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圣陶的语文工具观

论叶圣陶的语文工具观

　　教师教语文，学生学语文，怎样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决非几篇文章及至几本书就能阐述清楚的。但是，有一个基本前提必须首先明确：语文学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因为教学目的、任务、教材和教法等等，均由性质来决定。叶圣陶先生（以下均称叶老）通过语文教学的长期实践和深入研究，反复强调指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吕叔湘先生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写的序言中说：“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1]
　　稍有语文教育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与政治、历史、宗教、人伦等混于一体的综合教育，这种教育全部以文章诗赋为本位，只学习书面的文言文，远离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直到上个世纪初年，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语文学科必须顾及其实用性。从此，语文在中小学校单独设科，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叶老从青年时期任语文教员起就积极主张大力提倡白话文、大众语和新文字运动。全国解放初，叶老集中代表了彼时同人之意，及时给语文学科正名定性：“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按照叶老的阐述，我们可以明白地了解到，听和说偏重于口头语言，读和写偏重于书面语言。听说读写涵盖了语文教学的全部内容，所以，学语文就是学语言。只有学好了语言，才算学好了语文。
　　那么，语言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语言的本质曾作过许多精要的揭示。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斯大林否认“赤裸裸的思想”[3]，认为没有质料也没有形式的空灵玄妙、难以捉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叶老深有领会地说：“思想决不是无所依傍的，思想依傍语言。思想有它的质料，就是语言的材料，就是语汇。思想有它的形式，就是语言的规律，就是语法。无论想得粗浅的，想得精深的，都摆脱不了语言的质料跟形式。无论这个民族的人，那个民族的人，他想的时候都摆脱不了他那个民族的语言的质料跟形式。一个人学会了旁的民族的语言，他也可以依傍旁的民族的语言来思维，可不能一种语言也不依傍。脱离了语言就没法思维。”[4]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叶老总结出了研究语言的语文学科是工具学科的观点：语文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简言之，语文是人们思维和交际的工具。
　　首先，语文是思维的工具。叶老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定型。任何人说出来的口头语言和写下来的书面语言都是他心里所想的；想的过程就是语言形成的过程。朦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语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的语言。语言与思维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有人心里这样想，说出来和写下来的却是另外一套，即所谓心口不一等等，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另外一套”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说话或写文章的人在彼时彼地的有意安排，如平时语言实践中的反话、反语等，只不过是作者用另一种语言质料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维罢了；其二是作者的口头或书面表达能力太差所致。这与叶老关于思维、语言二而一的观点并不矛盾。为此，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要想使学生掌握好语言，一定要十分重视从源头上去开发，即化大力气训练学生的思维，千万不能忽略由不出声的内部语言到出声的外部语言的想的过程。分开来讲，阅读教学要紧紧抓住从听、读到想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由感知语言文字的表象到理解、把握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及其相互联系的实质；作文教学要紧紧抓住由想到说、写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审题，立意，布局，谋篇，成文，修改等等。语文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训练，就是指导学生把朦胧的思想变为清澈的思想，把不清不楚的语言变为有条有理的语言。总之，离开了语言，人们就无法思维，所以，语言是工具。既然语言是工具，那末由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的语文当然也是工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
　　但是，长期以来的语文教育并不重视学生内部语言即思维语言的训练。那种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写教师改的读写教学方法严重地遏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至于全班学生异口同声的问答式教学和即兴发挥式的作文训练，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缺少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学生往往思想模糊，语言混乱，导致思想训练和语言表达两败俱伤。近些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语文老师认识到语文学科是思维的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化大力气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提高了，诉诸口头即语言，诉诸书面即文章。掌握了思维这个工具，也就掌握了语言，学好了语文。
　　其次，语文又是交际的工具。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绝对离不开相互交往，而相互交往过程当中使用最经常、最广泛的就是语言。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5]斯大林说，语言“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4]所以，从人人每天都会碰到的交际需要考虑，我们也必须认真学好语言，学好语文。叶老1953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语言和语言教育”的发言，他结合自己的体会指出，要是我的语言杂乱无章，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有条有理，因为语言杂乱无章正就是思想杂乱无章。要是我的语言含糊朦胧，人家就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清楚明确，因为语言含糊朦胧正就是思想含糊朦胧。要是我的语言干巴巴的，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好象刚开的花朵，因为语言干巴巴的正就是思想干巴巴的。