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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文献考略
摘 要 有关西藏的地方文献不多，本文择其要者加以考释，主要探讨文献形成背景、作者简况、版本源流、文献价值， 并对某些文献的讹误做了必要的订正。
关键词 西藏；地方文献；考略
中图分类号 K20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05)03—0131—07
唐代以来有关西藏地方状况的纪事、纪程、通志等汉语地方文献，数量不多。现存西藏地方文献，估计有30种左右，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刘元鼎所作《使吐蕃经见纪略》。元、明两代虽设立宣政院统辖吐蕃全境僧俗事务，政令、专使、边臣往来不断，但专门记载地方见闻的文献极少流传。从清初开始， 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更为密切，达赖、班禅喇嘛以及各呼图克图多次接受清朝皇帝封号，西藏僧俗行政要务直属中央。此后，朝贡关系的密切、驻藏官员的任免、军旅人士的往返、商贸流通的增加，使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纪事、纪程之作渐多，也开始有综合性的通志类地方文献问世。焦应旃所撰《藏程纪略》、吴廷伟《定藏纪程》、杜昌丁《藏行纪程》、佚名《西藏志》、松筠《卫藏通志》、黄沛翘《西藏图考》、陈观浔《西藏志》，就是其中比较著名者。虽然这些地方文献对藏学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在传抄、流传过程中也偶尔出现作者歧误、内容归属不当、文字错讹、年代不清等问题，应当进行必要的考索、辨析。
根据前辈学者对上述问题已有的认识，结合有关西藏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 爰就平素读史所得，笔者对以上所列西藏地方文献的作者概况、成书背景、卷目内容和文献价值做一些初步的订正、梳理工作。一孔之见，未必精当，乞请方家教正。
一、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
刘元鼎，唐大理寺卿。穆宗长庆元年(821)，吐蕃得知回鹘与唐和亲，乃遣使者尚绮力佗思来朝，要求会盟。唐王朝下诏许之。穆宗以大理寺卿刘元鼎为会盟使，右司郎中刘师老为副使，主持会盟仪式；诏令宰相与尚书右仆射韩皋、御使中丞牛僧儒、吏部尚书李绛、兵部尚书萧倪、户部尚书杨於陵、礼部尚书韦绶、太常卿赵宗儒、司农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绰、右金吾将军郭镟同吐蕃礼部尚书、会盟使者论纳罗在京师西郊正式会盟，唐王朝批准了赞普拟订的盟约。穆宗长庆二年(822)，吐蕃赞普再遣使者赵国章来长安，唐王朝决定派遣刘元鼎前往藏地。元鼎瑜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经龙支城，过石堡城，越赤岭，到达位于麋谷的赞普行在，会见赞普，并代表唐朝中央参加了有赞普主盟的会盟仪式.
