的部分地区。管理局系国有公司，由三人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该水利系统，最初着重控制洪水，统一管理所有的水坝，效果显著。管理局在9座主要水坝建造了航行船闸，加深和改良航道，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投资兴建沿河港口设施，从而促进和发展了河运。管理局是这一地区的唯一供电者，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51座水坝水电站、12座火力发电站、2座核电站，发电量共计3000万千瓦以上。在全国，田纳西河流域电价最低。管理局的设立，促进了这一流域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西部地区的开发，对美国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西部开发不仅为独立后的美国带来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而且完成了美国东西部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运河的修筑和汽船的应用，以及全国铁路网的完成，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国内贸易格局，使东西部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到19世纪末，美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基本形成，各地区经济专业化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格局。第二、西部开发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既需要充分的粮食、原材料和资本的供应，又需要有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西部开发使美国始终保持着一个坚实的农业基础，保证了粮食和棉花等基本物资的供应，同时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落基山区金银矿业的发展，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也给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有力的资金支援。第三，西部开发促进了美国近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由于西部开发打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到19世纪下半期，美国不仅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居世界前列，而且其农业科技水平也举世无双。大量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促成了美国农业的革命性变化。（注：易诚：《美国西部开发对中国的启示》，《金融研究》，1994年第12期，第26页。）
　　　　　　二、中国西部开发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部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一五”时期以156项建设项目为核心对西部地区的建设，第二次是“三五”时期以“三线”建设为核心而进行的开发。这两次西部开发都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实现的。现在对西部进行的开发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部地区进行的第三次大规模开发，所不同的是，第三次西部开发采取的将不再是计划经济模式，而是市场经济模式。
　　　　（一）“一五”时期以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对西部的开发
　　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发展重工业就是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机器制造、电力、燃料、有色金属、化学工业等等。解放前，我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比重，而且主要是一些轻工业，这些轻工业很多还集中在沿海地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生产力的布局上实行了均衡发展的方针。旧中国的经济是一种半殖民地经济，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一带，

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微弱的中国工业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一隅，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极为不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考虑到资源等因素，将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将机械加工企业，布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在最后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其中民用企业106个，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绝大多数布在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29个，西部地区21个；44个国防企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投资869514万元，占实际投资额的44.3%，其余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646265万元，占32.9%；西部地区392098万元，占20%。106项民用企业在西部地区建设的21个项目中，能源项目有：铜川王石凹立井、西安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酃县热电站、兰州热电站、成都热电站、重庆电站、个旧电站；有色金属项目有：云南锡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石油化工企业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制造企业有：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窗容器厂。（注：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03-106页。）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一系列其它配套项目，因此，“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的大规模投资，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并且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开发。
　　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使我国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如果没有“一五”期间的开发，新生的共和国就很难站稳脚跟，就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五”时期对西部的开发，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框架中，嵌入了现代意义的工业企业，它们在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西部开发
　　对西部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开发要算是“三五”时期开始的“三线”建设了。“三线”建设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是密切相关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当局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并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向中国逼债，妄图以此逼使中国就范，把中国纳入它的全球战略轨道。同时在中苏边界不断进行武装挑衅，进犯我国的领土，煽动边民叛逃。1963年7月2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旨在限制中国等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条约。而同时，美苏还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对立已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数千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一片紧张气氛。印度政府也乘机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发动部队入侵我国。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借鉴二战时期苏联的工厂都在欧洲地区，在后方没有建立战略基地而受到希特勒攻击的教训后，做了备战备荒，建设“三线”的决策。
