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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何以能承担教育职责——以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为例
企业何以能承担教育职责——以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为例李忠文晓梅
摘要：对企业与科学及教育之间关系的认识，使得项康原将企业当作学校来经营管理，积极在企业中设立教育设施．从事教育活动。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被建成综合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优势、具有鲜明特色、充满浓郁教育气息的“学校化之工厂”。企业教育机构的设立与教育活动的实施，不仅使企业职工素质结构得以提高，企业精神面貌得以改善，而且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企业；教育职责；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
作者简介：李忠（1972-），男，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史、教育社会学研究；文晓梅（1958-），女，江西吉安人，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教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教育与企业的现代化研究”（批准号：J08WG10）与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的思想、制度与实践研究”(批准号：10YJA8800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主持人：李忠
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以下简称康元制罐厂）由项康原于1922年创办，是国内最早生产经营印花铁罐的工厂。1926年开始推行“科学管理法”，成为当时企业“科学管理”的典范，1933年改组为股份制有限公司，扩大生产与经营规模；到1934年，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制罐厂，奠定了中国制罐工业的基础，其产品遍及国内并跨出国门，获得可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康元制罐厂的成绩与其企业教育有着因果联系，该厂建厂伊始即着手设立教育设施，实施教育活动。经过持续努力，到20世纪30年代．已建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型企业——“学校化之工厂”．并成为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的典范。本文旨在对其企业教育活动、特色及结果做出分析，以期为今日企业教育与农民工教育发展提供些许经验。
一、建立教育设施实施教育活动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指出：“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传人，手工生产逐渐向机器生产过渡，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不断增加。但是，对中国而言，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目的尚不在于赢利而是应对列强中国的军事与经济侵略，经历清末民初“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思潮激荡，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业及实业教育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这种社会思潮及其实践活动，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主产生了深刻影响。时人指出：“夫今日之世界，一科学相争之时代也。无精良之技术，不独已有之厂．万难置身于商战剧烈之场；即新设者，亦难免不蹈旧厂之覆辙”，“实利由实力中产出，有几许智识能力资财．然后能推广至若何程度”。实业活动是科学技术的具体应用，科学技术是实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教育是传播科学技术的主要方式。于是．从事实业者将对科学的重视自然过渡到对教育的重视上。“实业种因于教育”，在与列强竞争中，中国实业处于劣势之根源即在于教育滞后，“穷原究委．当归咎于教育之不修。”
