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语文教材单元编排研究

小学语文教材单元编排研究

观察能力不仅是学习各个学科所需要的基本能力，还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所必备的重要能力。因此，许多小学语文教材都专门编排了观察单元，通过一篇篇课文来培养学生的观察意识、观察习惯，教给学生观察方法，以提升他们的观察能力。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观察单元的编排，会发现在对课文的解读上存在违背作者原本意图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教材中又有着怎样的具体表现？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对此进行论述。

一、存在的问题

综观这些观察单元的课文，大多数表现的都是观察所得，而非观察本身。虽然其中可能也会提到或暗含着观察者所用的观察方法以及观察者的观察意识、观察习惯，但是从作者的原本意图来看，他想与读者分享的是观察者在观察后得到的收获，包括对观察对象的认识、发现，观察者当时的感受、感悟，等等。而这些单元又都是作为普通的阅读单元呈现的，定位在常态阅读上。所谓常态阅读，就是读者要通过阅读去理解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1]。在这种情况下，让学生在阅读表现观察所得的课文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观察方法、观察意识和观察习惯上，进而形成观察能力，就阅读而言，这违背了作者的原本意图。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对文本的多元解读。多元解读在美学上源于强调读者中心地位的接受美学。这种美学理论认为读者在阅读之前，已经具备了一种由原有的文学知识、审美趣味、阅读经验、生活经验等构成的心理图式。读者是带着这种心理图式去阅读的，文本的意义是通过心理图式的重构呈现出来的，读者所理解到的意义可能不完全等同于作者通过文本想要传达的意义，又因为读者的心理图式有所不同，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存在差异，这就有了对文本的多元解读。总之，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阅读是对文本的再创作，而不是一种复制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可以抛开作者和文本，按照自己的心理图式随意地解读文本。波兰文艺理论家英伽登在谈到读者运用想象和联想填充文本的“不定点”或“空白点”，从而对文本进行具体化时，就指出具体化有两种，一种是“恰当的具体化”，即在恰当阐释文本、尊重作者原本意图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填充；另一种是“虚假的具体化”，即背离文本原意的具体化。而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在于前者，文学批评就是要努力呈现出文本的意图。同时，文本的意义是丰富的，只有通过读者共同的具体化活动，才能充分实现[2]。这就是说，多元解读是建立在对文本本真意义进行溯源和接近的基础之上的，要尊重文本的客观性，要以文本本身为依据[3]。用王富仁先生的话说，就是要尊重文本作者的创作主体性。因此，我们不能用多元解读来为违背作者创作意图的解读进行辩护。

