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转制学校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转制学校成因分析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转制学校的蓬勃兴起，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有其社会、经济和教育的成因。它是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教育为迎合社会和个体的需求所作出的在办学体制上的改革，这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摘  要  题】决策与管理
【关  键  词】转制学校/民办学校/办学模式
 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办学机制——转制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发展十分迅速，尤以经济发达地区为甚。从世界范围看，不少发达国家的办学体制也出现了极其类似的发展状况：部分公立学校在向私营化转化，目前这一趋势正在日益扩大和明显化，为我国办学体制的多样化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和思路。转制学校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昭示出社会、民众对教育的需求的变更及由此形成的学校体制改革的新走向。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我国转制学校的蓬勃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成因，其中既有因全球社会变迁大格局而导致的教育变革因素，这反映了各国办学体制变化的趋同现象，也有我国不同地区的本土化特征。归纳而言，我们可从如下三个方面作出剖析。
　　　　1.社会层面
　　公立学校系统的创立，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公立学校系统因其能满足工业化社会的需求而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但在后工业社会，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社会对其成员的要求是主体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运用知识、创新知识，并具有充分的人格发展，这种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及其所包含的课程、教学是传统的公立学校系统无法提供的，而私立、民营学校则往往因其办学的自主和灵活而显示出了其特色和优势，也因此受到了民众的青睐。
　　自90年代以来，世界诸多发达国家出现的、介于原有的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转制型学校就是一种新型的办学机制，反映了公立学校系统出现的转制状况。虽然这些学校名称不一，且就其资金来源、资源配备、运作方式、效率高低而言，亦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它们在总体上以其适应社会、适合民众的特征而获得了广阔的教育市场，并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如较为典型的有以下几类：
　　①美国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1991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第一个通过特许学校法，1992年开办了第一所特许学校。目前，截止1999年8月30日，全美已有36个州通过特许学校法，特许学校总数已达1682所，在校学生逾35万人。1997年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将拨款1亿美元协助建设1100所特许学校。据预测，21世纪来临之际，全美将建成3000所特许学校，2003年将达5000所，在校生150万人，资助总额达30亿美元。
　　②美国的公立学校私营管理1992年美国明尼苏达州、马里兰州和康涅狄克州等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公立学校私营管理的尝试，到1996年美国已经有7个州政府允许教育行政部门将公立学校交由私营的教育管理公司管理。实行“公立学校私营管理”的学校，继续获得政府的教育拨款，继续按政府的教育目标办学，但私营管理公司有权对学校的管理结构、师资配备、课程教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和调整。虽然各地的实施效果不一，但是“公立学校私营管理”创设了一种提高公立学校办学质量的崭新方式。
　　③英国的直接拨款公立学校(Direct-Grant  maintained  School)英国1988年教育法中确定了直接拨款公立学校的政策，90年代得到推行。1996年大部分原公立中小学改制成为直接拨款公立学校，其主要优势在于中小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90年代起，英国还诞生了公立自治学校，这类学校比直接拨款学校具有更大的优势：可绕过官僚政府的干扰，在基建、教师招聘、教材编制、招生等各方面均享有办学自主权。
　　④俄罗斯的“非国立学校”1993年叶利钦发布命令，并于6月制定《教育机构私有化法》，后把“私有化”改为“非国有化”，自此俄罗斯的非国有化学校，即私立民办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国家发放私有化教育券来建设这些非国有化学校，目前各类“非国立学校”达12大类，如文科中学、实验中学、拜得乌、精英学校、特长学校等，家长择校空间巨大。但这类学校有英才贵族化趋势。
　　⑤加拿大的特许学校1994年加拿大的Alberta省率先创办特许学校，在此以后，有十二所相继问世。1998年9月成立加拿大特许学校研究和专业发展中心(Canadian  Charter  School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挂钩于优质教育促进会(Society  for  Advancement  of  Excellence  in  Education)，为特许学校的大发展提供政策、法规、设计、研究、实施等诸方面的指导。
　　⑥新加坡的自主学校1988年，新加坡政府经过两年的筹措，着手改革公立学校体制。他们使部分公立学校私营化，转制为自主学校。政府为其提供校舍、场地等基本建设，并继续给予资助，但允许收费。自主学校除必须参加国家制定的基本科目考试以外，其他如学校管理、教师招聘、课程设置等都全面放开，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我国在90年代后出现的办学体制多样化的改革方向，是同这种世界性教育变革的格局相一致的，顺应了全球社会变革和社会变迁的潮流。而转制学校的涌现，正反映出了新的社会格局对传统办学模式的冲击。这充分表明，在社会变革和知识经济的驱动下，各国教育系统均程度不同地发生了这一带有共性特征的改革趋向，它显示了一种时代的必然。
　　　　2.经济层面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推行，我国的经济发展迈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到1993年增长2.07倍，年递增7.76%。这一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促使了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进一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这一战略性的决策对其他各领域均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对长期以来被视为僵化的教育系统及其办学体制的冲击尤为明显。如何改革传统、呆板、低效的办学体制和模式，使之迅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是摆在政府、广大教育决策者和办学人员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华东、华南等沿海地区，由于其地处发展势头正猛的环太平洋西岸的区位优势，便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重点战略区，获得了率先的高速增长。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必然对传统的人才培养系统形成挑战，这一挑战主要在两方面：数量和质量。传统划一的公立学校系统，由于资金匮乏和办学体制僵化等原因，根本无法满足社会与民众急剧膨胀的对教育的质与量的要求。这一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人们对现行办学体制的强烈的变革愿望，进而促使了办学体制走向多渠道投资、多样化办学的改革方向。按新的办学理念创办的新学校，主要集中在东部、南部的经济发展区，可归纳为如下四种模式：民办公助模式；公办民助模式；教育储备金模式；多元化办学的温州模式。