当时中国教育现实却是学校数量不足且质量低劣。康元制罐厂创办者指出：“就目前国民经济能力论．送子弟修毕六年小学教育已感困难，断无余力使受中等教育者居其大多数。此大多数无力升学之小学毕业生将来均须自食其力，而又苦于无好无能．际此失业问题尖锐化之秋，安有彼等啖饭余地。此种社会问题本非一厂所能力顾。精卫填海，谁谓徒劳，零星解决，究视旁观者为得。本厂因此乃有招收贫寒学生之举，令习专门工艺，同时施以相当之职业补习教育．养成知能兼备之工艺人才。”有限的学校与弊端丛生的学校教育叠加在一起，使得中国教育面临严重问题。陶行知曾对当时学校教育做如下陈述：“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变成了会考筹备处”。由于学校教育与社会脱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成为常态：学生离开死的学校踏入活的社会，便茫然无所措手足，一无所能：小学如是，中学如是，即人学亦如是。教育者尽管办教育，而学生知识低落依旧，人民无知无能依旧。教育的成绩，只是养成一些博士学士、政客官僚的候补者。如此教育，与发展文明、养成健全国民、推进国家与民族强盛背道而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项康原在创办康元制罐厂之始即设立教育设施．“训练学生培养技师是为本厂发韧之始。”工厂没有教育部．聘汪养吾为部长专责教育事宜．聘专兼职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经过持续努力，康元印刷制罐厂设立一批教育设施．按其功能可以分为专门教育机构与辅助教育设施两类。
据年龄与教育程度，专门教育机构有三类。其一，企业学校。招收年龄在17-20岁间未婚青年，具有小学毕业或相当程度、品性端正、体格健全、能吃苦耐劳的贫寒子弟，学习专门手艺，养成工业人才，并施以普通教育．俾养成良好之公民，需通过考试并签订签约方可入学．除在工作场所学习相关知识技术外，早晚上文化课两小时；学制五年，前三年为学习期．考试合格后获初级毕业资格．之后两年为实习期，实习期间半工半读，期满合格后获高级毕业资格，入厂做工：学习期内由工厂供膳宿、书籍及工衣，给零用钱一元并视学习情况予以增加，实习期内酌给薪水：学生在学习期内，除遵守工厂职工服务规则外，不得中途离厂且不得结婚。其二，企业训练班。招收年龄在21-27岁间、未婚男子，要求具有高小毕业或相当程度、品行端正、体格健全、能吃苦耐劳的失学者，以期一面维持其个人生活，一面令其学习专门技能．助其完成学业．成为健全之工业技手：需要通过口试并有担保者，学制三年，学习期内供给膳宿、书籍，每月给津贴六元并视情形增加，学习期内，遵守职工服务规则，不得中途离厂且不得结婚。其三，练习生所。招收19-22岁之高中毕业或有相当程度、品行端正、体格强健、能吃苦耐劳且未婚者，以养成健全之服务人才。需通过口试、国文、英文、数学、常识、职业测验、体格检查等考试；学制六年，前三年为练习期，后三年为服务期：练习期满，经考试合格后给予正式毕业证书升为职员：练习期内，供给膳宿，每月给津贴十元，并视工作成绩酌量增加，毕业后享受职员待遇；要求遵守厂规，不得中途离厂．不得兼营他业．三年练习期内不得回家结婚。
康元制罐厂还设有各种辅助教育设施。为提升学生及工人文化素养．设立图书室．购置大批有关工业技术书籍，以备阅读，并有杂志、报章，从职员中推派馆长即管理人员：为加强体育锻炼，辟有运动场房，购置设备，聘专人进行指导，并有军乐队、丝竹队、歌咏团、京剧团、放映队等组织，作为娱乐；为拓展视野，定时组织厂中职员演讲，并不定时聘请名人言说，以补教育之不足：为增长见闻、改良产品，组建参观团，不定期赴上海著名工厂进行参观。设有诊疗室及养病室．免费为职员诊治，并惠及职员家属，授以卫生常识：为养成健全公民，设特殊训练处，教以国防、军事、医药、机械、道德等课程，并劝全体职工参加公民等级，行使公民权利：为调动职工积极性．设立发明与奖励办法．对于超额完成任务及在技术或产品方面能有所发明或改良者．予以精神鼓励和现金奖励：为职工方便计，工厂还设有女工生产处、理发沐浴处、美容室、疗养室、合作社等机构，并为职工开办保险、养老储蓄、死伤抚恤、借款、结婚、家庭调查等活动。
康元制罐厂的教育以实际效用为原则，以智能、常识、体格、消防练习等为内容。针对不同学习者采取不同教育方法。所谓实际效用是指切于实用，旨在克服智识与经验歧为两途的一般教学模式。在智能教育方面，学生入厂后，由主管人员按学生体格、能力、工厂情况分派各工场学习相关知识、技术，获得相应经验．经考核合格后调往其他工场学习，“务使周遍各工场，普习各种技能，每日晨六时至七时、晚七时至八时为课堂时间，教以国语、算术、英语、常识、机械制图等课程，以切实用为主。”常识教育包括有关本厂、本业、国家、世界的历史与现状等内容，除课堂讲授理论之外，并在工作中随时指导，每周有专门时间进行谈话，并延请名人到厂演说，增加学生见闻，“务使职工之目光不囿于一隅。”体格教育旨在使学生身体强健，包括日常卫生、体育运动，备有专门设备与人员，开设网球、足球、篮球、乒乓球等运动，设立童子军军事训练、技击等，其中童子军军事训练为强迫教育内容。消防练习由专人负责，将学生编人灭火队、救护队、搬运队、探察队、守门队等，分别予以训练，以期应对突发事件。上海康元制罐厂学校规模宏大、人数众多，仅1937年在校学生即达300余人。
康元印刷制罐厂的做法．不仅为其企业职工接受教育创造了良好条件，使教育气息弥漫工厂，而且成为劳工福利设施的典范，在当时颇有声誉。时人以康元制罐厂为例专门著文称：“物质与精神是不可分的，是一件事物的两面。所以若使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必须在物质上能使之于某限度内得到满足。换言之．也就是若使人精神奋发愉快．工作安心努力，必须在待遇上能使之相当舒适．最低限度也须对于日常生活不忧虑恐慌。因是谈到工人福利设施．这对象是相当的复杂．除去一般人所注意的工资高低、工时长短以外，余若工作场房的卫生设施、器具灯火的安全设施，工人日常健康、疾病疗养、教育、娱乐、家庭状况等．也全顾及。”
