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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空间的兴起与网络时代的战略环境
【内容提要】讨论“信息空间”的基本含义和信息空间的疆域与组成，分析全球互联网在技术、组织和观念3个层次上的历史变革，继而对信息时代宏观战略环境的变化及其特点进行探讨。【摘 要 题】信息资源建设
【关 键 词】信息/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环境
1 信息空间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电子通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实现了一体化，网络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进入90年代，由于国际互联网及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完善，特别是众多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和其他社会信息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和努力，国际社会信息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信息网络社会，最集中的表现是信息空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
·信息空间的概念。何谓“信息空间”？目前尚无普遍的定义和描述。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它往往被作为一个类概念使用，是一个互相重叠交叉的领域。就我们的研究范围和目的而言，其中3个最为重要的概念是数码空间域、信息空间域和智识域。这3个概念都与信息有关，并且都结合了科技、组织和观念因素，但各自又都具有自己的重点。数码空间域最具技术性，智识域最为观念性。
数码空间域指的是由连接在互联网上的计算机系统、通信基础设施、在线讨论实体、数据库和信息用户构成的全球性系统。主要指互联网，但也可以特指一个公司或是军事机构、政府和其他组织内部的电子信息环境。包括信息的电子储存和流通、信息使用权的提供者和信息的使用者，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各种科学技术。就理想状态而言，数码空间域正在创造出一个具有地理位置、参与者、各种工具和知识库的三维环境，成为世界上最新且发展最快的权力和财富领域。它具有很强的科技性，但其含义却远远超过科技本身。尽管在日常使用中数码空间域主要指的是网络，但它的涵盖范围却超越了互联网，并包含了公众转换网络（PSNs）以及其他数码空间域的接入点和对于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例如，电力设备、输油与输气管道、通讯系统、金融交易所、空间运输控制系统、铁路转换系统、货车定位与派送系统、媒体播送系统以及军事和其他政府安全系统。目前狭义的信息安全主要就是指这些范围。
信息空间域在不少情况下被作为数码空间域的同义语互换使用。有的西方学者对其所下定义与后者相似：“信息空间域是将全世界所有的通讯网络、数据库和信息源融入一个巨大的、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由各种不同类型成分组成的电子交换空间……它具有将所有的人和知识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的潜力”[1]。但事实上，信息空间域的概念范围远比数码空间域广得多：信息空间域包含了后者，以及一系列无法包含在网络内的信息系统（包括广播电视、印刷品和其他媒体，以及类似于公共图书馆等一些尚未完全电子化的机构）。在军事世界中，信息空间域还包括指挥、控制、通讯、情报、监视和侦察等超越战场或使用于战场中的电子化“军事信息系统”。它强调的是信息活动的综合空间和领域，显现的是超越传统空间和时间概念的“真正的全球性信息设施组织和环境”[2]。从这个角度说，比如像全球网络金融以及围绕着它而展开的整个金融市场、金融服务和一切相关流程和关系，都可纳入信息空间的范畴。
与数码空间域偏重技术面相对应，信息空间域的特点在于专注于信息环境，而非仅仅关注计算机化的技术和设施，所以其定义更为宽泛，并把“一个建立在（抽象的）信息之上的截然不同的领域，与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平时研究、论述信息相关议题时所指称的“信息”和“信息空间”应该就是这个定义包含的范畴。
综上所述，数码空间基本上是物理的、技术的；信息空间则主要是在物理和技术基础上，包容了具有更大时空尺度的人文社会组织和环境。后者包容了前者。统帅并置于这两者之上的，还有另一个更广博的观念、知识和智识域，这里我们暂不探讨。从信息安全和国家战略角度来进行本课题的研究，显然，我们所关注的信息空间就是上面所说的包容了数码空间的信息空间域。在下文的使用中，为了遵循先入为主的惯例和习惯，我们用“网络空间”（或“网络世界”）代替“数码空间域”，用“信息空间”代替“信息空间域”。当然，在大多数场合，网络空间与信息空间是互相重合或互相替代的。
·信息空间的疆域和组成。人们可以把信息世界设想为是由按地方和区域划分的一系列小型信息空间组成的。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个小型信息空间，它们相互独立地存在并发挥作用，小型办事处的局域网或大公司的电话通讯网就是这样的小型信息空间。每一个信息空间都通过全球网络同几百万个其他信息空间相互联系。当使用个人电脑时，我们就进入了个人的信息空间。这与规模和距离无关，仅仅涉及到存在与否。全球通讯网络把无数地方的和个人的信息空间联系起来：电线、光纤、微波和卫星传输就是具有许多岔道、通向各个城镇的信息高速公路。顺着这个思路，信息世界就比较容易想象和管理。
由于这种电子连接的存在，在较大的规模上，各个国家的信息空间就能互相沟通，各个空间的门（即进、出口）就坐落在该国本土的信息系统与外界的连接点上；同时，由于电子区隔或警卫制度的应用，我们就能够把美国的信息空间与法国的信息空间区别开来，而法国的信息空间又与俄罗斯的信息空间不同。当我们与一个德国人通话时，这个德国人就进入了中国的信息空间，正如我们进入了德国的信息空间一样，因为他的个人信息空间在德国。
