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转基因主粮论争

风险社会中的转基因主粮论争

风险社会中的转基因主粮论争
口童小溪
内容摘要 转基因主粮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也不仅仅是有形财富生产问题，而是关乎“民以食为天”的大事，是有关生命和目的理性的大事。它需要有一个自觉的风险管理过程，需要公众的全面、有序的参与和知情。
关键词 转基因主粮风险社会论争 听证制度作
者 童小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北京：100094）
近日，有关转基因主粮的争论不绝于耳。既然是影响到未来我国十几亿人每天餐桌上的主食这样的大事，那么，民众有一些关注和质疑本应是正常的。然而由于缺少专家的参与和必要的听证程序，有关争论停留在低水平层次上：不知情条件下的推测、臆断，种族沦的范畴假定（食用转基因主粮后，可能导致男性精子减少，导致种族繁衍能力丧失，乃至“亡国灭种”），阴谋论的动机归因（转基因粮食是犹太人主导的控制世界的阴谋），等等。基于种族论和阴谋论的观点不仅不足以防范转基因主粮的风险，更误读了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冲突过程，它提倡的是在国际领域和民族层面上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哲学，这无关乎对资本全球化的反省和批判，也无助于对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反思。因此，本文希望从另一个视角，亦即“风险社会”的视角，对转基因粮食披术的社会后果进行讨论，从而对转基因粮食技术提出一个基于社会学的而非种族论或阴谋论的质疑。
转基因粮食技术与风险生产的逻辑
转基因粮食技术给世界带来的是温饱的福音，还是环境与健康的隐患，这是其争议的焦点。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的世界上最早的转基因大米，即所谓“金米”，就被定位为“人道主义工具”，即世界贫困地区的救济粮，以缓解贫困人口的饥荒和营养不良。 …200多年来，工业革命的伦理和价值就是财富生产和追求高效，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一半是反讽，一半是赞美，总体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对于1960年代以来的绿色革命，人们沿用了马克思的修辞中赞美的那一半，即“短短的30年中，世界粮食产量增加一倍，拯救了100万生命”。经济论文　 [31被一些人称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转基因粮食技术，仍然是以“财富生产、克服匮乏”为出发点。
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存在着对效率和财富生产的崇拜，也自始至终存在着对效率逻辑和财富生产逻辑的质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丹娜·希瓦对绿色革命的批判，在《绿色革命的暴力》一书中，她记述了印度的绿包革命在使农业增产的同时，也将农民和农村社区推向市场竞争和冲突对抗，生物多样性被破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财富生产逻辑的批判，也来自西方工业社会内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有关“风险社会”的论述。在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福特主义衰落和科学实证主义遭受质疑的背景下，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可以说是对西方社会的工业、科学和技术的质疑和反思。在贝克看来，工业化的进程把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释放出来，使得各种风险不断扩散，既包括化学的、核子的、生物的，也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生态的：现代社会危机四伏，如同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破坏力就来自于财富生产的本身： “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 [a如果说经典的工业社会是受“财富生产的逻辑”所支配，那么，具有“发达的现代性”的当代社会，则被“风险生产的逻辑”所统治。贝克描述了现代工业社会从“财富生产的逻辑”转向“风险生产的逻辑”的普遍趋势，并且用最形象的方式概括了这种转变前后的强烈对比，那就是：在经典工业社会中，民众的呼声是： “我饿！”而在风险社会中，民众的呼声则是： “我怕！”
按照风睑生产的逻辑，转基因粮食作物的风险，不在于其对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性已经被科学证明，而恰恰在于至今无法被科学所验证。正如同贝克所论证的那样，不确定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风险社会的主宰力量，常常具有“一票否决”的分量。许多西方国家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实施了禁止、限制、标识制度、检验与追踪系统、污染防范等等手段，尽管转基因食品被人类食用10多年以来，未曾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
步入风险社会的中国
