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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痛:安徽省泗县中学生自杀事件调查
□11月14日至19日的6天内,一个初中一年级的男孩竟然被老师掴了3次耳光,最多的一次有5下。给人的感觉是,掴耳光是这里的一种习以为常的教育方式 □这个名叫陈贤的男孩回家后,在委屈和气愤中写下了《告老师》和《家信》两封遗书,然后拿出两瓶农药“甲蝽净”喝了下去,经抢救无效,结束了年仅15岁的生命 □安徽泗县《关于瓦坊乡小骆中学学生陈贤服毒自杀问题的调查报告》写道:陈贤的老师卞曙光、高飞“在教学当中,管理简单粗暴,出现多次殴打学生陈贤等人的现象,给学生造成严重的心灵创伤,尤其是对陈贤的死亡应负直接责任” “新的千年,新的自我。你们想认识我吗?那就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吧。 “我吗?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个子不高,人也不胖不瘦,在众人的面前,我就像一只小小蚂蚁,别人看到就像没看到一样,因为我的确没有什么值得让人关注的。 “我性格内向,平日沉默寡言,不爱表现自己。不过有时也很顽皮,这也是同学们对我的评价。我不否认我是这样一个人。有时遇到困难挫折我也从不流露丝毫,只是在背地里哭,以此来拂去心头的阴云,在学习顺利的时候,我也会向(像)其他同学那样说说笑笑,跳跳蹦蹦,以此来表示心中的喜悦之情。可是,我总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毫不顾虑地表现自我,这是我的一大特点,也许也是我的一大缺点。” 这是一个叫陈贤的初一中学生写的作文。 但当记者看到这篇被老师评价为“层次分明,语句通顺”的文章时,这个年轻稚嫩的生命已永远离开了现实世界。 自杀 12月1日下午,冬日的阳光淡淡地照耀着皖东北大地。泗县瓦坊乡小骆村的村民莫兆英,却感到这一天冷到极点。这一天,她服农药自杀的儿子陈贤的尸体火化了。 陈贤今年15岁,是小骆中学初一(5)班的学生。在莫兆英的眼里,他是个内向又好胜的孩子。“再也听不到他喊我妈了。”她的眼泪簌簌流下,呆呆地看着儿子陈贤平时睡的床。过了一会,她又指着旁边的一个小板凳说:“当时,他就是坐在这条板凳上写的遗书。” “我还以为他是在写作业。”陈贤的爷爷陈传忠说。由于陈贤的父母和哥哥都外出打工,陈贤日常的生活都由爷爷、奶奶照顾。对于孙子的死,陈传忠既难过又自责。 陈传忠回忆,11月19日上午8点钟左右,陈贤气呼呼地从学校回来,见到爷爷就说:“我要去乡教育办公室去告他们。”陈传忠觉得奇怪,孙子小小年纪要告什么人。“卞曙光和高飞都不是好人。”陈贤说,“他们打我。” 卞曙光是陈贤的班主任,高飞是地理课老师。陈传忠心想,师生发生了矛盾,还是应该先去找老师说清楚,就带着陈贤到学校找卞曙光。 在学校里,卞说:“你家孩子自己上课迟到,我打你家孩子是为了他好。”陈贤听了,就对卞说:“你打人不对,我要去告你。”“你去告吧,我在这里等你。”在场的老师上来劝解,陈传忠也表示理解老师的做法,并批评了孙子。陈贤气愤地对卞说:“我要告你!”随后摔门而出。陈传忠也欲离开时,卞曙光表示:“有什么意外,我担全部责任。” 回到家中,陈贤在委屈和气愤中写下了《告老师》和《家信》两封遗书,然后从离床边两米远的一个角落里拿出两瓶农药“甲蝽净”喝了下去。喝完后,他哭着去邻居家找爷爷和奶奶。陈传忠说:“他满口的农药味,一见到我们就大哭了起来。”两位老人立即把陈贤送到当地卫生院。 12点左右,陈贤在卫生院死去。 经过 当天,泗县县委、县政府得知有中学生服毒自杀的情况后,立即组成了调查组。调查组上报给宿州市委、市政府的《关于瓦坊乡小骆中学学生陈贤服毒自杀问题的调查报告》中,详细记录下了陈贤自杀前一周内发生的那些事情。 11月6日—7日,小骆中学进行期中考试。