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另类”学生二人谈

如何看“另类”学生二人谈

如何看待那些有点个性、有点“另类”的“个别生”？是他们有毛病，还是我们的教育有毛病？专家认为，应该多一把尺子量教育——如何看“另类”学生二人谈

 　　差不多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里，都有老师眼中的“个别生”。言外之意，这是些或不守纪律、不服管理，或思想、作法很“各色”，不合群的特殊学生。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有点个性、有点“另类”的孩子？是他们有毛病，还是我们的教育有毛病？如何完整地理解素质教育？带着这一类问题，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忠心，请他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普通教育“双轨制”掩盖了个性差异
　　康健：随着北京乃至全国的高中扩招，现在学校招生的分数跨度大多了，学生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情况，这是一个大背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实行的“普通教育双轨制”，把一些较好学生放在重点校，“特殊生”会相对少。“双轨”的目的有二，一是精英教育，二是追求“同质教学”的优质，与工业化以来追求效益，是一致的。普通教育究竟该同质编班还是混质编班？一直有争议，现在基本认同同质编班。90年代台湾展开讨论，绝大多数赞同混质编班，也就是把第100名和第1名分到一个班，第99名和第2名分到一个班。西方五六十年代搞同质分班，七八十年代后基本是大综合。美国绝大多数中学是综合中学。中国基础教育以升学为基本任务，推行素质教育很艰难，一直存在素质教育与考试、与升学的争论，而素质才是教育的本质。
　　从社会角度来看，人群的绝对同质的集合，其实是不存在的。即使录取分数在10分20分之内，情况也很复杂，不过是用分数把差异掩盖了。社会人群也是多样化的，同质是相对的，异质是绝对的。学校搞同质集中，有利于优质校为社会输送拔尖人才。但随着教育民主化，掩盖了许多个性差异。所以人们常把那些与大家表现不一致、与众不同、个性很强的看作另类，把这些人推到一个极端。可能有些潜质优秀的学生也在其中。我们的教育可能伤害了他们，也可能过早地“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日后的社会缺少了几个天才。
　　●教育本身反对淘汰遴选
　　康健：我认为教育是逐渐完美的。过去教育机会不足，不得不进行筛选，在资源不足时有它合理的一面。而从孔子到今天，讲“有教无类”，教育本身是反对淘汰、遴选的，因为教育就是发展人、提高人。夸美纽斯时代就提出让所有人可以得到发展，所有人都受到教育的思想，不因人的差异而进行遴选淘汰。过去我们以分数为质量观，今天就不能仅仅依据分数来衡量，不能用形式的东西取代本质。要从促进人生长、发展、社会化三个质量标准来衡量。因为学生是处在生长期，他的生理、心理、智力以及综合能力，都应该在我们教育关怀的范围内。社会化，是指从一个生物人变为一定社会的人。这样才是完整地理解教育，是对教育本质的追求。否则就是舍本逐末。
　　康健：如何对待有个性，所谓跟大家不一样的学生？过去是用放弃、淘汰甚至排挤的办法。孩子正在成长、发展、走向社会，这和我们的教育目标是一致的，过早地放弃了他们就不符合教育追求。
　　赵忠心：所谓与众不同的、特殊、另类的孩子，有的往往在某一方面很突出，另一方面却很差。由于表现上反差太大，使人们另眼看待。
　　康健：甚至有的孩子数理成绩都不太好。如郭沫若等名人，数理成绩都不见得好。怎样让这些孩子得到适合他们的教育，必须从人本、从个性基础出发，因为人天生就是不同的。英国教育家洛克说过，“人的心灵和人的面孔一样，总是千差万别的”。社会的进步，教育民主化的标准正在发生变化，即不仅看精英，更看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教育。过去只看精英，看民粹，老百姓都是零，不管多少都是零。只有前面加1个英才，才是1千，1万……现在则越来越考虑弱势群体，不可以任人淘汰、放弃，教育也应符合社会进步的大趋势，包括北大附中这样的学校。
　　●尊重个性差异，人的发展需要网开一面