由此可看出，全球信息空间便是由全球网络连接在一起的、由无数个规模各异的电子世界组成的虚拟世界，是“介于”电讯之间或电脑之间的某个场所，利用电子手段表现出我们是存在于其中的电子公民。然而，正是由于上述电子边界的存在（它存在于真实世界的地理空间内），各个具体的单个空间又是互相独立的，因而又具有各自的国家、地区、文化和地理特质。这是许多研究者和网民常常混淆不清的一个观念。
20世纪70年代至今，电脑和通讯技术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空间不再是子乌虚有的，而是成了与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客观现实。
·“全球互联”与信息空间的崛起。这样形成的地缘政治环境主要有下列4个发展方向：①信息空间作为企业、政治和战争的运作环境出现；②数字融合技术日趋成熟，使得任何形式的信息都能够以数字的形式表现，然后以原创者意料不到的方式加以组合、改变和再利用；③全球全面联系的发展；④计算机系统逐渐控制关键的社会基础设施。这些新进展的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每一天都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部分（个人、组织，甚至整个社会和国家）加入到全球的电子数字网络中[3]。
互联网使得全球近200多个国家的几亿用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彻底打破了物理空间上的有形界限，形成了全球性的网络空间，使得媒体的平衡从原先的一向多传播（例如传统的广播和电视）转为多向多的交互式传播。互联网用户可以自由地访问、交流、共享信息，开展跨国商业活动，而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这正是其价值和影响的所在。随着
加入国际互联网的地区和用户的增多，网络空间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膨胀，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这种技术上的发展和可能，在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和观念层次上引发了一场联网革命。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用“全球相互依存”来表征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但是目前“相互依存”这一术语在国际学术界和跨国论坛上已经失去吸引力和号召力，而且也不适合我们的研究目的。它在内涵上主要是针对经济全球化，过分强调建立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权，并且“依存”本身具有较强的传统消极含义，语义上常常和关于独立自主与相互依赖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概念联系在一起。此外，这一术语并不能很好地表达我们的观点，即信息时代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关系结构”，这个新现实正在动摇现有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基础。“全球互联”概念较好地概括了这个正在出现的新时代的典型特征，在这个全球互联的世界中，我们正经历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趋势。
正因为如此，一些全球化行为者更加注重按照分布广泛的网络，而不是从特定区域之内不同国家和集团角度来看待世界。全球性相互连接进程集中在北半球的工业化国家，并迅速地向传统的“外围”国家和地区扩展，出现了国际社会信息化的浪潮。但是全球化、“无国界”经济的发展通常意味着关键的收益者并不是国家本身，而是一些特定的亚区域，例如阿尔萨斯-洛林、威尔士、Kansai、Orange County以及与外界连接相当广泛、可以代表分布式“全球化城市”的那些“世界城市”，例如伦敦、洛杉矶、东京和上海等。
可以预言，在未来的几十年间，这场将世界相互连接的具有前瞻性的“游戏”，其重要性将会等同于或超过权力平衡游戏，全球互联将会进一步深化并成为21世纪的重要特征。
这样，我们看到，在技术、组织和观念3个层次上出现了“网络效应”，它将进一步帮助解释为什么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对人们的行为以及政府的政策和战略产生影响。网络效应的核心意义在于：当只有一个人拥有电话或传真机时是无法产生效应的，因为不能与其他任何人进行通讯；当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话和传真机时，每部电话或传真机以及网络的价值也就提高了。根据“Metcalfe定律”（以设计以太网通讯协议的Robert Metcalfe命名），一个网络的“能量”与该网络中节点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因此，用户节点数的量值决定了整个网络的效能。网络效应不仅应用在新技术的传播中，同样也可以应用到新组织和新观念的传播中。将这些技术、组织和观念化发展组合在一起，意味着信息正被逐渐看作系统转变和改革的媒介，同样也意味着以信息为基础的领域正在崛起，并倚靠网络效应蓬勃发展。
毋庸讳言，这是一个凌乱、复杂的过程，充满着各种矛盾、对立和荒谬的结果。它可能会跨越社会各层次（地区、国家、国际），跨越各行为领域（公共、私人），在各个方向（东-西、北-南）同时引发新的合作、竞争和冲突。它可能会在某些方面降低国家的地位，而使国家和非国家领域在其他方面得到加强。最终，全球性相互联接将会使它的支持者在国家和非国家领域受益；与此同时，其发展过程也很可能会有出乎意料的风险。但不管是什么形势，以全球互联为特征的信息空间的确已经崛起并成为我们的生活现实。
2 网络时代的宏观战略环境
信息时代，与科技相关的信息和知识正逐渐成为国家安全综合体中的重要因素。在整个20世纪80和90年代中，这些信息时代的科技不断扩大着它们对经济、政治和军事能力所产生的影响，并逐渐改变国家安全目标，重塑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战略大环境。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重新定义国家安全新时期的开端。
