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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动民间投资的战略思考
从需求方面来看，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等影响，至今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目前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经济仍低迷，致使我国出口的外需拉动作用将十分有限。而且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也不可能完全照搬“新兴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之下，内需的作用更重要，可控性也更强，最终还应确立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而就内需而言，消费的不足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收入制约，储蓄存款虽10万亿之强，但人均仍不足8000元，而且分布不均。结果是高收入人群有消费能力但相对消费意愿低，而低收入人群虽有较强消费意愿但相对消费能力不足；由于预期不乐观，存在的下岗分流等收入减少可能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而未来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增加可能的双重压力，从而形成内在消费紧缩机制；消费环境制约，既有基础设施不足的硬环境制约，这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也有消费者主权得不到保障的软环境制约；从市场自身发展来看，进入了相对平稳发展的调整期，尚无大的消费热点以形成新一轮消费升级。
另外，从投资来看，首先是政府在投资总量上受到国家财力总量约束。即使是用于建设，财政赤字也必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线下，而且还存在投资方向约束，国家财力不宜投入于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如果这样做，还可能会对社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应投向公共基础建设方面，并能起到对社会投资的拉动作用。从实践上看，多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其作用也存在效益递减问题，而且寄希望于长期靠国家财政投资支撑经济增长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将是必然的，我们可以认为今年不再加大财政的投入本身就是淡出的体现。而对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形成的空位，可以也理应由社会投资来补位。事实上，我国现在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社会投资已经占了一半。
社会投资主要包括外资和民间投资二个方面。从外资情况来看，我国近年吸引外资力度不断加大，2002年吸引外资5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但必须看到，影响外资投入变数甚多，如果世界经济走出目前低迷，替代效应上升并可能显于收入效应，则我国引资将会更加困难，而且从长远看，透过经济全球一体化大潮，仍然能看到客观存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从我国国情看，目前尤其要注重启动民间投资。虽然我们对民间投资的政策已从过去的禁止和限制转变为松绑和鼓励，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也是以年均20%的高速度增长，但民间投资的黄金时代还远未到来。从我国目前看，民营经济总的情况仍然是总量少、行业窄、发展仍受限制，其中70%为实业且主要集中在批零业、餐饮业、建筑业及部分制造业，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制约民间投资的原因分析
形成目前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历史原因。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民营经济基本上没有生存的空间，更谈不上发展了。这主要是从存量上一直影响到目前经济所有制格局，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情况更突出。
政策因素。比如在国有企业可进入的80多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却只有42个，其发展空间有限。我们至少没有理由认为民营资本比外来资本更具危险性，而这种歧视性的政策不仅反映在市场准入上，同样反映在监督、管理、服务、税收和退出等各个方面。
资金门槛限制。一些行业对较高的资金准入要求，事实上否决或至少是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由于民营经济长期受压制，起步晚，资金实力较弱且分散。从民间投资所需资本的集中来看，单个资本自我积累时间过长，通过内部融资实现单个资本的联合因缺乏成熟机制而难以做到。外部融资也同样困难，从银行贷款看，一般不可能象国企那样能得到国家和银行资金支持，做到高负债经营。特别是1997年后由于吸取金融危机教训，银行资金风险防范意识普遍加强，各行采取贷款权上收等各种措施，贷款更加谨慎，甚至出现“存差”怪现象，一方面是银行有钱贷不出，造成资金闲置，另一方面是告贷无门，资金短缺。从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方面看，机会更是微乎其微甚至无须考虑。
现有市场吸引力下降。民营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国家尚处短缺经济时期，产品供不应求，利润十分可观，随着市场逐渐饱和，利润率下降，民间资金投入缺乏动力，而且由于原有企业的先占优势，对新进入企业形成一定市场壁垒。同时还因为市场信息不畅，有的是有资金找不到项目，也有的是有项目找不到资金。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对经济的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
市场环境缺失。这既包括“硬”环境的原因，如水电路等基本设施条件不足，也存在“软”环境问题，包括社会信用水平较差、市场不正当竞争和管理不当等因素影响。目前一个突出的问题仍是企业实际负担重，其负担水平不仅是税收和合理的收费，还有大量的“三乱”负担，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
民营企业自身原因。如企业制度不完善、产权不明晰、家族式专制管理、多模仿少创新缺乏科技进步、过多依赖价格竞争手段争夺市场等，而且整体而言，创业者个人素质多不适应二次创业要求，而我国目前还缺乏成熟的职业经理人才市场，这都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提升。相对于以上外源性的原因，这个内源性原因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启动民间投资的对策
启动民间投资，大力发展民间经济，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解放思想
有人认为：民营经济只是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且不均衡情况下的阶段性产物，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多样性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是一种“以退为进”或“先退后进”的权宜之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起着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须正本清源。不能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到民营经济具有发展经济、满足就业、增加税收、活跃市场等作用而认可民营经济的合理性，而应从根本上看，市场经济就是民有经济，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天然主体，现代经济生活中，政府当然不是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也不应喧宾夺主，本末倒置，更不能越俎代疱。要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应该全面提升民营经济，要在思想上树立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主体，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而非异已力量的意识。要取消对民间投资的政策性歧视，做到“松绑”和“鼓励”，逐步扩大市场准入范围，包括公共产品部门的准入，不搞所有制歧视，如上海高速公路网民间投资就占了7成。要适当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从事前审批为重点到事中监管为重点，逐步消除行政壁垒。在干部业绩考核上也要走出重外资轻内资的怪圈，不能认为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国家有关部门促进民间投资的相关文件须落实到实处，应有可操作性，要把好事办实。