“突发公共事件”是近年来进入中国人话语的关键词之一。非典、禽流感、三聚氰胺、手足口病、接种疫苗事件，每一波突发事件都给公众带来恐惧，也给政府带来考验。近来出现的突发公共事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由于某种“公害”所导致，其蔓延的速度较快，传播和污染的途径是匿名的、难以追踪的，危害程度和危害范围难以判断，使社会公众避之不及，甚至谈虎色变。
虽然在我国仍有人口尚未摆脱物质匮乏，然而就社会整体而言，已经步人了风险社会的行列：随着各种“公共外部性”的扩散，随着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 “风险生产的逻辑”正在迅速取代“财富生产的逻辑”。在风险因素渗透日常生活、安全警报迭起的情况下，人们不再是只关心有形财富的增长和索取，而是被迫开始警惕食物、饮水、空气、消费品的有害因素，积极地规避和预防潜在的、无形的风险。
从遵从“财富生产的逻辑”到遵从“风险生产的逻辑”，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社会转型，也是一个重大的话语转型。停留在18世纪牛顿体系的机械科学观，已经无法阐释自然和社会、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类似地，正统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面对着一波又一波的危机也渐渐感到隔膜和失语，除非我们能够对“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做出创新性的、反思性的再界定。风险社会的社会成员，也不足以被传统的“所有制”、 “产权／股权所有人”或“阶级”所界定，而是以生产者、消费者、居民和风险承受者的多重身份成为利益相关人。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到来并不是由于科学的衰落，而恰恰是因为科学的普及和成功，因为正是科学决策本身产生了风险。而仅仅靠科学或科学家本身，是无法预测、无法阐释或无法防范风险的。用贝克的话说， “关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 。如果说三聚氰胺事件、接种疫苗事件最形象地图解了贝克的论点，那么，作为当代尖端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基因主粮，其高超的科学奥秘，不应成为其拒绝质疑、拒绝批评的盾牌，而应该成为大众凝视的焦点，成为被人质疑的原因，成为普通利益相关人理所当然地介入的领域。
在我国社会，大众已经自发地学会了如何规避各种各样的风险，然而我们还没有自觉地建立起风险社会中必要的风险管理机制。我们的科学观，仍然止步于“要相信科学”，然而科学本身的精神就是怀疑，我们的科学观有待迈进到“要怀疑科学”；我国的科学共同体还是封闭的、工具理性的和学科割据的，从而易于推卸责任，甚至沿着启蒙辩证法的轨迹和钱权结合；我们的利益分配机制，离“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种局面还有一段距离。
这里，我们警惕西方中心主义，不认为西方风险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实践就一定是好的，或者一定适合中国。然而，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要看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工业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所导致的风险生产逻辑的普遍性，我们能察觉到一个普世性问题的存在，那就是：科学技术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利益分配问题，反而会带来社会问题经济论文　、利益分配问题：社会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的解决需要有科学技术之外的制度框架和创新实践。
这意味着：转基因主粮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也不仅仅是有形财富生产问题，而关乎“民以食为天”的大事，是有关生命和目的理性的大事，它需要有一个自觉的风险管理过程，需要有公众的全面、有序的参与和知情。转基因主粮与风险管理
如贝克所指出，风险从来就是存在的。任何时代的攻治实体的统治者和经济实体的管理者都必须面对风险带来的威胁和后果。只是到了二战后，风险管理才成为政府和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过去的10年里，国际标准化组织为风险管理制定了专门的术语定义、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的标准和工具。风险管理的程序被普遍地应用到工程建设、技术开发和政府决策的过程中。生物技术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从一开始就成为风险管理的焦点．而转基因粮食作物涉及多方面的风险，其风险管理的方式选择以及有效程度，直接关系到结果。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有效的风险管理过程，就是在承认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前提下，促进科学知识与社会需求之间、科学共同体与大众舆论之间、专家和非专家之间的良性沟通与互动。这样做的前提是：摒弃18世纪在欧洲形成的、以牛顿体系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本质主义的科学观念，即认为科学是外在于人类的客观真理，而看不到它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人们的实践具有路径依赖的知识建构和叙事方法。走下神坛的科学，应该是自我怀疑的、自我反思的，既允许被质疑，也允许被指责。
