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三个判断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三个判断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几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增长，海湾战争和突如其来的“SARS”，暂时转移了人们探究这种高增长原因的兴趣，然而6月份以来，海湾停战，“SARS”退去，随着6、7月份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公布，中国正在出现一场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争论。起因在于，这些数字似乎显示出彼此矛盾的趋势：从经济增长与货币增长速度看，经济正在走向“过热”，而从市场、物价和就业形势看，经济走势又仍然趋“冷”，那么对于宏观调控当局来说，目前是应该踩“刹车”还是应该踩“油门”呢？下面笔者将对有关的三个方面提出一些判断意见。 
    
    一、趋冷与趋热 
    
    1993年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以来，从1994年开始，连续8年中国经济增长走低，物价形势相应从通胀转入通缩，今年以来出现的高增长，许多人把它看成是中国经济进入又一高增长期的标志，特别是已经出现了较大面积的缺电现象，许多产业领域的投资也上得很猛，因此有人担心可能出现类似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出现过的前三次过热（1984～1985、1987～1988、1992～1993年），从宏观调控看，需要适当刹车。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8年走低，有两方面重要的结构性原因。 
    第一，“二元结构”的影响，这是旧体制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不能参与到城市现代经济活动中去，导致收入低下，农村社会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使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夹缝更加狭小。1992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是抑制中国经济需求增长和物价走低的重要原因。从农村消费市场所占份额看，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1991年的48％和2002年的37％。所以，13亿人口，9亿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况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第二，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5年，市场经济早已在经济运行中确立了主体地位，改革也导致了社会分配关系的深刻变化。据有关研究，在改革之初，中国的“吉尼”系数只有0?23，到90年代初期刚刚超过0?3，而目前已超过0?45。对比美国，上世纪70年代才0?36，90年代初期才超过0?4，90年代末期才达到0?45，而在这个水平，美国只占5％的少数富人，已经集中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社会财富。中国当代社会的财富集中度目前还没有具体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显著拉大，会出现现代市场经济的通病，就是储蓄过度与投资不足，从而导致经济进入长期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趋势，这也可与当前居民储蓄大增和消费品供应普遍过剩的情况相印证。 
    当然，这不是说市场经济就没有过热和通胀问题，但从国际经验看，日本从战后到70年代中期完成工业化共出现过7次过热，都是因为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进行紧缩，至于发达国家的通胀问题，则常常是和经济衰退所导致的过度财政扩张有关。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国际收支顺差很大，又有很多外汇储备，就没必要考虑“刹车”。 
    总之，从以上两方面看，导致中国经济连续8年走低的大的结构失衡背景并没有发生变化，实际上，对中国经济更需要担心的是，在中长期内如何对付因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增长乏力问题，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通缩。 
    但是，中国经济毕竟出现了显著快于前几年的增长速度，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与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出现了一批高收入家庭有关。据有关资料估计，中国目前年人均收入在3千美元以上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大约4千万个家庭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这些家庭的财产积累和年收入水平，已经使他们开始进入了住宅和汽车消费时代。目前高速增长的几大产业，无不与这些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有关，就是与住宅和汽车的消费需求增长有关。以汽车为例，1991年汽车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排名还在第15位，2001年上升到第8位，今年上半年已经排到第5位。汽车和住宅消费的增长又强劲拉动了钢铁、机械、电子、化工、建材等产业的增长与投资。2002年，中国的私人轿车社会保有量约500万台，对4千万个高收入家庭来说，轿车拥有率不过才12?5％，离发达国家高收入人口的轿车拥有率还差得很远，如果这4千万个家庭到2010年轿车拥有率上升到75％，未来8年就需要增加2500万台，年均增加300万台，汽车的年均销售增长率就可以达到30％。再加上住宅的拉动，中国经济在2010年以前保持年均9％的增长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每年进入高收入家庭的人口还会与经济增长同步增加，? ?010年可能再增加1?1亿高收入人口和3600万个高收入家庭。 