刘元鼎这篇纪略，将他奉旨离京，前往吐蕃会盟，沿途所见所闻，与赞普及吐蕃大臣会盟的情况，做了翔实记述。例如，他描述河广武梁所见： “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 这段记载对于研究唐代西北人口、垦殖、农作物情况，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归途中所见西北山川，他也做了贴切记载：“元鼎腧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俺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潆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 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渭昆仑者也。夷日闷摩黎山。东场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日河湟。” 这段史料对于研究唐代黄河上游地理状况，也有很高的价值。
二、焦应旃《藏程纪略》
焦应旃，清康熙五十年前后泾阳知县。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奉命从军，为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转运粮储，此次西征有4年之久。在此前后， 由于叛乱势力受挫， “潜行狡计，掠及藏地”，旋借达赖喇嘛病故，乘机拥立伪达赖喇嘛，向藏区窜扰。康熙帝特命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褪统领六师进剿，从西宁木鲁乌苏。同年又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师人藏，一方面遏止准噶尔西进之势，另一方面护送达仓赖喇嘛入藏，以收全胜之功。焦应旃“偕同事诸公奉调押运(军需)”，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到康熙六十年五月的整整一年时间，经青藏高原入藏，抵达拉萨，又从康藏高原出藏， 由四川返回任所” 。焦应旃将这段“不必至而竟至之” 的“遐荒绝塞”， “不必见而竟见之” 的“荒诞险远” 生平意外经历记载下来，名之日《藏程纪略》。这篇纪略以写实见长，文笔生动细腻，引人入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下面转述纪略有关北路经历的段落：
“庚子(康熙五十九年) 四月由西宁出关，走阿什汉水、日月山、哈什哈水、柴鸡口、工噶脑儿，以及夺洛、达巴等处”。这段途程昼夜温差极大， “赤日之下，雪雹时加，伏暑之中，严霜夜袭，天时地气之不同，盖与中原迥绝”。
经过两月余的艰苦跋涉，方至索力奔，然后过黄河，抵达星宿海：作者描述所见星宿海： “水面平阔无际，波澜不惊，上下无光，一波万顷。海中石山一座，相传山底有七孔，水从孔中进出，生平读山海经，览舆图记，渭‘河源’ 经出于此。” 由此前往亚喇塔夷、拜彦哈拉， “药草伤身. . 瘴疠弥毒，人畜中之，不一二日辄死，尸填道路，莫可胜计”。10天之内，焦应旃随行仆从已死去8人。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木鲁乌苏(即通天河，金沙江源头)，在此与大军会合后，焦应旃仍奉命“押送牛羊，随大兵后以济军糈”。八月十一日起程，辗转藏北高原，抵达拉萨。
不久，焦应旃取道川藏驿路回署，历尽艰险、饱受冻馁， 九死一生，他回忆自己这段军旅生涯，感慨万千：“计余自丙申二月从军，至辛丑五月回署，六载于外，虽王事靡盛，劳瘁弗辞， 而以衰弱微驱，频年奔走，旦夕无休，宿露披霜，含饥忍冻，崎岖历尽，皮骨仅存，所幸以生还无恙者， 皆上苍默佑所致也。” 他57岁时(康熙六十年)， “援笔以纪其略”，就是这篇《藏程纪略》。《藏程纪略》初见于和宁所刻的《西藏志》，后来又收入《卫藏通志》，是清王朝赴藏官员记述藏区经历最早的作品。焦应旃《藏程纪略》记述了自己在青海、西藏服务于军旅的艰难经历。因系亲身经历，足迹又遍及北路和东路驿道，其所记述藏区基本情况真实可信。
三、吴廷伟《定藏纪程》