　　赵忠心：虽然孔子很早就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但我们的教育向来只是强调共性，不太重视孩子的个性，一提“个性”，就好像是贬义，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个性得不到充分发展就成不了材。只有承认、尊重学生个性才是把人当人，否则就是不人道。不承认、尊重学生的个性，把学生按照统一规格“加工”成同样的机器零件，那是对人才的扼杀。好比盖房，有的木材可以作梁，有的可以作柱、作檩、作椽，梁、柱、檩、椽盖房都是需要的；同样的道理，社会要求的人才也是多规格、多层次的。现在，大家都呼吁加快发展大学教育，我觉得应该慎之又慎。都上大学，势必出来就待业。义务教育有一定标准，但在一定标准下要尊重个性，解放孩子。
　　有的孩子不太善于接受系统教育，考试不及格；但心灵手巧，那就让他当工人不就完了？有的人适合上大学，有的不适合，我们不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人，认为上了大学才是人才，不上大学也可能是人才。比如青年鲁班，不能说比大学生低一等，许多企业家都没有完成大学教育，但事业是很有成就的。有一次，我到江苏南部去，一位县长对我说，我们这里许多孩子上了大学，但没有一个回家乡的。苏南乡镇企业发达，靠的都是没上大学，或被老师看不上、或被学校开除了的学生。有一位当年被开除的学生，现在已是很有作为的乡镇企业家。社会需要各个规格的各种人才，都去上大学，是教育资源的浪费。有机会上大学当然好，没有机会上也能成功。许多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小时上学都不聪明，老师认为他们将来毕业会一事无成。这也反映了教育的弊端，反映在评价学生的标准、尺度上有偏差。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功者，是不是人才，不能只用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一把尺子，要用多把尺子衡量。如果说要有一把尺子衡量的话，那这把“尺子”就是社会实践。这是最权威的衡量标准。
　　康健：前两天我见到一对父母，儿子特别热中社会工作。有一次他想搞一个民乐演奏会，学校不能给钱，他就找到一个乐器行要赞助，条件是活动冠以他们的名义。后来成功了。有人说这样的孩子商业气太重。我却以为，这表现了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这孩子也许当不了科学家，但能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或企业家。人的发展需要网开一面。
　　过去我们比较忽视孩子的差异。某校高三有一个学生很喜欢农业、生物、生化、基因，按说他应该上农大。但现在的教育模式认为你学习好，分数高，就应该上清华、北大。他的班主任问我，如何指导他填志愿？对孩子志向的差异我们忽视太多，像这个孩子如果送他去农大，学校就少了一个入清华、北大的学生，考虑学校的升学利益就要动员他上清华。但这显然不符合孩子的个性和兴趣。我们对孩子由个性、兴趣产生的职业理想特别忽视。过去问学生长大想做什么，答案可以是各种职业，现在却只问长大想考哪个大学。我们应该逐步培养学生的职业理想，而不是只由分数和计算器来决定将来的专业和职业。
　　赵忠心：上海中学生韩寒写小说，自动退学了，影响挺大。记者问我的看法，我认为，第一，他高二退学并不违法，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义务教育。第二，我认为读书是学习，参加社会实践也是学习。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就是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的，成功者屡见不鲜。人们总是认为人才应该在学校培养，但高尔基、毛泽东也没上过大学，他们上的是“社会大学”。他们不仅是人才，而且是不可多得的大才。
　　●大班额妨碍因材施教