初一(5)班班主任卞曙光把学生按照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共5科成绩进行排名,并取前25名用红榜在班级内张贴。按陈贤的5科成绩,应排列在第10名。但是,由于卞曙光的失误,漏计了一门政治分数,致使他没有进入受表彰之列。 11月14日晚。第二节自习,是地理老师高飞的辅导课。陈贤在把一份试卷还给同学时,不慎将卷子掉在地上而离开座位去捡。高飞让其到前面去。因当时还有另外一名同学也离开了座位,陈贤没搞清老师是让谁到前面去,就回到座位。高飞认为陈贤不听话,就到他的座位上打了他3个耳光。陈贤感到很委屈,便气愤地想离开教室。当走到门前时,被高飞拉回,因用力过猛致使陈贤趴倒在讲台上。这时,陈贤责问:“你凭什么打我?打人是犯法的。”高飞将陈贤拉到教师办公室,因班主任卞曙光不在,又回到教室。高飞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件事我要报到学校去。”陈贤告诉他名字之后,便回到了座位。 11月17日下午。第三节自习课,学校全体教师开会。陈贤和另两个同学打扑克。卞曙光发现后,把其中一个学生叫到讲台前,打了3个耳光;然后,又把陈贤和另一个同学叫到前面,各打每人一耳光。 11月19日晨。陈贤和另两名同学上早自习时,迟到了约20多分钟。卞曙光认为其他两个学生由于家离学校比较远,便让他们进入教室,只留下陈贤在教室外面。 卞曙光质问他:“你离学校这么近(约1公里),怎么还迟到这么长时间?” 陈贤争辩说:“你认为只有几步路啊?” 卞曙光认为陈贤顶撞了他,便向他脸上打了5巴掌后,又把他拉到办公室继续批评(据陈贤遗书《告老师》描述,到了办公室后,卞又打了他两个耳光)。 陈贤不服气地说:“你为什么不叫某同学(与陈贤同时迟到)在外面站?他昨天晚上是在我家睡的。” 卞说:“我不知道情况,你回班好好想一想你的错误。” 这时,陈贤冲动地说:“我不上了!”便跑回家去。随后,卞曙光到班级内让学生把陈贤的课桌搬到了办公室门口。 当天上午9点左右,出现了陈贤的祖父母带他到校找老师的那一幕。 调查报告认为,“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陈贤心理上受到一定打击,导致他对老师产生憎恨,认为卞曙光、高飞两位老师不讲理,对他不公,不具备教师资格,加之该同学性格内向,父母不在身边无人及时开导等因素,从而产生以死告倒老师的偏激心态,造成自杀身亡的悲惨结局”。 说法 调查结论说:卞曙光、高飞“在教学当中,管理简单粗暴,出现多次殴打学生陈贤等人的现象,给学生造成严重的心灵创伤,尤其是对陈贤的死亡应负直接责任”。 “陈贤曾经找卞曙光,反映自己政治分数被漏计的情况,但卞未予理睬,也未向班级同学口头说明情况。”泗县县委副书记郭贤生说。他猜测,由于陈贤当时的举动可能给卞曙光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认为这个学生太大胆,竟然敢顶撞老师。 陈贤在遗书《告老师》中这样写到:“他们打我,从星期五到星期三,都打我,惟有星期六与星期日。”对此,泗县教育委员会主任李连庆称他感到很震惊:“一个学生因为一些小事而遭到两位老师连续地打耳光,是很恶劣的事情。” “我认为,打学生的老师是无能的老师。”李连庆说。据他介绍,今年7月至8月,该县开展了一次整顿工作作风的大讨论,其中就有关于强化师德和职业素质教育方面的内容。“今年是对师德和作风抓得最紧的一年。”他这样说。 环境 从记者的采访来看,体罚学生的现象在小骆中学比较普遍。“老师经常打我们的。”一个初三的学生说。“如果在连续的四天时间里,老师不问青红皂白地打你,你会怎么办?”记者问。那位学生想了想,说:“去告老师。” 但在当地,不少家长对教师的体罚表示认可。在小骆中学校门口,记者采访了一位姓吴的家长。她说:“我把孩子交给你,就是要你把他管好,该打的时候就要打。”因此,他们并不支持学生遇到委屈就去告老师。“告了老师,孩子在学校也难以抬头了。”