在这个新纪元中，人们达成的共识是：信息科技所产生的影响将统治人类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和一切可估价的领域。Michael Vlahos认为这种他称之为“大变革”的转变对于现存的组织和关系来说很可能会是震撼性的[4]。Vlahos相信，这种“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就像19世纪60和70年代的铁路和电报，20世纪初叶和20年代的内燃机、电话和广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始出现的核武器、电视和早期的计算机所带来的变化一样。不言而喻，在这场由先进的信息和通讯科技所引起的革命中，全球的战略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并开始显现出以下特点。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化信息空间不仅仅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技术基础设施和“超级媒体”，而且还正在创造新的社会系统、权力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虚拟超国家信息权力结构和实体。
信息空间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虚拟空间，它的特征是技术和变化。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全球地理空间[5]。随着资本、劳动、服务、技术，尤其是信息的跨国界迅速流动，企业具有了全球特征，拥有了全球客户和需求。在这种全球经济中，通讯技术帮助国家走向市场。国家要获得资源，也许不再需要控制领土。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的结合，使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这样形成的以全球金融网络为主体、以电子商务为主要形式的网络经济世界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障碍，催生着一个统一的全球化经济社会，并且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游戏规则和运作机制，从而使其本身具有了某种独立的功能和属性，成为一个跨国界（或称无国界）的虚拟实体和超级权力结构。这个实体正在取得对于经济和社会的控制权，从而左右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和民族国家的命运，使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F·德鲁克把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全球推进所引起的这种金融效应现象，称为“符号经济”。它是一个由资本、信贷和资本流动所构成的全球网上资本经济，由没有国界的信息和资金组成，通过虚拟的通讯网络跨国界流动，这样，资本和传统经济活动已借助全球网络找到了新的国际活动和扩张形式，而超越了原来的物理和地理限界的束缚，民族利益和个人动机也找到了新的交流、交易和较量的公共舞台。从这个角度说，互联网所代表的全球信息网络事实上是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经济、文化制度，国际资本和文化观念形态正借助这个新的体系的设施和机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技术和人才实力向全球进发，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并受其控制的一整套运行模式、竞争规则、贸易原理以至于相应的价值观念向世界各地推行。就是说，在全球化和信息化两股浪潮的交互作用中，已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新的跨国权力结构。
面对这一现实，德鲁克在其《新现实》一书中曾做过这样的概括：在现今的跨国经济中，同时存在着4个能够实施经济政策的单元，它们与民族国家具有同样的权力。这4个单元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但无法相互支配。民族国家只是这4个单元中的一个。第二个单元是区域性联合体。目前，民族国家，特别是少数经济大国固然重要，但经济决策权正在向第二单元，即区域联合体转移。第三单元是一种实在的、大致独立的，由货币、信贷和资本流动所构成的世界资本经济，它由没有国界的信息和资金构成。第四单元是跨国企业。它们的市场不是哪个国家，而是整个地球。它们的经营不受具体国家的法律所限。作为全球经济整合（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技术）的结果，以互联网
为主干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运作远远越出了国界，甚至越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而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以信息空间为表征的全球权力结构。
如此看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化信息空间正在创造新的社会系统、权力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的分散式体系结构和全球普遍性、渗透性，更由于其虚拟性，使得信息空间超越于国家主权之上，任何政府、团体和个人都没有办法控制它。以至于德国学者恩格尔感叹说：如果极而言之，各国享有领土主权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础，既然领土主权对互联网不起任何作用，那么民族国家在处理互联网的问题时实际上就无事可做了。这说明，全球信息和通讯网络所代表的就是一种权力，一种统治，一种正在成型中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正在创造出一个无法无天的信息空间，并赋予它超越现有一切权威的权力：没有任何一个国际机制和统一的国际法律能够管束它的行为，也没有任何国界和民族政府能够对它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它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全球化的超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实体，正是这个新的权力结构的出现，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和挑战，特别是信息空间中民族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安全以及文化主权。这是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时绝对不能忘记的一点。