　　到1997年，我国利用社会力量承办的中小学（包括民办和“转制”）已逾4000多，其迅猛发展表明了社会和民众的需求和其在我国当前教改中的地位、价值及发展的可行性，它缓减了国家包揽教育所造成的财力不足，开发了存在于民间的教育资源，调动了社会各界投身教育的积极性，为我国的教育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近几年社会力量办学的发展势头中，我们还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在纯公立与全民办之间出现了一块“公”与“民”杂交的边缘地带，而最近大量新生成的学校几乎都处于这一地带之中。它们既有“公”的成分，又有“非公”的成分，并以“公”与“非公”所占份额的多寡而形成了各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学校以及多元化的运作方式，进而引发了涉及体制、权属、资产管理、学校管理、教学与课程管理等一系列的问题。上述的民办公助与公办民助模式均归此类。
　　而目前在这一杂交领域中发展较快的、并正引起政府和民众格外关注的是公立转制型学校。这类学校原为公办，转制后政府或提供校产和设备，或仍维持一定数额的拨款，但采用了民办学校的运作方式，如收费，灵活的教学与课程管理，教师聘用制等。在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长期以来由于政府投资办学，公立学校基础雄厚，现进入经济转型，转制学校便以优于其他地区的步子迅速发展起来，并呈现出不同的生成状态。以上海为例，90年代后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了新型住宅小区的建设，作为配套的学校，其在数量与质量上对传统教育体制的挑战将是前所未有的，而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费投资、校舍建造、人员配备等方面又牢牢地束缚住了学校发展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挖掘一部分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对一些公立学校试行转制，不仅将缓和教育供需的紧张局面，而且能拓宽办学的渠道，促进办学体制的多样化改革。
　　　　3.教育层面
　　从教育本身来看，传统办学体制的僵化和低效与民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择校愿望之间的矛盾，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逐渐尖锐起来，这是促成转制学校问世的教育成因，而政府教育决策部门一系列有关办学体制改革政策、条例的及时出台，更规范了转制学校的生成和运行，从而最终推动了转制学校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如前所述，面对着急剧的社会变迁，无论我国还是其它主要发达国家，社会和民众都对教育有着急迫的要求，因而传统的教育体制，特别是以公立学校为主体的办学体制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存在于公立学校系统内的固有的问题和弊病在新的社会变迁之下愈益展露，并逐渐扩大而成为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羁绊。而与此同时，原来私立的“贵族性”学校系统也受到了教育民主化浪潮的冲击，而“慈善性”的私立学校面对剧增的教育成本和激烈的生源争夺，又往往力不从心，需要政府和社会的财政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一种新的学校体制与办学模式，创建一种新颖的、享有充分自主权并适合民众多样化要求的体制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共同趋势。有鉴于此，随着公共服务性事业出现日益扩大的私营化、民营化趋势，不少国家提出了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私立学校相结合，寻求优势互补的新思路，这便构成了公立学校发生“转制”的基础。美国、加拿大“特许学校”的诞生，英国“直接拨款公立学校”的涌现，我国各类民办学校、转制学校的大发展正体现了这一改革的趋势，同时也反映出这类“转制”型学校的价值、优势以及对于社会的巨大适应性。
　　与此同时，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个体在物质生活富裕的同时必然追求优质的教育，“选择好学校、接受好教育”已是人民大众的迫切愿望，择校也因此成为不少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实际上反映了民众对传统学校体制的不满和对新时代新教育的呼唤。具体而言，民众的择校愿望是基于他们的求学目标的变更而生成的：在工业社会之前，人们的求学目标基本定位于掌握一二样谋生的技能，而在知识经济即将来临之际，这一目标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希望接受现代化的教育，从教育内容到教育手段都是全新的，体现时代发展趋势的。
　　其二，希望受到以人为本的、发展个性的教育。而现今的公立学校系统很难充分实现这二个目标，因而发生了人们选择非公立学校求学的现象，也导致了公立学校民营化的趋势。
　　在这一形势下，政府教育决策部门及时颁布了一系列改革办学体制的意见、政策、条例，热情鼓励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极大地推动了办学体制多元化的改革进程。如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基础教育主要由政府办学，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按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多渠道、多形式办学。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实行‘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形式。”教育部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也指出：“要制定有利于吸纳社会资金办教育和民办学校发展的优惠政策。”
　　我们必须看到，教育政策是政府对教育发展的规范和调节，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教育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与思路。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变动的基点，应立足于切合社会和民众不断变更的教育需求，顺应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时出台有利于繁荣教育事业的政策，将有力地推进教育改革的深化，确保办学体制改革的规范发展，反之将束缚前进的步伐。90年代后，上海乃至全国转制学校的出现和大发展，是同各级政府一系列教育政策的及时颁布密不可分的。如1993年5月召开的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1997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1997年10月国家教委颁布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实施《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9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的《上海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法》等等，以及其他省市相应的教育政策、法规、条例的出台，均引导了办学体制的改革趋向规范和深入，从而保证了转制学校——这一新生事物能在合理统筹之下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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