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简论
伟大祖国以文献名邦著称。由于疆域广阔，各地流传着丰富的地方文献，素为人们所珍视。
建国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为适应三大革命需要，曾编印有关地方文献目录，供党和政府、科研、设计、生产部门参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今天，图书馆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必须及时为实现四化供应科研资料，因此，更显示地方文献的重要性。
初步总结历年来对地方文献的采访、编订、收藏、利用的点滴经验，深切感到革命需要科学，而科学研究必须参考地方文献；通过实践认识，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钻研有关地方文献的理论、方法，从历史学、地理学、目录版本校勘学以及科技情报学等多种学科，脱胎出一门边缘科学，姑且名为“地方文献学”。
本文试就一，地方文献之史的探讨；二，地方文献的具体内容；三，地方文献与科技情报；四，急切需要有关地方文献的工具书等题，提出浅见，作简要论述。
一
早在我国古代奴隶社会时期，刻在甲骨上的契文，已编汇组合收藏成库。19世纪末，在河南殷墟发掘出大量的甲骨文库藏，提供了系统的殷商史料，这是当时的人以文字记载的有意留下的文献。我们在20世纪还能利用这批文献研究古史，而春秋时期的孔子，反而致慨夏殷之礼缺失，杞宋文献不足征，是什么缘故呢？社会发展史可以答复这个问题。由于阶级社会的奴隶主占有文献资料，使文化的流传受阻碍，甲骨文成库埋藏地下，而世上却形成“文献无征”。这和解放前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石油所发出的哀叹一样。
革命导师马克思曾指出：“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1]。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要我们“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应以此为研究地方文献学的主导思想，即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对待历史遗产。
“文献”一词，在我国不但溯源甚早，而且有具体内容。周官分别掌握“方、策、版、简”，老聃为“周守藏室之史”，以及子夏等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都属于文献。《隋书经籍志》标举“地理记”一目，收地理书139部、1400余卷，其中大部分是地方史和区域地理。如《洛阳记》、《吴地记》、《荆州记》、《会稽古地记》、《南州异物志》、《三辅故事》、《隋诸郡土俗物产》等，这些书，可算是地方文献作品。
《隋志》说：“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书》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斯之谓也。”
这说明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了解和利用地方文献为他服务。当时已体察到自然界和人事关系各地异宜，地方的具体情况不可以臆度，必须进行调查，还要经过“分析辨别”。《隋志》介绍：“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并列举齐代陆澄、梁代任（日 方）、陈代顾野王等人以及隋朝所编地理官书，可作为我国中古时期地理文献的小结，其中大部分属地方文献。
唐初，李泰等撰《括地志》550卷，是空前的地理书巨制。全书虽不传，但从各家辑佚本可窥见当时《隋志》所录各书具在，承先后后，《括地志》实为此后“方志”的先声。现存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40卷，宋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等，以及此后的各朝《图经》、《一统志》，形成“方志”的体例。
宋元之间，马端临撰《文献通考》348卷，他区分“文”与“献”为“记事”与“论事”两大类。全书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门类，网罗面宽，突破“地志”范围；归结于“考制度、审宪章”，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教育等多方面的文献，而“舆地”只占一门。
明清之间，顾炎武撰《肇域志》40册，从《一统志》及各省、府、州、县志及其他文献编汇而成。所根据的原书多已失传，赖此书保存。
以上两书虽属全国性的，但可作为利用地方文献的范例。
近人张国（氵 金 ）编《中国古方志考》（中华版），采录元代以前的全国各地地志及地方史约4000余种，有现存的，有已亡佚的。虽然佚失的占大多数，但被征引在其他古籍和类书里经过辑佚的本子不少。如清代张澍辑《二酉堂丛书》，是我国西北各地的古代文献著述，收录有《凉州异物志》、《西河记》、《沙州记》等书的辑佚本，加以考释。张氏的原稿本已流传到巴黎图书馆。现在国内还可见到的刻本，有人对照稿本，所辑佚文及加按语，缺漏甚多[2]，这说明善本的重要，地方文献也应选取善本。
宋元以来的方志，经朱士嘉两次编订《中国地方志综录》，据1958年版统计国内外收藏方志7413种，199143卷。最近还进行调查增补，已超过1000种。