·难以控制的信息越境流动在国际范围内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信息本位，使信息真正成为控制世界和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权力源，从而给国家安全带来了全新的维度。
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手段上打破了过去大众传媒的寡头专制，由此而出现的传播多元化正在引起社会舆论和思想控制的新局面，使信息源优势和信息权力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影响和改变着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进程，并对传统的权力提出了挑战，通过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新型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威胁着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安全，这将在较深层次上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
互联网的低成本、高效率和普及性，使获取、应用和控制信息成为公众可以享受的基本权利，并从技术手段上打破了过去大众传媒的高度垄断，普通人也有了一个向全世界传播自己思想的机会。由此可见，互联网为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当然也带来了种种问题和安全威胁。在这样的科技、思想和社会环境中，各种行为者，特别是非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都会最充分地利用其信息权利和机会，那么信息活动和信息流必将成为社会的主导现象，新的权力阶层也会应运而生。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与跨国网络经济耦合在一起，将会出现信息全球大流动的两难局面。事实上，近年来发展最成熟的全球网络金融世界的信息跨国流动，已经向我们显示了这个新权力结构的威力。
信息空间内这种难以控制的信息流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信息本位，使信息真正成为控制世界和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权力源，从而给国家治理和安全带来了全新的维度。由于信息/知识的固有价值和重要性，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不断网络化与无国界化，以及货币形态的日渐异化，信息本位正在逐渐替代金钱和其他实物，甚至传统的权力，而起着绝对重要的支配作用。“信息”获得对于金钱和权力的统治本位的发展机制在于，在网络金融的推动下，在虚拟信息空间内，资金的流动、货币的流动和纸质票据的流动，都转化成数字化信息的流动，银行和金融网络成了巨大的数据处理工厂与资金信息处理中心，支撑着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这些数字化的信息没有物理存在，只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和规则，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流动。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交易者、银行家、经纪人、套汇商、分析员、决策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从全球各地的网络终端感受金融信息的虚拟流动，并参与到这个抽象流动的控制过程之中。这样，在网络金融领域流通和风行的表面看是货币，实际上却只是信息和信息流，网络金融上的市场运作便表现为对信息和信息流的操作与投机。货币形态的这种异化以及虚拟资本空间的形成表明，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本位已经开始取得对于社会、经济和一切活动的控制权，进而会对政治、文化和权力产生支配作用。从这个角度说，信息不仅是资源，而且已经成为权力源。
不言而喻，在信息本位体系中所交易和流动的不是股票、债券或货币，而只是抽象的数据，是对于经济景气的信息预期，象征着购买能力，其间所储存的是劳动、智慧（知识）和财富以及其他政治、文化、社会因素的信息表现。在这个复杂的交互过程中，正在出现传统权威的异化、减弱和消失，在民族国家内部则会引起政府权力的重新配置。而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信息资源和网络资源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均匀分布，正通过金融网络引起资本和财富的重新分配。由于这个全球性网络金融市场的高度投机性和风险性，更由于全球网络系统的传播性和扩散性特点，任何局部金融问题都可能因为“共振效应”而迅速转化为全球性金融问题，金融危机往往就表现为全球性危机。这已经是近十年来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及其迅速传播所证明的事实。由此可见，信息权力正开始成为重要的权力形式，而改变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含义和格局。
·全球民间社会力量的增长与网络化运作正在成为新世纪的重要权力实体和战略因素，新型政治动员、新的社会运动与新的技术范式正在引起主权概念的弱化和变异，催生新的授权过程和新的权力源、权力阶层；我们正在从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转入以网络为中心的世界。