    只占10％的高收入人口可能拉动中国经济出现近10年的高增长吗？答案是肯定的。1984～1988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5％，就是当时总数不到3亿人口，只占总人口25％的城市人口的家用电器消费拉动的。家用电器是千元单件级产品，而住宅和汽车是10万元单件级产品，怎么能拉不动呢？(www.yypl.net) 
    但是这种增长仍不会改变总体上供过于求的平衡状况，因为90％的人口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档次的消费过程，实际上是以全社会的资源，保了只占10％人口的高消费，这与1985～1988年城市人口的主体都进入家电消费时代是不同的。 
    目前有许多关于投资过多的担心，比如担心钢铁和电解铝工业的投资过多。许多人总习惯用国外某些国家曾经达到过的产量历史高度来看中国，认为目前已经大大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就是“过热”。但是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有13亿、将来还会增加到15～16亿人口的大国，工业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要完成工业化，人均至少要一吨钢，就是考虑到技术进步和新型原材料的替代，中国未来30年内要实现工业化，至少也要7亿吨钢，对比现在的2亿吨生产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9％，钢产量增长已经达到15％，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国内与国际的资金和资源还有利用潜力，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投资过度问题，就没有必要“踩刹车”。 
    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可能会超过8?5％，接近9％，明年的趋势如何呢？ 
    首先，投资不会掉下来。住宅和汽车这些10万元级产品，都具有产业链条长和引致投资多的特点，会在一个长周期内引发以投资带动增长和以重工业主导增长的态势。日本学者把这称之为“高压”增长方式，在日本工业起飞过程中，这种增长方式持续了20年之久，中国由于人口多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工业起飞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以投资带动增长的模式持续时间也会更长一些，在这期间，投资增长也会有周期性波动，但中国投资高峰是刚刚到来，我认为至少在今后5年都会处在持续高涨期内。从上届政府就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在启动民间投资需求，但民间投资始终没有跟进，是因为汽车和住宅消费还没有形成气候，没有市场需求，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已经呈现高增长势头，在市场需求带动下，也不会马上停下来。而若民间投资保持高涨，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可以考虑“淡出”，或是改变使用方向。(www.yypl.net) 
    今年的出口增长比较快，许多人认为由于今年基数比较高，明年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也不够好，明年的出口不会有象今年的高增长。我认为明年的出口增长率还会是较高水平，可能不会低于20％，甚至更高。美国目前是供给不足经济，政府、企业和私人部门的任何债务增加，都会直接导致进口的增长。美国今年由于海湾战争和减税，财政赤字可能要增加2000亿美元，这会导致贸易赤字相应增加2000亿美元。美国经济目前好就是企业和居民的需求增加，要增加进口，不好就是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债务增加，也要增加进口。美国7月份的消费需求突然上升了4?2％，大大超过各方面预期，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的减税支票寄到了居民手里。美国政府的减税效应主要体现在明年，预计政府的赤字明年还要增加，所以中国明年对美国的出口只会增，不会降。 
    至于消费增长，明年仍会保持平稳，不会有大的起伏。 
    如此，消费保持平稳而投资与出口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势头，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高于今年，在9％左右。 
    目前的缺电问题，是由于前些年计划安排过少，不是由于缺乏资金和生产能力。但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基础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是一个互相适应，彼此追赶的过程，不能指责计划缺乏预见性。只要不是象80年代那样的资金、外汇和生产能力等“硬”约束，缺电问题2～3年内当能解决。
    
    二、通胀与通缩 
    
    今年以来，消费物价始终在低位运行，生产资料价格一季度呈上涨趋势，二季度却又下来了。据商务部统计，上半年600种主要消费品绝大多数都是供给过剩，所以从商品供应方面看到的是“通缩”压力。目前关于通胀的担心，除了前面所说的经济增长过快问题，主要是从货币方面说的，因为今年以来，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货币和贷款增长过快势头。1～6月，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高达20?8％，为近年来最高，按年计划，全年的贷款规模是1?8万亿元，但上半年就贷放了1?91万亿元，比全年计划多，也超过了去年的全部新增额。 
    关于贷款投放过多问题，许多人认为是银行的体制性原因，比如为了减少不良贷款比例而有意多贷，还有就是为了追求利润。如果是银行体制性原因造成了贷款增长过多倒不可怕，因为只要不是经济增长中的真实需求吸纳了贷款，顶多是贷款又变成存款，货币还在银行体系内打转，所担心者是贷款真的放出去又变成了新的坏账，或是流入资本市场变成资产泡沫。 
    中国的股市从2001年起一直走低，今年以来仍是如此，况且中国股市的可流通股仅占GDP的15％上下，与同等发展中国家平均60～80％的水平相差很远，与发达国家100～200％的水平相差更远，相比之下，中国股市就是有泡沫也远没有到值得担心的程度，说中国今年的货币高增长又造成了新泡沫更是没有依据。 
