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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走向没落？
中关村凭借积累，未来很多年都依然是中国高科技的重镇之一。然而，接下来几年之内，中国高科技仍将度过一段为期不短的“没有中心”的发展阶段。谁能成为中国高科技的下一个中心？这个问题已不再是媒体佐料。用不着多少年，中关村除了曾经的荣誉和辉煌之外，就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资本了。
2004年，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出现拐点：中国高科技产业由于资本市场退出形式的好转，以及网络热潮的重新回暖，而被注入全新活力，开始步入新一轮黄金时期。2003年12月，携程旅行网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随后，灵通网、中芯国际、Tom.com等相继在纳斯达克上市，中国公司在美国演绎新一轮资本市场的神话。可惜，在这些活跃的因子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中关村的影子。
中关村究竟怎么了？！
第一章：痛失“技术中心”地位
中国入世2年多，跨国公司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利益的筹码、规则的尺度和方向也在发生转移。短短一两年之内，我们可以在自主技术和国家标准方面大胆出牌：推出3G标准、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WAPI，推出了与DVD标准抗衡的EVD技术，推出了多种“中国芯”，国产Office和Linux进入政府采购……国家开始出台“人才、标准、专利”的整体性战略、信息安全战略和产业竞争战略。可以说，中国高科技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技术开始进入蓄势待发的质变阶段。
正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曾引领中国高科技产业走向技术创新潮流的中关村却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失落。中关村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技术创新浪潮中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不但再也没有涌现领导全国的创新技术和创新企业，而且像方正和联想等产业领头羊也开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上述事实无一不在告诉我们：深受“贸工技”思想影响的中关村明显开始落后于时代潮流。中关村不但眼睁睁错失了互联网的第二次浪潮。而且在硬件、软件和通讯等领域也眼睁睁错失领导权。
“去中心化”是现阶段中关村的一项重要的特征。
失之交臂的中国互联网领导地位
中关村的尴尬首先表现在热中之热的互联网。
中关村是上一轮互联网热潮的中心地带，但局面正出现急剧变化，连累北京不再是互联网热潮的中心。
2003年中国高科技领域最大的事件就是互联网开始强劲复苏。继2000年新浪、搜狐、网易等“中国网络概念股”在纳斯达克登陆之后，中国互联网开始掀起规模更为壮观的第二次浪潮。
2003年12月8日，携程旅行网正式在纳斯达克上市，接着上市的互联网企业还有灵通、空中网、盛大、腾讯、百度、Tom.com、慧聪等。除了慧聪和百度之外，其他公司几乎都已经与中关村没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真正领导这次上市浪潮的是盛大、腾讯、携程等公司。他们与中关村也没有关系。
而且，曾经在第一次浪潮中引领潮流的新浪已经将总部搬离中关村，注册到了上海。北京的市场主体也迁移到朝阳区，曾经热闹一时的电子商务公司8848和雅宝以失败告终，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互联网渐入佳境之际，中关村已经把自己的创新优势拱手相让。而在代表互联网未来趋势的无线技术、宽带技术、内容和增值服务等方面，中关村基本上处于沉默状态。
错失第二次互联网热潮不仅仅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只是中关村全局性危机的一个最明显的体现而已。
中关村大企业趋向庸俗化
企业文化与创新文化相互融合、彼此渗透的失败，是中关村技术创新衰弱的内在根源。这种文化的割裂（甚至对抗）是中关村最大的失败。其结果就是，经过多年发展，中关村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对地大大下降。如今中关村再也没有任何一项可以代表时代水平、具有相当竞争优势的技术。企业是大了，但技术含量已经无可挽回地下降，而且他们共同的命运是：企业越大，生存压力越大，也越是无力投入技术研发。