由于信息科技相对低廉的成本、实用性和广泛传播性，信息空间的扩展和时间维度的大幅度消减，个人（或社区）可以在更广阔无限的范围内活动，他们对于中间层次的依赖及中间层次对于他们的控制力都将下降，而原来的民族国家恰恰属于这个中间层次。这主要是因为信息时代的技术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形态。信息技术瓦解了等级结构，把权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人和群体当中。分权化的网络结构比其他组织模式处于更为优越的地位，在网络中，个人或组织可以相互联系以采取联合行动，没有任何人居于最高或中心地位；那里只有网状分布的节点，个人和群体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而交互行动。这样，信息技术促使权力从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转移到个人或其他群体手中，这些个人或群体不是全体人类，而是认知精英集团。认知精英集团的网状“集体领导”，比等级制官僚领导更有效率，也更民主。在这种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全球化、网络化信息空间中，各种名目和色彩的公民团体、组织和个人都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传播思想，扩大影响，完全打破了政府及传统媒体对于信息的垄断，并且可以毫无阻挡地跨越国界协调活动。
这类新兴的团体具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它们的目标从帮助人们连接到互联网以便影响政府的政策与法律，一直到在国内外推动某些特定事业的发展。这类组织的数目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大约4000家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大约3万家。以信息空间为活动舞台的这些团体或社区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信息共享和合作。随着非政府组织和非国家个体的增多，全球政治中以国家为中心的特性将会减弱，国家、市场和民间社会行为者们之间的关系将会以信息战略为轴心重新平衡。
随着这些非政府组织和非国家力量数量的不断增多，其地位越来越获得公众的认可。它们被视为快速传播观点的媒介，能够对冲突进行预测、预防和处理的“感官性组织”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人们希望民间社会的非国家行为者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鼓励他们利用信息革命的成果去开发先进的感官性组织机制和技术手段，来观察和监控世界
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机制和技术有些就是利用现有的政府已经设立的情报机构、公司市场研究部门、新闻媒体和民意测验公司；有的则利用信息空间普遍存在的公开论坛、专门的互联网邮寄列表、网络广告和传真机，作为快速传播工具来监控和报告它们所关注的各种问题领域。
信息时代的科技同样也可能提高非国家行为者在国际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长久以来，跨国公司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是重要的行为者，但随着商业活动日益变得更为地区化和全球化，它们可能会变得更具影响力。在已经利用了能够提高信息流通的速度、容量和机动性的先进信息和通信科技所带来的机会之后，在许多商业活动中地理和国家疆界已经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全球互联网社会继续像以前一样自我管理，即跨国界进行规则、资源、标准和协议的决策，不诉诸于严厉的政府法规或暴力，那么随着这一领域人类活动的增多，与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相呼应，它也许会增强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权力，促进其他形式国际通讯的传播，而削弱国家主权。如此看来，世界政治正在演变为互相依存、交织和影响的两个世界。根据这个观点，正如James Rosenau所阐述的，一个“无主权”、“多中心世界”中的行为者们所关注的“自治”，正在与“主权化”、“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中的行为者们所关注的“安全”以平行的方式发展着。后一个世界所对应的是传统的主权国家系统，前一个世界所对应的是非国家行为者，他们的数量、多样性和影响力正在提高。这些非国家行为者们包括全球性公司、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的支持集团[6-7]。
对于国家主权面临的挑战，美国“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总统委员会”（PCCIP）已经予以了充分关注：“过去，广阔的海域和友好邻邦保护我们免受敌国的攻击。如今，信息威胁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在信息世界，国界已经不起作用。电子不会停下来出示护照；计划与构想重大的信息攻击并不需要逆行让人看得见的后勤准备工作，他们可以悄悄探测、秘密演练，随后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发动，而攻击者的身份和地点却无从寻找。”[8]
这一切表明，由于信息空间的兴起和推进，国家/社会之间正在出现某种调和机制与过程，正在出现对于“公民外交”的容忍以及国家和民间社会行为者之间的“深度联合”[9]。信息革命正在使我们从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转入以网络为中心的世界，政治、外交、军事和安全战略也正在相应地从传统以层序官僚中心为基础的实力政策转向以网络中心为基础的信息战略。因此，这个正在浮现的战略环境将会比今天已存在的战略环境更为复杂，并将使全球的战略范式发生重大变化。
·由于信息技术的不均衡扩散和发展，世界平衡结构会出现新的“缺口”和新的权力关系；更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正起着抵消霸权优势的作用，国际政治可能会因此而出现新的均衡形势和模式，呈现更加复杂的组合和格局。