吴廷伟，字端人，安徽隆阜县人。吴廷伟全州知府任满时，正当康熙帝晚年定藏之役发生，选拔能员随军办事，吴以知府职分随军督粮。一说认为，吴廷伟任全州知府时，都察院都御史张大有家人犯法，廷伟不予包庇，按律治罪， 张嫉恨之。藏事发生时，张大有遂乘机报复，推举吴廷伟随军前往绝域。
入藏之初，其随从人员14人，出藏归家，仅存3人。运粮1石，须运费20余两，而官费往往不足支付，督运1年，他个人赔累万金；又因路途异常艰苦，归来时腰背佝偻如弓，年余始愈。后升任甘肃道员，乾隆三年(1738)告归。吴廷伟回顾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时，感慨万千：
“以上从西宁卫到藏往返通共计程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三里。自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起程，六十年五月二十日事竣，计一年有余，其间忍饥受寒、劳瘁之状，笔难尽述。惟将风土奇异、山川险阻，及所产物件，略记大概，以备查考云尔。”
吴廷伟《定藏纪程》记事之周详细腻， 以木鲁乌苏附近的一段记述为例：
“共计六十五里至以可八罕兔儿哈兔果儿，顺河边走，过三道小河岔。又过两次兔儿哈兔河，水南流，好过。此河六七股水，不深。此一站路宽平，好走，从此无薪， 皆炊畜粪。计程五十里至兔儿哈兔河边库库赛，沿河顺山边走，过二道小河，路窄高低不等，好走，草甚好。计程六十里至兔儿哈兔河边鄂儿吉兔托灰，沿兔儿哈兔河顺山边走，过二道小河，此一站先走数里窄路，后俱宽平好走，草甚好。一带出野骡子，生相与家骡一般，毛片都是栗色，脖子、肚下俱有白毛，再无别样毛片者。” ’
值得注意的是，吴廷伟《定藏纪程》对当时布达拉宫的描述，揭开了这座壮丽辉煌的历史建筑的神秘面纱，让人们从作者的笔下看到了这座宫殿的真实情况：
“藏西里许，有一座山， 山上盖坐北向南大庙，乃达赖喇嘛所住。南边山下，圈山有城三门，东西南各一门，二三里，宽大，上山之路用石铺好，一丈宽，有栏马墙， 向东上去，山后有两条路，与前边路一般。此山上房子甚多，有千门万户，至顶九层，连接套盖， 由梯而上，路径逼人。墙地皆系石灰粉成，一片雪白，第八层楼锡瓦殿，第九层楼金瓦殿，西边有一金瓦殿， 内有金塔一座， 四丈余高，镶嵌多是珊瑚宝石之类。南北有银塔各四座，丈许高，佛像与中华喇嘛寺内一般，也有铜胎，有泥像，殿内柱子有花氆氇包裹，栅幔用花蟒缎结吊，窗格子雕刻甚精，画像巧细，不能尽述。”
对布达拉宫如此逼真细致的描述，在此之前，实不多见，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四、杜昌丁《藏行纪程》
杜昌丁，清代江苏松江府青浦县士人，为云贵总督蒋陈锡幕宾。康熙五十九年(1720) 庚子十二月，蒋陈锡因清廷谕令陕西、四川、云南三省会剿西藏时，贻误粮运，奉命进藏效力赎罪。当时，藏程险阻，生死难卜，被人们视为畏出境途，从者闻风散去。杜昌丁与蒋陈锡交谊笃厚，有知己之恩，不忍相负，“独以倚间之望，不能久稽，请以一载为期，送公出塞”。送蒋至雪岭才返归故里。往返途程，将近一年。杜昌丁回乡以后，遂将这段“万死一生” 的往事按日记述，康熙六十一年(1722)完成了这篇《藏行纪程》。进藏路线，一般由四川成都或青海西宁，杜昌丁随蒋陈锡进藏，却是从云南昆明取道洛龙宗，杜昌丁虽然仅达藏边，但是所经中甸、阿墩子等处，均汉人罕至的民族地区，因此所记入藏途程见闻应是罕见之作。
蒋陈锡、杜昌丁从云南省会昆明出发，取道滇西入藏，其所经道路格外艰辛。《藏行纪程》详细记述了他们西行的路线与程站：近花圃、碧鸡关、安宁州、老鸦关、禄丰县、广通县、楚雄府、镇南州、酱堋、云南堡、白崖、赵州、大理府、沙坪、剑川州、九河关、阿喜(即金沙江) 渡口、黄草坝、咱喇姑、土官村、十二阑干、大小中甸、汤碓、泥西、崩子栏(即b自立，属四川)、杵许、阿敦子、多目、盐井、澜沧江、梅李树、甲浪喇嘛台、必兔、多台、煞台、下坡、江木滚、札乙滚、热水塘、三巴拉、浪打、木科、宾达、烈达、察瓦冈、天通、崩达、雪坝(夹坝)、洛龙宗。