历史上留下来的地方文献是相当丰富的，不但有专书，还有的收入类书、笔记、杂著、总集、别集里，供我们采取。地方文献的范畴应包括文物、图书、资料三项，而图书一项，又可分为区域史、区域地理、方志、地方档案、地方丛书、地方总集类书、各地笔记杂著、地方专著、外文书刊、地方书目等10类。要如何深入发掘、系统整理呢？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曾多次给我们指示：要我们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古籍中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又指出：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材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有系统地、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回顾过去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的太少；今天，整理利用地方文献，正是为了实现周总理交付给图书馆工作者的历史使命、重要任务，应该急起直追，刻不容缓。
二
分类编辑地方文献的目录资料仅是基础工作，方国瑜曾比喻“犹之开发矿业之地质调查工作，先经勘探、测量、化验，作为施工依据”。[3]以往史学家编写这类资料名曰“长编”，进一步探讨“地方文献学”的内容，应包括两部分，即“专论”与“方法论”。
先谈“专论”。
当前整理利用地方文献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不能打无准备之战，不能等待有关部门提问题，临渴掘井，应主动地先编辑若干专题文献目录及索引，进而编写地方文献的专论。
专论的内容似乎很广泛，从何着手？我认为以三大革命为纲，就能掌握重点，造车合辙。
（一）阶级斗争的知识
以云南为例。从古以来，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开发建设的。历史上虽然有割据的朝代，但为时不长，各族人民要求统一，反对分裂，因而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水乳交融，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互相挹注，协力前进，这是主流。而历代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反抗奴隶主、封建地主的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写地方史和民族史的文献，也必须掌握这客观存在的规律。
上年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上，杜玉亭根据云南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社会历史调查，以现代资料和历史资料相对照作为历史分期准则的参考；马曜、缪鸾和也根据傣族奴隶制与周秦社会作比较研究，他们对我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利用有关民族史的地方文献，提供有益的论证。建国以来，历史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征引地方史料编写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而这些成品又作为新的地方文献。
抗清斗争的大西军李定国历史和以李文学为首的哀牢山彝民起义，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起义，也经史学界采集专题资料编写出若干史料选辑、论文和专著。李生勉选辑《清实录》、《东华录》有关云南史料，也收集了农民起义的档案记录。
云南是边区，近代史上，边区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留下很多可歌可泣的史料，于乃仁遗著《云南人民反帝斗争史资料选编》、《史稿》、《史话》，做了大量工作，也属地方文献。
（二）生产斗争的知识
现仍以云南为例。从考古工作者在云南各地地下发掘的遗址和实物，对证书本上的资料，了解到云南采矿冶金史应上溯春秋中早期，即在楚庄跷来滇三百多年前已有本地冶炼的铜器。农田水利的开发也很早，《史记》记述“跷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说明不是楚人来此才开辟的。清代王崧和近人秦光玉编辑的《云南备征志》及《续志》，从历代史籍节录有关云南矿冶和农业史料，还有若干专书，如《云南铜志》、《滇南矿产工器图略》、《茂隆厂记》、《云南水道考》、《六河图说》、《盘龙江水利图说》等，或提供现在生产和设计部门参考，或经外国人翻译传播。云南开发盐田盐井也有悠久的历史，从盐矿的分布、质量、采煮、产量以及供销等均有文献记录。还有富于地方与民族色彩的工艺，如大理石、永北棋子、乌铜走银等，也见于方志和笔记杂著中。
（三）科学实验的知识
