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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地方文献须责任与识见并驾而行———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述论
摘 要 地方文献作为分布广泛而又非常分散的文献类型,其收集和整理面临着许多困难。如何充分有效地做好这一工作,不仅需要责任心与勇气,更需要识见与策略。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抗战期间收集云南、四川等地的西南文献,就充分地展示了当时的馆领导及全体职员在收集地方文献方面所具有的无畏精神和过人见识,这对我们今天的文献收藏与整理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 地方文献 文献采集 国立北平图书馆 抗日战争
由于地方文献的形成及分布都比较复杂,因而收集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有更为特殊的素质要求。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抗战期间征集西南地方文献的实绩,向我们充分昭示:收集地方文献须责任心与识见力相辅而行。
一、西南文献的危境与北平图书馆的果敢决策
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民族构成、人情风俗,历来给人们一种十分神秘的印象,也一直为中外机构和学者们所关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之后,各方人士既感到迫切需要了解和研究西南,又认为这种动乱的年代正是搜集、收藏各种资料的绝好机会。当时,除了中日两国的有关机构与个人参与此事外,美英德法等国家也纷纷派人前往,趁机搜掠西南地区的各种文献。西南地区的各种文献一时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而在中国方面,由于政府机关和重要文化机构的西迁,使大批的文化人士云集于此,特别是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如顾颉刚、方国瑜等人的到来,以及北平图书馆在昆明设立办事处等等,都为收集、整理和研究西南文献创造了良好的人力条件。尽管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差,但学者们却可以利用比较有利的地域条件,就地开展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
这也就是说,在抗战时期,收集西南文献既面临着许多的危险和挑战,同时也蕴含了某些机会和条件,从事这项工作,需要识见,需要魄力,需要奋斗,需要牺牲。做好了这项工作,无疑对于保存祖国的文献、对于建设国家皆有莫大功劳;反之,如果放任民族文献流失他邦或者湮没毁坏,则将不利于祖国文化的发展,不利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作为当时国家文献收藏中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可以称得上不负众望、不辱使命。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七七事变、北平失守之后,便与北大、清华等学校一起先迁至长沙,后又辗转到了昆明,继续坚持文献的采集、编辑、整理工作。1938年3月,在当时的代理馆长袁同礼的倡议下,于香港九龙蔡元培住宅召开馆务会议,即研究将征购西南文献(包括各种民族照片)和传拓西南石刻确定为昆明办事处的采访工作大纲;又决定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云南书目和云南研究参考资料等书;并明确指定万斯年、邓衍林、袁同礼等人分别负责各项事务或具体落实完成①。北平图书馆在1940年1月18日呈报教育部的该年工作计划中,再一次将“西南文献”和“西南石刻拓本”作为1940年度的购书计划,并分别提出要求:“对于此项文献继续搜求,俾能成为有系统之收藏,以供学术界之研考”;“传拓云南、四川(广西石刻已入藏,贵州省为数甚少)之石刻,以便编印《西南石刻录》”。报告中所列当年出版计划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出版“西南文献丛刊”,共有《滇南碑传集》、《云南民族民俗史料集》、《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图经》、《贵州图经》、《盘江铁桥志》、《黔南类编》、《滇粤要纂》、《桂胜》等9种;第二条关于汇集印刷馆藏目录,也对续编西南方志目录特别予以强调。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示了北平图书馆领导层在战时的艰难情形下,对于收集西南文献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坚决做好收集与整理工作的明确态度。由于他们率先具备了这样的识见和态度,从而很快就在图书馆的采访和编纂环节,展开了一场广泛深入又富有成效的文献征集活动。
二、抢救稀见彝族、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文献
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活动中,首先值得我们称道的是对武定彝族文献和丽江纳西族文献的艰难征购过程。
武定位于云南的西北部,境内居住多个少数民族,尤以彝族为多。在该地的凤土司署内,传藏了大量的彝文经典和文物。其中的彝文经及其刻板以及凤氏自宋以来的世系谱,无论就其版本还是史料,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英法德等国的官员和学者曾先后光顾,用各种手段取走或复录了一些很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被公布之后,很快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更多的外国人循此线索,纷纷赶赴武定,希望将全部典籍及文物予以收购。而土司本人则因国内正遭受日本侵略,当地的流匪也常常滋事骚扰,他担心这些古物难以保全,又加外国人诱以较优厚的价格,因而已动了出售之心。1943年,正在此地从事民族调查工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学良先生得知此事之后,一方面想法接近土司本人及家族,劝说他们勿将藏品售予外人,另一方面则及时向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写信,呼吁史语所或其他文博机构设法购买这批珍贵文献。傅斯年很快将马学良的信转交给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希望由北平图书馆来购取这批文献。袁同礼先生在5年前就参与制定了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的决议,对马学良及傅斯年的这个建议当然格外重视。他在收到傅斯年转来马学良的信后,就立即起草了给教育部的呈文,请求划拨专项经费,同时委派已在昆明的北平图书馆编纂员万斯年先生前往武定,与马学良协商征购事宜。
