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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的光芒
孔子：善待盲人和狗
孔子去世以后，学生们不但经常谈起他的思想、道德、遭遇，还常常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日常为人。孔子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仪表。在待人接物方面，事事处处做到有礼有节，言行适度，举动文雅，在衣食住行方面也养成了一些好习惯。例如，和乡下人一块饮酒时，喝完酒以后总是让年长的先走，然后自己才退出来。吃着饭的时候，不和别人交谈；临睡之前，不高谈阔论。
孔子既注重礼貌，又很强调要有真情实感。他很富有同情心。本来孔子好唱歌，但是遇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他不曾吃饱过。他看见盲人、穿孝服的人，即使对方年轻，也一定站起来；路上碰到的也赶快迎上前去。一天，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孔子赶紧迎上去。乐师走到台阶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台阶”。当走到席子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席子”。等乐师坐下以后，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说：“某某坐在这里，某某坐在那里”。送走乐师以后，学生子张便问道：“这样不是太麻烦吗？”孔子回答说：“接待盲人就应该这样”。有一次马棚失火，孔子赶紧问：“伤着人了吗？”并不问伤没伤马。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事被捕，进了监狱。孔子并没有嫌弃他，认为“他虽然进了监狱，但并不是他的罪过”，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孔子也很爱惜动物。据说孔子养的一条狗死了，便叫子贡给埋起来。他对子贡说：“我听说，破帐子别扔，好埋马；破车盖儿别扔，好埋狗。我连车盖儿也没有，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盖上吧，别叫他脑袋露着啊！”
孔子很喜欢结交朋友。对于朋友之情，他很珍惜，就是和自己作风不同的人也不肯轻易绝交。他和原壤的交往就是如此。原壤是鲁国人，孔子早年的朋友，为人狂放，不拘礼节，思想作风和孔子很不同。可是孔子和他相处得很好，直到老年仍保持着密切交往。孔子给人的印象是谦和的，可是他对于认为应该做的事，便坚决地去做，百折不挠。他说：“看见道义上该做的事而不去做，这就是没有勇气”。他还提出“当仁不让于师”。
蔡元培：称新生为“先生”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陶行知：甘为骆驼
一个孩子的母亲，因孩子把她刚买回家的一块金表当成新鲜玩具给摆弄坏了，就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的老师。不料，这位老师却幽默地说：“恐怕一个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这个母亲不解其意，老师给她分析说：“孩子的这种行为是创造力的一种表现，你不该打孩子，要解放孩子的双手，让他从小就有动手的机会。”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位母亲听了老师的话，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迭。
“补救的方法是有的。”老师接着说：“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把金表送到钟表铺，让孩子站在一旁看修表匠如何修理。这样，钟表铺就成了课堂，修表匠就成了先生，你的孩子就成了学生，修表费就成了学费，你孩子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说不定，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呢！”
这个故事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自己进入反省室
陶行知先生，在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初期，曾作过一条规定，即全校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喝酒，违者要进自省室里反省。
一次，晓庄的农友请陶校长吃饭，农友们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释说不能喝，农友们却坚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瞧不起我们就不算我们的朋友。”
陶行知没办法，只好把酒喝掉了。农民们非常高兴，把陶校长引为自己的朋友。他们哪里知道吹莞???侨酥缓霉?车厮徒?チ恕?
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粪、种田、种菜、养鱼，他请唐家洼一位出色的庄稼人唐老头教大家耕种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头的学生。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扫地、抹桌、烧饭……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听差、伙夫，陶行知也亲自参与其事。
梅贻琦：不苟取分文
1931年冬，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从教不辍，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陈鹤琴：来世还想做教师
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4年，陈鹤琴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学医，是当时许多留学生的志愿。因为一则利国利民，二则学成后就业容易。陈鹤琴最初也是这个志愿。但是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陈鹤琴的思想上却展开了斗争：“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医人的。我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满怀救国热望的陈鹤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定主意，放弃学医，献身于苦难祖国的教育事业。
陈鹤琴对学生关怀备至，胜过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同学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眼看就要失学。陈鹤琴设法把她母亲接来，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使这个学生能够读下去。还有一个学生的祖父强迫她嫁给姐夫当填房，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陈鹤琴给那个学生的家乡的地方长官写了封信，请他秉公处理，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那位地方长官很敬佩陈鹤琴，责令那个学生的祖父按时供应她必需的钱粮，并尊重她婚姻自主。后来，那位地方长官放弃官职俸禄，慕名而来，到陈鹤琴的幼师任教。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陈鹤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在会议闭幕宴会上，他被代表们推举出来讲几句话。他说：“我今年60岁。假如有人问我：‘你来生愿意干什么？’我说：‘我还愿意做教师’。要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太喜欢孩子’。”
李敷仁：最后一个过河
我国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很强调“为人师表”、“以身作则”。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师生住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这时，蒋胡(指胡宗南)的军队从三面开来，上级命令沿大河向东转移。但当时木头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敌军迫近，师生情绪紧张，争着抢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张，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等待。有人关切地让他先上船，他说：“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学生送过河去，我才上船！”第二天，李敷仁带领其余师生，沿河北上，到谭家坪才乘船过了黄河。