二、兼顾校企优势形成教育特色
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分属不同类型的教育，产生作用也不相同。学校教育重学理少实践，学生优于学识而欠于实践能力与经验：企业教育重技能欠理论，学生富于经验而欠于基本学理：两者各执一端，各有优劣。由于“仅有实在经验，而无专门学识，可小就而不可大授：仅有专门学识，而无实在经验，能拟议而不能建设。”企业是生产经营单位，需要既有学理又富经验与能力者，而这种人才不是以往学校教育与企业所能培养出的。鉴于这种情况，康元制罐厂在办学时给予高度重视，尝试兼顾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的优势而克服其弊端获得显著成效，并形成特色。
首先是“学校化之工厂”与“工厂化之学校”。所谓“学校化之工厂”．意指在工厂设立教育实施并对全厂职工进行德智体等方面的教育．使工厂具有学校的性质．即“一面训练熟练技能，一面灌输丰富学识，一面培养服务道德，一面锻炼健强体格，使本厂成为学校化之工厂，教育空气弥漫各处”：所谓“工厂化之学校”，意指克服以往企业中学徒教育重技能轻学识和学校教育重学识轻实践的弊端，而将学理与经验结合起来，使人人具有建设力的公民，“实施生产教育．一面革除一般工厂惟物主义之流弊，一面革除一般学校惟心主义之流弊。”培养德才兼备、既有专门学识又富经验的工作人员。
其次．德智体技，四育并重。康元制罐厂突破单纯技能本位的企业教育模式，借鉴学校教育做法，对工人实施德、智、体、技四育，重视企业教育的教育价值。技能训练旨在养成精熟技能．“目之所视，手之所作，足之所运，集中于一点，而又能彼此洽调，绝不牵制，复利用工作比赛，鼓其兴趣，增其速率……其成品优且多者奖励之，不及者指导之，胜者弗使自满而转以益勉，败者弗使自馁而转以益奋，多存竞争之心，绝无妒忌之念．此一道也。分析工作，务求细密，厂工动作，务求单纯，一经派定，不复更易，习之稍久，自能成熟。”智育目的在于养成科学的头脑．并有应用科学知识和方法的能力，除了掌握科学知识、原理、方法外，还要求将科学知识与实地训练结合起来．“从补充教育人手，使先知科学意义，次知科学原则，以最经济之方法，灌输最切要之智识．并述故事与事实，旁证曲引，务使厂工，确悉科学方法之内容，而坚确其信仰，于是派往工场，实地工作．悉应用之练习，以培成其习惯。……习惯已成，乃能从心所欲，绝不逾矩，”康元制罐厂还引领当时国内科学管理之风，对职工进行科学管理法的教育和训练，以达“提高职工教育程度为能施行科学管理而获得美满效果，”体育则要培养职工强健之体格，体格教育从以下方面加以重视：其一，日常生活卫生习惯的养成：其二，运动锻炼，包括各种球类、军事训练、技击等，清晨傍晚，习呼吸运动，演国术技击，或事球戏，或事枪操，活泼其身躯，锻炼其体格。”道德教育以养成良善之品性为目的，“品性为工作之本，品性不良，虽有科学头脑，精熟技能，即日尽美，要未尽善，故本厂对此，致力独多。弗以恶小而不绳．弗以善小而不勉，防微杜渐，盖所以屡端于始也。……诚以动之，勇以励之，为领袖者以身作则，使潜移默化于无形。”使学生具备“尚法律、主信用、重契约、崇然诺”的素养。德育标准为勤、俭、诚、勇、洁，智育要达到精敏干练，体育则为各种于身体有益之活动及兴趣者。品德训练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不仅是工人成为合格公民的前提，也是企业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首重品性，次为身体，又次为技能，技能不足，可以学习；身体稍差，尚可补救．品性一坏，改正非易。厂工人厂，不宜即与工作，应先切实训练。”
最后，教与育并重，养成健全的人。康元制罐厂将训练等同于教育，训与教同义，练与育同质；训与练或教与育有本质差别．不可偏废：“训之方重语言，尚示范，其终极目标为知；练之法尚动作，尚反复，其终极目标为习惯。训为直线进，可于静中得之，练为曲线进，必于动中成之。有训无练，徒知而不能行，又何贵乎知？有练无训，徒行而不能知，则行为盲目。故训为先，练继之者一道也；练为先，训继之者又一道也。视当时只境地而互为先后，不可执一，尤不可偏废。”其目的同样出于克服学徒教育的纯技能训练和学校教育纯学理灌输的弊病，重视从做中学，从实践中学，“改革学校唯心主义之流弊自任．故教学原则力戒智识与经验歧为两途。盖智识变为经验颇费周折，在教育上不经济，曷若扩张其经验．随时将智识应用，亦即随时在经验中求智识，易辞以明之。即在工作中求学问，绝不险求智识再俟机会以谋应用。用西哲所谓动作学习法者庶乎近之。惟本厂一生产为惟一目标，教学原则注重于实际效用。”教学方法紧扣教学原则，感性经验与理性知识同时并进。“培养工友常识技能更加注意，所以厂内职工学生对于德智体三育与工作并重，历年教养所得虽未必尽皆杰出之辈，而较诸普通学校教育似为切实，并就其性之所近授以一艺之长，俾为厂方服务，藉以自食其力。”康元制罐厂设立教育设施的主旨在于将职工培养成健全的人，正如其十周年纪念刊中所载：“训练厂工之目的，非求其为善于生产之一架机器，亦非求其为不可几及之圣贤．而求其为健全的一个人。人之所以为人，自有其应具之条件在．其条件为何？一日科学的头脑，二日精熟之技能，三日良善之品性，四日强健之身体。徒具精熟技能，充其极，不过成一善于生产之机器：即再具科学头脑，亦不过成一最优良之机器而已。必也益之以良善品性健全身体．乃成为健全的一个人。”