万斯年虽与袁同礼有表亲之谊,但在接到袁同礼的指示后也丝毫不敢懈怠。他原本想带一同事相伴前往,但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于是只随身带了一些药品及纸墨,就匆匆地只身出发了。一路栉风沐雨,经寒历暑,翻越了崇山峻岭,饱尝了无食无医之苦,甚至还遭遇了当地土匪的袭扰。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到达了土司所在的武定县茂连乡。在与马学良先生取得联系以后,又认真协商对策,积极走访县政当局及土司的亲戚,从多个方面做争取土司全部让售的工作。在耐心细致的说服和艰难的谈判之后,终于使土司答应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将全部藏品售予、赠予国家。这批文献计有彝文写经五百零七册,彝文写经卷子一轴,彝文刻经十五块,汉文档册十二册。数量虽不为多,然其文物及文献价值则不啻连城。正如袁同礼先生当时给教育部的报告中所说:这批文献“对于西南民族之语言文化历史制度之研究,有绝大之参考价值。”事实上,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这批珍贵文献,也的确成了中外学者了解和研究彝族历史及文化的稀世珍宝。
如果说北平图书馆征集武定的彝文经典多少有些被动,那么搜集丽江纳西族文献则是一次主动的出击。
丽江地处云南西北部的滇、川、藏三省交界地带,境内活动的纳西族人是远古氐羌人的后裔,而他们的直接先祖则是秦汉时代即有活动的摩梭人。由于他们的族源关系和活动地域关系,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东巴教以及有关纳西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学作品,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文化焦点。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德、意、荷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这一地区,不少外籍传教士、旅行家、动植物学家及人类学家先后进入丽江地区,对纳西族居住区的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并收集纳西文献。其中,美国人约瑟夫·洛克从1921年2月起,调查纳西文化、收集东巴经典,到1949年返回美国,成功地收集到了三万八千多册东巴经典。继他之后,美国罗斯福总统之长孙昆亭·罗斯福于1944年在丽江纳西族地区也收集到1861册东巴经典。这些外国机构和个人的文献收集活动,在迅速孕生了纳西文化国际热的同时,也导致了纳西文献的大量流失。
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当时的政府机构却不但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反而对纳西文化进行了摧残。如民国年间丽江县政府就曾下令禁止举行东巴仪式;一些行政官员以改革习俗为名,削弱东巴教的地位;甚至有些提倡新文化的纳西族学人也不加区别地否定传统文化,称东巴象形文字为“牛头马面之字”。这对于纳西文献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命运堪忧。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危难形势,当时国内一些有眼光的学者,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收集和保存纳西文献的责任。其中,最有影响、最有成效的是纳西族学者方国瑜、周汝诚协助万斯年为北平图书馆收集文献的活动。
大约在1940年7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派当时在云南省从事文献征集工作的万斯年先生,前往丽江地区调查并收集纳西文献。关于这次实地的文献搜集过程,万斯年先生有《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述之甚详。据《报告》介绍,万斯年在丽江前后驻扎约15个月,主要进行了包括搜访传抄丽江地方文献、访购整理东巴经典在内的9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具有建设意义的是对东巴经典的搜求。
东巴教信仰山、水、风、火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是原始巫教的典型表现,它又吸收了藏传佛教的某些教义与规则,形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宗教。因此,其教义与规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内容。而记载这些教义及规则的东巴象形文字,又是语言文字领域的一个有趣现象。所以,无论是记载内容还是书写形式,东巴经典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万斯年先生到达丽江后,在当地大姓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先后征集到东巴文经典3200余册,包括精写本、绘像本、彩绘本、封面装饰本、圣手写本、校读本等多种版本形式。这些版本对于研究东巴经的内容及纳西人的文献制作,皆有很重要的作用。经过万斯年等人的精心整理,这批文献与此前北平图书馆已经入藏的547册东巴经典合为一体,构成了国家图书馆十分珍贵的纳西文献。