于是，必然的故事发生了。王缉志、倪光南、王选3位早期“村民”先后被“逐”出企业，而且，他们当年创造的技术已无可挽回地在市场上衰弱了。这是他们个人的失败，也是企业本身的失败；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这些企业乃至整个中国IT业的悲剧：未能在他们原有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形成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没能建立机制，让更年轻的技术人才接续他们的成果，及时升级换代。中国IT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像中关村企业的校园文化一样，被生生窒息。
更令人痛心的是，联想、四通、方正、清华同方、北大青鸟等从中关村成长起来的大公司，在进入资本市场获取大量宝贵资金之后，却最终失去了自我：失去了高科技领域最重要的专注，失去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中关村已有上市公司56家，占北京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园区企业在大陆主板市场融资比上年增长1倍，在香港证券市场融资比上年增长近8倍。现在的融资局面与10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流淌在中关村的金钱已经汹涌成河。但是，中关村不但没有在金钱中崛起，反而看到的更多是在金钱中沦陷。
中关村那些功成名就（成功融资上市）的企业，其中大多数与许多上市的最平庸的传统企业为伍，介入房地产、贸易、娱乐、食品等，也学会了股市交易等，陷入无方向的多元化扩展和逐渐庸俗化的发展方向。短短几年之间，这些大企业越来越看不出他们的高科技元素，也看不出中关村的特色，他们沦为国内无数平庸的上市公司一个模样，与他们一起陷入另一种“同质化”竞争的泥沼！
“机制”是个最好的借口，但仅是“机制”问题吗？与传统产业相比，中关村的这些大公司幸运多了，但是这些企业的不断庸俗化、甚至沦陷的背景，恰恰是机制在不断改进，企业的重要管理者一个个成为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之后。
中关村大公司的庸俗化趋势，彻底改变了中关村的发展方向，必将引导着一批又一批富有创新活力的企业重蹈覆辙！这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的一大悲哀！如此趋势下去，是不是多年以后，我们就得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还有高科技吗？中国真能领先印度吗？
上海、深圳的崛起说明了什么
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IT业的最佳象征非联想莫属。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将华为与联想放在一起相比，把联想最具特色的厂房与华为的研发大楼相比，你不能不承认华为与联想已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华为的国际化势头不可阻挡，2003年海外收入超
过10亿美元，占总收入的27%，几乎增长一倍；2004年，华为海外收入将达15~20亿美元，1~2年内海外收入将占总收入的40%。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已经开启。
而中关村的联想不但没有任何国际化进展，在国内高端市场开始遭受戴尔等跨国公司的强烈侵蚀，低端遭受神舟电脑等地方品牌的打击。当然，联想的出色是不容置疑的，它卓越的市场能力使得未来的联想在中国市场依然会叱咤风云（自身技术积累、国际竞争状况和行业特性都决定了数年之内，联想的国际化还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但是，华为却已经实实在在置身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上：华为的技术积累与全线产品已经与国际一流水平看齐，占华为一半员工的研发队伍已经与当下的行业领导者——思科基本相当。
可惜，高科技的中国力量居然不是崛起在中关村！这个局面放在5年前来预测，简直就像天方夜谭，而如今是活生生的事实。未来更将很快清晰呈现。
中关村20多年的发展，名声如日中天，但是却始终没有在全球IT业产业链中真正找到突破口，能够强有力地切入其中。上海的半导体和深圳的通讯设备，已经比中关村固守国内市场的产业生态大大高出了一个层次。
半导体领域的中国力量已经在上海初现轮廓，而且已经指日可待。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近两年来，上海IC设计业发展十分迅猛。集成电路制造业已列为上海IT产业发展的重点，而且今后也将是上海的战略性产业。目前，上海拥有4英寸芯片生产线1条，6英寸芯片生产线2条，在建的4英寸和6英寸混合线1条，已建和在建的8英寸芯片生产线7条，全年产能高达60万大圆片，产值约70亿元人民币，比2002年翻一番。2004年产能将进一步释放，预计产值将达到25亿美元。预计到2005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将分别达到10%和1%。
