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的影响及对策思考

非典”的影响及对策思考

“非典”降低了人们对于“面对面”服务业的需求，直接影响了旅游业、旅馆业、交通运输业（特别是旅客运输业）、零售业、餐饮业、文化娱乐业、会展业等行业的收入及其增加值增长，对制造业似乎没有直接影响。这些行业经济活动的变动，又通过部门间的关联联系，间接影响其他部门的增长。零售业、餐饮业、文化娱乐业在某些特定的地区（例如，北京、广东、山西、内蒙、河北等）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旅游业、旅馆业、旅客运输业、会展业等受到的冲击是全国性的。
　　为了分析“非典”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设计了经济增长和相关行业增加值的基准情景（根据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以及多个研究机构的分析预测，设定2003年GDP增长率为8.5％左右），并根据现有的调查和统计资料，设计了“非典”影响的三种情景：第一种情景是“非典”疫情在3个月内得到控制，第二种情景是“非典”疫情在6个月内得到控制，第三种情景是“非典”疫情在9个月内得到控制；同时估计了每种情景相关行业收入的损失比例（见附表）。然后，我们在假定相关行业增加值增长的损失与其收入增长的损失相同的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分析，估计了每种情景下GDP增长的损失：如果“非典”疫情在3个月内得到控制，GDP增长则比基准情景低0.81个百分点；如果“非典”疫情在6个月内得到控制，GDP增长则比基准情景低1.42个百分点；如果“非典”疫情在9个月内得到控制，GDP增长则比基准情景低1.87个百分点。
　　附表：受非典影响行业部门的损失估计表
　　附图
　　附图
　　另外，我们还利用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模型估算了“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第一种情景下，GDP增长降低0.73个百分点；在第二种情景下，GDP增长降低1.12个百分点；在第三种情景下，GDP增长降低1.53个百分点。
　　　　（二）就业和居民收入
　　“非典”使旅游、餐饮、建筑等行业的一些企业处于歇业或半歇业状态，增大了这些行业职工失业的压力，从而有可能扩大全社会失业的整体规模。以旅游业及与之相关的产业为例。目前，在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就业的人员600万左右。“非典”波及到的人员约占50％，达300万之众。这些人可能处于临时失业状态。“非典”还影响了旅游及其相关行业的就业增长。据估计，2003年预计增长的70万个旅游行业的就业机会和350万个旅游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将因“非典”而丧失。
　　另外，据我们运用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模型估计，在第一种情景下，失业率比基准情景上升1.13个百分点；在第二种情景下，失业率比基准情景上升1.72个百分点；在第三种情景下，失业率比基准情景上升2.31个百分点。
　　就业机会的减少，将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据北京城市住户调查资料，4月份，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91.5元，同比增长9.4％，与上年同期16.2％的增幅相比，下降6.8个百分点。另据湖南省农调队对攸县、涟源等17个县（市、区）1700户农户的调查，受“非典”影响，上半年该省农民人均劳务收入将减少20多元。
　　　　（三）消费需求增长
　　“非典”不仅影响了居民的收入增长，还降低了一部分居民的消费倾向，从而将对消费需求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总体判断，“非典”可能会使居民提前或延缓对于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但从较长时期看，不会影响居民对于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支出。如近日家用轿车销量的增加，并不表明居民对于家用轿车总体需求的增加，只是表明居民提前进行了消费。
　　然而，“非典”将影响居民对于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除基本食品消费刚性较大外，其他消费如衣着、文化娱乐、旅游等都有较大的可调整性。由于出行不便，担心在商场、饭店等人群密集的地方被病毒感染，一些居民取消了外出旅行计划，一些居民减少了购物活动和在外就餐及娱乐的次数，致使对非耐用消费品的总体需求降低。
　　根据北京城市住户调查资料显示，4月份北京市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0.7342，下降0.043。4月份，北京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801.3元，同比增长3.4％，与上年同期15％的增幅相比，下降11.6个百分点。其中交通、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降幅比较明显，降幅最高的达到30％以上。
　　　　（四）对外经济
　　1.“非典”将影响今年出口增长。“非典”直接影响了外国公司对中国产品的采购。今年春季广交会，成交额及人流较上届跌80％，成交额只有44亿美元，比去年的168亿美元少了124亿美元。我国玩具出口大都集中在7、8月份，由于国际大型采购公司无法来中国“验货”，今年的玩具出口将受到严重影响。
　　“非典”还会使一些国家将增加对中国产品的检疫，提高中国产品进口的技术壁垒。受此影响的可能是食品、动植物及其制品、衣着、玩具及其他与人体经常接触的日用消费品。
　　2.“非典”将对今年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影响较大，而对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额影响甚微。危机减少了或延迟了正常的商务旅行，从而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活动，但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额上。德意志银行（香港）近日对29家跨国公司的调查显示，88％的受访者认为，取消或延迟商务履行将影响外资向中国的流入；很多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额受到的影响远远小于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受到的影响；那些正在考虑向中国投资的外商将视以后几个月疫情发展情况而决定投资与否，那些已经决定在中国投资和正在准备法律文件的外商则不受影响。
　　3.“非典”对出口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将产生滞后影响。由于“非典”影响了出口订货，也影响了今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额，明年的出口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额都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以上我们仅从需求方面分析了“非典”的影响。实际上，由于服务业受到的负面冲击，会影响到商品的流动，还由于“非典”也会对劳动力流动产生较大影响，“非典”也将从供给方面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产生影响。
　　　　　　“非典”的长期影响
　　经济的长期增长决定于资源禀赋、技术进步能力，市场潜在空间和基本制度因素。“非典”如果在短期内得到控制，其对经济运行只构成临时性冲击，不会对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产生根本性影响。因而，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不变。
