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挑战

城镇化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挑战

　　【内容提要】我国农村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农村教育应采取调整教育结构、学校布局、教育内容等应对举措，对大量农民走向城镇及农村社会转型的教育需求予以满足。
【摘  要  题】农村教育
【关  键  词】城镇化/农村教育/发展对策
  一　农村城镇化对农村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
　　《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逐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
　　所谓城镇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当前，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
　　　　1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曲折的发展历程，我国城镇化水平（用百分比表示）已从原来的10%左右，发展至20世纪末的30%以上，现已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对农村地区教育决策产生着更加重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见表1：
　　　　表1　新中国成立50多年的城镇化水平  
年份　　　城镇化水平／%　　年份　　　城镇化水平／%
1952　　　　12.46　　　　　1980　　　　19.39
1957　　　　15.39　　　　　1985　　　　23.71
1962　　　　17.33　　　　　1990　　　　26.41
1965　　　　17.98　　　　　1995　　　　29.04
1970　　　　17.38　　　　　1998　　　　30.40
1975　　　　17.34　　　　　2000　　　　36.09
1978　　　　17.92　　　　　2001　　　　37.60

　　
　　　　2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地区差异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差异既表现在南、北差异上，又表现为东、西差异上。俗话说：“从南往北走，越走越保守；从东往西行，越走越贫穷”。
　　据2000年统计，各省（市、自治区）按市镇人口比重的城镇化水平排序情况见表2：
　　　　表2　200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城镇化水平
　　附图
　　注：36.09%为当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平均数。台湾地区数字暂缺。
　　　　3　城镇化发展的阶段特征
　　农村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其发展过程必然会显现出从量变逐步走向质变的发育阶段。
　　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纳赛姆(Ray  M·Northam)描绘的城镇化发展的S型曲线，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下，为初期平缓发展阶段；30%～65%或70%，为中期高速增长阶段；70%以上，则为后期平稳发展阶段，与此相对应，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在向前发展。
　　在城镇化的初期阶段，是农业社会，主导产业开始由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转化。我国的西南边陲省、区，总体仍处于这个阶段。此时的社会进程基本上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而行，现代化进程开始启动。
　　城镇化的中期阶段，是工业社会，在第二产业保持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第一产业比重进一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迅速增加，主导产业开始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我国东部省、区基本上处于这个阶段。此时的社会进程是工业化推动城镇化高速发展，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
　　在城镇化的后期阶段，这个国家或地区将进入现代化社会。我国除京津沪3个老直辖市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外，其他省、区都未进入到这一发展阶段。
　　面对我国农村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势头，以及老直辖市、东南沿海、三北地区与西南边陲省、区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我国农村教育需采取哪些相应对策，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二　城镇化对小城镇和乡村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由于城镇化的加速，在我国县（含县级市）及其以下的农村中，出现了占比重比以往大得很多的小城镇，它与乡土农村（又称乡村）的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人口集聚程度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程度等，都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对小城镇和乡村教育有不同的要求。
　　　　1　农村教育布局需做重大调整
　　我国农村教育历来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予以布局，这一观念已陈旧落后。远的如“乡办高中、村办初中、小学办到家门口（自然村）”，早已被淘汰；就是“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格局也受到了城镇化和计划生育后学龄人口减少的冲击。如今，大部分行政村也办不成小学了。
　　而像北京市顺义区、上海市青浦区、山东省寿光市、四川省温江县等地，结合“二次创业”尽早以“大手笔”调整学校布局，按人口规模和转移趋势规划学校布局，不是按行政建制的乡、村分散人力、财力、物力，而是撤乡并镇或在中心镇重点加强初中校建设，在县城和有条件的中心镇设置与发展高中校，在乡镇或中心村办小学，取得了教育发展的主动权和良好的办学规模效益。
　　我们在注重教育规模效益的同时，对于那些一时难以搬迁的村落居民子女，也要以实行寄宿制、复式教学以及适当放宽老师配额等形式，保证儿童都能接受义务教育。
　　　　2　城镇化不同水平地区应有不同的教育格局
　　我国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约在25%左右，西北地区城镇化水平约为30%，比起闽粤江浙的约45%和京津沪的70%以上，相距很远。因此，其农村教育结构格局也要有相应的差别才能应对。
　　在那些城镇化约在30%及其以下的地区，其农村教育格局仍应以县城为重点发展区域，形成以县城为龙头，由基础教育和职成教育两个系列组成的县、乡、村（行政村或中心村）形成的教育网络，并在大有发展前景的乡（镇）或新兴集镇的学校，预留出教育发展空间，以便随城镇化的进程而与时俱进。
　　京津沪这些城镇化超过70%的稳步发展区域，应该按县城或中心城镇、建制镇、乡或中心村这三级，稳定中、小学教育规模，着重提高教育对现代化建设的适应度，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
