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读经

也谈读经

                         也谈读经
              四川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何文韬
一、关于经典
    在台湾称语文不叫语文，叫国文。我认为这个称呼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什么是国文？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种族所固有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它可以影响整个国家或者种群在精神领域的主导方向，是对人，对物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我认为，在中国国文包括大致三大方面的内容。一，是诸子百家；二，是佛教文化；三，是璀璨诗篇。而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事物的发展都是无法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历史是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和变化，因此我们的国文也是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和变化。但是有人却说，读唐宋诗词，不如读文言文，读文言文不如去读老子，读孔子，甚至还排出了一个阅读表。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照这种说法，唐宋诗词肯定没有文言文好，可以不必阅读。文言文也一定没有诸子百家的好，当然也更没必要阅读。那么，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在向前发展还是在向后退缩呢？如果正照这位先生所述，我们今天齐聚一堂，学习经典也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我们再怎么学习也不可能超越孔夫子。我们还在这里起什么劲啊？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什么才是真正的经典之作，是不是只有老子，孔子的著作才叫经典之作？第一次思想繁荣时期，应追溯到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代，尤以老子，孔子等为其杰出代表。而他们的思想是对这个时代之前的一个思考，总结，继而提出了自己的人生观。我们来看一下《论语》中的几篇。其一，“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孔子对人生的一个理解，他认为只要是衣食无忧即足以，即使每日吃饮粗茶淡饭也比以不义来图谋的财富，换取的地位要更加的安心。想想现在那些被双规的共产党员同志们，谁解其中味？其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我想大家对于这几句一定是耳熟能详，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虚心向不起眼的人物学习呢？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就写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孔子似乎早就感觉到中国人所谓的面子思想，早就为人们提出了忠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就是财富，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伟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孟子在孔子之后，其虽也深受着孔子的影响，但也并不是完全照搬孔老夫子的思想,他也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比如：《梁惠王章句上》的第二章。“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孟子对于美好的事物（或者我们把它理解为财富，权势也可。）是什么态度呢？贤明者方据之。只有品德高尚，贤明的人才能够得到，而不贤的人即使得到了，也无法心安理得的去享受。这与孔子的“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有着微妙的相似与不同。两个人都肯定了要通过正当途径获取财富，地位。但是在对财富，地位的看待上有不同的观点。孔子算得上高尚得人，算的上贤者，可是他却愿意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生活，而孟子认为只要这些美好的食物是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的应该得到享用。这就是一种文化上的传承和发展。而孟子的思想也符合了中国当代人对于物质财富取舍的道义。而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一个人成就的高低，不是用大红本子来衡量的，而是用他的所占有的金钱的多与寡来衡定的。美国第一家工业托拉斯企业的创建者洛克菲勒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再来谈谈诗词的变化和发展。我以植物描写为例。《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人看见了春天美丽的桃花，于是联想到了美丽的新娘。姚际恒《诗经通论》云：“桃花色最艳，故以取喻女子，开千古辞赋咏美人之祖。”朱熹又说道：“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诗经注析》程俊英等.中华书局.1991 P16）由此可见，这首诗所述乃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之一——爱情，婚姻。这是一种初级的情感，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愫。再来读张九龄的《感遇.其一》“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对比前一首诗，我们可以发现张九龄的这首《感遇》显然有了更深邃的思索，对人的思考，对生命的思考，对生活的思考，在诗中已经有了一个理性的思辨的过程，这再也不是《诗经》时期简单的喜怒哀乐的诉说，也不是简单的诗经式的比兴，而是一种比兴的寄托，以兰叶，桂花这种芳草自比自己的高节，以这种香草美物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意义。而这种气节“何需美人折”。
