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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座次新解
传统《语文》课本《鸿门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其中涉及宴席座次的只有寥寥几笔: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当时宴会在军帐中进行,座次按古代室内礼仪活动形式安排,以东向为尊,其次是南向、北向,最卑的是 西向。因此,现在许多课文教案、教学参考资料的编者与某些分析文章的作者,几乎都认为从中表现出项羽的 妄自尊大、骄横无礼、以势压人等等。理由是项羽自己占据了最尊贵的位置,而置同为楚军将领的刘邦于较卑 微的座次,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无视当时的具体情况,扭曲了项羽的真实形象,不免有简单化、片面化之嫌 ,故提出商榷。
一、鸿门宴的座次客观上反映了诸人在楚军中的地位与处境
项羽与刘邦虽同为楚军将领,但鸿门宴时双方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 叔侄起兵后,拥立在民间牧羊的@①心为楚怀王,楚怀王曾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杀宋义后,当时诸将“乃相 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巨鹿之战后,项羽更是名闻诸侯, 威震各国。“羽于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也就是说,那时,项羽不仅是楚军的总司令,同时也是 抗秦联军的总指挥。而刘邦仅是楚军一部的将领。虽然独领一军,但在名义上无疑应隶属于项羽,除非刘邦敢 于在楚怀王的有意袒护之下、利用先入咸阳的优势,“拒关,毋内诸侯”,而自立为王。但刘邦当时惮于项羽 的威名与权势,哪里还敢擅自称王呢?因此,他见了项伯就说“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至鸿门与项羽见面后,也一再称项羽为将军,而自称为臣。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刘邦至少在表面上也尊奉项羽为 诸侯上将军,表明了自己的隶属与臣服。在座次上,当然也就无法与项羽并起并坐了。
至于项伯与项羽同为东向坐,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项伯不仅是项羽的叔父,也是楚国的重要官员——左 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有关项伯的记载:“兵初起,与诸侯共击秦,为楚左令尹。”可见,左尹应为 左令尹之省称。王有夫在《中国古代官制》一书中认为:令尹的职位相当于相。“国君下面最高职位是相,又 称相邦、丞相,独楚国仍称令尹。”古代以右为尊,左令尹可相当于副相。有些课文注释“左尹”为“令尹之 佐”似乎也说得通。杨升南在《中国历代官制讲座》一文中写道:“令尹入则治民,出则为将,掌握全国军政 大权……令尹之下有左右尹为助。”无论取何种解释,项伯的地位均应尊于刘邦或范增,故可与项伯同为东向 坐。
值得争议的似乎还是刘邦与范增间地位的尊卑高低,因为这在当时还不甚分明。据《项羽本纪》记载:“ 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可 见范增在楚军主力部队中是仅次于宋义、项羽的第三位将领,及项羽斩了宋义,取而代之为上将军后,范增亦 应水涨船高,具有项羽当时占据的次将地位。因此,可以这样推断:范增的地位即使不稍尊于刘邦,也应大抵 与刘邦相等。考虑到范增被项羽尊为亚父的特殊地位,以及当时刘邦急于表明归依与臣服,以化解矛盾的特殊 时机,这样的座次安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刘邦对范增自我贬抑、故作谦让之举。
二、鸿门宴的座次与项羽思想感情的变化
司马迁关于鸿门宴座次的叙述,不仅如实反映了诸人在楚军中的地位与处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为项羽 思想感情的变化以及以后的势态发展,埋下了一处伏笔。
悲剧英雄项羽是一个个性极为矛盾复杂的人物。抗秦斗争的巨大胜利以及手握重兵,使他不免有些自负。 但他出身于楚国贵族,平素颇注重礼仪,有“仁而爱人”的美誉。尽管鸿门宴中东向座是符合其楚军统师的身 份与地位的,但座次的排列并非一定依据他的旨意而行。可能是出于项伯的斡旋,也可能是刘邦故作谦让,以 退为进和策略。无论出于何种缘由,刘邦安于北向座的位置,以及在宴会前所表现出来的谦卑与服从,无疑使 项羽平息了愤怒、祛除了疑虑,而诚心设宴相请。这与他先前听信了曹无伤的密告时,“大怒‘旦日飨土卒, 为击破沛公军’。”的描述何其大相径庭。其实,这正好表现了项羽看似矛盾,其实又和谐统一于一体的个性 特征。即,项羽总是无法忍受任何人对他的叛逆与反抗,但当别人一旦表现出柔顺依服时,往往会显示出过度 的宽容与仁慈。如同章邯见项羽时痛哭流涕,使项羽顿时化解了家恨国仇而封章邯为雍王一样。刘邦的柔顺屈 服、甘居卑位也触动了项羽性格中“仁而爱人”、“温柔慈祥”的一面。正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所记载 的:“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所以,当范增“数目项目,举所佩玉jué@② 以示之者三”时,项羽只能“默然不应”了,最终致使范增计谋破产,刘邦龙归大海。这中间,座次的叙述无 疑是表现项羽思想感情变化的一处伏笔,其作用,不容忽略。
综上所述,从鸿门宴的座次及相关的叙述中,我们所看到的项羽应是一个年轻气盛、缺乏谋略的将领,也 是一条豪爽磊落、不计前嫌的汉子。那种仅凭座次中“东向坐”的叙述,而武断地论定项羽狂妄自大、骄横无 礼的说法是有失公允、简单片面的。同样的,推而广之,一些作者或编者在全面分析鸿门宴中的人物形象时, 多多少少总带有扬刘抑项的倾向,也与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立传精神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