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分析：全国高校合并风背后的喜与忧

新闻分析：全国高校合并风背后的喜与忧

<!--StartFragment-->新闻分析：全国高校合并风背后的喜与忧   (彭在钦 刘芳宇)《大地》(2001年第二十九期)    近年来全国铺天盖地刮起的高校合并飓风，无疑成了世纪之交我国教育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数百所高校不约而同地结盟合并，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这一现象的出现昭示了人们：加大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力度已经刻不容缓。  (一)席卷神州大结盟  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有如一头负重的老牛，前行缓慢，步履艰难。相当一部分高校存在着规模偏小、机构臃肿、部门重叠、教企不分、行政人员多于专职教师、尊师重教落不到实处等等弊端。为教育减负、迅速发展计，为与国际教育体制接轨同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一个重大举措--一场声势浩大的合并飓风席卷神州大地。  设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得风气之先，于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五日宣布，与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成学科设置、办学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新浙大。在此之后，类似的高校合并消息接踵而至，主要有：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院合并；西安交通大学与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合并；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同济大学与上海铁道大学合并；南京的东南大学、南京的东南大学、南京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合并，南京地质学校也同时并入该校。  中国高等院校布局方针的调整，早在一九九三年便已开始，近年来加快了步伐。这是因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呈现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一批学术水平一流、杰出人才荟萃、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著名大学，基本上都是综合大学。世界一流的医学院绝大多数都在建在综合大学，著名的综合大学大多数都有高水平的医学院。因此，中国需要尽快建成一大批层次高、规模大、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  据有关统计资料，1995年，即全国高校大规模合并前，我国共有1054所高等院校，其中本科院校616所，专科院校438所。合并后，高校总数有所减少，但由于有一批中专学校升格为高等专科学校，其总量变化并不是很大。到2000年2月截止，全国仍然有本科院校1022所，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432所。变化很大的却是，国家不再提倡办学太专门化、太行业化，不支持各部委搞行业办学、部门办学，而主张综合性、多元化、立体化(如新组建的吉林大学合并了分别隶属于教育部、卫生部、国土资源部、信息产业部的五所大学)。因此，合并后的中央部属高校大多数统一归口到教育部管理，目前已有近百所高校由教育部主管，隶属各省的高等学校也大多由省教育厅归口管理。  新北大组建，是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的一项最重大的举措。它使得在中国最负盛名这所学府，学科更加齐全、结构更加优化、综合实力更强、办学效益更高。新清华、新复旦、新交大、新浙大等也无一不是以此为准绳进行组建的。几年来，全国已有一千余所大专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通过合并，普通高等院校减了100多所，一批文、理、工、农、医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重新涌现。随着这一改革进程的持续，现有中国教育资源将全面地得到合理调整和配置，充分发挥效用，为构筑下一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一百年来风和雨  20世纪初以来的旧中国高校虽已初具现代性大学的特征，但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处于弱国的地位，大学饱受战乱与天灾之苦，一直过着颠沛流离、风雨飘摇的生活。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八年的抗战致使具有了一定规模、一定知名度的一些中国大学再遭重创，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的一些著名大学迫于无奈，忍痛“乔迁”，而且一迁再迁，从北京、南京等地迁到了江西、湖北、湖南再到四川成都、重庆，成了名副其实的流亡大学。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结束，又是三年解放战争，蒋政权忙于内战，无暇顾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这样说，整个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中国的大学都是在动荡不安、烽火硝烟中艰难度过的。  中国的大学真正取得根本性的变化和蓬勃的发展，是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  五十年中，中国高等教育依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60年代初中期的精简下放、“文革”十年内乱冲击、70年代末的恢复整顿、80年代的稳步发展、90年代的合并重组。每个阶段都有其特殊性，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原因。  新政权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虽达成了振兴高校的共识，但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办校经验的不足、管理人才的匮乏等原因，导致了一时的无从下手、束手无策。在没有找到新的更好的改革办法之前，学习苏联“老大哥”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就有了我们常提起的前苏联高教模式，就有了1952年间的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所谓前苏联高教模式，就是按部门、按行业、按单一学科大规模组建高校，以达到培养人才、适应于当时计划经济的目的。50年代初期，全国高校只有200多所，其中北京16所。1952年前后，北京高校大举拆分调整，居然摇身一变，数量陡增，化为今天的60余所。当时，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文、法、理及辅仁大学、浙江大学的有关学院并入了北京大学，这样，北京大学变成了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则变成了多科性高等工业大学。辅仁大学、人民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育专业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取消辅仁大学。院系调整是以培养工业人才和师资力量为目的的，所以有意识地组建了一些专门学院。如北京政法学院由北京大学法律系和清华大学政治系等组建而成，清华大学石油系发展为北京石油学院，通讯专业汇总为北京邮电学院，冶金钢铁专业演变成北京钢铁学院等等。