《福布斯》杂志曾在“芯片泡沫”一文中，更是使用“血洗”的字眼来形容中国半导体产业在世界范围的崛起。不管如何夸张，中国半导体力量的崛起已经是历史的必然。很遗憾的是，中关村在这样的历史性机遇面前完全失之交臂。
第二章：技术创新栖息地的沦陷
这是一个世界罕有的地方：聚集了中国36%的两院院士、58所高等学府、218家国家级科研院所，中关村的技术源头覆盖了所有学科。曾几何时，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大谈特谈“比较优势”的时候，中关村被当作实现了激动人心的创新的典范，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知本家”风暴。中关村也从此以产业聚集的特色成为中国“硅谷”。
但是，中关村正在“空心化”，它离知识经济似乎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近。近几年中关村鲜有重大的技术创新，多的只是炒地皮的商人。黄金般的产业群落如今已七零八乱，健康的产业生态受到强大的“官”本位文化和“暴发户”文化的双重侵蚀。基于此，我们必须承认，科技创新的中关村正在沦陷。
一个方向性的危机
中关村过去的成功在哪里？中关村的精神在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中关村和惟一的参照——硅谷进行对比。硅谷因为是高科技草根力量最佳的孵化地才辉煌无比；中关村曾经是高科技草根力量最活跃的集散地才成就了今天。所以，我们将硅谷放置在过去50年全球IT业的发展历程中，将中关村放置在过去20年中国IT业的发展历程中做相对比较，依然最有效。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硅谷为四次技术浪潮的草根力量提供了最佳的栖息地，也就成为四次技术浪潮的中心。第一次的推动力来自于国防工业，第二波发源于半导体，第三次则是个人电脑，最近一次当属新兴的互联网。李钟文、威廉·米勒等人在《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一书中写道：事实上，信息技术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由一家在硅谷诞生成长的公司来领导：集成电路（国家半导体、英特尔、AMD）、个人电脑（苹果）、工作站（惠普、太阳微系统）、三维图像（硅谷图文）、数据库软件（甲骨文），还有网络计算器（3Com、思科）。而在最近的互联网繁荣昌盛中，网景、Excite、@Home与eBay的骄人战绩又再次证明了硅谷的实力：尽管地价飚升、劳动力成本上涨、国际竞争激化、商业环境周期性恶化，孕育着创业精神的硅谷却始终在信息技术的滚滚大潮中领先群雄。
而20世纪80年代，接续全球个人电脑浪潮而崛起的中关村，汇聚了个人电脑硬件和软件上下游几乎所有草根力量。90年代中期以后，借助历史的积累，新浪、8848、雅宝等又一支以互联网为契机而崛起的草根力量呼应了全球的互联网浪潮，从政府体制的视野之外崛起，从联想、方正、四通等大公司的身影下崛起，可是此时此刻的中关村已经暮气沉沉。这第二波技术浪潮没有能够托起中关村的第二次辉煌，反而在大形势和小气候的双重夹击下，很快在中关村沉没。当2003年互联网浪潮再起，中关村已经残酷地被边缘化！
千万种辩解，我们都不能偏离这最根本的一点（现在中关村的危机就是基于此）：中关村的发展已经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其资源不再重点为草根阶层和新兴力量服务，而主要是为成熟壮大的阶层和强势力量提供服务。
据报道，在2001年用于中关村建设的高达100亿的投入中，绝大多数流向了“基础建设与硬件改善”。2002年上半年，用于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创新基金投入仅为1.6亿元左右。“三减两免”固然是中关村给予创业者的有利条件，但更多的是众多小公司在变相利用这个优惠政策。
因此，中关村面临的不是一般的危机，而是方向性的。中关村不再给技术草根力量以机会，技术创新也不会再给中关村下一次机会！良性的自我增长的循环也就逐渐休止。游戏就是如此简单，规则就是这样明了。曾经极具硅谷形态的中关村在一次性的爆发后，却失去了一次次持续爆发的根本活力。如果把硅谷比喻为一次次不断喷发的活火山，那么，中关村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
西瓜和芝麻都丢了
中关村的理想之路是从IT市场生态过渡到IT产业生态，然后在发展到IT技术创新生态。如果顺利，这个不断升级的三部曲可望在21世纪前10年完成。可惜，在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在从IT市场生态向IT产业生态过渡中，没有能够顺利完成，直接导致了技术创新生态的失败。而且，更尴尬的是，西瓜没有拣着，芝麻也丢了。中关村最原始的IT市场生态本身的发展也濒临挫败。
中关村的建设问题很复杂，积极、消极的因素都很微妙。但是，其中最痛心的也是最不应该的是，中关村的建设破坏了过去的发展基础——市场生态。8年前甚至10年前，走一趟中关村，都可以直接感受中国IT市场、甚至全球IT市场的
最新脉动。