    由以上两个方面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基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滚动的车轴，我们的文化也是在不停的向前发展。因此，老子，孔子的著作在诸子百家的作品中一定是经典。但这并不能表示在他们之后的贤者无一能超越他们，也不能表示后起之秀中永远没有经典。那孔孟老庄要读吗？要。我的意见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再来看一下文言文，以《二十四史》为这一类的主要代表之作。历史，是一面参照自己言行的镜子。阎崇年老师在川师大的讲座中就提到，康熙皇帝每天早上起来要读前朝的历史，以明心智。就可见读文言文的作用不在能够于能够认识多少古汉字，能够背诵多少段历史。中国的历史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光辉灿烂，这是一部用鲜血染红的，用人头堆砌起来的文化传奇。每次我翻阅《资治通鉴》都读不了几行，并不是由于看不懂，而是不忍看。鲁迅先生所描写的华老栓手中的那个醮着人血的馒头并不是胡乱杜撰出来的。我们来随便翻阅一段《资治通鉴》来读读。“十一月，丙申，杀斛斯政于金光门外，如杨积善之法，仍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佞者或啖之至饱，收其馀骨，焚而扬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二  炀皇帝中大业十年（甲戌，公元六一四年））我本以为吃人肉的故事只能发生在《水浒传》这些小说和那些野史之中，想不到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过去的记忆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我们面对着这样的血淋淋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还能摇头晃脑，目无表情的背诵它们吗？我们还能一目十行，当小说一样去阅读吗？余杰先生在他的《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说到：《资治通鉴》是一本只能在深夜阅读的书。我想在深夜阅读的恐怕还不止《通鉴》这一本书吧。
    文化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历史而单独的存在。历史是一个大的范畴，任何事，任何物都必须遵循这一伟大的逻辑，不可逆转的天理。我们学历史，学古文。不会是仅仅为了告诉大家：我把《二十四史》读完了，背完了吧。也不是单纯为了作文，而引经据典。更多的是对历史的反思，以史为鉴。
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精华之所在，而人类的思索是不断前行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永恒的经典。有一句玩笑话是这么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后浪继续往前上，还会死在沙滩上。
二、学古为何用
    有许多学习了许久古典文学的人有这么一问：学古为何用。是翻箱倒柜的将某部经典放于案头，做一个详细的校注？还是让自己的文章引经据典似乎更增添几分文采。都不是。文如其人。我认为，是通过学习作品本身，了解一个人的人格魅力，从而升华自己，重塑自身。还是引一段《论语》吧。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大约在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就有的一段文字。而时值今日有许多学生经常向人诉苦，我不被家长理解，不被老师理解，不被同学理解。而这群人中一些性子比较火爆的人就常发生一些过激行为。不举多的，就举前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马家爵事件。他一个贫困地区走出来的读书郎原何与杀人狂联系到了一起。就因为不被理解。而孔子早就已经说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们读论语，读的是什么？读的不就是这些吗？我们学论语，学的不就是这样的思想吗？我们学古人的美好的人格净化着自己的心灵。
    古为今用，用现代观点看古代的经典是对学古最大的，最好的诠释。余秋雨先生在其《现代阐释》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现在引为思考：“当然，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保存、注释、讲解、评论、而是指从现代意义上的重新大规模地寻找、选择、破解古典，挖掘出埋藏在那里的某个人种曾经有过的美学尊严，而这种美学尊严又恰恰可以塑造未来。这种现代阐释反对无根的创造，却也拒绝国粹派的墨守成规，阐释的主要方式不是疲榻的讲稿，而是惊人的创建，阐述者不是几个个体，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炽热的时代。”（选自余秋雨《霜冷冰河》）
三、关于如何学习经典
    从上一点中，我们已经大致的了解了我们为何而读经，读经一定要透过纸面，读纸背。但是有人却说：我们学经典，应该从小开始进行不求解的古私塾式的教育，等他长大了自然也就解了，根据这样的理论，他提出了一个教育口诀叫做“小朋友，跟我念”。并且还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胡适之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是过大于功。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孰对孰错。
