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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史纲》序——兼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运用
《绍兴县志》主编傅振照先生以其多年耕耘的巨构《绍兴史纲》嘱序于我。与此同时,台湾汉学研究中心邀请我出席今年十月在台北举行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这真是一种学术上的巧合。
《绍兴史纲》当然是绍兴的地方文献,傅先生研究绍兴地方文献,成就卓著。其所主编的《绍兴县志》,如我在该志序中所说:“就《绍兴县志》的内容而论,在这十余年来各地新修的志书中,实属后来居上。”我特别指出:“综观全志,内容完备,信息全面,而体例严谨,尤可独步志林。”此外,近年以来,我曾在不少学术会议中(如2001年洛阳“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修志用志研讨会”)和文字中(如《浙江方志》2001年第二期《回顾与展望———修志跨入新世纪》)多次称赞这部志书。《绍兴县志》本身是绍兴的一种大型地方文献,它所取得的成就,其实也就是绍兴地方文献的成就。因为方志是历来大量地方文献汇集的成果。
傅先生主编《绍兴县志》之时,撰述《绍兴史纲》的策划意图显然已经成熟。我忝为《县志》顾问,曾经略读志书全稿,并仔细地考究了傅先生在卷首所撰写的《史略》一篇。《县志》出版不久,傅先生就和我商量了《史纲》的写作问题,说明对此他早已胸有成竹。故《县志》中的《史略》一篇,实为其提炼《史纲》初稿之作。所以《绍兴史纲》是傅先生在主编《绍兴县志》以后又一部重要的绍兴地方文献。近年以来,绍兴学术界对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方兴未艾,成果累累。继《绍兴市志》、《绍兴县志》、《越国文化》等的出版,以照片为主的大型画册《绍兴老屋》、《绍兴古桥》也相继问世,确实使人踌躇满志。而《绍兴史纲》的出版,其意义尤为不同凡响。《史纲》本身是一种地方文献,是一种以历来大量地方文献为基础的集腋成裘之作。但它反过来为历来大量地方文献勾划出或详或简的历史背景,成为数量浩瀚的绍兴地方文献的纽带。作为一种地方文献,《绍兴史纲》的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实在不言而喻。
前面提及《绍兴史纲》的嘱序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举办“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的邀请是一种学术上的巧合。这是因为,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这次盛会,其所讨论的主题,正是我为《史纲》作序所考虑的。绍兴是个地方文献丰富多彩的名区,历史上积累的大量遗产和近年来不断推出的新成果包括《绍兴史纲》,可以为台北的这次学术会议提供许多研讨的素材;而台北会议的成果,又可为绍兴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学术上和方法上的有益参考。所以这不仅是一种巧合,而且更是一种相得益彰的机遇。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的邀请函附有“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的一份《会议简介》,我特别注意了《简介》中所列的“会议子题”,其中包括四项内容:1、地方文献之搜集;2、地方文献之整理;3、地方文献之研究;4、地方文献之运用。这四项子题确实抓住了地方文献的要领。从这四方面对地方文献进行研讨,无疑是对地方文献的全方位探究,显然有裨于学术界对地方文献的认识和重视,从而促进并提高在这个课题中的各种研究。所以我很佩服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发起和组织者,因为这四项“子题”的提出,确实是在地方文献学术领域中竭尽思虑之所得,按照这样的“子题”研讨地方文献,可以预卜这次盛会的成功。
这四项“子题”其实也是对《绍兴史纲》进行评价的客观标准。为此,我为此书作序,就拟按“子题”对《史纲》作一点议论,在某些方面,或许还要在《史纲》以外作些泛论。
在地方文献资料的搜集方面,《史纲》作者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从卷末《主要参考书目》可以窥及,作者的搜集面是很广的,举凡正史、方志、文集、笔记等等都在其中,并且包括馆藏善本和钞本,可称洋洋大观。其中如《绍兴史迹风土丛谈》、《会稽县劝业所报告册》等,都是来之不易的珍稀资料。搜集是著述工作的第一步,对于《史纲》来说,广泛全面的搜集工作,成为全书内容充实的重要基础。
在这里我必须指出,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存在很大的难处。由于地方文献种类繁多,篇幅零散,除了其中的少数已经作过整理并出版以外,有很大部分都未经整理,也没有出版,而且往往流徙分散在各处甚至海外,其中有不少是稿本或钞本,常常使搜集工作面临不可逾越的困难。以地方志为例,这是一种各地皆有的地方文献。最近我在《关于编纂〈国外图书馆收藏中国地方志孤(善)本目录〉的建议———并简介新近引回的顺冶〈秦州志〉》一文中,曾经记及了一段从国外引回志书的故事:
