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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乡镇学校改制之痛

时间:2023-02-27 10:23:27 综合教育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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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乡镇学校改制之痛

记者 刘 缄         张超家的二亩果园在半山腰上,不远处就是通往镇里中学的一条不算宽的土路。天没亮就和父母一起在果园里忙碌的张超,不时停下手中的活计,呆呆地看着山下出神,不知是怀念当初上学时的无拘无束,还是感慨辍学回家后的日子竟比想像中艰苦。但他和父母一样,对辍学本身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无所谓,反正又考不上大学。”      一个月前,总感觉“在校呆着没什么劲”的张超从山下学校的初中二年级辍学回家,12岁的孩子跟随父母伺候起了家里的果园,开始真正融入了祖祖辈辈再普通不过的农民生活。“班内同学现在也剩下不多了,有的转学了,有的觉得上学没什么用都回家了。”张超抠弄着农具上的泥,头也不抬地对记者说。      “在学校里什么都学不着,上私立学校家里又没钱,跟着我起早贪黑,又是一辈子受穷,唉——”他父亲慢慢地点燃一枝烟,眯着的眼里透着怅惘与无奈。        留守学校者:“好教师都跑光了,只剩下我们这些走不出去的!”        张超原来所在的学校是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的一所农村普通公办中学,自1995年以来,因地方经济环境恶化,区、乡两级财政吃紧,教师工资动辄就拖欠几个月甚至半年。对这些教师来说,教学成了真正的良心买卖。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长在谈起这些时,语气里掩饰不住无奈:“那些70年代和我一起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同学都在市里学校工作,现在每月的工资收入都接近1500元。我以前每月还能领600多元,但从1995年至今,我们只发老工资标准的70%,每月也就是400多元,就这样还往往一年欠四五个月的,然后第二年又重新从1月份开始。要是镇里换了新的领导,就说以前拖欠的工资我不负责,从现在起我按时发,这样又开始新的一轮拖欠。”      他指着学校门口的烧饼铺,苦笑着告诉记者:“以前我们学校的教师到烧饼店赊烧饼时,老板觉得大家都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还赊给我们。现在要是既无钱买,又拿不出小麦换,教师连烧饼都赊不出来了。”据说,他学校的教师都是自己从家里带煎饼、咸菜来校教学;年轻教师找对象没有敢找同行的,都找本地的农民。和大多数地道的农民一样,他们配偶的几亩土地成了惟一可信得过的生活保障。      各乡镇都是贷款发工资,凋敝的地方经济实在无力让地方政府对他们做出什么承诺。在现实生活的碰撞下,公办教师的“铁饭碗”变得易碎起来——他们纷纷跳槽,另攀高枝。      “好教师都到私立学校去了,精干的教师到东边临沂市的私立学校,每月三四千元的工资;水平较次的去了西边滕州市的私立学校,每月至少1500元以上;再次的就都应聘到我们本区的各私立学校,一月也得1000多元。”一位老教师不无自嘲地告诉记者:“现在学校里只剩下像我们这些年老体弱、教学能力不强的教师和那些走不出去的‘八千生’还在老老实实地熬日子。反正别人教学咱就教学,但这样啥时是个头?”      “八千生”是当地一个特殊的教师群体。据记者了解,为了解决师资紧缺的问题,山亭区曾在1994、1995两年各从社会上招了一批教师,原则上初中毕业生就可以报名,每人收费8000元,这批人经过短期培训都充实到了教育第一线。就目前现状而言,山亭区正规大、中专毕业生的流失,使这些学历只在本区承认的“八千生”和这些“留守”的老教师一起,成了鼎力支撑山亭公办教育的脊梁。      其实,为控制教师的大量外流,各乡镇也都采取了相关措施。2001年,某乡镇就以乡政府、教委的名义与辞职的教师签了一份合同:教师如在本区内流动,乡里保留该教师档案,职称晋级一概不少,但每年要回缴150元钱。一位知情的老教师认为:“其实签这份合同不仅是回收150元的问题,还牵扯到养老保险和退休金等。对这部分教师究竟怎么处理,区里一直没有明确的文件。现在乡里说这个合同有效就有效,但要是换一届领导不承认这合同,就签了也白签。”据他介绍,2002年时,因教师流失过多,该乡镇又出台了一个措施:凡以前签过合同但未回来缴钱的教师一律落聘,合同也未签的则以自动离职论处。但此举好像作用不大,“学校的老师还是陆陆续续地往外走,现在学校里原来的教师剩下不到一半了。”他的神情有点沮丧。      庙里没了“高僧”,“香客”自是另拜山门,师资水平所决定的教学质量就像炸弹落在了堤坝上,学生开始潮水似的转学。对家庭条件还可以,家长期望值又较高的学生来说,那些离家不算远、收费不太高的私立学校成了他们最终的流入地。        “改制”者:“与其让学生流失到外地就学,不如我们自己办私立学校!”          