风险管理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起价值主体和价值优先。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明确：各个利益相关群体在社会天平上的分量，这里面也包括当代人发展需求与后代人发展需求之间的平衡。我们还需要明确：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这些都是科学的工具理性所无法回答我们的。
因此，对于转基因主粮这样重大议题的风险管理，其关键环节至少应该包括评估、听证和调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赞助的“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项目，就包括了对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的细致考察和风险评估，其方法和结论都值得我们参考。IAASTD的主要目的，是就农业知识与科技对减少饥饿和贫困，改善农村生活，以及对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进行评估：从2005年到2007年的三年间，世界各国数千名专家参与了采证评估，110个国家接受了咨询，共有400多名作者参与了报告的起草。评估草案经过两次同行评审，参与评审的专家分别来自研究机构、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商业机构，但后来商业机构的专家退出了评审进程。这次评估进程本身被认为是一次开拓性的尝试：各国政府、研究机构、工业界和民间组织在其中承担平等的责任，共同参与过程中的管理和执行。2008年最终确定的综合报告对生物技术进行了专门讨论。综合考虑了支持和反对转基因作物两方辩论的各自论据之后，该报告倾向于强调转基因作物所带来的疑虑和不确定因素，认为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健康的风险，以及配套的规章制度都需要更长期评估。
IAASTD评估的核心利益相关人是世界各地的贫穷农民。报告结论认为，转基因作物无法真正解决世界贫困农民的需要。转基因作物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生物技术产业在当前的农业研发领域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牺牲了其他农业科学以及适用技术的开发。转基因作物的核心技术是由跨国公司所掌握和控制的，并采取商业运作的方式进行推广，这使得世界各地农民都面临着由转基因作物带来的新债务。特别是由于跨国公司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以跑马圈地的方式对作物基因进行专利登记，使种植传统农作物的农民面临专利侵权诉讼。这意味着：需要被评估的对象，不是单纯的转基因技术的效率，而是该技术所赖以开发、应用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这包括跨国资本的利润追求，科研经费的非中立性，科学共同体受钱、权的影响，以及把利润放在人的需求之上所产生的全部机会成本，
从各方面看．IAASTD评估具有权威性、可信性，它对转基因粮食作物的潜在风险的评价，不是片面、偏激的，而是基于充分调查、严格分析并取得世界科学共同体和主要利益相关方的认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IAASTD的评估不能代替转基因主粮在中国种植、推广和食用的风险评估。我们期待着IAASTD的经验能够在中国复制，期待着看到针对转基因大米和转基因玉米品种的一次公开的、透明的评估过程，期待读到一份公开发表的、针对环境、健康和农民生计影响的评估报告，这是负责任的风险管理的关键步骤。
在转基因主粮的风险面前，有两种利益相关人群，第一种人群对转基因主粮（特别是被批准的“华恢1号”水稻、杂交种“Bt汕优63”水稻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有较详尽的知识和了解，对有关问题具有专业分析能力，这包括研发人员和同行业者、相关的商业机构管理层人员，国家的批准、调控、检测部门官员，以及法规制定部门官员。而第二类人群，则是缺少相应知识、缺乏相应专业分析能力的普罗大众。显然，在这两类人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转基因主粮得到商业化的推广种植和销售，那么，显然第二类人，县口缺乏知识的普罗大众，将是受影响最大的人群。因此，让利益相关人知情、学习知识、表达意见并参与决策，就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如果说，评估过程主要是由第一类人群参与、主导的，那么一介由专家和大众两类人群共同参与、共同完成的听证过程则更是必要的。自1996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听证制度被引进我国，这符合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民民主原则，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进步。特别是在影响到千家万户的公用事业价格和生活必需品价格问题上，采取听证于民的做法，让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相关部门领导人和学者面对面平等交流，共同知情参政，这在中国正在逐步形成惯例。转基因主粮是否应该在我国进行商业化推广种植和销售？这是全国人民举目关注、热心人士议论纷纷的一件大事。由此引申开去，大凡在重大决策之前，应让各个利益群体代表，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在有规则、有秩序、有权威、有责任的论坛上，平等对话，充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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