“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借出国访问讲学之便,曾引回过几种流散国外的孤本方志,其事实不足道,却蒙诸葛计先生的厚爱,在其所撰《稀见著录地方志概况———关于合力编纂〈中国稀见著录方志提要〉的建议》一文中对我作了称赞。他说:‘八十年代最先从国外引回志书,而且引回志书种数最多的,则是杭州大学的著名地理学专家,方志专家陈桥驿教授。’他又说:‘曾记得,1983年,当陈桥驿先生从美国引回孤本志书———乾隆本《越中杂识》在国内排印出版时,我国负责古籍整理领导工作的李一氓先生,曾以十分兴奋喜悦的心情说,这对古籍整理是很大的贡献。’诸葛计先生并其所引李一氓先生对我的表扬,我实在受之有愧。因为国外图书馆对公众完全开放,即使是珍稀版本,除正常的复制费外,也无额外索取。所以我的几次引回,都是不费周折的事。”
但这种“不费周折的事”,眼下在国内却不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受浙江省常山县之托,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现已改名宫内厅图书馆)引回康熙《常山县志》刊本。宫内省图书寮是属于皇宫内的特殊藏书机关,起初估计有些困难,但结果顺利引回。遵常山县之嘱,在他们新修的《常山县志》写了一篇《从日本引回康熙〈常山县志〉纪略》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述及:
“国外图书馆的书刊复制,效率之高,收费之廉,甚至像宫内省图书寮这种性质特殊的图书馆和康熙《常山县志》这样的世上孤本,也同样如此。而如今在我们国内图书馆复制书刊,却常常困难横生。不必说世上孤本,只要版本稍属珍稀,其‘有偿服务’的‘偿’就会使人望书兴叹。对比之下,实在使人感慨不已。”
在另一篇《北美散记》中,我也写了一点有关这方面的对比和感慨:
“说起国外图书馆,有一点值得我们惭愧。我们这边,许多图书馆,取出一本书来就要钱,不管你看不看。稍稍珍稀一点的版本,要价就更吓人。我的一位研究生曾经抱怨说,假使当年英国图书馆也是这样,马克思这个穷汉恐怕也写不出《资本论》来。在国外,凡是我到过的地方,在馆内看书没有要钱的,不管你看的是什么版本。要复制,也不管是什么版本,按规定的同样价格收费”。
在绍兴地方文献的搜集中,也存在这样的例子。绍兴文理学院邹志方教授研究地方诗歌,成就甚著,已经先后出版了《历代名人咏柯岩》、《历代名人咏陆游》等著作。为了扩展和加深绍兴地方诗歌的研究,这些年来邹先生确实全力以赴,从事搜集工作。他在拙著《绍兴地方文献考录》中查到某图书馆藏有《山阴道上集》钞本三十四册,是该馆收藏的善本。全书收有绍兴府属八邑诗人达八百人之谱,其中当然有许多乡土诗。此书我曾于上世纪80年代之初在该馆披读,邹先生为此与我信札往返,希望复制此书,我也十分盼望此书能物归乡土。与收藏者联系以后,他们开出的复制天价,邹先生实在无力承担,令人扼腕系之。
傅振照先生在其《史纲》的著述中,引及地方文献甚多,搜集过程中遇到困难可以想见。所以“地方文献研讨会”中关于搜集的这个“子题”是值得共同商榷的一件大事和难事。这是地方文献研究中的一块绊脚石,是清贫的知识分子的一道很难逾越的路障。我不厌其烦地对此加以申述,也正因为此。
其次是地方文献的整理问题。地方文献如上述种类繁多,收藏零散,所以在搜集过程中,整理工作也要同时跟上。整理工作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学者利用地方文献研究一个专题,例如傅先生的《史纲》以地方史为研究对象,其所搜集,主要的是地方史料。按此书内容分越国及秦至清代两篇,其中越国篇包括传说、考古和文献几种来源,资料芜杂,来源各异,在整理过程中必须进行审慎的鉴核和细致的排比。秦至清代篇的资料主要来自各种文献,由于文献的来源和性质都有差异,也有很大的整理工作量。现在从《史纲》的内容充实和体例严谨等进行考察,可以看到作者在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中,也有另外一些学者,专门以一个地方的散佚文献为整理对象,如张澍的《二酉堂集》和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均是其例。鲁迅在《杂集》序中说:“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所以张澍和鲁迅的地方文献整理工作,其实是一种辑佚工作。往年我为傅振照、王志邦、王致涌三位先生辑注的《会稽方志集成》(团结出版社1992年出版)一书作序,我说:“辑佚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它涉及许多学术领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像《二酉堂集》和《会稽郡故书杂集》,既是地方文献的辑本,也是地方文献整理工作的杰出例子。