　　一、二、三线的划分，不纯粹是军事的考虑，在可能的范围内，也考虑了经济的合理布局。按此项原则，“三线”地区大致是以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的广大地区。其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七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湖南、山西四省的西部地区，共约3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其中又分为西南“三线”和西北“三线”两大片，西南“三线”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湖南西部（湘西地区）和湖北西部（鄂西地区）。西北“三线”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河南西部（豫西地区）和山西西部（晋西地区）。“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大分散、小集中。1965年“三线”建设拉开帷幕，1966年全面展开。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加快“三线”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建设西南和西北的“三线”工程项目，其中西南“三线”又是重中之重。“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有：修筑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干线，建设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炭工业重点建设贵州省的六枝、水城和盘县等12个矿区；电力工业重点建设四川省的映秀湾、龚嘴、甘肃的刘家峡等水电站和四川省的夹江、湖北省的青山等火电站；石油工业重点开发四川省的天然气；机械工业重点建设为军工服务的四川德阳重机厂、东风电机厂、贵州轴承厂；化学工业主要建设为国防服务的项目。1965-1975年的11年，是“三线”建设投资比较大的时期。1966-1975年“三五”、“四五”期间，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1173.41亿元，“三五”期间“三线”建设投资额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高达52.7%，“四五”期间下降到41.1%。（注：参见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254页。）
　　“三线”建设是当时特有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产物。由于当时面临苏联巨大的军事威胁，“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国家的国防安全，不能将经济建设放到主要地位，因此，无论在纵向上与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比，还是在横向上与同时期的东部地区比，经济效益都是比较低的。由于“三线”工厂远离大城市，不自己建设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能生存，因而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各种社会保障、后勤服务一应俱全，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尽管如此，“三线”建设对于促进内地经济发展、改善经济布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西部开发
　　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对西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开发。实施这一战略，是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经历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理论界提出了“梯度推移”理论。其主要内容是：我国地域空间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中、西部地区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技术力量薄弱，资金不足，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地带，有的甚至处于传统技术地带；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区则具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序选择应当是：由东向西，按技术梯度，使“

先进技术”地带逐渐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推移。随着经济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梯度推移理论提出之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制订上，都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五”计划对3个地带经济发展战略的阐述，侧重点也与梯度推移理论的含义基本相同。比如东部沿海地区的目标是“大力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使产品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中部地区要“加快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磷矿、建筑材料的开发和建设”，“加快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开发，使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布局由东向西逐步转移的重要纽带”；西部地区则是“大力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开发建设作好人才准备”。
　　“七五”以后，由于实行了由东向西逐步梯度推移的政策，业已存在的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从“九五”开始，国家逐步实行了缓解东西部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定：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其他设施建设项目；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等。
　　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西安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1999年8月，朱镕基总理先后赴西部6省区实地考察和调研。1999年11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8个方面具体部署了2000年的经济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抓住时机，着手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2000年1月19日至22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了西部地区开发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集中力量抓好关系西部地区开发全局的五项重点工作，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人才培养。至此，西部大开发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第三次西部开发与前两次西部开发显著不同的地方是，这次西部开发是在我国赢得宽松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因而，可以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实施西部开发的具体措施。这次开发还面临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巨大机遇，因而可以实现跳跃性发展。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西部开发不能沿用以前的模式，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借鉴美国和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经验教训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美西部开发史对我们的启示
　　美国西部的开发模式，是指在自由市场经济背景下，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提供的先进物质技术手段，开发各种自然资源，促进美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其性质来说，它是一种带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经济开发范式。美国西部开发基本上实现了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即完成东西部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对美国国民经济的起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西部传统的开发模式则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集中有限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布局中国工业，使西部地区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前两次开发虽然极大地改变了西部的落后面貌，有效地缩小了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但由于它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在投融资、理财、调动各方积极性等诸方面均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条件下，西部开发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措施。在这方面，中美两国西部开发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把生态建设放在西部开发的首要地位