教育是人为的，更为为人的．企业教育也不例外。康元制罐厂的做法，是民国时期企业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和鲜活的生命力。陶行知参观后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康元是一个新时代的工厂，是一个新时代的学校，是教、学、做合一之极则”，“是创造新中国之途径”。徐鼎新研究后指出：正是这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企业文化开拓的契合点上，创造出一种能够体现企业全体成员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并使之归心集志、众志成城的资本主义企业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张力已充溢于企业内部的各个层面并在总体上综合反映出来”。
三、收获教育硕果实现企业理想
教育设施设立及教育活动的开展．提高了企业职工的智识水平、科技能力、道德素养，使康元制罐厂得到快速发展．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向“实业救国”的理想奋进。康元制罐厂的做法对当时的劳工问题解决颇有启迪。
企业教育设施的设立，使职工获得受教育机会，也使企业充满了教育性。项康原指出：设立学校“令习专门工艺，完成未竟学业。同时，更维持其个人生活。釜底抽薪，或亦为解决社会问题之一著。”据1931年11月1日《新少年》记载，康元制罐厂设有教育部专事教育，有部长一人，教员六人，另有练习指导若干。厂中学生百余人，皆十六七岁具有初级小学毕业程度之贫苦子弟，所有费用由厂中提供．除练习工作外，每日上课三小时，晨一时半．晚两小时，三年毕业，达到高小程度，成为工友，再受两年高级教育，毕业达到初中程度。随后，企业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受教育人数不断增多、程度不断提高，教育气息弥漫工厂。此种做法，不仅使大批企业职工获得教育机会，而且使得教育型企业得以建成。正如时论所言，“教育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占有和独享，而是大多数人民的权利，不能以少数人的趋向为去就，应以全民众的需要为依归。今后的教育方针．是应当采用平民化生活化和职业化．把以前只务虚名不重实际的观念，不顾多数民众的利益，只求少数特权阶级的便利的思想打破．然后中国的教育庶几有望。”从教育发展角度看．上海康元制罐厂的做法，对教育普及尤其底层社会民众接受教育的意义不容忽视。而其教育特色——“学校化工厂”与“工厂化学校”——兼顾了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优势，成为企业教育发展的趋势。
包括企业教育在内的企业设施．使康元制罐厂成为民国时期劳工福利的典范。伴随劳工问题的严峻与劳工运动的兴起，劳工福利成为民国时期劳工政策的重要内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台了多个法律、法令，对包括劳工教育在内的劳工福利提供法律保障。其中，1932年1月实业部会同教育部公布实施的《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将劳工教育作为劳工福利的核心内容并作出详细规定。劳工教育旨在对劳工实施一定程度和性质的教育．提升其能力、价值和人格尊严，提高工厂企业的效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改善劳工的被雇佣的情形。康元制罐厂的劳工福利设施在当时享有盛誉．时人指出：“增加生产之唯一要道，即为采用改良的方法及改良的设备。故欲使工作环境之能增进工人健康．预防意外灾害，鼓励工人努力，便利生产进行．及养成工人好感，实为工业管理之莫大责任也。”康元制罐厂不仅有教育设施，教育部则分管理、晨校、自治、图书、卫生、俱乐等六股，而且对企业职工的膳宿、医疗卫生、储蓄、养老、安全甚至业余生活亦给予高度重视。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理的王云五参观后指出：“要工作做得好，先要使工人身体和知识好：要工人身体好，须注重卫生；要工人知识好，须授以相当的教育。”对康元制罐厂所施“科学管理法”大加赞赏，称其厂内设施“悉依科学管理法施行．甚为完备”，“尤以教育方面办理优良为更可钦佩。”并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作为概括。l933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称康元制罐厂“有完善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科学管理，著称国内”。康元制罐厂的这种做法．依然值得今日企业效法。