蒋陈锡、杜昌丁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 十二月十六日起程就道，杜昌丁于次年(1721)七月十一日与蒋陈锡分手东归，循旧路返回。归途也是惊险非常，九死一生。十月初一日，杜昌丁返回昆明，即与蒋公使者陆相兼程70 日， 于十二月十三日回到江苏青浦故乡。《藏行纪程》记述了他们从云南到西藏的惊险历程，不仅时间、路线、程站、见闻翔实可据，而且保存了异域风光、生态气候、民族风情等珍贵史料。兹举六月二十三日他们经过阿敦子雪道过澜沧江索桥的惊险记述，可见一斑：
“桥阔六尺余，长五十余丈， 以牛皮缝馄饨(应作浑脱)数十只，竹索数十条，贯之浮水面，施板于上，行则水势荡激，掀播不宁。盖江在大雪山之阴．雨则水涨，晴则雪消，故江流奔注无息时。舟筏不能存，桥成即断。土人系竹索于两岸，以木为溜，穿皮条缚腰际，一溜而过，所谓悬渡也，俗名溜筒江。时畏竹索之险，故俟桥成，是日巳刻，水高桥二尺余，波浪冲击，蒋公几至倾覆，赖刘牧扶掖得免。余虽不致倾跌。而水已过膝，过片刻桥即冲断， 堕水三人，一以足指挂索得生，余则无从捞救矣。”
杜昌丁对云南往返西藏交通道路的实况描述，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他不仅为滇藏地理、交通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而且为西南边疆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五、佚名《西藏志》
佚名乾隆《西藏志》，有乾隆年间的抄本，也有乾隆五十七年关中承宣使者和宁的刻本。此书分为四卷。卷一正文为全书主体，下列事迹、山川、寺庙、天时、物产、岁节、纪年、风俗、衣冠、饮食、婚嫁、夫妇、生育、丧葬、医药、占卜、礼仪、宴会、市肆、房舍、刑法、封爵、头目、兵制、边防、征调、赋役、朝贡、外番、碑文、唐碑、台站、粮台、附录。卷二程站，按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路线分段记述，也附记了通往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一些路道。卷三收录清康熙时泾阳知县焦应旃所撰《藏程纪略》。卷四附录西藏志地名、寺名索引。
原本《西藏志》为无名氏撰。乾隆五十七年(1718) 关中承宣布政使者、驻藏大臣和宁首次刊行《序》中说：撰者“传为” 果亲王，今《西南稀见方志文献》著录本署名焦应旃撰。看来《西藏志》的作者究竟是谁，尚存疑义，需要在此作一辨证。
既然驻藏大臣和宁最早提出《西藏志》作者可能是果亲王，我们就需要明了他做此判断的依据如何。乾隆五十七年，和宁在刊行《西藏志·序》中称： “是书传为国朝果亲王所撰，戊申得自成都抄本，爰付剞劂，以公同志云尔。” 可见他并无确切根据， 只是照录传闻而已。不料这种说法竟起了误导后世的作用，后来黄沛翘的《西藏图考》、许光世、蔡晋成的《西藏新志》、日人山县初男的《西藏通览》等书均沿用和宁的说法。也有例外者，如马揭、盛绳的《卫藏图识》凡例、卷首鲁华祝《序》均称《西域记事》、《西藏志》为“无名氏” 之作。《卫藏图识》为乾隆五十七年的的作品，撰者和鲁华祝为久居藏地之员， 都无法判定作者是谁。此外， 马俊良于乾隆五十七年所辑《龙威秘书》，将《西藏志》全文采入，更名《西藏记》，也不著撰者，可见无法确定撰者身份。
再从果亲王的入藏及死亡时间看，其撰者身份更是疑窦重重。果亲王于雍正十二年(1734)奉命赴泰宁，送达赖喇嘛还藏，十三年(1735) 回京， 乾隆三年(1738)去世。翻开《西藏志》的记事下限看，该书已经记述到乾隆六年(1741)班禅喇嘛坐床事，撰者连自己身后三年的事也记述了，这是可能的吗?
