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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陈独秀道德观的现实价值
严复与陈独秀道德观的现实价值作者/ 朱效梅
严复和陈独秀这两个在近代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在道德问题上先后提出了“新民德”和“伦理的觉悟是最后的觉悟”的思想。他们对道德教育的认识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道德教育的规律。
一、德育根本在身体力行，不可套用智育模式
在道德教育规律方面，严复和陈独秀有相同的认识，他们都认为要尊重德育自身的规律，强调德育与智育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德育需要身体力行，德育不是简单的知识、技能的传授和培训，不是告诉学生“何以为生”的本领，而是注重学生精神方面的发展与培育，启迪学生思考并践行“为何而生”和“如何而生”的价值与意义，通过精神性的成长、反省、思考外推到行动中，进而体现出德育的成效。因此，德育遵循的原则与智育遵循的原则应有很大区别，不能简单套用智育模式。杜威在谈到哲学问题时就提到：“哲学现在所处困境的原因是：有用的知识越增加，哲学则越忙于完成其与人生无关的任务。”当年梁启超也曾对此有过类似的担忧：“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他们的担忧和思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德育与智育是有区别的，如果用智育的模式来套用德育，就会背离德育育人的宗旨，只见智识的增长而不见精神的成长，只重“才”而忽视“德”。
陈独秀意识到“道德是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像知识那样容易进步”。严复更明确提出德育与智育发展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重视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提出“五洲德育之为教，莫不取其种族宗教哲学之公言类纂之”，各民族德育内容在表述上看似千差万别，但总有一些共通甚至普世的东西，是人类基本处事准则，所以应编纂“公言”以成教科书来进行道德教育。另一方面，他更认识到身体力行这些“公言”对德育的重要性，“德育之事，虽古今用术不同，而其著为科律，所以诏学者，身体而力行者，上下数千年，东西数万里，风尚不齐，举其大经，则一而已。”德育的根本不在于其内容表现是否有新意，而在于是否能将“不大异”之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之，身体力行之。从今天我们开展德育工作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果能够使学生做到身体力行，即使他们不能将“公言”的条条背诵下来，不会用于考试，德育也是成功的。(德育管理论文 www.fwsir.com)反之，如果学生只会在考试时回答问题式地将“公言”内容记述下来，而与其日常生活没有产生关联，更不会在生活中付诸行动，那么无论多么好的考试成绩，都不能说德育是成功的。
《礼记-中庸》提出为学的五个层次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最终的落脚点也在笃行。离开行动，没有知行合一，则前面学问、思考的意义都要大打折扣。然而，对于今天的德育来说，“笃行”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难以被纳入现有的、适用于智育的学科评价体系之中。于是，在实际中我们只能忽视德育自身的规律，将德育与智育同样对待，把道德设定为可以用标准化考试来测量的知识，致使德育套用智育模式而难以真正进入学生的内心。因为套用智育模式，德育被简化为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留在学生头脑里的也大多是干瘪的、适宜背诵的条目，而缺乏针对学生心灵和道德成长的内容，更鲜有学生从中获得情操的陶冶、道德的提升以及精神的成长，更不用说在日常生活和实际行动之中体现出这些成长。而这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之所以为学生所诟病、反感的最根本原因。前人关于重视德育自身规律，根本在身体力行的论述，对于今天套用智育模式而处于困境的德育来说极富现实价值和启示。
二、德育环境重人心风俗，避免本本主义式教育
就德育的环境来说，严复和陈独秀有很多相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应该避免道德问题的孤立化，都重视各种文化力量及其形成的文化合力对德育的影响，实际上提倡了一种大德育的思想。无论是严复还是陈独秀，都一定程度上意识到道德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与社会、文化、文学、政治等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这其中，人心风俗的重要性不可小觑。这就要求道德教育必须避免本本主义式的教育，不能仅仅是停留于书本中的文字，更要结合德育的社会环境来进行教育。陈独秀从来不是孤立地看待道德和伦理问题，而是在一定的文化视野下进行思考，他反复强调“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伦理道德盘踞于文学艺术之中，开展伦理革命的同时也必须开展文学革命，否则伦理革命不但难以成功，即使获得暂时成功也会成果不保。
严复把民俗、国性、世道、人心等关乎国家盛衰之要素的状况与道德状况联系在一起，认为道德本身就系于国性之中，“道德者，其相吸力之大用也。故必凝道德为国性，乃有以系国基于苞桑。即使时运危险，风雨飘摇，亦将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作为社会环境的人心风俗一旦败落，道德风气也必然随之扫地，进而导致整个国家的衰弱。严复从世界的角度得出结论：历来“国于天地，其长存不倾，日跻强盛者，必以其民俗、国性、世道、人心为之要素。……”所以，严复提出的救国方案是，“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人心风俗之间”。也就是说，只有人心风俗向善向上，才会给德育提供好的社会环境，促进道德进步，两者互为表里，增强国家的实力。严复所处的时代，盛行“后义先利，诈伪奸欺”的人心风俗，在甲午海战中甚至出现“以铁滓沙泥代火药”的现象。严复痛心地指出，正是这样“各奋其私”、“其群将涣”之民德，导致了“今日之败衄，他日之危亡”。联系当今中国社会，食品安全问题、豆腐渣工程等现象已不仅仅是社会环境问题，同时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他们本身就是这些现象的受害者，也是人心风俗日下信息的接受者甚至传播者。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我们的德育就必须结合现状超越本本主义式的教育模式。
信息化时代的学生接受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而且便捷，他们接受关于社会的各种负面信息、负面的社会导向、习气等，这些都与正统的教育内容相抗衡、抵制。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不能受到本本的束缚，局限于教科书，而必须同时把人心风俗对受教育者的影响考虑进去。本本主义式的教育往往在达成教育目标上是急功近利的，而就实践中如何达成德育目标来说，道德的进步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严复和陈独秀都充分认识到因其难度大而应当重视长远性。严复指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都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这其中又尤以新民德一事“为三者之最难”。陈独秀也说要想使一般国民觉醒，“其日尚远也！”