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曾经做过些许工作,编撰了《绍兴地方文献考录》一书,于1983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工作当然属于下里巴人之流,所以在此书《前言》中坦率地提出:“从整理地方文献的角度来说,编纂考录是最起码的工作。假使这一工作能够引起人们对越中地方文献的重视,或者能够在整理地方文献中起到点滴作用,那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慰藉。”因为我从事这种工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之末,是在张澍和鲁迅的影响之下而从事的。其间虽然利用了公私书目四百余种,又跑遍了全国主要的图书馆。但是由于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历次运动,无端被剥夺了二十年工作时间,所以全稿是在四十年之中断断续续地完成的,不仅文字体例有互不衔接之处,而特别重要的缺陷是没有把谱谍搜集在内。此外,1980年出版社索稿之前,我曾经编有一个详细的书目索引,以便使用者查阅,却不料在出版以后发现此索引竟被出版社删去,这当然是因为编辑先生没有做学问的经历,令人遗憾。
关于地方文献的整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年代。因为不论是专题性的地方文献整理,如傅先生的《史纲》,或是一般性的整理,如拙编《考录》。在整理过程中,必然存在次序编排的问题。《史纲》本身就是一部年代著作,不仅资料需要按年代整理编排,撰述内容更必须有严格的年代依据。拙编中收入或存或佚的地方文献达一千二百种之谱,按性质分成十八类,每一类文献也都是按年代编排的。时至今日,由于地方文献的领域扩大,各地多有如放射性碳素、热释光之类的测年考古资料的积累,所以年代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不少地方的文献资料,既有历史时代的,也有史前时代的。在史前时代,我们可以按照地质学的年代划分,譬如说更新世或全新世,因为人类出现于更新世之初,而人类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始于全新世。也可以按照考古学的年代划分,譬如说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至于历史年代,从我们国家来说,有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也有共和元年以后的年代。对于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不久前曾经花费巨资进行了所谓夏商周的断代工程。不过我的意见是,从宏观上说,我们宁可使用“五千年历史”的传统说法,因为这类“工程”所获得的数据,包括以前如东京《民报》或黄藻《黄帝魂》等所采用的黄帝纪年,我认为并不是科学的。我在拙作《浙江的历史时期与历史纪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二期)一文中曾经指出:
“至于中国的历史纪年,这是众所周知的西周共和元年(庚申,前841)。也有想把这个年份向上延伸的,愿望虽好,但恐怕没有可能。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科学的测年手段,如放射性碳素、热释光、中子活化、铀系等等,日新月异。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年’的精确数值概念也早已测定:1回归年,即太阳中心在黄道上连续两次经过春分点(或夏至点、秋分点、冬至点)的间隔时间,其数值为365日5时48分46秒(365.2422日);1恒星年,即地球公转的恒星周期,也就是地球公转360。的周期,其数值为365日6时9分10秒(365.2564日)。太阳中心在黄道上转移和地球公转都有误差,这种误差数是‘秒值’(每遇这种情况,天文台都要‘安排’这一二秒误差数并且公告)。现在我们使用的任何一种科学测年手段,也都有误差,这种误差数是‘年值’、‘十年值’和‘百年值’。由此可知,在‘年’的数值如此精确的现代,要想通过科学的测年手段或其他考古学和历史学等方法,使中国的历史纪年从共和元年向上延伸,这显然是极度困难的。”
当然也会有人提出,共和元年及其以后的年代,是不是都有回归年或恒星年的依据呢?回答很简单:第一是没有;第二是因为这是约定俗成的传统,使用已久,不必计较。
“子目”的最后两个方面是研究和运用,这两者关系密切,可以合起来议论。地方文献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牵涉广泛,其中还包括许多神话传说,也有后来传写的许多以讹传讹,牵强附会的东西。在搜集、整理以后,必须经过研究,才能加以运用。《绍兴史纲》在这方面也有值得称道的例子。从历史文献来说,这个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为时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之末。但这项资料出于今本《竹书纪年》,按文献来源价值不大。作者之所以重视这项资料,无疑是与地方传说相互印证的结果。《论衡·超奇篇》说:“白雉贡于越”。《异虚篇》说得更清楚:“周时,天下太平,越尝献雉于周公。”王充必然是根据越地的传说把“献雉”之事写入《论衡》的。他绝未见过《竹书》,在他的年代,《竹书》尚深埋于汲冢之中。周成王二十四年,周公已经归政,但在社会上仍有极高声望,所以传说作“献雉于周公”。以《竹书》与越地传说核对,可以说明“于越来宾”的记载不讹。