这次《西南稀见方志文献》选载《西藏志》，署名焦应旃撰，缘于原书附载焦应旃所著《藏程纪略》。焦应旃何许人也?康熙五十年(17II)前后，焦应旃原本泾阳知县。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奉命从军，为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转运粮储。此后四年， 他又转而增援抚远大将军允褪定藏战事， “奉调押运” 粮秣。他辗转藏北高原，抵达拉萨， 又取道川藏驿路回署，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他57岁(康熙六十年) 时， “援笔以纪其略” (《藏程纪略》)。查《西藏志》记有乾隆元年(1736)章嘉呼图克图自藏入都、六年(1741)班禅坐床事，此时焦应旃已经是80老翁。当然可以设想，他虽然无力再履藏地，广征史料，撰写实录，但也可能利用他人提供的材料完成《西藏志》。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想，要断定《西藏志》是他所撰，笔者认为还应当有更多的确凿材料(参阅《西藏志·卫藏通志》卷首，吴丰培《前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六、佚名《卫藏通志》
佚名《卫藏通志》初无刻本，稿本不著撰者。袁昶辑人《渐西村舍丛书》，也未说明撰者是谁。仅在《后序》中说： “按此书系清户部主事桂林龙松岑先生继栋校刻，伊未署名，详见先公集中。”《附记》并云：“原本未著姓名，疑即为和琳所辑云。” 所以作此推测，主要是因为《卫藏通志》“方略门” 中收录了多份和琳奏疏。
佚名《卫藏通志》共计十六卷：卷一考证(以下悉仍旧编)，卷二疆域，卷三山川，卷四程站，卷五喇嘛，卷六寺庙，卷七番目，卷八兵制，卷九镇抚，卷十钱法，卷十一贸易，卷十二条例，卷十三纪略(原一卷，今分为上、中、下三卷)，卷十四抚恤(原未列入门类，今新编入，分为上、下二卷)，卷十五部落，卷十六经典。
有关佚名《卫藏通志》的作者，既然前人已初步指认为和琳，笔者愿就和琳是否是《卫藏通志》的作者的问题做一点考索。
和琳为乾隆时期权臣和坤的胞弟，史称他在和坤当权时， “藉势邀功”，从笔帖式“累迁” 至湖广道御史，又从吏部给事中“超擢”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寻授” 兵部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乾隆五十六年(1791)， 因廓尔咯(尼泊尔)侵扰后藏，清廷谕令将军福康安带领各路劲兵，由青海前赴西藏征剿。次年二月，清廷谕令和琳驰赴西藏，办理“一切藏务” 。不久，擢升工部尚书。乾隆五十九年(1794)，和琳由驻藏大臣升任四川总督，其在西藏任职的时间确有三年之久。《卫藏通志》所收录的和琳奏稿，即是这一时期上报给清廷的。若仅凭这些奏稿就认定《卫藏通志》是和琳的作品，未免牵强附会。再者，和琳平生并无著述，文章之事，恐非所长。
否定和琳是《卫藏通志》的作者，还有一个重要依据，是发现了与《卫藏通志》内容雷同的《西陲纪事初稿》。据当代学者吴丰培《<卫藏通志>著者考》揭示：
“兹见一书，名为《西陲纪事初稿》，不分卷，署名长白松筠， 为咸、同时抄本，字体甚工。核其内容，于《卫藏通志》除序次不同、略有重复外，其文义则一字未易也。乃复就《卫藏通志》中细读一遍，当为松筠所撰无疑。”
松筠，字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黄旗人。以翻译生员，任理藩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历任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办事大臣、将军，多有建树。乾隆五十九年(1794) 授工部尚书兼都统，充驻藏大臣，史称他“抚番多惠政”。因“和丑扣用事，松筠不为屈，遂久留边地，在藏凡五年。嘉庆四年春召为户部尚书。. . 五年充伊犁领队大臣，七年擢伊犁将军” 。松筠是一位精于考察异域情形和擅长处理错综复杂边疆事务、又喜欢结纳文人学士的官员，他任职西藏期间，著有《西藏巡边记》、《西照纪行诗》、《丁巳秋阅吟》、《西招图略》。任职新疆时，撰写了《新疆识略》十三卷、《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这是他可能撰写《卫藏通志》的重要条件。
除此之外，《卫藏通志》书中还有一些重要佐证：1． 卷四程站门有驻藏大臣、工部尚书、都统松筠《巡边记》，为乾隆六十年夏四月之事，与和琳无涉；2．卷六寺庙门下永安寺，是乾隆六十年御赐之名，也无关和琳的事；3． 《卫藏通志》卷九镇抚门后附驻藏大臣衔名表，并不是编排到和琳任职为止，而是编排到松筠任职为止；4、卷十四镇抚门收录奏议，大多为乾隆六十年二月以后松筠及帮办大臣和宁会衔奏议。和琳在乾隆五十九年交卸驻藏大臣、改任四川总督以后，断无再与闻藏事之理。因此基本上可以确定，《卫藏通志》为松筠所撰或松筠组织他的幕僚们撰写。
