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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热点问题
近年来，我国教育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出现许多新气象。对此加以总结十分有意义。《教育研究》杂志作为国内教育理论的权威期刊，所刊发的论文具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我们以2002年《教育研究》杂志所发表的论文为例，并对之作一些描述性分析。 一、重大理论突破与新的学术观点 2002年度的《教育研究》充分展现了二十一世纪教育理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无论是从研究的领域、视角和方法还是从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结论看，都有较重要的突破，给人以清新之感，反映了教育理论界创新、进取的新景象。就理论层面而言，主要表现如下： 1.“三个代表”和教育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2002年度的《教育研究》充分反映了学者们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的特征，这一方面体现在研究者对“三个代表”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所作的深入探讨。如学者们在研究中谈到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正确处理好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指导教育改革和发展(张健，第8期)，不断推进教育创新(毕诚等，第12期)，使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与时俱进。还有研究者对教育创新的时代意义及其核心内容作了探讨，提出教育研究要全面创新，与时俱进，为教育创新作出切实贡献(朱小蔓，第10期)。 2.社会转型中的教育定位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整体深入，教育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全新的背景下，教育面临着新的定位和挑战。如何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以科学合理的定性和定位，是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工作的前提。关于教育的定位，研究者提出教育是介于市场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第三部门，学校及其教育机构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教育产品是非垄断性的公共物品，可以通过政府和非营利性机构两种资源配置机制来向社会提供。为此，应当鼓励市场有限介入，并保持适当的政府调节功能(劳凯声，第2期)。 3.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 20世纪90年代后期，教育政策研究开始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走向教育政策研究”、“走向教育政策分析”已成为教育学界的共识。2002年度的《教育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是集中在教育政策的理论和方法论等相关问题。有学者提出决策者应该成为研究型决策者，而研究者应该成为政策型研究者(袁振国，第11期)。也有学者从政策价值的角度出发，试图构建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三维模式，即从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合法性、有效性等三个价值向度的视角具体研究教育政策的价值关系和价值问题(刘复兴，第4期)。 4.教育主体间性 2002年度《教育研究》学者们在对教育主体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吸纳了后现代主义和哲学解释学对教育的理解，运用主体间性理论对教育和德育予以了新的诠释和解析，并开始关注教育与交往、教育与理解、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在主体间性问题上，研究者开始关注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动上相互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体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等问题，有关教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进一步深化为不同主体间的共识，以及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表现的一致性等新的领域。 有学者从主体间性来重新理解教育，认为教育是主体间的指导学习(郝文武，第3期)。在道德教育中，强调道德教育要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共生性存在”是德育教育中的人学理念(鲁洁，第1期)。在教育与交往方面，主要是对现代教育在交往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强调师生交往的意义，并试图从交往视角重建现代教育交往模式。有的论文提出要用交往理论，用“对话”式教育对传统的教育实践形态——“独白”式教育进行改革(蔡春等，第2期)。有的论文提出师生交往对学校教育中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交往中的学习，使人成为人，使人过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蒲蕊，第2期)。有的论文提出要通过对教育价值和教育交往语言环境的重建来改善和增进教育中的交往(吴全华，第9期)。在教育与理解方面，通过对道德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反思，提出德育的理解应回归生活世界、促进主体间彼此理解，一起走进教育中“理解的王国”(王海燕，第5期)。 二、具体研究领域 1.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及教学改革 在素质教育的理论方面有两个明显的突破。一是提出了素质教育对生命发展的意义。认为素质教育是以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旨趣的教育(郭思乐，第3期)；二是探讨了人作为活动主体的素质结构，认为这是当代教育突出人的主体性、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要求的前提性问题。活动主体的素质结构可以看作是由倾向性素质、控制性素质、效果性素质、身体素质等几个方面匹配而成的有机整体。由于创新活动是主体活动的一种基本特征，实践是主体活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创新素质和实践素质可以从活动主体的素质结构得到合理的说明(陈佑清，第6期)。 