《史纲》对地方文献的研究和运用,值得重视的还在于作者对于神话传说与信史之间的处理方法。流传于这个地区的远古神话传说当然以禹的故事最为重要,这个神话故事虽然荒诞不经,但是内容生动,深入人心。对于这个故事的性质,前辈学者早有议论,如傅斯年所说:“盖禹是一种神道,即中国之Ｏｓｒｉｓ,禹鲧之说,本中国之创世传说”〔1〕。美籍俄罗斯汉学家卜弼德在其《试论中国上古的演变》〔2〕一文中也指出:“中国上古的洪水故事,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不过是个神话”。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在许多古籍中,诸如:“到大越,上茅山,大会稽,爵有功,封有德,更名茅山曰会稽”(《越绝书》);“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史记》);“登宛委之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理”(《吴越春秋》)等等,不胜枚举。所有这些神话传说的地理背景都在越(会稽),所以《绍兴史纲》对此是无法回避的。《史纲》的撰述当然需要依靠绍兴地方文献,而对禹及其相关的一系列传说的记叙,实在是个棘手的问题。值得称道的是,由于作者对绍兴地方文献的研究精深,所以运用自如。《史纲》在这方面的记叙中,既讲清了这些神话的渊源脉络,也没有因此而损害科学的历史学。
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因为这项“工程”同样涉及夏这个朝代,而传说这个朝代是由治平洪水的禹建立起来的。在国内,不要说芸芸众生,即使在学术界,对于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似乎并不热心,见诸报刊的评论不多。倒是在国外,颇有些议论纷纷。当然,国外的议论是多数国内人所听不到的。至于网上的讨论,从理论上说大家都能看到,但实际上是,当前的社会潮流并不导向人们包括学术界对这类事情发生兴趣,而且由于网上使用的语言是英语,更增加了交流的难度,所以了解情况的人只是很少数。不过《中国文物报》曾在2001年6月6日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纪实》为题,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翻译摘登了国际网议的部分内容。我并不评论参加网议的这些国际学者们对“工程”的臧否,但这个版面的署名者刘星在版末《这场争论引起的若干思考》中有一段话,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他说:
“关于是否有夏、二里头是否夏以及二里头文化是否步入了国家社会等等问题,我们在上述的评论中已经多少表明了我们的立场。运用‘同代文字证明’的逻辑,我们只能对夏的存在打一个问号,因为目前还没有出土文字证明司马迁关于夏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同样,二里头是否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我真佩服刘星先生的这段话,他确实说得既科学,又含蓄。“因为目前还没有出土文字证明司马迁关于夏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所以,“我们只能对夏的存在打一个问号”。司马迁对夏说了些什么?《夏本纪》中抄录了《禹贡》全文,这里记录了大禹移山倒海的神功,竟把第四纪甚至第三纪的地质变迁都包罗在内。我在《大禹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序中谈到禹疏导黄河的神话:“黄河的上流在西戎,下流在东夷,神话当然不必计较谁管辖的问题,让禹从西戎的积石一直疏导万里,导到东夷的九河。其实黄河历来都用‘堙’的方法,如今郑州以下,黄河大堤高高在上,就是‘堙’的结果”。我在《水经注记载的禹迹》(《浙江学刊》1996年第5期,以上二文均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提到:“最引人入胜的是《史记》,《越世家》中说:‘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匈奴传》也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就这样,南蛮?舌,祝发文身的越王,与韦?毳幕,膻肉酪浆的单于,结成了一南一北的昆仲关系”。所以 我在《关于禹的传说及历来的争论》(《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一文中曾把禹的第六世国君少康封他的庶子无余到越地作为越王的故事比喻为:“宛如近代维多利亚女王派遣一位总督到印度一样”。刘星先生的含蓄就在于此,等到那一天“同代文字”奇迹般地发掘出来以后,能够找得到司马迁记载的这些东西吗?