正确认识政府定位和职能
转变观念关键在于转变“官”念，须知政府并非万能的，政府也不应以“神
明”自居，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才不会“越位”、“错位”，从而也不会“失位”。合理确定政府职能，一要政企分开，此已系老生常谈。政府投入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在于创建一个良好投资和经营环境，国有“统管统制”领域将逐步开放，政府职能从行业管理向市场管理、从直接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二是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功能。投资是一把“双刃剑”，从短期看能拉动内需，而长期看会增加供给能力，加深供求矛盾。因此，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应该是解决结构性问题而非总量性问题。既需在城市“锦上添花”，更需向农村“雪中送炭”，如农村电网改造、水利工程、道路等基础性设施建设。在城市建设相对发达情况下，对农村的投入的边际效益将会更高，但应结合各地城乡建设规划尤其小城镇建设规划，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资金是经济发展的“血液”，目前农村极不正常的向城市每年数千亿的资金“倒流”现象应引起足够的注意。财政投入效益好的标准是“一箭三雕”：增加了有效需求；填补了供给缺口；对社会投资有拉动效应而不是挤出效应。
增加资金可投入量
其措施在于，一是增收，收入的增加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尢以增加低收入阶层就业和收入为重要。二要节支，税率设计应在合理水平上，更不能收“过头税”，“拉弗曲线”足以说明高税率则低税基最后税收减少的关系，所谓“过犹不及”； 垄断产品的高价格高收费应逐渐降下来，做到合理定价收费，目前特别要解决“三乱”问题，在农村，这个问题更突出，通过农村税费改革真正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三是国家要承担社会改革成本，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在政府保障资金的投入和公众因此可以节约出来的资金之间存在倍数关系，因此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杠杆作用能大大增加民间投资的资金可投入量。对于国家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的资金缺口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国债筹集。
从存量上形成国有资本的退出机制
国有资本从生产性领域的退出，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战略性的思考。凡产权可明晰，并可通过收费实现利益补偿的，均可实现产权多元化甚至完全民营化，具体做法；一是完全退出型,即“国退民进”，主要是适用于竞争性行业，如中小企业改制兼并拍卖等，资本转移出来，产权主体变换。二是部分退出型，主要适用于大中型竞争性企业和多数非竞争性企业，即“国减民补”或“国停民增”，最后国有资本在企业中股权稀释，产权多元化，如温州均瑶集团参股东航武汉公司18%股权一例。欧盟公用事业占GDP的15%，公用事业的市场化将增大民营经济生存空间。应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包括铁路、民航、邮政、电信、金融、保险、石油、自来水、煤气、电力、机场、港口、大学教育和卫生交通等公共设施、公共工程和交通等非竞争性企业。对于因自然原因适宜垄断经营的，须认识到经营的垄断性并不必然要求产权的单一性，仍可以实现产权多元化。即使是单一产权也不一定非国有形式不可，也可民营化，可通过特许经营及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如价格听证会等保证合理确定价格收费。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但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其作用主要并不反映在数量上而是应该反映在个体的质量上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调控能力上，上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国国企数量从10万多户减少至5万多户，数量减少了一半，但固定资产净值却从7千亿增加到4万多亿元，增加了5倍，公有制经济实力在增强而不是减弱。运用经济手段，通过资本纽带作用，同等数量国有资本将能有效地能控制更多社会资本，国有资本控制力将会进一步加强而非减弱。国有资本的退出效果有三：一是退出来或因减少投资而节约出来的有限资金可用在“刀刃”上，“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二是增强了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控制和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巩固和发展了公有制经济；三是民间资本可以在现有较高平台上直接进入市场，节约了时间，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优化投资环境
首先，关键是强化政府信用，减少无效成本，无区别则无政策，即政策具有多变性，相比之下，法律一以贯之，因而法律环境比政策因素更重要。过去对私有财产的认识过多地是道德评价而非“财产中性”意识，目前从立法高度保护私人合法财产具有紧迫性，对合法财产权益保护不力必然导致投资动力不足，甚至导致资金外逃。对公平竞争环境，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否则势必影响公正，不宜对垄断企业过度保护。此外应做到公平税负。目前急需解决民间投资的双重征税问题，重税将会导致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双重下降。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但中小企业“告贷难”具有普遍性，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尢甚。在现有银行贷款、股份制改造、基金、项目融资、财政支持等融资渠道中，多数民营企业只有向银行贷款一条路可走。我国股市政策取向可以认为是“扶贫式”而非“发展式”，上市公司以国企为主，且多“一股独大”。据调查，70%的上市公司并没有给投资者以回报即并没有创造价值，民营企业中只有少数较大企业偶能通过股份制改造融资。现有金融机构以国有性质为主，信贷实践中对民营企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现象，主要表现为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二个方面，业务中向大中国企倾斜，而事实上大中国有企业效率并不理想，不良资产也主要集中在国企。有人甚至认为国企不良资产是“肉烂在锅里”，而民营企业贷款则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惜贷思想严重，发展中国家最急需的重要资源-资金竟然会过剩，并且“存差”高达4万亿之巨，形成极大浪费。
我国现有正规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一是无力，不良贷款已占全部贷款的23%；二是民营经济发展在资金上主要靠自我积累，并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民间融资，据估计，温州企业发展资金3/4来自民间，但民间融资，其法律和政策地位目前仍是“妾身未明”。对民间金融宜纳其入正轨，使之合法化，引导和促进其规范化发展。可以预见，政策将“解冻”，不久将迎来民间金融的春天，届时整个民间投资也将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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