与在它之前的农业和工业时代一样，信息时代是—个全球性现象。全球性通讯几乎是即时发生的，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时代的科技即使是在最不发达的国家中也可以见到，并且几乎每个国家都至少有一个系统连接在互联网上。然而，还是与此前的农业和工业时代一样，信息时代所引起的变化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同样普遍深入。信息时代科技所引起的变化，正在不同的国家中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影响、不同的组织特性和不同的战略作用进行着。不同的社会，出于成本考虑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不同的速率对信息时代的科技进行吸收、散布和实施。这些因素包括现有技术的运用和使用年限；社会对新技术的社会和文化接受能力；社会思想和观点的偏狭程度；社会人员、技术和经济支持基础设施的层次和可靠性；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对前景展望的层次与力度；社会内部的教育层次；社会内部信息时代科技的使用者和潜在使用者对于科技的理解程度；国家对于主权的关注度和社会的领导精英们对于决策制定过程进行控制的关注度；以及在各个社会中都不相同的许多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正如美国兰德公司战略研究家指出的：世界的发展模式仍是不均匀的；世界的某些部分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而另一些部分离现代标准仍颇有距离[10]。
由于这一不均衡过程的存在，在全球舞台的行为者中便会产生新的“缺口”和新的权力关系格局。按照Toffler夫妇的观点，世界正在走向全球性“三分化权力结构”的社会-经济革命[11]。这个新的三分化全球权力结构将会取代旧的两分化结构（“烟囱”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结构与传统农业结构的两分化对立）。那些受益于信息时代科技的国家，将会处在一个由知识和与知识相关的“无形资产”所支配的新的三极全球权力结构的顶端。在能力方面，这些国家优先于那些仍旧依赖于工业或是农业经济的国家。为了获得由信息科技带来的优势，一些国家甚至可能试图避开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从农业经济步入信息经济。另外许多国家将无法归入某一个类型，因此所有的这3种社会发展模式将会并存于三分化全球权力结构之中。
处在三分化全球权力结构顶点的国家将会比那些仍旧保持着工业或农业经济模式的国家更加依靠信息科技。正是因为这种更大的依赖性，作为社会形式，它们所依赖的科技（例如，信息及关键的基础设施）被改造、破坏或毁灭的脆弱性就更强，这与工业化社会和农业社会因为对能源与燃料供给高度依赖因而更容易遭受破坏和毁灭是一样的。尽管信息时代科技提高了它们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但正是因为这种易受攻击性，后工业化国家的安全综合体将会变得更为复杂，也许更加脆弱。这些科技提供了提高军事能力的机会，但因为数据连接和信息流动能够被破坏、拒绝或是改变等原因，这些新的能力创造了新的依赖度并暴露了新的易受攻击点。在信息世界，对手可以隐蔽自己，信息战武器既廉价又随处可得。一个小型亚国家集团也许会在危急时刻利用仔细选择的信息攻击来发动全球冲突。
毋庸置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仍将是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行为者，但是由于各种非国家行为者的崛起和不断扩张，更多类型的其他行为者必将在许多问题上施加重要影响。由于许多国家和通讯资源稀少的亚国家集团都能利用互联网，互联网的普及事实上成为了一种均衡器，抵消了霸权国家拥有的优势。由于信息时代科技为各种人都提供了按照自己的观点来思考和行事的潜力，信息时代的战略环境将会比以往的战略环境更为复杂，其中将包含更多的变数和更难以预料的战略组合。
·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正成为信息时代敌对势力互相威胁的重要目标；网络世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摩擦和技术标准与经济利益冲突；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可能会迅速成为国家之间双边争端的导火线，信息空间则可能成为未来国际冲突的重要战场。
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和攻击正成为信息时代的重要安全威胁。对远程电脑的攻击，日益被认为是削弱关键基础设施系统的重要手段。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和运作机制，为未经许可用户侵犯全球的关键电脑设施提供了方便和条件。既可以由电脑直接在互联网上发起攻击，也可以借助于从网上获得的信息发动物质攻击。为研究这些问题而建立的美国“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总统委员会”在1997年的报告中说：“利用基础设施弱点的能力广泛存在着”，“引起损害的能力——特别是通过信息网络——客观存在着；这种能力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我们对此却毫无防范。”这种冲突和攻击可能会来自民族国家，或其他相互
敌对的势力；也可能来自遍布全球的黑客主义者，因为他们具有全球加密通讯的优势，也可以利用互联网本身来攻击互联网局部区域或其它关键基础设施。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亚国家集团进入互联网，由于对网络的相互所有权以及惧怕网上攻击，许多国家集团或民族国家在处理国际安全事务时可能会避免暴力冲突，特别是网络信息战。但由于国际冲突的复杂性和网络空间的便利性，热衷于破坏网络本身，或利用网络发动信息战的危险客观存在，甚至会加大。可以毫不夸张地预言，网络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可能会成为集中的战场。美国“9·11”事件的意外发生及此后的一系列国际冲突就是明证。