　　无论是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还是我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都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我国西部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但由于滥伐森林、滥垦草原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等原因，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特别是由于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围湖造田等原因，西部生态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西部地区位于中国大江大河上游，环境恶化不仅妨碍西部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中下游的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这次西部开发再不能走破坏生态环境的老路了，而必须把生态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把保护生态作为一切开发项目的前提条件。生态建设方面尤其要注意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问题。我国是被联合国列为严重缺水的13个国家之一，因而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具有更大的战略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解决用水问题是中国广袤内地开发的关键。只有确保这个辽阔地区充足的用水，西部开发才能实现。西部开发不仅需要修建铁路、公路、天然气管道这样的工程，而且还需要修建像“南水北调”这样的巨大工程。近数十年来，我国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正在遭受严重的干旱，黄河沿岸的一些地区旱灾已经持续多年。在一些地区，千百万人与牲畜没有足够的饮用水。这种状况已经危及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因此，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为全国特别是东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屏障，这应是西部大开发的首要内容。
　　　　（二）既坚持市场化原则，同时又充分发挥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西部开发一开始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展开的。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经过上百年的开发，美国西部实现了与东、中部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而我国前两次西部开发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展开的，形成了二元结构的格局。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西部开发自然不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即让市场在西部开发中起基础性作用，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融资方式多元化。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无论是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还是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政府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政府对西部开发事务的介入，不仅涉及到有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特别政府部门的建立，而且涉及到政府对西部发展的资金投入与收入所得的再分配。前者如1933年罗斯福总统“新政”法令的颁布，政府对救济工程项目和公共工程的大规模开支以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成立；1962年及此后肯尼迪与约翰逊总统“扶贫”的社会实践，地区再开发法案（1961）、人力发展和训练法案（1962）、加速公共工程法案（1962）、经济机会法案（1964）、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案（1965）、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案（1965）以及经济开发署的成立等等。后者如1968年联邦政府对各州、地方政府和居民个人财政补助达250亿美元，全国人均126美元。而西部特别是山区各州则远远高于东部某些州，补助超过平均数的在西部有22个州。这些补助款项是按不同的方案支付的，其中2/3用于公共补助、公路、教育、农业保护、科技成果的推广和研究工作。而那些给政府提供大量税收的最富裕的地区，平均每人获得的补助最少，因而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所得再分配。美国政府从原来较发达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征集了大量的税收，然后又通过财政支出各

种渠道，将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西部与南部经济的发展，仅1975年就有106.39亿美元的资金从东北部和中北部流入西部地区。当然这不是1975年特有的现象。例如1984年联邦政府的6995.28亿美元财政支出中，西部地区又得到1580.87亿美元，占总支出的22.6%。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西部远高于其他各州，占全国第一。联邦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为西部的开发与发展解决了资金的困难。
　　　　（三）鼓励移民和人才的流动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移民对西部地区的开发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淘金热的兴起，吸引了欧洲大量移民。如果说淘金热兴起时的移民是靠利润的诱惑和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到后来，政府的引导对西部地区的移民起了重要作用。从1784年至1832年，联邦政府连续颁布了6个出售西部土地的法令，售地限额由640英亩降到40英亩，每亩市价由2美元降到1.25美元。1862年5月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土地的廉价出售和低价租赁吸引了大量移民去西部定居。移民队伍中不仅有普通的劳动者，而且有掌握各种技艺的高素质人才，有商人、资本家和各种手工业者。他们富有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对美国西部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上，无论是“一五”、“二五”时期156项在西部的建设，还是“三五”、“四五”时期的“三线”建设，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迁入了大量移民。他们遍布各行各业，为西部地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向西部地区移民不能采取计划经济时期的方法，但可借鉴美国移民的方法，即为移民提供大量的获利机会和发展空间。在这方面，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人才的方法也可资借鉴，即为各类人才提供优越的物质待遇，以及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人才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最大特点是可流动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流动也是遵循最大利益原则规律的。
