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定友论图书馆建设和地方文献的探讨

杜定友论图书馆建设和地方文献的探讨

研究一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学者本人做出历史的和公正的评价，更重要的是探明他为本学科付出了哪些创造性的劳动，在哪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社会实践的检验又证明了他的哪些观点是规律性的、有用的东西，而另一些观点是错误的假定，必须予以扬弃。从而把科学研究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道理很简单，人不能老念“三字经”，科学研究也不能老从“0”开始。马克思的哲学如果不突破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框框，那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杜定友先生从二十年代开始，作为我国新图书馆运动倡导人之一，其在图书馆学上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他对于图书馆学的阐述几乎涉及到所有各个方面，而以图书分类、编目和文献学的研究为最精、专。他的图书馆事业实践经验也是最丰富的。 杜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他敢于标新立异，也敢于修正错误。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偏见，注定了解放前他的学术思想必然是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找出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解放后，杜先生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学问的路子走错了，甚至走反了，于是自觉地、毫不含糊地、公开地作了自我批评，随即开始用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来指导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并大胆地着手探索未来的图书分类法的构想。 如果有兴趣的话、翻翻杜先生当年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近几年来，我国图书馆界争论得比较热烈的一些问题，在杜著中也能够找到精辟的论点。这些论点，有的到现在还是一颗闪光的明珠，有的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佐证，有的则需要我们去发展、完善。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反复吧！

不过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高水平上的反复就是了。

例如图书馆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些论点之一。

图书馆是不是学术性的社会服务事业单位呢？过去和现在都有过争论。过去有人认为图书馆业务只是一种技术，谈不上学术。现在也还有人认为图书馆借书还书，认得书码就行了，用不上大学问。问题不在于拔苗助长地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而在于：我国历代藏书楼主人多属通儒硕,到了信息社会的今天，以传递信息为职能的图书情报人员，反而毋须进入学术之林，胸无点墨，又如何克尽其为四化服务的职责呢？

三十七年前，杜先生在《广东文化中心之今昔》一文中，就认为广东省立图书馆应“集中全省学术团体，与图书配合，成立各种研究室，蔚为学术研究中心。”他并明确提出“图书馆为高级文化学术机关，地方史料之总汇”。一年后，他在《广东图书教育事业的展望》一文中，批判了以图书馆为普通阅书报室、学者的象牙之塔和机关衙门的点缀品，人有我有这三种错误思想之后，再一次肯定“图书馆是文化学术机关之一”“杜先生与旧社会的上层人士虽有过从，但他对于官僚军阀之摧残图书馆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再谴责官老爷们“囱欲节省每月千余元之经费，竟将该馆停办……当局措置之荒谬，莫此为甚”。 “可是图书馆、博物馆既被踢在一旁、呻吟于极度贫乏病之下……”。抗战之后他对于那些此“劫收大员”们发接收财，甚至吞没善本、文物；而市场上又满街图书，以斤论价，更是十分痛心疾首的。

杜先生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在抗战前夕，临危受命，领导中山大学图书馆一再搬迁，抗战中又兼长省图书馆，致力于地方文献和藏书的建设，解放战争方炽，当事者离职去港；先生又兼长广州市馆，保存了祖国学术、文化遗产。 关于各类各级图书馆的专业分工和书刊采选重点，杜先生是这样说的：省立图书馆应着重本省文献，及省政参考资料，以实务研究为对象，以辅导各县市图书馆为主要任务；而县市图书馆，则以供应当地民众之参考阅览为主要任务。……至若各校图书馆，则以适应教学上之需要，及高深学术研究之参考为原则。（《广东图书教育事业的展望》）这与我国的现行体制，似尚吻合。

关于书刊采选原则，除上段所述外，杜先生在同文中还说了这么一段话：“关于藏书问题，各图书馆应注意内容类别，贵精不贵多、贵用不贵藏、在甲馆不甚适用，而为乙馆亟需的尤应互相交换，以尽其用：”可以说，这段话是切中目前我国图书馆藏书建设中的时弊的。

印度学者阮冈纳赞（S.R.Ranga-nathan)提出的图书馆规律中，第五条称：“图书馆是一个成长中的有机体”，故图书馆的藏书增长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目前我国各大图书馆由于种种原因，藏书增长过速，既无力同比例增加藏书空间，又无力即时分编消化，亦未交换或剔除复本，其结果是部分书刊压架，而隔年书刊又不得不捆扎，大大影响了书刊的利用和流通。

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就要采取措施。而在书刊采选方面，就必须考虑杜先生所提出的五项原则：（一）采选要有重点，确立馆藏特色。（二）贵精不贵多。（三）贵用不贵藏。藏而不用，何异藏石？（四）互相变换，剔除复本，以尽其用。（五）节约经费，复本率合理。

杜先全对于各项图书馆技术操作，是极力主张规范化、标准化的。他说：“分类、编目、排架等，各图书馆均应统一。……使全省各图书馆图书划一编号，以便出版联合总目，而利读者。至若编目之格式，用具之式样，世界各图书馆均有标准，不应各自为计，徒多分歧，增加读者检查上的麻烦。”

杜先生还主张：“各图书馆应取得密切联络，成立图书馆网。……对于现有图书，加以调整及交换。……要在分工合作，各有专精。”（《图书复员问题》） 杜先生对图书馆教育是非常热心的。他办图书馆学系，办讲习班，写文章、讲义，作学术报告，无非为培养专业人材。一旦学成，他就主张“学以致用”巩固专业思想，实行人材专业化。他说：“尤须训练专门技术人材，保其职业，厚其禄位，俾终身从事斯业，为国储才。”《图书复员问题》他还说：“故欲训练人材，尤应先健全人事制度。凡不合资格者，应一律罢免，然后可以登用专才，并保障其职位。”（《广东图书教育事业的展望》）。我们现在搞图书馆队伍建设、可供参考。