    先说关于胡适之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在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被推到了极至。同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其主旨是倡导白话文，并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他后来还专门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就是来论证这个观点的。陈独秀也于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用"三大主义"来呼应胡适的"八条主张"。这一前一后，可以说是真正拉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体革命的帷幕。 1918年《新青年》内所有文章改用白话文，《新潮》、《星期评论》等各类白话杂志也紧随其后，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白话文蔚然成风。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焦点问题出现了，我们发现如胡适之等倡导白话文的领袖们恰恰读，甚至背诵了大量的文言文。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就此说明，倡导白话文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呢？是不是能说明胡适等人真的就是错了的呢？恐怕未必。众所周知，如果我们对某一项知识特别的熟悉，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它的不足或者是错误。阎崇年老师在川师大的讲座中也提到，说康熙下朝检查各皇子的课业，可以不用看着书，只凭自己的记忆就可以挑出皇子们背诵的正误。那么这个弊病又是什么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要明白一组概念，即什么是白话文，什么是文言文。白话文是生活语言或口头语言如实记录成文的书面语言，生活语言或口头语言是多用词组、短语等来说的语言。它就是让人容易听明白的话，就叫白话，记录成文了就叫白话文。文言文是将生活语言或口头语言的词组、短语等凡是可以精简成词、字来说的就尽量精简为词、字来说的话，就叫文言，记录成文了就叫文言文。那么古时的人张口就是文言文吗？显然不是。没有文化的人张口，能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吗？那么他们就不参与交流吗？他们的语言肯定是比较粗俗易懂的语言，只不过这一类语言没有文献记载下来罢了。由此我们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就是文言文的弊病——口头交际的极度不便。每一个新的改革都会触及到原有的旧的体制。所以，对文言文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是肯定存在的。但从总体上来讲，白话文运动是功绩是大于过失的。
    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如今我们是否依旧要让我们的孩子进行不求解的古私塾式的教育。现在的孩子大约4岁左右，有的甚至更早就进入了幼儿园，开始了他一生的学习生涯，这也是他走向社会的开始，这个时候他所接触的社会虽然还只是一个极小的交际圈，但他已经开始了同除自己的亲属之外的人的交往随着年龄的增大，交际圈也在逐渐的扩大，所交朋友的数量也在增长。而由于在13岁之前，没有接受关于如何选择益友的教育，整整9年都处在交友迷失期。这9年存在大脑中的也仅仅是些“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文字。我们可以假想在这一段时期可能出现的某些事情。其一，某日，孩子的一名同学莫名其妙的竟然对马家爵产生了浓厚的崇拜之情，于是乎他也拿了一把西瓜刀，三下五除二解决了个同学，然后跑到孩子面前说，到你家去住几天，孩子一想，孔子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带回去了，拿出水果来款待“朋友”。其二，现在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网络是接触这样的信息的最简便的桥梁，一日，孩子的一位朋友说，某网站有许多不穿衣服的漂亮的女的，我们一起去看。那也是“知识”，也是要学习的。孩子一听，是“知识”,也不想想是知的哪门子识，就跟着去了。孩子的家长，知道了这件事，打孩子，孩子反过来说了一句足能让天下的家长都噎死的话。孩子说，你天天让我背《论语》，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经典，书上面明明就写的清清楚楚，讲的明明白白。你干嘛还打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孩子说的有错吗？没有错。错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这些施教的人，是我们没有正确的教导他们，经典有的时候也是会误人的。虽然，上面的两个事例是我杜撰出来的。但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下面我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这是我的一个同学的故事。她，一个漂亮的女孩，在孩提时代，就已经能够完整的背诵《三字经》，至今都依然能够背诵其中的一些篇章。但是，在她初中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当然这个男朋友人可不咋地，渐渐的呢？她也跟着产生了某些变化，学会了抽烟，学会了算计，学会了许多她本不该学会的东西。论理，《三字经》是我国古代孩童之启蒙书籍，教化的都是正理，可是为何读之却还发生了本不该发生的变化？按某人所述，13岁以后，都有了独立思维，独立见解的能力，都能够开始使用经典为己所用，而经典果真就是这么样“经典”的吗？若果真如此经典，我们读经还有什么意义呢？《毛诗序》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既然诗经尚有如此的教化作用，何况是我们称之为“经典”的作品。在孩子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的书写，可以是老师，可以是家长，或者是别的什么人。一部经典，在老师的口中可以是一代大儒的风范，在家长的口中可以是孩子学习的模范。但是，谁也不敢保证，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没有任何的一个不良的因素，用如椽的大笔，醮着油黑的墨汁，大笔的往孩子身上书写着什么。如果真如此，莫如不读。因此，在教孩子读经之时，一定要明教化，早早的在孩子的幼小的心中树立一个光辉的形象方是正理。如某人慷慨激昂的一通经典自修论，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美好的向往罢了，而他的许多主张也是建立在这种空想理论基础之上的。
    经典作品，是我们中华民族历代先贤的血汗之作，读之可以明心励志，所谓常读常新。我鼓励大家多读经典，但不可为读而读，为背而背。读之，明其大义是也。

                       作于丙戌生辰之前以待弱冠之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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