　　当然，“非典”对于长期发展提出的挑战还是存在的。首先，危机将加大经济发展的总成本。“非典”危机过后，正确处理增长和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逐步落实到切实的实践上，增加社会发展、环境治理、职工劳动安全、健康保障等方面投入将成为自觉的或强制的行动，因而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份额将降低，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应该看到，从发展的固有之义来看，这种成本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发展的目的是提高国民享受到的福利水平，而福利的增加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的增长上，还应表现在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及生活环境的改善上。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没有将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损益纳入其中，不能全面反映国民福利的变动情况。按照这一体系，增加社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支出，将影响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的放缓并不表明，国民福利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其次，“非典”

将对劳动力成本产生一定的上升压力。虽然“非典”危机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在经济运行恢复常态以后，劳动供求关系将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劳动力成本低（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优势依然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是存在的。“非典”危机以后，政府将加大《劳动法》的执行力度，那些无视职工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企业将受到严厉制裁；职工将更加关心自身的安全和健康，要求企业在更大程度上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第三，“非典”将导致一些外商重新审视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外资进入取决于国内市场潜力、要素成本变动和投资安全性。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不会因“非典”危机而发生变化，要素（包括土地要素和劳动要素）成本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非典”使一些外商对中国的生产经营环境、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产生了疑问，对投资安全性产生了怀疑。德意志银行（香港）所做关于在大陆投资政策风险的调查显示，在4月20日之前，58％的受访者认为“非典”危机将增加政策风险，增强公司内部反对在大陆投资的声音。然而，该项调查还表明，只要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疫情，并在透明度方面有所改进，外商的投资信心是能够恢复的。调查显示，在4月20日中央政府采取断然措施之后，则只有33％的受访者认为在大陆投资的政策风险增加了，比4月20日之前的调查降低了25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中国对于外资的固有吸引力不会因“非典”而发生变化，外资进入在短期内有可能放缓步伐，但其长期趋势依然如故。
　　　　　　关于“非典”危机的共识
　　“非典”的爆发是偶然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必然的。“非典”的爆发和蔓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2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途径的重新思考。现至少形成了以下共识：
　　第一，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社会发展。重视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也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应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给社会发展以应有的地位。虽然在政策宣示上，强调了经济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但在实践中，经济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成了发展的惟一内容，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失衡。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表现为，城市卫生防疫体系维持艰难，农村卫生防疫体系基本瘫痪，早已绝迹的传染病（如血吸虫病、结核病）在一些地区死灰复燃。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应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的指导思想。
　　第二，政府必须举办公共事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再直接经营企业，但是，政府的责任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随着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政府将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过去国有企业举办的社会事业，一部分可以市场化，一部分则必须由政府承接，如义务教育、疾病防疫、社会救济等。静态地看，举办公共事业，将挤占其他方面的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动态地看，公共事业的健康发展，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加稳定的环境，可以避免种种不测带来的损失。国外经验表明，公营部门在促进增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三，公营部门的改革不可轻言“市场化”。无论在何种社会中，公营部门都是不可或缺的，公营部门的运作也都不是“充分市场化”的，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非典”危机导致的初期应对无力、举措失当的局面，是多年来缺乏对公共卫生体系有效投入的结果。在财政支持有限的情况下，地方上尤其是农村的防疫机构都走上了自我创收之路。在创收无望的情况下，防疫系统人员严重流失，导致了许多防疫机构“人去站空”，处于无力应对“疫情”的状态。
　　第四，必须加强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危机的爆发是突然的，影响是全面的。应对危机，必须采取及时、综合、系统、协调的措施。各自为战，画地为牢，往往导致危机的蔓延和扩大，从而导致更大程度的损失。