　　　　（四）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按照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交通运输应是第二次产业巨大发展的产物。但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美国政府和人民一开始就致力于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和改良，把西部开发置于一个发达的交通运输基础上。据统计，从1830年到1915年，美国铁路里程曾以每年3415英里的速度递增。19世纪末基本形成全国铁路运输网。全国铁路网络的形成，对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经济学家称19世纪的美国基本是一部铁路成功史。交通运输业的优先发展，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地区专业化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为西部其他部门、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在新一轮的西部开发中，一定要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修建公路和铁路外，还需要修建水利设施。我国的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条件是不一样的，西北干旱少雨；西南湿润多雨，水资源丰富。因此，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应有所区别。总体上来说，当条件具备以后，应启动实施西线的南水北调工程，这对于缓解西北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西北地区水的问题一旦解决，广阔的荒漠就会变成万顷良田，西北的生存环境就会得到根本的改变，我国的生态环境也会相应改善。我们还应看到，美国的西部开发和中国的西部开发所处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西部开发正处于工业革命和工业经济时代，公路网和铁路网无疑是工业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国的西部开发正处于知识革命和知识经济已现端倪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知识网和信息网。而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远未完成，因此，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除了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建设公路网和铁路网外，还需要建设知识网和信息网。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根本差距在于人的素质的差距，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是改善西部地区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
　　　　（五）以增长中心带动区域开发
　　所谓增长中心是指能促进相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的经济中心地区，大都表现为规模不同的大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在美国长达100多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兴起了一大批层次不同的增长中心。由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中心城市组成为不同层次区域服务的增长中心分层结构，几乎覆盖了整个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人口迁移、商品流通等都是通过这些中心城市进行的。增长中心对美国西部开发的影响，既表现在增长中心通过商品流、移民流、文化流、信息流的扩散对经济施加影响的扩散效应上，也表现在该区域通过中心城市的经济文化联系使经济活动趋向增长中心的聚集效应上。一方面，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一大批建立在地区专业化基础上的专业化工业城市应运而生，它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农牧业产品为直接原料的初级加工工业和为西部开发提供先进技术手段的农机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把地区专业化和城市专业化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的出现及其服务市场经济、组织市场经济功能的增强，又刺激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并给西部以新的方向和力量。增长中心和周围地区相互作用，彼此促进，使美国西部的经济活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全新的城乡关系出现了：农村地区为城市的工厂和包装场供应原料并为它们的产品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反过来，中心城市在通过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以及为雄心勃勃的农场青年提供新机会来服务周围地区。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既是西部开发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西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点。而我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只是嵌入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对城乡周围的经济联系注意不够，结果造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因此，在我国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应注意发挥增长中心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
　　　　（六）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下游产业
　　中国西部，现有的工业多以资源初级加工形式为主。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一盘棋”方针下对西部工业布局的安排，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发挥资源优势战略指导下的发展，使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在西部工业结构中占很大的份额，这些工业的发展，对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对支援全国经济建设都曾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但由于采掘工业有个越采越深、成本递增以至资源枯竭的问题；上游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收益，亦远低于下游产业。因此，西部地区不能拘泥于主要搞上游产业，与发达地区一样，同样要走产业升级之路；要有选择地发展下游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实施产业升级的过程，围绕核心竞争力的发掘与培植，构建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特色经济。西部地区要想迅速发展，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相应的深加工与制造业，生产高附加值、高商品率、高出口创汇率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这方面也可以借鉴美国西部的发展经验，即有选择地发展新兴工业、高技术工业，把西部的经济发展建立在较高的技术起点上。当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结合西部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体技术水平较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不可能全面铺开。西部诸省资金实力不足，更应当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上。西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优先选择符合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市场前景广阔，特别是具有一定优势和基础的产业，但在推动的过

程中要注意防止盲目性和重复建设。如果没有强大的技术基础做后盾，没有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和后劲将十分脆弱，东西部差距将不仅不会缩小，反而将会进一步拉大。
　　中国西部的大开发是一项既宏大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美国西部开发经历了100多年，美国西部全面发展也已有60多年的时间。现在中国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大体上相当美国西部20世纪30-40年代的水平，中国东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目前也不如美国西部。因此，中国西部的开发建设，也不可能在很短时期内完成，必须有“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不懈努力和相应的战略对策；既要确立到21世纪中期的长远目标，也要有与之衔接配套的中期和短期的分阶段滚动实施方案。因此，西部大开发需要统筹规划，要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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