杨昌济：伦理教授重言更重行
杨昌济字华生，后改名怀中。湖南长沙板仓人，是近代知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湖南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晚年任北京大学“伦理学”和“伦理学史”教授。他以高尚的道德修养，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和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群有为的青年。
1909年，杨昌济在英国学习。他十分注意研究英国人民的生活风貌，并从中肯定那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不随便借钱和用别人的钱，等等，他都一一注意观察，加以肯定。他十分赞赏“西洋人于小事亦分明有界限”的习惯，如寄信时，向别人借了邮票一定要给钱；几个人同坐公共汽车，进餐馆，一人付了款，其他人也要把钱凑足交他。杨昌济说，中国人就是不一样，认为这么一点钱不值得还，如果还了，就是轻视出钱者；有时候即使真还钱，受钱者也往往佯推故逊，或伪为发怒，实际上心里并不是真不要。他认为这样做很不好，容易导致伪善。后来杨昌济回国后曾认真实行这种“银钱上权限分明主义”。他在长沙经常要过江授课，有时同舟学生代他交了船钱，他事后一定把船钱还给学生。
杨昌济是一个治学严谨，而且道德高尚的人，他坚信他的伦理学，努力向学生灌输一种公正、道德、正义、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准则。1912年他从伦敦留学回国，正巧，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正在罗致人才。听说杨昌济素有声望，就想请他担任省公署的教育司长，他婉言谢绝了。他不愿意去逢迎官场的卑鄙肮脏，却选择了被人冷落的师范学校教员的职务，而且自题了这样一副对联以明志：“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张伯苓：与学生一起戒烟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19年之后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并不是生财赚钱的工具。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诉你，这确实不是大话。他以身作则节约学校的每一个铜板。他每月取于学习的报酬，只是中心校长的一份薪水。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此之上加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一元。张伯苓常常在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元，都分毫不差交到学校，未有一文入了私囊。
徐特立：以诗育德
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校长时，他在学生由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两块很大的黑板。这两块黑板不贴布告，不写格言，也不报告学校里面的消息，它是专供徐老写诗的。徐老发现学生有优点时，必定写诗加以表扬；发现学生有缺点时，必定写诗加以批评。所以写诗成了徐老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和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有一次，一个叫单秀霞的学生，因寝室熄了灯，便约了同学偷偷地跑到厕所为她爱人打毛线衣。厕所里的电灯是通宵不熄的。徐老站在门外细声叫喊：“睡呀，睡呀！”单等即时就寝，并以为明天徐老一定会骂他们，但次日她们并没有挨骂，只看见黑板上写了一首诗：“昨天已经三更天，厕所偷光把衣编。爱人要紧我同意，不爱自己我着急。东边奔跑到西边，不仅打衣还聊天。莫说交谈声细细，夜深亦复扰人眠。”
斯霞：学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斯霞，出生于诸暨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先后在浙江绍兴、萧山、杭州等地的小学任教，1932年进入南师大附小工作后，她就再也没离开过小学教育这块土地。在70年的执教岁月里，斯霞老师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为教育思想宝库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她的“童心母爱”论。用她的解释就是：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有童心，有母爱。要与孩子打成一片，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这一理论在她退休后的很多年里仍一直坚持不懈地实践着。学生已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03年6月底，斯霞老师因为肾衰竭住进了医院，从那时起一直到她去世这段日子里，斯霞老师是在病床上与病魔作最后的斗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斯霞老师一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中，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每当有学生来探望时，斯霞总能睁开双眼，准确地叫上学生的姓名，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感动。斯霞老师为什么能记起每个学生呢？据知情人介绍，斯霞老师在任教期间对她的每一个学生都十分了解，都要逐一进行家访，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给老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在教一年级时，孩子们还没来报到之前，斯老师会拿着学生的名单，一家一家去家访，了解孩子的个性特点，有什么喜好，所以当斯老师在开学时见到孩子们时，她对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斯霞老师的孙女今年30岁，小时候只上过一个月的南师附小，问及原因，她有点羞涩：“奶奶在南师附小工作，妈妈怕我在那儿上学影响不好，就让我转学了……”
斯霞老师70多岁时和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帮孩子们甩长绳。
退休后的很多年，90高龄的斯霞都坚持每天到学校看看，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要走遍学校的30间教室，看看每个孩子；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斯老师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她还是坚持每天“踱”到学校，再后来，斯老师由女儿扶着来学校看看。
苏步青：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
1931年，苏步青获理学博士，在研究院里有点“名气”，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职、高薪聘请他，爱人和孩子也都在日本，何去何从？他想到，自己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现在祖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要以自己的学识和才智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毅然回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拍来特急电报，再次聘请他就任该校数学教授，各种待遇从优；不久又接到一份特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火速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苏步青体谅夫人的心情，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松本来子想到丈夫的生活和事业，她担心万一战局恶化，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苏步青的身边，也打消了日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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