有人认为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没有科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污蔑。古代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观察和记录自然现象，并对客观世界有所认识。许多科技的创造发明权经世界公认，归之中国。英国李约瑟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他的著作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李著是全国性的，各省地区蕴藏着不少的地区性的科技史料，有待发掘。
就云南省看，在方志和其他著作里，有自古以来当地的观察自然现象的记录。例如，日食、慧星、飓风、地震、旱涝和气候变迁等。我与陈一得曾辑录过这类资料，不但获得地区的自然记录历史事实，也借此学习到古人认识世界的思想与方法。又如农家谚语，符合客观实际，也是因地而异。陈一得编《云南气象谚语集》，秦光玉编《滇谚》都汇集了农民的宝贵经验。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图书馆配合有关单位采辑地震及气候资料，提供科研部门探索自然规律，大有潜力可挖。数理化的文献，如清代宋演著《勾股一贯述》，李彪著《筹算法》均已收入《云南丛书》。近代数学家熊庆来著《高等算学分析》和袁丕济的数学著作，是国际知名的。浦汉英的《数学论稿》也是毕生精力的结晶。明代葛中选著《泰律》，赵讽给予好的评价[4]，不但有乐律上的见解，也涉及物理方面的声学。云南古代人民对酿造、炼丹和化学制品等的卓越贡献有史料可查，生物方面更多。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和云南民间许多草药书，是记述药用植物的素材；清代吴其浚著《植物名实图考》，有在云南采到的一部分标本，也有云南文献中记载的植物资料。此书很早传到日本，屡次整理传播。云南植物王国，也是“文献有征”的。植物分类学上许多植物种名、属名曾采用云南土名。关于中医和地方病的著作，是写地方医药史的第一手材料。从地方文献取材为写地方科学技术史备料，也是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篇页。
当前，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发展旅游事业，介绍风景名胜古迹，也须取材于地方文献。
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文献，云南也很丰富，可从多方面选取资料。例如，要写文学理论史、音乐史、美术史、歌舞史、滇戏、白族大本曲、花灯史以及民族、民间文学史等，不根据地方文献是不能凭空杜撰的。
方言与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都是重要课题，例如，赵式铭撰《白文考》，李霖灿撰《么梦象形文字典》，方国瑜、和志武撰《纳西象形文字谱》，姜亮夫撰《昭通方言疏证》等书，都提供了这方面的文献，成为我国语言文字学的新课题。
文献工作者应就上述各类地方文献作“考镜学术，辨章源流”的探讨，以充实地方文献学的“通论”。文献学涉及每一门科学，各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就文献观其汇通；再分别省、市、自治区写更详尽的“各论”。
以下谈方法论。
地方文献学方法论应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金石书画学，以及有关技术和绘画、统计、索引等脱胎而出。
我国目录学自西汉刘向校书、刘散创“七略”分别部居，发凡起例；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和专科、专门目录，风起云涌，还有公私收藏及提要目录等成为治学的门径。
书的目录给人以更明亮的眼睛。中国目录学的贡献，首先在于掌握“类例”。宋代郑樵撰《通志·校雠略》提出“编次必谨类例论”，他认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郑樵这段话启示我们要抓住“类例”这个关键，不但以之处理文物、图书、资料，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便利管理使用，也是发展学术的有力武器。所谓“书守其类”，就是要掌握学术分类到图书分类这个为大家所公认的客观规律，而不以每个工作者的主观意图为转移。所谓“谨类例”并非一成不变，正是精益求精，使“专门之书”形成“专门之学”，沿此道路发展，适应客观需要，再产生新的“专门之书”与“专门之学”。写任何一科的学术史，都须先绘蓝图，即编写这一学科的专题目录，使胸有全局再深入研究，才符合严格认真的科学精神。吸取历代目录学家所探索到的治学方法与规律，用以研究地方文献，这是老一辈地方文献工作者的有益经验。
版本学原属目录学的一部分。顾廷龙认为“应成为一门专门之学。……不要把版本之学看得很狭，好像仅仅限于讲究宋版、元版一些旧的版刻鉴定，应包括雕版以前的简策缣素以及写本和古今中外的图书。”[5]这意见很中肯。地方文献学也应研究“地方版本”。顾廷龙的《唐宋蜀刻本简述》为示范之作。我们结合编辑善本书总目工作，也就“滇刻本”、“黔刻本”以及其他地区的版本，就便采集原始材料，考查各地区雕版的创始年代与刻书中心、地区分布及官刻、私刻、坊刻、民间刻本的具体事例，俟积有成稿，写入“版本史”中，这也是采取地方文献的门径。
校勘学又名校雠学，《汉书艺文志》、宋代郑樵《通志校雠略》、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等记述了校勘学的资料。我认为以往校勘附属于目录学，今天，在地方文献学里应独立作专节。校勘学应指校订图书之文字异同、正误，以及断句、标点、分段和音注、语译等，还有从别的书里辑录已佚失的古书引文俾还原书面目的辑佚方法等。北京中医学院任应秋提出《中医文献急待整理》的呼吁。要求“本身是中医而又具有训估学知识的人”担负这一任务。这就属于校勘学的范围。对地方文献的校勘也应作专节研究。