七、黄沛翘《西藏图考>
黄沛翘，字寿菩湖南长沙善化县人氏；有经世之才，留心时务。同乡学者黄锡焘在此书序中称他“早岁从戎，官蜀最久”。光绪初年，黄沛翘官至道员，是四川总督丁宝桢处理西藏问题的智囊人物，著有《西藏图考》。这部图考连卷首在内，共计九卷：
1．卷之首序言(固始丁士彬、善化黄锡焘、长洲顾复初三序)、例言、宸章；
2． 卷之一西藏全图(小引说)、沿边图说、西招原图说、乍丫图说；
3． 卷之二西藏源流考、续审隘篇、内地程站附考；
4． 卷之三西藏程站考(诗附)；
5． 卷之四诸路程站附考；
6． 卷之五城池、津梁、关隘、塘铺、山川、公署、寺庙、古迹、土产汇考、名山大川详考：
7． 卷之六藏事续考；
8． 卷之七艺文考(上)、附奏议；
9． 卷之八艺文考(下)、外夷附考、附喀木西南解说辨异。
对黄沛翘《西藏图考》的价值，结合时人较为允当的评论，笔者认为有两大特点：
笔者细读《西藏图考》，发现此书第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古今有关西藏的地形地貌、山川河道、交通道路加以融会贯通，择善而从，形成了系统完善的藏区地理志。当时，黄沛翘的同乡学者黄锡焘已称其书“旁搜博采”，“于古今沿革、山川险易、道里远近，条分缕析， 了如指掌。若有事于西藏，此为(指) 南针” 。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吸取了诸多西藏地图的优点，博采众说，又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绘制出前所未有的西藏全图。顾复初认为： “寿菩观察久绾军事， 留心边务，乃博采众说，规方计里，绘为诸图；又搜罗艺文、土风谣俗，莫不毕成。”
此书一问世，即成为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重要参考文献。
19世纪下半叶，英国以其殖民地印度为侵略基地，吞并了哲孟雄(锡金)，进而侵扰布鲁克巴(不丹)、廓尔喀(尼泊尔)，试图开通南亚诸国与中国西藏、四川等省的贸易通道。光绪九年(1883)春，廓尔喀(尼泊尔)所属巴勒布商人在西藏被掳，廓尔喀与中国西藏边界出现紧张局势。负责兼理西藏事务的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防范英国侵藏图谋，奏准清廷后， 派遣丁士彬驰赴西藏勘办。丁士彬于光绪十年(1884) 四月衔命出关，闰五月抵达川藏交界。此时他得知廓尔喀已与西藏地方当局和解，藏使也已经入告清廷。丁士彬退驻巴塘，不久奉命返回成都。这次受命前后，丁士彬深切感到，西藏“关系中外利害，数倍于昔。而考其山川险要，与其道路出入，关隘分歧，尤今日之急务”。于是他“访求各种兴图及诸家记载，携之行箧。凡至一地不惮咨诹。稽其异同，察其风气，欲他时纂集成书，为筹边之一助” ”。恰值同官黄沛翘将所撰《西藏图考》出示，并向他求教。他细读之后，发现自己“凡昔所裒辑者， 君皆已有之，且加详焉；即有余于君之外者，类皆郢书燕说，不足为轻重” 。可见当时处理西藏事务的官员对此书已有很高的评价。今天看来，除因地图等受到测绘手段的限制，未能精确、详尽以外，其文字记述部分，仍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文献价值。
八、陈观浔《西藏志》
陈观浔，字酉生， 四川成都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熟捻史、地文献， 工于书法，有《敏求斋遗书》等著作传世。1920年前后，得到四川军政首脑人物熊克武、杨庶堪、杨森、刘湘、邓锡侯、刘文辉、赖心辉等人支持，酝酿编修《四川通志》。民国十四年(1925)，四川军务督理杨森在成都设立四川通志局，正式编修《四川通志》。富顺县前清进士宋育仁被聘为总裁，宋延聘陈观浔襄与编修事。其中，陈观浔所编修的《西藏志》已完成初稿，而《四川艺文志提要》尚未完稿，陈观浔即因病逝世。
陈观浔逝世后，《西藏志》辗转存放， 已成残稿。陈氏后人过录的抄本不分卷，依次划为31个部分，包括的要目有：《总论》、《卫藏疆域考》(附表)、《卫藏山川考》、《西藏名山考》、《支山名义考》(附表)、《西藏大川考》、《支水名义考》(附表)、《西藏湖池考》、《西藏海子考》、《西藏津梁考》(附表)、《西藏城廓考》、《西藏都邑考》、《西康定郡考》(附表)、《西藏寺庙考》(附表)、《西藏寺院内部及礼拜考》、《西藏道路交通考》(附表)、《西藏关隘考》、《亚东关通商》、《西藏塘铺考》(附表)、《西藏种族及其沿革》(附表)、《西藏官制》、《西藏兵制》、《西藏人御敌之方法》、《汉兵行军康藏应有之准备》、《西藏礼俗》、《西藏货币》、《西藏贸易》、《西藏度、量、衡》、《西藏矿产》、《西藏土宜考》(附表)等。陈观浔稿本虽然幸存下来，却一直没有出版机会。