一方面，在推动贸易，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互联网也会诱发一系列新的贸易摩擦和标准冲突，经济安全问题会突现和恶化。互联网为国际商务提供了新的渠道，因为互联网可以便利业务安排，或进行实际操作。互联网的普及会使某些在电脑软件和其他信息技术中占有领导地位的国家和企业，享有作为互联网的创建者和许多网络标准设置团体的大本营的“家乡法庭优势”，这就可能诱发关于标准和磋商权力之间的冲突与较量。另一方面，互联网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商业、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产生新的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可能会对现行的目标产生变革压力，例如在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可能会出现分歧和冲突。能够访问远程电脑也增加了工业间谍死灰复燃的可能性，这一趋势也许会使“经济情报”战愈演愈烈，甚至会影响国家间的关系。
互联网没有国界，这就增加了这个世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冲突。当罪犯、骗子或信息勒索分子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目标造成伤害时，两国关系肯定会紧张起来。围绕加密技术的使用和进出口、网络政治抗议与动员、跨国政治黑客攻击等，都可能引起双边争端和国际冲突。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公民通过互联网参与了该国控制权限之外的活动，可能会在另一个国家引起麻烦。黑客行为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受害方会错误地认为攻击行为来自外国政府，而不是来自具体实施攻击行为的小型活动集团。这就可能引起国家关系紧张，甚至导致严重的冲突。
信息空间之所以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国际冲突战场，还因为它事实上已经直接成为外交斗争的武器和战争宣传的工具[12]。它具有很明显的政治论坛作用，政府和非政府机构都利用互联网传播信息、进行宣传、丑化敌人、寻求支持。它也能影响军事决策[13]；间接地影响公众对战争和冲突的支持与当事方的决策[14]。在互联网全球扩散的背景下，某些国内的、地区性的或全球性的问题，都可以成为互联网上斗争和冲突的焦点，而酿成国家关系的麻烦或冲突导火线，任何国家都不能逃避这种影响和冲击。另外，由于信息技术使得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限趋于模糊，国家政治安全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和冲击，许多国家的政府在运筹本国政治方略时，必定会越来越重视互联网的正、反作用，从而将进一步提升信息空间的国际政治价值和影响。同时，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也为那些霸权国家推行强权政治提供了更多的、更经济实用的手段和途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审视的战略环境因素。
【参考文献】
1 Vlahos，Michael. Entering the Infosphere. Journal of Interna tional Affairs，1998，51 （2）：512
2 Cooper， Jeffrey R..The Emerging infosphere： Some Thoughts on Implications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McLean， Va.： Center for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Policy， Sienee Applica 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1997. pp. iii，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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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lahos，Michael. Entering the Infosphere. Journal of Interna tional Affairs，1998，51（2） ：497 -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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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senau，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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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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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offler Alvin， Toffler. Heidi. War and Anti -- 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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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avid Briscoe. Kosovo - Propaganda War. Associated Press， May 17， 1999
14 Ashley Dunn. Crisis in &
nbsp;Yugoslavia - battle spilling over onto the Internet.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3，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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