万斯年在丽江地区所收集的纳西族文献除了东巴经典之外,还有丽江地区的志书、纳西族谱、纳西族人诗文集等,并传拓了纳西人的墓碑、庙碑和摩崖石刻,踏访并照录了纳西木土司的遗踪等,这些文献和文物,都很具体地反映了纳西族人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活动,是纳西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们的内容情况,下文将做进一步介绍。
三、收集西南方志、传拓西南碑文
西南地区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该地区的方志文献自然就是关于此地历史文化自然人文等信息的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敌我双方当然都会格外关心西南地区的方志。比如当时的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就曾竭尽全力地搜集川、贵、黔以及广西等省的地方志。国家图书馆现在还收藏有当年曾被兴亚院华北连络部调查所占有的《楚雄州志》、《宁州志》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保存机构,国立北平图书馆自然也就将收存西南地方志作为重要任务。
根据笔者对1933年印行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和1934年发表的《续补馆藏方志目录》的统计,当时共有四川方志283种,云南方志125种,贵州方志46种,广西方志79种。万斯年先生1941年整理发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中,计有四川方志351种、536部,云南方志173种、227部,贵州方志58种、74部,广西方志93种、115部,西藏方志23种、33部。而1945年发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入藏方志简目》所统计的近年入藏西南方志,则分别是四川276部,云南93部,贵州34部,广西24部,西藏15部。我们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抗战期间收集的,因为对所谓“近年”的上限,目录编制者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万斯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没有包括他在1941年后所采集的部分云南方志,比如他在1941年至1942年间所收集的[光绪]《丽江府志》、冯骏修《中甸县志》、《贡山志略》、《荡山志略》等,《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就没有收录。这说明他曾经历经艰辛收集到的西南方志文献,在他所编制的目录中并没有得到反映。而1939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昆明部分)的统计却明确显示,仅1938至1939年一年间,北平图书馆购入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的方志就达177种、1585册,在战时状态下能有这样的成果,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万斯年先生的夫人、国家图书馆退休研究馆员戚志芬先生也曾指出:抗战期间“西南五省方志所获甚丰。”傅增湘1928年12月20日致信张元济也说:“目前急欲遍翻四川府县志,京馆存者不及半”,这从另一个角度也显示,抗战时期也许正是北平图书馆馆藏西南方志的增长时期。在国家图书馆现藏的多部抄本云南方志上,万斯年先生不仅亲笔题写了书签,还认真地做了校改。就笔者所见,即有[正德]《云南志》、[乾隆]《?益州志》、[光绪]《越州古志》、〔雍正〕《马龙州志》、〔民国〕《续修马龙州志》、〔康熙〕《云州志》、〔康熙〕《剑川州志》、〔康熙〕《禄丰县志》、〔康熙〕《武定府志》、〔康熙〕《琅盐井志》、〔雍正〕《临安府志》、〔嘉庆〕《阿迷州志》、〔道光〕《广南府志》、〔光绪〕《平彝县志》、〔光绪〕《丽江府志》、《蒙化乡土志》、《腾越乡土志》等数十部。这些志书在谭其骧主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没有著录,却被《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入藏方志目录》收入,可以基本肯定它们就是抄写于抗战时期。还有一部抄本《滇南抄录》,则留下了抄录于抗战之间的准确时间标志。在其扉页上,有这样几句话:“此书原题《滇南抄录》,不著撰作人姓氏,原抄本首三则所用纸张较小。树斋廿八年十二月四日。”在该页的天头处,万斯年先生补充说;“原书为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见目录史部七十一页。”并注明“一月三十日寄到。”根据这些代表性的事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北平图书馆当时确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充分利用了驻近西南的自然便利,抢救性地抄录、收集了一批方志文献。国家图书馆现藏西南方志当然不可能只是在那一时期才收藏的,或者主要不是在那一时期收藏的,但在那一时期,肯定是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环境下,这种收藏行为就包涵了更多的艰辛与奋斗。