康元制罐厂的企业教育及其科学管理法的实施，使得产品质量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大为提高、产品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企业竞争力迅速增强。据资料记载：实施企业教育与科学管理法前后的企业生产效率发生显著变化。原料费用支出由46%增加到66%，工人工资支出由20%下降到12%,其他开支由32%下降到21%：原料比重的增加说明投产的原料增多，加上减少了生产中的浪费．生产量得以提高。工人工作时间由11小时缩短为9小时．工资反而比以前增加。据—卜周年纪念刊”记载，截至1931年，该厂生产罐制品三亿七千五百余万只．产品远销黑龙江、四川、新加坡等国内外数十个城市，在香港、天津等地设立分厂，产品种类亦由单纯制罐扩展到玩具制作、食品加工等行业。1928年的营业额为30万元，比1927年增长了一倍半。1929年的营业额达到55万元，1930年达到67万元,1931年更达100多万元。从1926年到1931年营业额增加了十九倍半。1935年全年仅印花铁罐（听）的产量高达5000万只，总营业额是1926年时的26倍还多．1企业教育活动的实施极大增强了康元制罐厂的竞争力并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除盈利外．近代中国企业还担负“生产救国”、“实业救国”重任。项康原自称：“我之宗旨：努力生产．根本救国，抱服务精神，扶助农业产物发展；用科学方法与革命方式，以统一众人思想，增进生产效率．而以众福为福，众利为利。我对学生，行新制度．用新方法，造新工业人才，注重体德智三育，绝对铲除做官思想，使有自立吃饭本能，为本厂及社会服务．十年来成就不少，我对之颇欢喜。我对工友．凡定规律标准，都以公众道德及幸福为前提，而注意其生产实际能力及生活状况，一般都能了解服从遵守．安心努力，从无意外，我对之颇感谢。我对职员．各职员均能忠实认真，依照标准方式办事，公事上毫不客气，而个人感情，都融融泄泄，非常和洽，我对之颇钦佩。”将教育作为实业发展的核心内容予以关注，从而将实业、教育纳入到救国的目标之下，从经济与文化教育的路径实现救国的主张。其厂歌明显反映出这一主旨：“挺起胸膛，举起两臂膀．爱国救国责任大家当。发挥青年力量，读书进工厂．国货出品积极求精良，勤俭奋斗，外货要抵抗．进工厂，进工厂，中华责任大家当。”这种导向使企业发展具有明确的目标。成为企业的精神支柱。正是在这种目标导向下，康元印刷制罐厂的出品精良．管理严密，劳资合作，从无工潮，有模范工厂之称。引来上海金融大亨张公权、史海峰、钱新之、徐寄倾等人的参观，“均各称羡不已”，“并题词赞美而别”．于是扩大生产，大举扩充，“以期根本救国，各界赞成者极众，将来定成大规模而最完备之工厂也，．”
企业有教育依赖也有实施教育的条件，企业职工有教育需求．企业主有赢利愿望，所有这些促成了企业教育活动的展开。同时，企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开始将以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与以传授文化知识、进行品德培养与情感陶冶为主的普通教育相结合，尝试兼顾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的优势而消解其劣势，富有时代性和生命力。而且．企业教育具有将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直接统一起来的特点，具有学校教育无法比拟的优势。作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轨．企业教育在洋务运动时即出现，伴随企业与教育的发展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然而，有关中国企业教育历史的研究极其薄弱，而这种薄弱的研究不仅不利于学校教育的发展，而且不利于企业教育的发展。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教育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培训．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必须说，站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立场上看到的技术教育的最基本的问题就在于此。”工业化国家给企业教育及其研究以高度重视，企业大学成为产业化国家企业教育发展的高级形态，美国著名教育史家克雷明将这种发生在工业和商业领域内的制度化教育，称为“20世纪美国最为突出的教育成就。”到今日，企业教育已成为产业化国家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载体受到高度重视。对中国的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建设而言，企业教育成为必须予以关注的重大问题，关注的前提则是对企业教育展开系统研究；而且，对企业教育历史的研究，还有助于为今日农民工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珍贵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对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需要研究者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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