　　赵忠心：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的“班级授课制”，与私塾式一对一的教学方式相比，当然提高了效率。但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统一要求、统一施教的前提下，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上海小班化教学大家都欢迎。可我们有些重点校班额越来越大，河南一位副县长告诉我，他们县惟一的一所重点中学，一个班竟达170人！一个班这么多的学生，孩子连提问的机会都得不到，就不用说因材施教了，因为连学生是个什么“材”，老师都无法知道。我们一方面推行班级授课制，一方面要解决因材施教的问题，这在中国一直未解决好。
　　康健：因材施教难，要完整地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有制度保障。教育制度要人性化，班级不能太大，人数不能太多，学校布局应更合理，教师能力更趋向综合。班额少是教育民主化趋势。我们应立足于这种理念，以更平和的心态，来适应整个教育对象的变化。
　　●给特殊孩子一个空间
　　康健：高中生中有些同学学习能力强，与我们教学进度、节奏不一致，比较超前。大班授课的教学计划不适合他。高中三年有的两年甚至一年就能学完，有的初中就学完了高中的。是让他就范我们的进度，还是给他更多空间？在面向大多数学生的同时，应给他们特殊的空间和渠道。比尔·盖茨在哈佛读了两年就嫌太慢，退学办了微软公司，后来成为世界首富。
　　对某些方面成绩突出的孩子，不一定让他跟班学习，可以采取选课、通过的方法。但他们在生理年龄上与别的孩子一样，同样有着青春期问题，有着如何与他人相处、与异性相处等问题，因此我不赞成单独为他们办一个少年班。除了学科差异，还有其他方面差异，每个学生都有相当深刻的家庭社会渊源，有些有极端行为，如离异家庭子女。父母行为也多种多样，有的父母不合，使孩子郁郁寡欢，老师觉得他上课不专心，其实是因父母打架，无心上课。有一个学生，竞赛总是得奖，但上课心不在焉，以各种理由缺课、旷课很多，但最后上了清华。对这种特殊学生，一方面要让他们适应社会的规则，另一方面我们的制度也要有利于每个人的发展。只要他遵守学校基本制度，应该允许他有自己的学习方式。
　　有的孩子成绩不特别优秀，评不上“三好”，但多才多艺，表现出非常强的和谐。高三女孩里就有这样的，是领袖人才。过去只强调培养科学家，忽视各方面人才，我们设想办一个综合班，按照蔡元培“发展个性，涵养人格”的宗旨，不让他们偏科、定向，给他们多种空间，打一个宽厚的基础，有可能培养出未来社会的脊梁。现在的教育时间划一，早上7点多上学，直到晚自习，没有孩子自主的时间和空间。课程太多，课时太满，基本是国家指令性。我认为课程表可以自主规划加选修，小学可考虑半天课半天选修和课外活动，中学上五六节课，其他时间是社团、自由活动、社会实践。要尊重个性差异，如有的学生希望高一通过外语，就可以高一过。老师是服务型教育，采取合作式、讨论式、实践式。但是现在国家课程安排已经超负荷，没有任何创新余地，要实现教育创新，制度的制约是个瓶颈，教育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最重要。
　　比如我们这样的学校，如果给点自主权，本来可以做点探索。现在课程的门类、数量窒息着教育空间，要创新就得减少课程门类，减少课程内容和时间，增加校本课程的比例。
　　●不能只用高考一把尺子
　　赵忠心：在培养目标、教育模式、教材等方面，衡量的尺子应该多元化，现在只有一把尺子(也就是指挥棒)，那就是高考。一些孩子离家出走、自杀，当然有自己的原因，他们缺乏心理承受能力和经受挫折的能力。但从深层次讲，高考这把“尺子”就是压力，都要上大学，读研，否则就觉得对不起父母、老师，没脸见人。没人上中专、中技，国家缺乏技术工人，在人才结构上出现了问题。都要当白领，那是不可能的。家长、社会都应给孩子松绑。
　　康健：国家的教育体制、教育制度，已经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现在我们的教育缺乏活力，说不上教育能力，孩子和老师的发展都受到制约，制约大于促进。国家应更多考虑放权，把编教材等完全交给地方。基础教育的独立教育价值，课程体制、机制问题比内容更重要。现在教育的尺子又窄又短，根据我们近10年的综合课程研究，如果给孩子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学生的发展会超过成人的预料。
　　《中国教育报》2003年7月5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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