二、问题的表现

具体地说，教材对作者创作主体性的不尊重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文本的非重点解读成重点，而文本本身的重点却被忽视了。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课本（试用本）第七册的第四单元编排了李白的七言绝句《望庐山瀑布》。这首诗主要表现了诗人感受到的雄奇瑰丽、磅礴壮美的庐山瀑布。编写教材时，应该以此为重点，引导学生去发现庐山瀑布的这一特点，并深入体会、感受之。但是除了理解词句意思、背诵、默写之外，与这首诗有关的唯一一道课后题，却是“诗人是站在什么地方，怎样观察庐山瀑布的”。很明显，设计这道题是为了让学生从诗中习得观察方法。然而，尽管诗中的确说到了“遥看”，但这一观察方法并不是诗人想要表达的重点。所以，编写者在设计课后题时，忽视了文本本身的重点，却把非重点当成了重点。为了达成培养学生观察能力的目标而没有尊重作者的创作主体性，违背了常态阅读的规律。另一种更为普遍的情况是，把文本本身的重点和非重点，都当成重点。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小学语文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上册的第一单元编排了苏联作家普里希文的《金色的草地》。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是：以前“我”和弟弟在蒲公英开放的时候非常开心，因为“我们”可以把蒲公英的花揪下来玩耍。后来“我”通过观察发现，蒲公英的花就像人的手掌一样，可以张开、合拢。中午，花瓣会张开，呈现出金色，使得整个草地都变成了金色的；早上和傍晚，花瓣会合拢，呈现出绿色，又使草地变成了绿色的。发现了这一现象后，“我”和弟弟觉得蒲公英就像人一样会和“我们”一起睡觉、起床，陪伴着“我们”。于是就不再随意揪它。蒲公英也成了“我们”最喜爱的一种花。很明显，作者通过这样的内容表达了观察所得带来的喜爱之情的变化，以前的喜爱之情是建立在“破坏”的基础上的，现在的喜爱之情则源于一种亲切感。针对这篇课文，编写者设计了两道课后题：1.“我”有了什么新发现？有了新发现后，“我们”有什么变化？2.图示草地和蒲公英的变化。从课后题来看，应该说编写者抓住了文本的重点，尊重了作者的创作主体性。但是，在相应的教师教学用书中，编写者却把“激发留心观察身边事物变化的兴趣”作为了教学要点之一，并在教学建议中提到“对课文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草地的颜色是怎么变化的，而应当深入探究：草地为什么会这样变？使学生体会到细致观察的重要性……教师要引导学生明白，善于观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它可以使自己有更多新的认识、新的想法、新的收获、新的提高”。为了培养学生的观察意识、观察习惯，让学生在阅读这篇课文的过程中，重点关注“我”的观察意识、观察习惯。这有违作者的创作初衷，强行地把文本的非重点当成了重点。尽管这一要求是在教师教学用书中提出的，没有呈现在教材上，但我们也可以由此窥见编写者编排这篇课文的真实用意其实是存在问题的。

三、解决的办法

以上两种情况虽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但却是以牺牲学生常态阅读能力的发展为代价的。学生在阅读时，要么抓不住文本的重点，在非重点上下功夫，导致解读走偏；要么面面俱到，在重点和非重点上都下功夫，对文本解读得过于琐碎。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编排才能既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又不违背阅读的规律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保持常态阅读的单元定位，选取作者的原始意图就是表现观察方法、观察意识和观察习惯的文本。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小学语文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找骆驼》，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老人之所以知道那只走失的骆驼左脚有点儿跛，左边驮着蜜，右边驮着米，还缺了一颗牙齿，正是因为他在观察骆驼脚印，道路两侧，以及树叶上骆驼留下的牙齿印的同时，进行了思考。由此可知，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是要与读者分享边观察边思考这一重要的观察方法。让学生阅读这样的文本去习得观察方法，就可以在尊重作者创作主体性的情况下，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第二个办法是选取表现观察所得的文本，将其编排成一个特殊的阅读单元。王荣生教授把阅读取向分成了常态阅读、异态阅读和变态阅读三种形态。其中的异态阅读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阅读方式。陈寅恪先生著名的“以诗证史”运用的就是异态阅读方式。他在以《元白诗笺证稿》为教材的“元白诗证史”的课上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最重要是在于纠正。元白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4]由此可知，他是带着研究历史这个特殊任务来阅读诗歌的，而不是用读诗的方法来阅读诗歌，关注的重点在诗歌体现的历史上。所以，他在1944年致陈槃的信函中说：“弟近草成一书，名曰‘元白诗笺证’，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非敢说诗也”[4]。既然异态阅读是可以接受的一种阅读方式，那么我们可以把表现观察所得的文本编成一个特殊的异态阅读单元，让学生在关注观察方法、观察意识和观察习惯的同时，知道这种阅读不同于常态阅读，是在特殊任务驱动下的特殊阅读。从而不影响学生常态阅读能力的发展。须注意的是，不能把表现观察所得和表现观察方法的文本杂糅在一个单元中，否则无论怎样对单元进行定位，都会存在阅读上的问题。还有就是必须明确语文教学的目标是要培养学生常态阅读的能力，对于编排异态阅读单元这种方式要慎用，或者在学生已具备一定常态阅读能力的基础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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