在课程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原则，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一是从课程实施的角度提出“综合实践活动”的独特价值是智慧统整与知识统整(钟启泉，第6期)。二是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标和意义进行了研究，提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可为新型教学结构的设计提供理想的教学环境(何克抗，第4期)。三是探讨了“学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关系，提出二者由截然分开开始走向相互融合和趋向统一，从而形成了以建构主义课程观为基础的“学生本位课程”(丁邦平等，第10期)。四是提出了“课程共有”的理念(胡东芳，第8期)。 在教学论和教学改革研究方面，学者们对教学论体系在新的教改和课改形势下所遭遇的冲击和挑战及未来走向，教学转型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系，课堂教学价值观、过程观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提出教学论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走向是建立开放的现代教学论体系，实现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论研究模式的转换，加强网络时代的教和学的研究的观点(魏新民等，第6期)。有的学者研究了教学改革和新课程改革的关系，提出要走出已经或正在步入的“新制度课程”的误区(杨启亮，第6期)。有的论文提出重建课堂教学价值观和过程观，培养能在当代社会主动、健康发展的一代新人(叶澜，第5期)，提出教学过程中师生的内在联系是教学过程创造主体之间的交往(对话、合作、沟通)关系(叶澜，第10期)。 2.教育平等和教育公平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社会对于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人们对教育平等和教育公平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也集中反映在2002年度《教育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学者们突破了以往一般意义上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各个层面来进行探讨。具体包括从教育政策的公平性和公平机制到义务教育领域的均衡发展再到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的研究。从教育政策的层面探讨教育平等和公平问题，是一个新的视角。论文提出追求教育平等和教育公平是当代我国教育政策基本的价值选择。教育政策仅仅具备教育平等与公平的理念远远不够，研究和建立教育政策运行的公平机制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和保障，教育政策和制度创新是教育领域实现公平的基本途径(刘复兴，第10期)。关于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有的学者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策略，认为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是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程方平，第2期)。有的学者提出了促进基础教育发展的现实策略，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政府的财政拨款力度，强化教育督导评估，优化学校布局(周峰，第8期)。关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平等和公平问题，研究者认为高考制度存在着妨碍公平因素，应通过高考制度的改革，推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刘晓瑜，第2期)。有的论文提出由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制度问题而导致现实中的不公平，因此，高等教育公平有赖于高等教育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张应强等，第12期)。 3.“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研究 对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市场化有关问题的研究是2002年度《教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色，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由于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办学体制的变革，社会资金开始流入到高教领域，改变了大学原有的地位和性质，迫使人们重新认识高等教育的属性。学者们主要从观念、政策、制度、体制等层面进行了探讨。 在观念层面，指出教育的事业性抑或产业性，并不是教育的固有属性，而是对教育活动在某一历史阶段运行特征的规定，取决于人们对它是作为事业来运行有利还是作为产业来运行有利的主观判断(袁振国，第4期)。在制度层面，认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加入WTO的过程中，我国公办高等学校作为第一部门组织在政府体制中运作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丧失。解决公办学校存在的问题，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的改良，而是深刻的转型，比较可行的方向选择是转向第三部门领域(高新发，第10期)。在体制层面，关于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则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未来的改革将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刘亚荣，第8期)。在高等教育的拨款机制方面，提出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产出型拨款机制的观点(王雪峰，第12期)。 4.教师专业化和教师教育转型 对教师专业化和教师教育的研究以前大多是局限在理论层面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探讨，2002年的《教育研究》则开始转向从实践层面对如何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和怎样实施教师教育的问题的研究。在教师专业化方面，主要就隐性知识、文化传统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在隐性知识与教师专业发展方面，有学者提出了通过促进隐性知识显性化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观点(张民选，第1期)。