……总之，在思想交流上，我跟人家，人家跟我，关系是这样的：只有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对头，人家才会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反过来，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不对头，人家就无从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这是一条明白得很的规律。所以，从思想交流的实际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思想交流不靠旁的，就靠语言。人们为了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都希望说的话和写的文章与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打折扣，收到思想交流的最大效果，进而提高学习、工具、生活的质量和效益。一个人如果听语言，说语言，读语言，写语言的能力未得到很好的培养和训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所带来的苦恼和麻烦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的语文教学是忽视交际能力训练的，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较为普遍。学生毕业之后不少人甚至在人稍多的场合就产生惧怕心理，不敢发言，或者说话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不能准确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培养和训练广大学生从小就善于使用这一交际工具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近些年来，各地学校加强了素质教育，语文教学由只重视作文到读写并重再到听说读写四管齐下，并开展了丰富多采的课外语文活动，如组织社会调查，演课本剧，书报知识竞赛以及影视评论等，尝试着进行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语文教育，这些都体现了语文是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的本质特征，顺应了当代社会对语文教育更新更高的要求。
　　综上所述，语言是工具，语文是专学语言的学科，所以语文就是工具；语文这个工具具有思维和交际的双重功能。其中思维是手段，交际才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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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文的本质特征是交际工具性。交际包括吸收（听和读）、表达（说和写）两方面，所以语文教学必须听说读写四者并重。要从内部语言思维的训练入手，达到提高外部语言交际能力的目的，从而使学生的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思维能力和交际能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由于叶老的语文工具观是从长期的教学实践和潜心研究中归纳出来的，所以尽管随着时代的前进，教育的发展，围绕语文学科性质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观点，但“工具说”至今仍是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和语文教师所认同的观点。国家教育部1963年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1978年、1986年、1990年、1992年的大纲继承了1963年大纲的语文性质观，确认语文的“基本工具”、“基础工具”特征。1996年的新大纲认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2001年制订并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将工具性作为语文学科的主要性质。由此可见，叶老的语文工具观现在和今后仍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吕叔湘同志非常赞同叶老的语文工具观，他说：“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种知识也少不了它。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什么很多教语文的人和学语文的人会认识不清呢？是因为有传统的看法作梗。”[1]他认为这些传统的看法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在阅读教学上不适当地强调所读的内容而把语文本身的规律放在次要的地位。第二种弊病是在作文教学上要求模仿一套程式。第三种弊病就是读书作文不是为了增长知识，发表思想，抒发感情，而是为了应付考试。我们认为，吕老在高度评价叶老语文工具观时对我国语文教育历史和现状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且十分深刻的。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要求通过阅读教学掌握语文自身的规律。语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各种学科都承当着教育的责任。语文教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只重视课文的思想内容和学生的道德意识，而丢掉语文自身特有的任务。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的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那时的语文教育就是通过封建道德意识的灌输，把读书人训练成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培养成不劳而获的“人上人”。这种腐朽的教育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使得我们的语文教学，特别是在中学里，专重精神和思想一面，忽略技术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全国解放后，尤其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几乎把语文课上成了肤浅而蹩脚的政治课，舍本文于一旁而抽出其政治道理而讲之，或化作品之内容为抽象之概念与术语而讲之。这种理性化、抽象化、概念化的教学，不但与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能背道而驰，而且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叶老认为语文课的思想教育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教学来实现的，果能引导学生细读本文，获得透彻之理解，则学生非徒理解而已，其思想感情必受深切之影响。语文教学之思想政治教育之效果，宜于此求之。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要求通过写作教学把作文变为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作文不该看作一件特殊的事情，犹如说话，本来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作文又不该看作一件呆板的事情，犹如泉流，或长或短，或曲或直，自然各异其致。我们要把生活与作文结合起来，多多练习，作自己要作的题目。久而久之，将会觉得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1]既然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每个人的生活又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让学生去模仿一套死板的程式，弄得千人一面，万口同腔。叶老要求学生“养成抒写意思情感的习惯，……内部有什么样的意思情感，便作什么样的文。”[1]当然，封建社会里的语文教学，是不允许学生随意写自己想写的文章的，内容必须“代圣人立言”，形式必须是“八股文”，即要按照一套固定的间架和腔调去写。叶老曾很形象地以自己小时候的经验为例说：“我八九岁的时候在书房里‘开笔’，教师出的题目是《登高自卑说》；他提示道：‘这应当说到为学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写了八十多字，末了说：‘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就在‘尔’字‘乎’字旁边博得了两个双圈。登高自卑本没有什么说的，偏要你说；单说登高自卑不行，你一定要说到为学方面去才合式：这就是八股精神。”[1]