1985年，为适应各地编修新方志的需要，也为着学术研究的的需要，巴蜀书社委托四川省地方志协会理事、旧志整理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地方文献专家何金文先生将本书整理、点校出版，终于使这部幸存半个多世纪的稿本得以问世“ 。笔者所见到的陈观浔《西藏志》，就是巴蜀书社1986年出版的何金文整理、点校本。
从上列要目即可看出，陈观浔编修的《西藏志》，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西藏地方文献大全。这部方志几乎包罗了有关西藏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习俗、城市、交通、商贸、货币、物产、政治、军事等许多重大专题，与方志编修的要旨“志贵周详” 契合。因此，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西藏区域志，在西藏方志历史中应有他的地位。
陈观浔既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舍得下苦功夫，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几乎搜罗了此前各种有关西藏的记述，包括正史、野史、纪事、纪游，以及其他丛书、方志、总志中涉及到的西藏文献资料，然后按照预定编撰纲目，进行了大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考订制作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部气势恢弘的《西藏志》。
“惟后藏极西边界，有噶尔达地方卡隘二处：一名‘萨迦岭’，一名‘春堆’。此二处均与廓尔喀(尼泊尔) 相通。又定结地方卡隘一处，名‘擢拉山’。此处与廓尔喀、哲孟雄(锡金)相通。又帕克里地方卡隘三处：一名‘哲孟山’，与布鲁克巴(不丹)相通；一名‘哈尔山’，与布鲁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与宗木相通。以上六处，均通江孜前后藏大道，为总汇要隘。恐有外人侵占情事，如廓尔喀侵占哲孟雄、作木朗二处情形， 故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九月，上谕立定地界．设立鄂博。”
陈观浔长于文献考证，《西藏志》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学特点。他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科学态度出发，每记一事，总是追根溯源、考订翔实，又用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方式表述出来，让读者清晰、明了。仅取《西藏种族及其沿革》一段为例：“凡考种族，当考其源流，其种族乃能确定；未有不悉其源，而能区别其流者也。
“西藏古为西南徼外，诸羌戎地。其先为伯夷甫，黄帝之裔也。舜窜三苗于三危。三危者， 为喀木、为危、为藏。喀木亦日‘康’， 即今打箭炉、里塘、巴塘、察木多之地。危亦日‘卫’，即布达拉，亦名拉萨诏，今称‘前藏’。藏即‘扎什伦布’，本拉藏汗所治，今称‘后藏’。《禹贡》： ‘西戎即叙，即松、茂、威、保，及卫藏诸羌是也。’ 秦时有羌无弋爰剑者，初为秦虏，后得亡归。至其曾孙忍，秦兵临渭首，灭狄源戎。忍之季父功，畏秦威，将其种人附落南出赐支河西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其后子孙支分，各自为种，凡百五十种，发羌、唐旄等名号，不可殚记。至吐蕃始祖，本发羌属，居析支水西，以突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
阅读如此精粹翔实的考据，就足以证实陈观浔《西藏志》的深厚根基了。在中国快速走向现代化的21世纪的今天，这部富有学术价值的《西藏志》一定会发挥更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
（张莉红，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出处〕 中华文化论坛 2005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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