    更多的担心是来自于房地产方面，因为今年的新增贷款中有70％以上是中长期贷款，而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以短期贷款为主。但是应该注意，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社会财富的三分之二是集中在房地产形态上，这是普遍现象，也说明在市场经济中社会资金的流向，应该以房地产为主体。目前中国投向于房地产的贷款增速虽然也比较高，但根据有关资料，房地产贷款在全部贷款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有20％，所以目前提出警惕房地产泡沫虽然也有意义，但说已经到了酝酿着危机的程度就有些过了。房地产业中目前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结构问题，即适应普通居民的房产开发项目过少了。还有关于央行今年121号文件的讨论，是否应该限制高档住宅商品房的购买？由于目前高档房地产项目开发过度，应该限制的是新项目上马，对已建成的项目也限制购买就难以理解。本来就供过于求，再限制购买不是把潜在的房地产泡沫变成现实的泡沫了吗？中国已经出现了“富人”阶层是社会现实，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你让他有钱不能花，不仅限制了社会需求增长，也造成了已建成高档房产资源的浪费。所以对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应该有一个总体和长远的眼光，而不应只从贷款增长过快这点出发就出台许多限制措施。(www.yypl.net)  ;
    如果在当前既没有实物价格的通胀压力，也没有资产价格的通胀压力，我们似乎可以不必紧张通胀问题了，但是且慢，潜在的通胀压力还是有的，而且十分巨大，是来自外汇储备方面。 
    今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只有45亿美元，新吸纳的直接投资只有303亿美元，按往年规模，到位的外资总有一部分会用掉，大约占30％，也就是说上半年可以形成外汇储备的只有250亿美元左右，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却增加了601亿美元，即便算上还有约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收益，还多出250亿美元，就是目前议论最多的流入中国炒作人民币升值的“热钱”。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在中国目前的“强制结汇制”下，迫使中国央行以外汇占款形式大量投放基础货币，根据有关研究，中国基础货币的“乘数”约为2?5，也有估计是3?5，就以2?5计算，今年上半年从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在广义货币形成中所占的比重，已高达60％以上，而90年代平均还不到30％。如果按3?5的乘数计算，则今年的广义货币增量全部由央行收购外汇所形成，所以，目前外汇占款已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今年以来，央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的影响，进行了频繁的货币正回购操作，以致于投空了手中所有的国库卷，又不得不创造了投放央行票据的模式，仅7月一个月就投放了500亿元的央行票据，但对凶猛涌入的外资来说，还是难以遏制住为收购外汇而投放基础货币的势头。(www.yypl.net) 
    外汇储备多了本来是一件好事，因为外汇可以代表一切资源的供给，为储备外汇而投放基础货币，即使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货币增长过多，形成通胀压力，但只要使用外汇就可以对冲这种压力。外汇储备的风险仅在于所收购的外汇是否会贬值，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所有风险就集中在美元的走势上。 
    前面已经说过，当代美国经济早已转入供给不足形态，标志就是已经有长达20年的贸易逆差，而且不断扩大，所以从理论上讲，对美出口所获得的美元，已经不能从美国得到等值的商品，所以美元是个泡沫。而如果美元是泡沫，中国央行以其所创造的货币收购美元，与收购美元所对应的人民币也是泡沫，就是泡沫化的美元导致泡沫化的人民币。目前的泡沫化美元对人民币的泡沫化还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是因为美元有货币霸权，中国得到美元从美国拿不到等值的东西，但从其他国家可以拿得到，因为其他国家还接受美元，可是如果美元泡沫崩溃，美元泡沫就会导致真正的人民币泡沫，因为其他国家将不再接受美元，中国为收购美元所多发的人民币就失去了转成实物的可能性。而美国的资产泡沫和美元泡沫都具有真实的崩溃前景，一旦走到这一步，中国的通货膨胀就会难以抑制，国际金融与货币风暴就会对中国经济的稳定产生强烈冲击，这是我们现在就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要准备好对策。
    
    三、动荡与稳定 
    
    如果中国的实物运行链条与货币运行链条在当前都不会断裂，还需要关注的就是社会稳定问题。因为中国自1998年以来，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在不断上升，今年上半年已经上升到4?1％。1998～2000年中国经济仍在走低，失业率的上升好理解，问题是从去年开始经济已经表露出上升势头，失业率还在上升，就是奇怪的事情了。我在去年曾写了一篇文章，叫“亟待破解缩长之迷”，就是说的这个事情。 
    1996～2001年，我国总劳动人口增加了5078万人，同期，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了45万人，工业就业人口减少了2061万人，即是说在近6年中新增的5000万就业人口，和农业、工业部门减少的就业人口共计7200万人都涌进了建筑与服务业。1996年以来，建筑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就业只增加了350万人，服务产业的产值比重虽然也上升了3?5个百分点，但是服务产业内增长最快的部门例如金融、房地产、通信、教育等领域就业人口的增长并不显著，有的部门甚至有所减少，增加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商业和餐饮、社会服务等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值比重并没有上升，甚至有所减少。在6年内，全部新增劳动人口和被农业与工业排挤出的人口达7000万人以上，都涌入只占不到全部GDP20％的有数的几个产业部门。2002年，中国劳动力又增加了715万人，同期农业减少了487万人，工业由于产值增长加快，吸纳了224万人，其余新增和农业转移出的劳动力共978人仍然转入了建筑与服务业，而这两个产业部门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0?1个百分点。 