　　其实，类似的情形在现今的作文教学中仍大量存在着。《记一件难忘的事》，本应由学生毫无拘束地抒写真人真事真感情，但不少教师总是不放心，事前反复提示学生，只有蕴含着深刻思想意义的事情才能作为该文的写作材料，致使闹出了一个班级50多位学生中，竟有30多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跳入冰冷的河水救人的大笑话。毫无疑问，如让学生从小为追求死板的程式而养成专讲假话的不良习惯，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和可悲的事情。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还要求学生读书作文不要为了应付考试，而应该为了增长知识，发表思想，抒发感情，为了成为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叶老说：“从前读书人学作文，最主要的目标在考试，总要作得能使考官中意，从而取得功名。现在也有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有升学考试。但是，我以为现在的学生不宜存有为考试而学作文的想头。只要平时学得扎实，作得认真，临到考试总不会差到哪里。推广开来说，人生一辈子总在面临考试……学生学作文就是要练成一种熟练技能，一辈子能禁得起这种最广泛的意义的‘考试’即‘考验’，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1]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学生谈考色变。他们把能不能考出好分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至于是否真的理解了试卷的内容，掌握了有关的能力，能否应付日常工作所需，生活所遇的问题，则是全然不去考虑的。仍以作文为例，有的学生逢到考试时能够揣摩题目的意旨以及出题目的人的意旨，按着腔拍，咿唔一阵，或遇到无可奈何的题目，也能无中生有，瞎三话四，却又丁丁当当的颇有声调。这样做或许还能得个不低的分数，但倘若平时连写个总结报告和签份简单合同都困难重重（这些通常不考），怎么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呢？
　　行文至此，我们想起了1997年由《北京文学》发起而展开的那场语文教学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中的不少文章都对我国语文教学的现状深表忧虑，并各自对语文教改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使我们受到震撼和启迪。但是，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工具说”导致了语文教学的高耗低效，只有把“人文性”作为语文课程的基本属性，语文教改的步伐才能解除羁绊，突飞猛进。对此，我们实在不敢赞同。
　　首先，“人文性”是所有人文课程的共同属性。人文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的精神人格和独特个性，教学内容上要求扩展到一切具有人性陶冶意义的方方面面，教学方法上强调学生情感的充实和兴趣、习惯的养成。既然人文性是所有人文课程的共同属性，那末，人文教育的任务应当由所有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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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来承担，不应该全部由语文学科单独来承担。诚然，语文课在所有人文课程中具有较强的人文教育优势，语文课的教学内容也决定其应负载较多的人文教育任务，但是，人文教育任务在语文教学中应体现为传授好汉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中华民族文化，以发展学生的思想感情，培育他们的健全人格和完美的个性等，所有这些，在叶老的语文工具观中都已论及。叶老的语文工具观从来都不希望把学生制造成只会搬运语言文字的机器，而是要把学生培养成能够熟练使用语言文字的有思想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社会的合格成员。叶老历来主张在把工具性当作语文学科基本属性的同时，把人文性、思想性与工具性水乳交融地统一起来。关于这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叶老写的《教育与人生》、《作文与作人》等文章中体会得到。叶老说：“我就是最不信服把语言跟内容分开来说的一个人。咱们不能抛开了意思谈语言，也就是不能不管内容专谈语言。”[1]又说：“思想是一方面，表达思想内容的工具又是一方面。……学习语文，这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1]按照叶老的语文工具观，在语文教育的全过程中，应该十分重视掌握语文自身的规律，十分重视培养学生成为国家的合格公民。
　　语文学科是个老大难的学科，一代又一代有志于语文改革的教育界同仁都在不懈地追求语文教学的高效率。我们认为语文教学长期以来不能走出少慢差费的低谷，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关键之一还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和认真实践叶老提出的语文工具观。语文教学的最基本任务应该是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好祖国的语言文字，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去实现其他的教学功能。为此，语文教师必须排除一切干扰，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引导学生学好与内容密不可分的语言，使学生在获得较强语言能力的同时，也得到实在的思想教育和深刻的人文熏陶。刘国正先生说得好：工具性发挥出来就有人文性。钱梦龙先生也非常赞赏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认为语文教学主要就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母语教学，使学生熟练地掌握母语，规范地使用母语；若过多地强调人文精神，会让语文教师无所适从。由此可见，那种把人文性和工具观对立起来，或者以人文性来取代工具性的观点，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际操作时也会造成混乱。试想，如果中小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连起码的听说读写要求都未达到，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人文教育？
　　最后，我们想援引叶老1978年3月说过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份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份内的责任。”[1]
【参考文献】
　　[1]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138;1;398;397;438;154;635;138.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525.
　　[3]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0.
　　[4]　叶圣陶.语言和语言教育[N].光明日报，1953-10-11(3).
　　[5]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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