散落于西南各地的石碑、石刻,也是当时北平图书馆采访人员关注的重要文献。在万斯年先生《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中,就已经说明调查传拓丽江地区的墓碑、庙碑、摩崖石刻等文字,是他当时丽江之行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而《图书季刊》新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上所发表的范腾端1946年10月所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云南碑目初编》,则显示了北平图书馆传拓收藏云南省各地碑刻文字的整体情况。所著录的351种碑刻中,有汉碑、晋碑、唐碑、宋碑、元碑、明碑、清碑和近时刻碑。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这些碑刻都是在北平图书馆移驻昆明之后所寻访,但近时所刻的76种则基本为此时所拓,其他的恐也有相当部分是在此间所得,因为只有在此时才更有条件直接深入碑刻所在之地,进行实地的勘察与拓写。前文所引北平图书馆1940年的工作计划,已经显示了馆领导层对传拓云南碑刻的坚定决心,而1939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昆明部分)则显示,当年购入四川、云南的石刻拓本有108种,实地传拓的100余种。这些碑文的价值与意义,一如万斯年先生《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中所说,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以及与中原的交往交融情况,都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
三、对现代地方文献工作的可贵启示
对于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的西南文献征集过程,本文的论述非常简略,但这对于说明收集地方文献所必需的基本人力素质已足够充分。
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中国的危难时刻,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曾经这样要求自己:“根据国家之需要,以谋适当之供给,于建国程序之中努力所事。”这种在危难关头不忘民族文化建设大计的精神,的确难得。但是,如果仅有这一份精神和热情,则仍然难以达到非常之目的。要有效地完成神圣的选择,还必须具备对时世的正确认识,并做出准确、及时的判断与决策。正如前文所说,抗战期间收集西南文献潜伏着许多危机或危险,同时又蕴含着难得的机会和条件———不少文献拥有者虑及文献的命运而急于为其找到更安全的处所,那些原本秘不示人的文献此时不得不考虑尽快脱手;文献采集机关驻近西南则占据了地域上的极大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地施用各种收集方法。所以,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领导决定广泛征集西南文献,是非常英明的举措。另据资料记载,在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做出了征集整理战时资料的决定,并且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果。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还报道,此期,北平图书馆与原北大、清华等校组成的联合大学图书馆合作,编制了《中日战事资料》和《国际舆论汇辑》等,为国内外人士了解和研究中日战争,提供了丰富、直接的资料。在1938年至1939年的西文书采访活动中,甚至还包括了采集有关欧美国家战后经济建设的图书。
新时代的图书馆当然已无亡国之虞,也无需考虑图书馆在何处立足,甚至也不用担心文化资产的外流。但是,作为图书文献的主要收藏与提供机构,如何将最有价值的信息最广泛地收集和保存起来,永远是图书馆的天职。而在各种信息蜂拥出现的形势下怎样用有限的力量保证社会最需要的文献的完整程度,就不仅需要责任,更需要很准确的认识文献能力。
北平图书馆当年采集武定彝文经典和丽江纳西文献,都是在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的指导、协助甚至直接参与下完成的。历史上的国家图书馆曾经吸引和聚拢了一大批学者,他们有人直接参与图书馆的馆务,有人则参加购书委员会,为遴选书籍出谋划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在图书采购一项,就多次非常郑重地写上“本年度购书在购书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今天的图书馆既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同时又与社会其他行业与机构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作为一个图书收集提供中心,文献的选取越来越离不开读者的阅读要求甚至直接参与。因此,类似于北平图书馆的“购书委员会”制度仍然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制度也许并不能保证文献入藏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但却可以使那些最有价值的文献适得其所。我们在文献采选活动中,应该尽可能地借用各类专家的智慧,从而提高对文献价值的认识水平。
抗战时期直接参加西南文献征集活动的万斯年、范腾端等人,既是图书馆的职员,同时又是某个方面的专家或学者。他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学科、所有的知识以及所有的文献都了如指掌,但坚实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专业意识,却可以使他们对一些具有特殊价值的图书表现出异常的敏锐认识,并采取坚定的自觉的保护行动。现代图书馆采选人员整体的工作热忱和牺牲精神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客观地讲,这种热忱只是一种职业热忱,而不是事业热忱,因为出于事业心的热忱是包含热情在内的做好这项事业的基本素质和条件,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要使文献建设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必须首先提升文献采选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否则即使将世界上的出版物一揽无遗(事实上也做不到),也未必会让社会公众满意。
(张廷银 副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
〔出处〕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5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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