    只占总产出20％的产业部门，连续8年吸纳了100％的新增劳动力和农业、工业部门排斥出的劳动力，这种就业结构是畸形的，在这些产业内部的就业情况也必定是不充分的，就是如此，还伴随着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如果已经有超过8千万人在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作，还有8百万人口已经失去了工作，那么就是在非农经济领域，已经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劳动人口，不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考虑到农业部门的落后情况，不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劳动人口就可能已经超过了一半。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肯定会成为社会动荡的起因，经济增长速度再高也会没有意义，因为对超过一半的社会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收入的增长日益落后于全社会的经济增长，甚至是净减少。(www.yypl.net)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社会动荡的前景，也看到了已经不能用单纯促进经济增长的办法来保稳定，因为现在已与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不同，只要保持了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所以有人提出，要从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入手来解决社会的稳定机制问题。但就是解决了新增失业人口的失业保障问题，解决了新增城镇低收入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就能够解决只有20％的产业部门能吸纳劳动力这个结构失衡问题吗？ 
    另一方面，中国之所以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得益于大量流入的外资和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而能够形成这个良好趋势的重要原因，除了中国低工资的优势外，还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低，社保支出在产品成本中的比重微不足道，如果在中国的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时候就搞出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就会丢失，外资就会流向其他工资和社保成本低的地区。外资流入中国目前可以看到的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就业，如果因为提高社保水平而导致外资流入停滞，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掉下来，就业就会更不充分，由此所形成的失业和居民收入问题，可能会比现在还严重。 
    所以，中国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不是中国的社保体系不健全，而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就必须解决只有20％的产业部门能够容纳就业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推动城市化。
    自改革开发初期中国就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已经成为共识，但还是说得多，作得少，始终没有大的动作。中国最大的结构矛盾是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错位，今年上半年，农业产值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到9％，但农业劳动力比重还占到50％。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这就是中国会面临长期通缩趋势的原因，也是中国只有在出口带动下才能实现经济较高增长的原因。这个大的结构矛盾不解决，用其他什么办法也难以化解由此产生的就业不足矛盾。为什么目前只有20％的产业部门能够吸纳劳动力？就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高增长部门，都是面向出口的部门，和为满足只有10％的富裕家庭需求而生产的部门，这些部门高度集中在电子、机械、冶金、化工等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这些产业在增长中只大量吸纳资金与技术而较少需要劳动力。 
    我国城乡人口的收入与消费支出差距大于3倍，城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高收入人口增加，而对刚刚进城的农民来说，最需要的是低档次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如果有3亿农村人口进城，即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50％，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就需要比现在增加2倍，这就是市场和经济增长。目前是城市有大量剩余资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从空间结构看是沿海有剩余资金而中、西部有剩余劳动力，有资金和劳动力就可以形成生产力，资金与劳动力不能完好结合是资源配置不合理，而解决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的关键，就是推进城市化。 
    农村人口进城，高收入人口增加不会提高工资成本，因为这是结构变化，不是人均工资上升，所以在中国推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不会导致丧失国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是朝向好的方面，但也有不少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需要许多大的战略举措。只要我们认清了经济运行的矛盾现实，就不会盲目乐观与悲观，也不会彷徨和犹豫，而是扎扎实实地去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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