　　第五，必须增强透明度。此次“非典”危机的一个教训是，在开始阶段，透明度不够，导致决策层和公众对于危机严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误判，不仅延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4月20日之后，政府增加了关于“非典”危机程度、危机处理和控制等方面的透明度。这不仅增强了公众的防范意识，消除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而且还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度。在信息化时代，对于涉及公众健康和其他利益的事件，尽快向社会公布，有利于采取及时而有效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击危机的局面。
　　　　　　政策建议
　　　　（一）近期性建议
　　“非典”短期影响是多方面的。鉴于维持既有的就业水平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避免危机影响的扩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短期政策最主要的出发点应是保证受冲击行业保持运行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企业停业造成的失业。目前，中央和相关地方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在一定的时限内给中央大型民航和旅游企业以贴息贷款、对受“非典”疫情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实行税收优惠和减免城镇公用事业附加等15项政府性基金的政策，以克服“非典”影响。这些政策的落实，无疑有助于维持相关行业的运行。建议如果“非典”疫情继续发展，可以考虑采取暂时降低国家控制的一些垄断产品价格（如电价、油价）的手段，以垄断行业的利润损失，换取受冲击企业运行维持成本的降低；也可以鼓励企业利益各方建立“损失共摊”关系，在收益减少的情况下，出资方降低对于利润水平的要求，管理层和普通员工降低对于工资水平的要求。
　　另外，由于“非典”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收入降低或失业的人群可能会继续扩大。建议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广筹资金，扩大对于贫困阶层的救助能力，随时救助因“非典”而陷入困境的人们。
　　针对“非典”对出口带来的影响，建议加强对出口产品特别是日用消费品的检疫，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二）长期性建议
　　“非典”危机再一次警示人们，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现代社会中，危机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为应对危机，从长远计议，应采取如下措施：
　　1.把危机处理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1）尽快启动《危机事态法》的制定。危机的危害在于其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将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克服危机带来的影响。这其中涉及到一系列法律问题，如危机的报告、危机的处理、政府及其各部门和公众的责任、社会资源的征用等。
　　我国于1989年颁布了《传染病防治法》，并于近日公布实施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它们的实施对于防范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克服突发卫生事件的不良影响，已经并将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需要制定一部综合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危机事态法》。这一方面是因为，危机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危机发生的领域不是单一的；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克服危机的手段也必须发生变化。
　　如，在危机处理过程中，有时需要动用社会资源。在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情况下，对于这些社会资源，显然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采取无偿征用办法。但是，如何征用和赔偿，对于公有资源和非公有资源的征用有何区别，都需要有严格的法律依据。
　　又如，在非公有部门就业的职工已经超过1/5，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这一比例还会提高。在危机

时期，一些人不能正常上班，一些企业可能借机裁减员工。如果职工下岗或面临失业的威胁，危机面通常会扩大。如何保护非公有部门职工的正当权益，也需要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在此次“非典”危机中，政府发布了相关文件，制止有些企业乘机裁员的行为。但是，由于这些文件不具有强制性，企业执行与否，则往往根据自己的意愿。这不利于危机影响的尽快克服。
　　再如，危机时期，由于企业经营发生困难甚至不得不暂时停止营业，一些人的收入会减少，一些人甚至会丧失收入来源。这时需要启动社会救济机制。如何进行社会救济，同样需要一定的法律依据。
　　（2）建立常设的反危机机构。在此次反“非典”危机的过程中，建立了全国防止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建议以此为契机，建立常设的反危机机构。美国于1979年就成立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危机管理体系。这套体系通过法制化的手段，将完备的危机应对计划、高效的协调机构、全面的应对网络纳入其中。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建立常设的网络状的反危机机构。
　　2.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公共资源比较有限。而公共事业的发展有时需要巨额资金。如根据美国的经验，疫苗研制周期为10-15年，需花费3000-5000万美元。我国现在公共资源“条块”切割使用的方式显然不能应对疫苗研制需要巨额费用的挑战。有限的资源只有集中使用，才能发挥最有效的作用。
　　3.增强公营机构尤其是涉及到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公营机构的能力。首先，应该展开对公营机构（如防疫站）现状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制定公营机构长远发展规划。其次，应该明确各级政府在公营机构发展方面（包括资金投入方面）的责任，并以法律手段保障之；对于那些财力不足的中西部省区，中央则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第三，加快培养公营机构的人才，提高公营机构职工的福利待遇。
　　4.把城乡统筹发展落到实处。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状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多年来，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在加剧。以公用医疗保健制度为例。现在广大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基本上被置于现行的制度安排之外，其状况比改革开放前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把城乡统筹发展落到实处，最主要的一方面是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是逐步建立统一的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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