此外，还组建了北京师范学院、北京交通学院、北京商学院、北京农学院……平心而论，在前苏联高教模式指导下的院系调整不失为我国高校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因为它确实配合了当时的现实情况，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员、师资力量，满足了部门、行业的需要。这种模式虽中途遭到了“文革”的冲击却也持续了几十年之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渐明显，它显然已不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了。  (三)令人欣喜也有忧  信息社会需要的是复合型综合型的人才，而前苏联高教模式创建起来的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如专业分得过细、过于行业化、校与校之间专业重复建设太多等)，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发展，高校的“结构”和“学科”远不能与当今迅猛发展的现实同步，高校的调整、重组、改革迫在眉睫！我国的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酝酿、探索、推进，艰苦而又漫长的过程。最初提出了共建、合作办学、划转、合并和协作办学五种形式。1992年首先在广东试点，教育部与广东省共建华南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1997年李岚清副总理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和合并”的8字方针，要求到2002年左右基本完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的调整，形成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和单科性大学比例合适的新格局。这是1952年院校调整以来，中国高校布局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改革。  高校合并实现了对教育资源的重组与改进，使许多高校的规模效益、经济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单一性学科被复合性学科所取代，则使高校结构趋于合理。众所周知，国际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著名大学基本上有自己的医学院，如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东京大学等。著名的医学院都建在综合大学里。而对于医学院校来说，现代医学已经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北京大学就是应新形势的需要，诚邀了北京医科大学的加盟，两校合并后，综合性大学的校园氛围和学科氛围将有利于医科学生适应这一转变，有利于培养更优秀的医务人员。重新组建不到两年的浙江大学，优势也已开始展现出来。该校根据前瞻性、科学性、合理性、创新性的原则，追踪世界科学发展前沿，重新调整院系设置，优化了科学发展生态环境。师资力量也大大加强，现在全校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十六名，正副教授三千多名。今年全校新增科研项目一千七百四十三项，比重组前的一九九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使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增至四千余项，科研经费达到五亿元。  高校合并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其一，实现了由过去的专门院校为主体、封闭式办学向理工结合、文理渗透、日益综合化和多样化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人才培养、科学传播、知识创新、创造价值。其二，促进了高教行政体制上的改革。实现了由中央政府管理为主向省级政府统筹和管理为主的转变；由以中央和省级政府各业务部门办学为主的体制向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进行统筹和协调的体制的转变。其三，促进了高校财政体制上的改革。实现了由单一政府拨款向政府财政拨款和宏观调控为主、多渠道集资、注重效率与公平的转变。其四，促进了适应社会的新型人才的培养。实现了高校本科生由过去的高度专门化向“注重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新模式的转变。其五，促进了办学效率的显著提高和部门机构的精简压缩。有数据表明：众多的大学合并后行政管理人员明显减少，招生人数剧增，教学仪器设备、师资力量得到了充分合理的利用，科学研究的成果成倍地增长。扬州大学就是一例，合并前，该校有36名厅局级干部，有处级机构99个，处级干部444名。合并后，只有了厅局级干部9名，处级机构24个，处级干部253名。除此以外，高校合并还带动了其它方面的改革。诸如大学生招生上，由过去政府指令性计划转变指导性计划与政府调节性计划相结合。学生经费培养上，由免费上大学改为交费上大学，同时建立相应的大学生资助制度。毕业生就业上，由过去的“统包统分”改为大多数指导性就业、自主择业等等。  高校合并固然有其令人欣喜的一面，但远非问题全无。有的高校合并后问题甚至更为严重、更为突出。诸如机构愈来愈庞大、人员愈来愈臃肿、责权愈来愈不清、效率愈来愈低下等等。  教育部有官员在总结高校合并的经验时说，高校合并的核心问题是“三子一情”即牌子、位子、票子和“历史情结”。牌子，也就是校牌，这是名分，也是无形资产，是你吞并了我，还是我们共同组建新校名。位子问题，不仅涉及领导干部的位子，还涉及普通教师的位子，不合并我可能是老大，合并后成了老三老四；不合并我可能是学科带头人，合并后就不行了。票子问题，由于各个学校创收能力不一样，有的富有的穷。另外，还有一个历史情结。奋斗了许多年，为这个牌子付出了许多心血，一下子没了，有一种失落感，心理不平衡。  除了人事、物质的矛盾，传统的校园文化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冲突。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的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就明显不适应清华大学严谨、务实的校风，因为美院的学生多数艺术气质很强，专业要求学生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清华的校园生活对其来说实在太单调太刻板了。一位教育学专家对这两种校园文化的融合表示深深的忧虑。  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合并院校并而不合，仍然各自为政，“独联体”式的院校也个别的存在。纪宝成司长表示合并前要充分酝酿，科学论证，一旦合并就必须一步到位，宣布合并后必须做到一个班子、一套机构、一套制度、一个财务、一个发展规划，实现人、财、物、教学科研和管理的“五统一”。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教务处、一个团委，更不能有两个专业类似的院系存在。  如果把高校的合并比做“婚姻”，虽然大多数合并高校的婚姻质量还不错，但起伏不定的“婚后磨合”却是每一所合并的大学都真真切切感受到的。  毋庸置疑，改革总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也唯有改革才有生存、有发展。我们不能因为合并有弊病而忽视、否定它的主流的一面。合理的高校合并毕竟改善了教育资源的配置，实现了优势的互补，促进了学科间的渗透、融合，优化了专业结构，提高了办学质量，增加了经济效益。当然，我们还应该在合并后不断地进行调整与完善，进一步深化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而使祖国的教育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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