我国谱录之学，是一部一个专题，如家谱、族谱等多以“地望”作标识，有地区性的特点；又如人的“年谱”，按地区编录，也丰富文献的内容。
金石与书画也具有地方色彩，研究地方文献，应熟悉本地区的重要金石文字与名书画家的历史和作品风格。
表与图及排字、索引方法等，有各地通用的，也有从地方版本发掘到的特殊体裁可供外地参考的。如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清初建水人万龙山编绘的《公车图》稿本和《大地新游》里介绍昆明民间刻本《云程万里》两书，图文相参，诗画相配，形象与写意间错，引人人胜，通俗易懂，富于地方风味，即其一例。
三
要使地方文献学成为名副其实的边缘科学，必须吸取现代科技情报学的知识技术，融会贯通。
“文献、史料、情报”是否一回事？应怎样区别？
方国瑜以“史料”为大类，下分文字（语言）之学、器物（金石）之学、年代（谱录）之学与图书（文献）之学。
编辑科技情报者，以“情报”为总名，而“文献”则属于“情报”的一部分。
以上两说，就各自专业要求立论，“文献”置于从属地位，指的是狭义的文献。
我认为地方文献应包括文物、图书、资料三类。“史料”贯穿于三者之间；“情报”专指调查报告，应隶属资料范围。情报有时间性，而其中也有地区性的，可以纳入地方文献，指的是广义的文献。
外国有“区域地志”的编写，其体例采取近代和现代地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自然区划和经济地理以及对某区域的特殊情况的论述，可作为我们研究本国区域地理的借鉴。徐近之著《地理文献学浅论》（1962年商务版），介绍440种基本的地理文献图书资料。中国科学情报研究所汇集了1966- 1976年的国外科技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图书论文3668条，写成《文摘》，提供我们对科技情报的搜集、调研、分类、编录及有关技术科目的认识。地方文献学也应讨论地方性的科技情报，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
四
人的视觉、听觉借助于工具，可使所见、所闻向深远发展；工具书帮助人们了解问题和其他工具一样，不但便于考查出处，并能增进理解，加强记忆。
在研究地方文献的过程中，每每遇到有关年代、人物、地名和文物、图书、资料的问题，凭个人的知见是有限的，一般工具书也查不到。为此，我和几位图书馆工作同志提出以业余时间，分工合作，进行编辑《世界纪年表》、《云南人名辞典》、《云南古今地名辞典》和《云南文献手册》的倡议，己结合业务，开始备料。这是研究地方文献的实践工作的项目之一，通过采集、编写和校订这四种工具书，将发现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实事求是，征信存疑，期望编成这几种工具书以便利工作和促进研究。
作为地方图书馆对待地方文献，应从普及与提高两方面并举。如编写有关地方史地的通俗读物和地方文献的专题书评，以供读者参考。建议今后由地方图书馆学会发动和协助会员进行这类工作。
五
地方文献建立为专门之学，也与其他边缘科学相似，有它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意义。比如“天体物理学”与“射电天文学”是从天文学与物理学相结合发展出来的新科学，是适应人类进入更遥远、更广阔的宏观世界而产生的。社会科学也如此，如政治经济学决非以往政治学、经济学的旧貌，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有它的新内容，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回溯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每每在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百家争鸣，因而产生新学科，如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诸子百家，西汉刘向父子的《别录》、《七略》作了总结。但像“史学”这一门范围广的学科，当时还没有“史”的位置，司马迁著《史记》，在《汉书艺文志》里只以《太史公百三十篇》附庸于“六艺略”的春秋一类之后。直到魏荀勖《中经》与后代的“四库”，“史”乃成为独立的大类。今天提出建立“地方文献学”，决非凭空想像，标新立异，而是根据历史积累，适应现实需要，有待于我们进行科学的整理，综合比较、分析挹注，从实践中探索理论与方法，再回到实践中检验认识，以做好地方文献工作，为祖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起到应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2．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商务印书馆，1958
3．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
4．赵讽.读《泰律》札记.图书周刊
5．顾廷龙.版本学与图书馆.四川图书馆，1978（11）
6．见《人民日报》1979年5月26日第3版
〔出处〕 《文献》，197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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