关于文化传统对教师专业化的作用，有学者提出在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方面，必须以我国文化传统中注重生命的独特品格为视角，挖掘文化传统中有助于当前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合理因素，为阐释教师专业化的境界、动力与途径提供理论基础(舒志定，第12期)。此外，学者还对教师专业的内在改变和外在支持方面问题进行了研究(卢乃桂等，第12期)。在教师教育方面，有论文认为校本教师培训在教师教育中具有重要及独特作用，进而对校本教师培训模式进行了研究(万福，第1期)。 三、研究方法的新进展 对《教育研究》2002年论文的统计分析显示，2002年《教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增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具体研究方法有新的发展。 1.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增强 在2002年《教育研究》中，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正逐渐增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部分研究者对真假问题的判断标准进行了探讨，反对过去乃至现在依然存在于教育研究领域中“假问题”的出现。有学者就以“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吴康宁，第11期)为题对之展开了研究；同时，教育学应以浓郁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根基跻身于人文社会科学之林(刘铁芳，第6期)。 二是问题研究已成为重要的教育研究范式。这在2002年度《教育研究》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如教育创新问题、教育与交往问题、教师培训问题、教育公平问题、义务教育经费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教育理论建设或教育实践中确确实实存在的“真问题”。而且，该年度有62.96%的论文属于应用性和发展性研究论文。对“教育问题”的真切把握，使教育研究充满生机与活力。 三是研究主体问题意识的增强进一步体现为政策意识的增强。研究者力求通过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来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在教育研究中，部分研究者已经或正努力成为“政策型研究者”(袁振国，第11期)；而且，他们积极参与论证、决策，从而使出台的教育政策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在2002年《教育研究》中，较为直接讨论有关教育政策问题的文章就有11篇，而2001年只有7篇，7篇中还有2篇分别是从教育管理学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问题的。教育研究者政策意识的增强，其实质是增强了教育研究的实践性与服务性，为教育问题的解决服务。 2.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多元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教育研究也遵循了这个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他们从多角度、多学科出发来研究教育问题，使教育研究内容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理论论证更加全面、有力。具体表现为：一是从其他学科出发来论证教育问题。从这方面来研究教育问题的学者比较多，可以鲁洁教授从人学角度透视道德教育问题(第1期)为代表。二是借用某一理论来阐述教育问题，如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问题(刘亚荣，第8期)就可作为其代表。三是从不同的方法论去认识教育问题，如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研究高等教育转型问题(王华峰等，第9期)；从本体论出发来研究教学发展史(张广君，第11期)；或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教学解释方式问题(胡潇，第11期)；等等。研究视角的多元化，这将使教育科学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也是使教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重要途径、手段与方法。 3.具体研究方法有新的发展 教育研究工作者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文献法、历史法、测验法等类似方法常被人们所采用。从2002年《教育研究》所载论文来看，这些传统研究方法的使用也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传统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发展。统计表明，在具体研究方法上，2002年度的《教育研究》还是有较大发展的。一是实验法与调查法为广大教育研究者所采用。据不完全统计，有近10篇左右的论文采用了实验法。实验法的运用可以程序探索教学的实验研究(毕晓白等，第3期)为代表；而使用调查法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有7篇，比如对初中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状况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肖文娥等，第10期)；杭州市民工子弟学校调查报告(侯靖方等，第1期)等。实验法与调查法较多地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有助于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定性方法的不足。二是有部分研究者采用个案法进行案例分析，使研究更有针对性。例如以珠海市第一职业中学为个案开展的题为“以科研为先导，做大做强职业学校”(詹红红，第4期)的研究。三是新的研究方法开始逐步被研究者所采用，如行动研究法、质的研究方法等。行动研究法的运用，以“中小学科研兴校中的教师校本培训”(刘尧，第7期)一文为典型代表；而有学者做的题为“主体间理解：道德教育方法论的一种思考”(王海燕，第5期)的研究则是运用质的研究方法的代表作。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预示着教育研究将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中国教育报》2003年3月22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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