1999年,山亭区第一所纯粹的私立学校——育才中学正式挂牌,学校从校长到教师都是从全区招聘而来。虽然同公办中学相比,育才中学每学期多收500元培养费,但较高的师资水平,严格的教学管理还是使家长蜂拥而至。“与其让学生流失到外地就学,不如我们自己办私立学校!”很多乡镇中学“穷则思变”,开始纷纷效仿,于是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类“私立”学校便适时、应运而生,犹如雨后春笋一般。      水泉中学在2001年的时候,还有1000多名学生,因受私立学校冲击,到2002年就只剩下600多家里穷、成绩差、路途近的学生还在那儿接受义务教育。校方于是就在校外单设了2个私立班,共129个学生,每学年多收200元培养费。从原学校派最好的教师过去以保证教学质量,住宿条件也比原校要好一些。后来干脆就在校外办了一所分校,当分校所在地被果品批发市场占领后,他们只好又折回本校,把实验楼一分为二:一边是私立教育区,另一边是公立教育区。在私立教育区任教的教师不但照发1995年工资的70%,还按课时、绩效工资、学生服务等多领330多元。      与水泉中学的做法相似,冯卯乡中学先在原中学开了一个私立班,壮大后就办了一所龙腾中学。在政府的支持下,徐庄乡中学的几名教师在校外重新建楼,办起了英达私立学校,条件是必须聘用本乡中学的教师,乡政府则逐年递减发放这些教师的工资,3年后学校就与政府彻底脱钩变成纯私立学校。      与这几个乡镇先办班后办校的方式不同,半湖乡的中学走了一条全盘“改制”的道路。       2002年,经与地方政府协商,徐庄英达私立学校的创办人以20万元把半湖乡中学整体租赁下来,租期为20年。该学校学生除了每年多缴150元培养费外,其他书本费等和别的乡镇公办学校一样。学校必须留下原学校的大部分教师,并解决他们的工资问题。按照双方协定,对改制后的学校,第一年乡政府发放原工资的一半——区里1995年老工资标准的70%中的50%,到第二年就只发其中的30%,第三年就改为全部由学校自主解决。      记者遇到一位从外乡镇应聘到该校的教师,在问及当月的工资收入情况时,她脸上一副很知足的神情:“原工资的50%是150元,加上学校发的工资300元,以及主科补助240(副科补助则为160元),比在原学校时全年领不到3000元强多了。”       当记者询问此做法是否可取时,她挠了挠头:“我能胜任工作挣到钱就可以了,对可取不可取没想过,学校走到哪一步是领导决策的问题。”但她认为,全区乡镇学校不会都这么干的,毕竟还得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比半湖乡中学的“改制”更干净利索的,非山亭镇32中莫属。      山亭镇本有2所公办学校——32中和45中,都存在着工资拖欠严重、学校管理混乱的情况,教学成绩之差自不必说。2001年,当地商人杨运栋经过与山亭镇行政、教育部门协商,用80万元把32中整体租赁下来,租期为50年。学校原80位教师择优聘用,其余40位教学能力较差的教师一次性分流到45中,45中则担当起全镇的义务教育普及任务。      现32中董事长杨运栋介绍说,他接过学校后,又从其他地方招聘了20多位优秀教师充实到教学一线,还投入了400多万元盖起了餐厅、宿舍楼等,彻底改变了原校办学条件较差的状况。自接收之日起,杨运栋就开始负担所有教师的全部工资,待50年租赁期满后,他对学校的投入将通过资产评估,由镇里一次性补回。在职称评定、教师档案、教学管理方面,镇里则把32中和普通公办学校一样对待,并提供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优惠和支持。      由于该校收费介于纯私立和公立学校之间——全年800多元培养费,比真正的私立学校每年超出1000元的培养费用相去甚远,这种针对一般家庭的定位使该校获得了充足的生源。      “而且我校教师平均月收入900元左右,从不拖欠,大家的干劲都很足。现在无论是升学率还是考试、竞赛的成绩,32中都跻身全区前三名。”杨运栋语气里充满了自豪。      据说由于生源不足等原因,山亭区职业中专曾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但学校顺应潮流,及时调整,利用其校舍和师资优势,又从全区招聘了一部分教师,也办起了一所学校——私立翼云中学,竟也红红火火,成为山亭教育的一支有生力量。        反对租赁者:“啥租赁?就是卖!老百姓花钱盖的学校,他能卖成了?”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无论是留在“改制”学校的教师,还是应聘到“私立”学校的教师都面带喜色,谈笑风生,毕竟每月近千元的稳定收入,在这个曾经因贫困而著称的山区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支持这种做法。      在桑村镇31中采访时,记者在该校门口遇到一位补鞋的老人,提起31中的租赁“改制”,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租赁,啥租赁?就是卖!能让他卖成了?听说是教育局和校长合计着要卖,区政府、镇政府都不知情。学校教师夜里偷偷给大队打了电话,大队才知道这事,说学校谁都不能卖!这是群众卖粮食集资一滴血一滴汗建起来的,能叫你说卖就卖了。”      原来31中的学校地基以前是学校驻地桑村大队的晒粮场,现在该大队的老百姓还每人多交3分地的公粮,承担着学校新操场的公粮负担,驻地村民对学校此举意见很大。      “改成私立学校,孩子到哪儿上学去,再说还不得多缴钱!”旁边一修自行车的妇女也是忿忿不平。“学校教师意见更大,大家都担心,学校改制归私人后,不但工资不一定能按时发放,而且一定会有教师下岗。”一个知情者模样的年轻人插嘴说:“私立学校工作量都很大,他们该用5人的只用3个人,以便少开工资。”       1956年建校的31中是山亭区的区直属中学,因学校教师的工资由区财政统一发放,他们的工资均超出乡镇中学教师的2倍还多,而且不存在拖欠现象。觉得不如在公有体制下感到心里踏实的教师曾在2002年5月集体到省里告状,反对31中“改制”,于是学校最终没能“卖”成。      但记者向学校领导核实相关情况时,被他们以各种理由拒绝。      离开学校时,记者在校内意外地发现了一座“校舍改造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如下字样:      “……校舍年久失修,设备简陋……1990年以来,集社会各界之力,筹资百万元以改造校舍、增添设备,物换景移校貌巨变,故立碑以永昭党和政府重教兴学之功德,社会仁人鼎立助教之义举,全校师生艰苦创业之精神……”字迹已有些依稀难辨。        忧心教育者:“如此一来,我们的义务教育问题就大了,‘普九’也会前功尽弃。”        山亭区位于山东沂蒙山区南部,区内重峦叠嶂,可耕地面积很小,曾于1987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扶贫区县,后虽摘下这顶贫困“帽子”,但大部分百姓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好转。上世纪末,一些区直企业及乡镇企业随着经济滑坡纷纷破产改制,90%的乡镇发不出工资。      在汽车站等车时,记者遇到一位乡政府的干部,谈起山亭区各乡镇的经济境况,他也是有话要说:“1994年我所在的乡政府里才30多人,但几年后就出现了大批农民合同制人员,政府编制一下涨到了80多人,都拿着国家工资等着转正。再加上教育、卫生等部门,八、九千人的小乡镇,又没有任何财政收入,却相当于十多个老百姓负担着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他有点激动起来,点烟的手哆嗦了一下:“山亭区本来就穷,同样的科级干部,从山亭区调到市中区,工资正好涨1倍。像我们乡镇,机关干部3~5个月领不着工资是很正常的事情,更何况从乡镇财政中拿大头的教师。”       但他同时承认,作为机关干部,虽然经常没有工资可领,但隔三差五地不花钱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总有办法使自己手头宽绰一些。但教师除了干巴巴地从学校领工资,没有任何外来收入,只能瞪着眼盯着乡镇财政发钱。“工资要是发就有了,要是不发就没有了。教师至多给学生发一节课的牢骚,应付应付教学。说实话,年轻教师工作几年连成家的钱都攒不出来,还不如街上贩青菜、卖糖葫芦的。”       在如此的经济状况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有的乡镇采取种种办法,把占主要财政支出的学校租赁了出去。此举确是既摆脱了教师工资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又有了租金收益,可谓一举两得,也难怪各地纷纷效仿。      “可如此一来,我们的义务教育问题就大了,‘普九’也会前功尽弃。”一位退休的老教师忧心忡忡,“首先会造成两极分化:有能耐的家长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没办法的就只好认命回家。就算学生都到私立学校去,教师都是两个人干着三四个人的工作,又怎能全都照顾得过来?”      但让记者感觉问题比较严重的,则是很多家长对如此“改制”的反应。记者在一乡镇街头采访一位小商店女老板时,她就对学校“改制”与否显得很无所谓:“改就改呗!反正家长由学校当家,学校让到哪儿上学就到哪儿去上!”她觉得改为“私立”后,学校可能会要求得更严格,只要孩子能提高成绩,多缴一部分钱没什么问题。      而对于那些家庭条件较差的家长,他们首先关注的就是私立学校的培养费——那是一道他们难以逾越的“坎”。一位正在山地里劳作的农民就曾无奈地对记者说:“收钱最少的私立学校,每年也得800元培养费。”他在记者面前晃动着用手指比划成的“八”字:“800元,我们十几亩山区小麦的全年收成!”而当记者到几个公办乡镇学校,随机了解一些成绩一般的学生对辍学的看法时,他们竟又都和张超有着一样的心态:“别人上学我就上,别人不上我也就不上了。”很明显,只要到一个合适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自然地辍学。       另外一个不可掩盖的事实是,很多乡镇中学都是“普九”期间百姓集资建起的新楼,迄今都还未还清贷款。如果现在忽然变成了“私立”学校,对于那些捐出血汗钱本该享受义务教育的百姓来说,公平何在?所欠的那些上百万元的贷款,又该由谁来偿还呢?还会落在百姓头上吗?   中国教师报       

山亭乡镇学校改制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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