严复把民德问题看作造成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源，同时认识到其改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他不赞成熊纯如的观点，认为共和后“国家从此统一，社会从此康宁”。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今日之民力、民智和民德都不是朝夕之间形成的，而是“经数千年之层递积累，本之乎山川风土之攸殊，导之乎刑政教俗之屡变，陶钧炉锤而成此最后之一境。今日欲以旦暮之为，谓有能淘洗改革，求以合于当前之世变……殆可不待再计而知矣”。严复很清楚中国强大的传统伦理道德在短时间内难以发生根本变化。他赞同斯宾塞“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的观点，认为道德的进化需要加以强力震撼和长时间的磨合，不能期冀取得一蹴而就的成就。唯有经过长期的教化，逐渐扭转人心风俗，才能最终实现德育的目标。
三、明确历史规律性，洞悉当下复杂性
就德育内容的针对性来说，不仅要明确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同时更要贴近现实，洞悉当下的复杂性，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陈独秀和严复都很重视社会进化对德育的影响，但他们的具体主张又各有侧重。其中，陈独秀的观点提示我们，教育者要立场坚定地明确历史规律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不能因现实的曲折程度而动摇的。而严复思考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历史规律性的呈现不可能是直线式的，更可能是迂回的、曲折的。他们观点上的差异就如“自相似”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不同比例尺的地形图上，海岸线的形状大体相同，但如果我们身处其中沿着海岸线走上一遭时，就会发现每个地形图上的直线其实都是由无数的曲折甚至断裂组成的。我们不能说航拍的海岸线就是错误的，因为它以宏观的视角抽象地代表了我们所能够亲历的具体的海岸线。正如陈独秀是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把握和阐述了他对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理解，而严复更多的是从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未来的角度看待中国可能经历的变化与曲折。对于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就是既要给学生大方向的指导，把规律性的认识理直气壮地、明确地传授给学生，同时，更要重视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复杂性，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注重当下的体验，对来自现实的冲击和影响也更为强烈和明显。
在汲取历史资源应用于今天道德教育的问题上，我们要摈弃“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模式化观念，而应对他们的选择加以具体分析，这样才能给今天我们的选择和判断提供有价值的借鉴。陈独秀的积极意义在于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应该是确定的。陈独秀的“激进”虽然符合时代发展方向，但其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则需引起深思和警惕。当然，陈独秀对新道德的颂扬和对旧伦理的批判有其对中国社会巨大惯性的理解，所以他根据取乎其上得其中，取乎其中得其下的判断策略性地提出了对旧伦理道德毫不保留地痛加批判和抛弃，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策略在当时对旧传统摧枯拉朽的批判和对新文化传播的积极意义，也不必讳言它对后来人们正确认识、看待传统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另外，陈独秀在如何利用历史资源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陈独秀坚持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但他不是一概地把“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作为孑L教所独有的来加以反对，还认为“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通实践道德”。可见我们利用道德教育的历史资源，就必须对之加以深入分析，而后进行取舍。
同样，严复的“保守”在今天看来未必没有价值和意义。在时代发生巨变时，需要有人保持理性，而非对“新事物”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更不能同时伴以对所谓“旧事物”毫无顾忌、不加分析的抛弃。垂垂老矣的严复面对新文化的浪潮，以其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刻洞悉，更多地关注于历史进程呈现出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感受到传统渐行渐远的悲哀，所以他从学者的角度得出一个似乎与历史潮流相违背的结论，“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今天我们从历史与当下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严复的结论，就会发现严复的价值更多地在于启示我们，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要达成目标一定不是直线式的，必须考虑到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学生接受的可能性和程度的差异性，在保证总体目标的前提下，不能一味拔高道德标准而忽视现实，这样才可能更好地实现最终目标。
借用张汝伦先生对严复的理解，虽然“严复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严复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仍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和理想。因此，严复留下的问题，也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对于今天和未来的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显示我们在政治上比严复正确，而是以他同样的热情与执著来继续思考他留下的问题。”探寻德育的历史资源，就是要站在历史与当下结合的高度，去整合以往那些为道德教育进行了有益思考的人们的思想，借鉴他们的启示和教训为今人所用，才能使今天的德育同时拥有历史感和当下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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