这位母亲坦言,与老师顶撞并没有什么好处。 而在小骆中学的教师当中,教师对轻微的体罚几乎都表示接受。学校教导主任赵贤栋说:“孩子调皮捣蛋,不打他怎能教育好?”在他眼里,陈贤就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陈贤在作文中也提到,自己曾经在上课时下棋,而且在11月19日前的晚上,听说他还打了一整夜的麻将。”赵贤栋反问说:“这样的学生真不知该怎么教育。” 12月2日,泗县纪委作出决定,对陈贤自杀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小骆中学副校长兼教导主任赵贤栋给予留党察看、行政撤职的处分,该县教委主任李连庆、小骆中学校长张文礼等分别受到免职和行政撤职处分。 目前,陈贤的班主任卞曙光被司法机关刑事拘留,聘任教师高飞被监视居住。 陈贤就读的泗县小骆中学。 本报记者 王伟健摄 《华东新闻》 2003年12月05日 第一版 记者手记:乡村——教育之痛 “对不起爸、妈,我对不起您们……但是我能有什么法子呢?我自己的力量是微不知(足)道。您们知道也不会赞同我去告他们。”陈贤在《家信》的遗书中写道,“我要以死证明他们没有资格做一名教师,至少不能做一个好教师。”而在另一封《告老师》的遗书中,陈贤连用了四个“我恨他们”。坐在他的家中,读着这两封遗书,记者感到悲痛而迷茫。是什么让一个孩子,竟然选择用生命这么昂贵的代价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从事件的表面看,是已经逐渐拥有成人心智和人格的孩子与落后的教育方法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但是,更引人深思的是,落后的教育方法为什么仍然被那个地方的许多老师和家长认可? 小骆中学有近1500名学生,但只有38名教师。而按照一般学校33个学生配一个老师的最低要求来看,该校至少需要45名教师。记者在学校看到,每个教室至少要坐进50个学生以上,而最多的班级竟然达到80多名学生。据了解,老师少的原因,不在于市场供给不足,而是当地无力去“购买”师资。已被免职的泗县教委主任李连庆说,该县的很多乡村学校缺少老师。然而,由于费用有限,他们无力引进更多。 在一些地方,农村教育的基础建设长期停滞,连师资的最低数量都无法满足,对教师进行先进的教育学方法和心理辅导方面培训,几乎成为一种奢侈。这也许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了解,一些乡村中小学教师为什么习惯于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对待学生。 曾经当过乡村教师的泗县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姚永说:“以前,在农村教学要来得简单;现在,则比城市难。”他说,这种难度,一方面体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心目中的法制观念和权利意识逐步发育,农村的学生也逐渐懂得要求老师用平等相待来代替棍棒教育;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因为大量农村成年人到城市打工而无法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使家庭、社会、学校三方面紧密相连的“教育链”断了。 陈贤的父亲陈礼桂就很自责地说,如果他们不外出而在家里的话,也许悲剧不会发生。 一个孩子远去,唤起我们对欠发达地区乡村教育的检点。只是,这样的代价,太过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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