图书馆界最感兴趣的专题之一是杜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理论和实践。每一位到广东来的同行都愿意到省中山图书馆来看一看。的确，对省级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作过系统阐述的，恐怕杜先生要算第一人。

杜先生以广东为例，说明人人都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的文化，因此“就要认识她，研究她，把她的优点，一一保存起来，发扬起来，光大起来：她如有缺点，一一改善起来……”（《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这会不会成了地方主义呢？不会，广东文化源于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局部与全体的关系。研究地方文化，不但不是取代全民族文化，而且是后者的补充。事实上国家图书馆不可能搜罗无遗，如果每一地区性图书馆都拥有本地区较完整的文献，那整个民族文化的传递延续，发展演进，将得益非浅。

杜先生进而阐述了文化、文献与图书馆三者的关系，“一代文化，大部分保存于文献。……、而保存文献，为图书馆最重要的责任。（《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所以杜先生再度主持广东省图书馆时，都“以保存广东文献为主要职责，因而旁搜远绍，不遗余力。”抗战后又在本馆成立“广东文献特藏”，并积极参与广东省文献委员会的工作，解放前夕，还兼任广东文献馆馆长一职。

杜先生在《何以对后代》一文中强调了文化、知识的积累：“若是我们的祖先，不把他们的宝贵的经验，留给我们那么我们永远是初生之犊，和草木犬马样浑浑噩噩，还想乘飞机坐汽车吗？”没有过去的宇宙哲学，何来今日之原子弹？”

因而他反对把省级图书馆“当作一般图书馆看待，以为藏一些书，编一个目，公开阅览，也就尽了责任”。而不注意本省文献的搜集。他认为这是一种过错，因为“将来时过境迁，往事如烟，回忆前尘，又向谁追问？”（均见《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他对于当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保存特别的重视，他在《何以对后代》中说：“现实的文物不善为保存，必留待后人去发掘、去猜磨，岂不是故意恶作剧吗？”

杜先生对于那种轻视俗文学，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以最通俗，最不被人重视的木鱼粤讴为例，……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别具风格，在本省语言文字上，创作尤多，而表现各时代各地方的人情风俗，民族思想，尤为难能可贵……到如今散失殆尽，追悔莫及，”（《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

至于征集地方文献的范围，杜先生认为应分为书报、图片两部分：

书报包括书本、杂志，日报。报告、册籍、表簿卷轴及其他有关本省的书刊。

图片则凡有关本省的图画、照片，碑志、拓片、档案、谱牒、传单、招帖、板片、唱片、影片及其他制作品均在搜集之列。

关于地方文献的藏书组织，杜先生以广东为例，历来主张分为三大类，即：广东史料、粤人著述（包括外省人在广东工作、生活过的“寓贤”）和广东出版物。为了便于读者检索，杜先生又于抗战后着手编制广东文献索引四种，即除前述三大类索引外，另编广东名人传目一种。此四项索引应逐年刊出，五年或十年汇刊一次，以供研究广东文献者使用。其后虽只有部分索引刊行，但卡片积累不少，而杜先生之设想亦可见一斑了。：

杜定友先生长广东省图书馆长达十五年之久，为本馆的广东文献专藏奠定了基础，到他调职不久的1956年，广东文献已达96，000件。此后，我们“萧规曹随”除“文革”十年之外，继续搜集、整理广东文献，舞统计，到1981年底，已积累了二万多种，18万余册。

关于广东文献的书刊分类，我们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凡解放前的广东文献，仍采用杜氏广东文献分类法，解放后出版的则改用中小型图书分类法，两者均用“K”作冠号，以示区别。

由于时异势迁，实践提出了一些杜定友先生没有碰到，也不同能碰到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解决：

（一）“文革”以后，我国出版业翻开了新的一页。图书、杂志亦如雨后春笋，地方出版书刊和内部发行资料亦如雪片飞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因此杜先生在抗战和复员时，为了抢救文献而提出来的巨细不遗，宁滥勿阙”，和“不论片楮只字，均在搜藏之列”的方法，事实上是办不到的，而且他自己也说：“文化的材料，经纬万端，谁也不能将文化史料全部保存，天下也没有这样大的地方，可以容得下。“因此地方文献的采选也应以“要在精选，以切实用”为方针。

（二）事实证明，省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对于科学技术研究，虽不如各专业图书馆，但对于社会科学、语言文学的研究，却作用很大，甚至可以说是不可代替的，故应予加强。鉴于众多省（区）虽已先后公布本省（区）书刊呈缴省（区）图书馆制度，但执行不够理想，似应鼓励各县、市图书馆搜集或代省馆征集本县、市的文献、出版物，同时省馆也要加强省内交换工作。

（三）地方文献虽大体分为三个专藏，但必须明确以本省史料为主。如广东人撰写的广东史料专著而又在广东出版者，则购置一册编入广东史料即可，不必每个专藏一册，以减少复本。

（四）本省出版而无地方特色的书刊，例如翻印的全国统一教材等，不必列入地方文献专藏。

（五）有些书刊，如确是地方专藏和普通阅览都需入藏的，可以把专藏书刊作为“保存本”处理，而不必增加图书复本率。

这样处理，是否妥当，当然还可以讨论。

〔出处〕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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