　　在闽粤江浙等城镇化水平较高而又发展迅速的地区，除了在义务教育范围内注意均衡发展，保证办学质量外，非义务教育阶段也应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依靠有效机制引导教育投资向市场带动、工业带动、外向带动等有发展前景的区域集聚，以使这些区域的教育发展与其成为中心城镇的地位相称，发挥其做为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对周边城镇和乡村的示范与带动功能。
　　　　3　劳动力不同流向区域，应有各自特色的职、成教育
　　在职、成教育的办学机制和内容方面，城镇化发育的不同类型区也应有不同的应对举措。
　　在以西南省、区为代表的城镇化水平低且发展相对缓慢的农村，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的人口流出区，因此，适应他们外出务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务的需要，提高其综合素质与实践技能，应成为不亚于为当地产业服务进行教育培训的一大重任。
　　在以闽粤江浙为代表的劳务输入区，当地居民应有较高的素质和实践技能，经营管理水平也需要有大的提高，京、津、沪地区更是这样；而对大量务工人员的再培训、对常驻的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以至全社会的终身教育也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在那些有发展潜力的城镇或新兴城镇，其城镇建设和相应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都百业待举，专业人才和劳动力素质均不足以满足发展的需要。这种类型地区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教育服务的全面化，农村教育不仅要为实施“科教兴镇”的发展战略服务，而且要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接受职业教育的个体不仅必须掌握谋生技能，而且必须有较宽厚的基础，为不断轮换从事多种职业、包括自谋职业接受再培训做好准备。成人教育也将成为让所有人自觉地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不断学习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农村地区，若不考虑城镇化地区与乡村教育的不同特点，认为城镇化的加速可以无视乡村和城镇教育的特点而照搬城市教育模式办成“一统天下”，就会脱离我国国情。因此，对农村城镇化发展阶段及其地区差异对农村教育决策的影响，必须加强研究，以保持乡村和城镇教育符合实际的决策与健康发展。
　　　　三　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为农村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农村城镇化是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进步，其高速发展必然给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公民受教育程度及其综合素质需有较大提高
　　城镇化不仅是城镇人口的集聚过程，而且应该是集聚资本和可用资源，发展二、三产业，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实现农村社会转型和传播城市文明的过程。
　　显然，低文化程度低素质人群，是难以适应这种集聚和发展需求的。据浙江省的抽样调查，1997年农业从业人员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劳动力与1990年相比，文盲半文盲减少了2.5倍，小学程度者减少了近1倍，初中程度者略有增加，高中及以上者增长了1倍。
　　从农村（含乡村和城镇）人均收入差异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据浙江省1997年对270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中专、高中、初中、小学、文盲或半文盲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比值约为1.58:1.28:1.07:1.01:1:0.8，说明在接受较高普通教育基础上，再接受对路的专业教育，提高其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使其收入增长幅度较大。
　　上海市青浦区老教育局长施家琦多年对比实验研究结果认为：发展农村幼儿教育对弥合与城市学生的综合素质差距至关重要。因此，农村教育应在巩固普九成果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向两头延伸，包括高质量的幼儿教育和逐步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也成为适应城镇化发展的应对举措。
　　　　2　加强对农村居民的“离农教育”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民脱离农业生产，从农村走向城镇或城市，由农民变为市民或城镇居民。这种“离农”，不仅是一种工作的变动、空间的移位或称谓的变化，而且是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由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重大转变。已经搬迁到城镇的居民，要从“内涵”上实现这种转变；尚在乡村的居民，要迎接城镇化的挑战，继续准备大量向二、三产业转移和向城镇人口转移；留下少数务农者，也应是逐渐脱离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成为懂得现代科学技术、从事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也可能是“离农”而深造的“还乡团”。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出现的“民工潮”，应采取包括教育培训在内的恰当的疏导政策，使其适应城镇化发展对专业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的需要，实现有序流动。一些打工者自我投资学习技术，不少人已成为城镇建设甚至是现代城市建设的栋梁之才，走出了一条从农民走向市民的成功之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为家庭和家乡走向富裕、文明、幸福，做出了贡献。
　　当然，我们说的“离农教育”，是一种“人离心不离”的教育，必须继续对学生进行知农、爱农、为农的教育。
　　　　3　要把克服“小农意识”和倡导“城市文明”的教育提上日程
　　尽管城镇化发育程度不同的区域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有很大的差距，但面临农村城镇化迅猛发展的挑战，农村各类型区都应把克服“小农意识”和倡导“城市文明”的教育提上日程。
　　从乡村农民转变为城镇市民，不仅是劳动者工作对象从传统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转变，而且非农产业工作给他们提出了全方位的更高的要求，甚至在价值观念上，如自我意识、环境意识、开放意识和求知意识等，也都应该有明显的转变。
　　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育，不仅要保证可持续发展，也要保证物质文明和人的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整套综合的、长期的关于人类现在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在这里发展的首要目标，不再是物的增长而是人本身的发展，其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人的素质与能力，而这些素质与能力的获得依赖于各种形式的持续不断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