佛教经籍中有一种《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摩经》)。往年我偶然见到一种汉文译本,只是毫不经意地随便翻翻,却在其中看到了一个天女散花的故事,颇能引人入胜。我才知道,原来天女散花之事,如同神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一样,也是有出典的。不过对于“导河积石”一类的神话,由于内容枯燥,所以在读过地质学和古地理学一类的书以后,就不再想着它了,但是天女散花的故事,由于近年以来鲜花行业的兴旺,逢年过节,学校领导和学生们往往以花篮相赠。见花起意,不免要想到《维摩经》这种少为人见的佛教经籍。现在读到刘星先生《这场争论引起的若干思考》这一篇,倒是让我获得一种启发。二里头遗址,姑且不论它属于哪一级规模,但毕竟是一处让人看得到、摸得着、举世公认的古代文明遗迹,是一件客观存在的实体。逢年过节摆在舍下客厅中的这些花篮,与二里头当然不好相比,但是它们也同样是客观存在的实体。现在杭州市上的鲜花,其货源有来自当地的、邻县的,也有以空运来自广州和昆明的。来源不同,但是都可以查得清楚。绝对不会有哪一家花店,敢于打出《维摩经》的招牌,说他们的鲜花是天女散下来的。那末,二里头这个举世闻名的古代文明实体,又怎样与刘星先生所说的要“打一个问号”的夏挂起钩来呢?
我的比喻或许不伦不类,说我玩世不恭,这是很轻微的批评,因为欣赏《维摩经》天女散花为生动有趣,讨厌《禹贡》“奠高山大川”为枯燥乏味,乃是实足的数典忘祖。对此,因为我既然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并不计较。我之所以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主要是为了说明《史纲》作者对流传于绍兴一带的这类神话所作出的适当处理。因为在这一带流传的神禹故事,并不像《夏本纪》那样地板起面孔,而是饶有趣味的。例如禹到这里举行一次大会,召集全国诸侯前来参加,而防风氏迟到了一步,竟被斩首示众。绍兴的几种地方文献中,又描述了防风氏被“执行”的场景,由于此人身躯高大,刽子手的刀斧砍不着他的头颈,所以必须搭起一座高台,才能行刑。诸如此类的故事,在绍兴地方文献中还有不少,如前面所说,它们内容生动,深入人心。《史纲》当然可以撇开太史公和《禹贡》之类,但对于流传在这个地区的神话传说,却不能不作出交代。何况在拙作如《关于禹的传说与历来的争论》、《大禹研究序》等有关这方面的好几篇文章中,都曾提到过这类神话传说的积极意义。
我在此文开始就提出,《绍兴史纲》的嘱序和“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的邀请是一种学术上的巧合。我是在这种巧合中为《史纲》写序的,所以文字显然非常拉杂。因为既要说明《史纲》作为一种地方文献的卓越成就,又要就“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所提出的四项“子目”作点发挥。我撰文素不雅驯,所以此文,或许是两者都辞不达意。还请方家们批评指正。
〔出处〕 学术界 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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