但是，正是这个市场的原生态，给了中关村最准确的市场敏锐感。因此，当时几乎所有的企业，包括IBM、苹果都将产品发布的地点毫无疑问地选在中关村。而现在这个市场生态基本消失。到海龙、太平洋依然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产品，却再也没有中关村独特的市场敏感度。
也正是这个外表一点不美好的市场，一个屡屡被媒体被政府整顿和批评的市场，汇聚了中国IT业软硬件厂商，汇聚了生产制造、研究开发、倒买倒卖的各路上下游厂商，并且辐射到北京周边，乃至全国各地。这是中国IT业真正完整的原生态的产业中心。中关村如同一块磁石一般，吸引了对IT业敏感的各种投机者、梦想家、生意人，甚至骗子和盗版经营者。这些五花八门的人士来自全国各地，走向全国各地，他们之间构成了“强纽带”和“弱纽带”，形成了基本的社会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彼此衔接，传播信息，完成交易。这个网络就是中关村影响力和市场力得以主导全国的基本环节。
当然，当年中关村里极具生命力的草根力量看上去实在不太文雅，不但与世俗观念中的高科技形象格格不入，同时也难免交织着丑陋，甚至犯罪。于是，通过政府部门一次次扫荡和打击，这些野火烧不尽的草根力量，除了一部分利用时机脱胎换骨外，大多数还是逐渐消失。
在大兴土木的历程中，原始的初级的市场生态被成功消灭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构建起更高级的市场新生态。中关村安静了，干净了。高楼大厦的现代化实现了，但是中关村企业与企业之间，上下游之间的网络却从此隔绝在写字楼之间，消失在高楼大厦之中。
一位网友如此写道：“杨元庆时代的到来，联想也就迈进了服务器时代、掌上时代、手机时代、关联应用时代。接着，万亿次服务器来了，4万亿次服务器来了，中国服务器第一品牌之争来了，联想科技巡展来了，一霎间把整个2003年闹得不可开交，把上上下下的官员、群众和媒体看得目瞪口呆，纷纷把这一年记作联想的‘技术元年’。”
是的，联想之大似乎已经无所不能。不需要无数公司构成的社会网络，不需要产业上下游之间的紧密互动，不需要速度极高的信息共享。联想自己可以搞定一切，中关村就是它的天地，中小企业在这里没有多少天空。
《计算机世界》记者雍忠玮在《中关村的“植物群落”》一文写道：“在中关村，的确生活着这样一大群中小企业，它们如同灌木丛般掩藏在几家大企业之下，营养严重不足，先天缺乏进攻性，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自生自灭而已，我们称之为——中关村的‘植物群落’。”
“从往昔中关村‘巨人’到今天的凋敝，‘资源型生存’企业的风光不再，到中关村大大小小的企业依旧在‘关系经济’中苦苦挣扎，自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关村为什么没有与时俱进’，抑或‘进步太慢’？一旦‘资源型生存’环境消失，投资和相应的政策环境又未能跟上，中关村中小企业的‘严重营养不良症’开始凸现。”
中关村终于与硅谷分道扬镳
我们要找寻中关村问题的答案，还必须从历史中走向彼岸的硅谷。
硅谷成功的根本秘密只有一个：对高科技创新群体，或更准确地说对草根群体的支持！也就是说，硅谷成功的要诀就是以最大资源最大程度地支持新技术、人才和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失败到成功。硅谷是高科技的育婴室和幼儿园。
如果我们把高科技企业的历程分成五个阶段：创新期、成长期、成熟期早期、成熟期晚期和衰退期，那么硅谷把资源、网络、机制甚至文化的重心都放在前两个阶段上。而所有硅谷模式的模仿者和追随者，都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那就是把重心放在后面三个阶段！很简单，因为大中型企业都在后三个阶段之中。
这个方向性的错误是绝大多数追随者失败的根源。所有效仿者都将重心倾斜到成熟的大公司，已经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产品之上，人们更愿意锦上添花，坐享其成，给成功者添砖加瓦。他们更多的成了自己初期成功的牺牲品，包括中关村，以及所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其他高科技园区。
中关村的成功就是依靠80年代末至90年代一批富有活力的创业企业和无数不知名的小公司的聚群，如今许多企业长大了，成了这里的大树，他们遮蔽了阳光、水份，使得新公司和小公司越发难以存活，新陈代谢的活跃机制开始失效。中关村更多的开始成为一些大果树的果园，摘果子成为最大的成熟，而不是育苗园了！当房地产不断炒作提高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当所有的媒体都宁愿围绕几个大公司的鸡毛蒜皮而不关注新企业小企业，当所有的政策都将重心落到已经跨越风险期的中大型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业时，当年复一年的表彰、评选和奖励都围绕这几张老面孔时，当中关村高楼大厦不断崛起而准备成为又一个朝阳区时，我们可以断定，作为硅谷追随者的中关村已经失败！
硅谷的成功不在乎有英特尔、惠普和思科，而在于它年复一年不断地为这个产业，为整个世界提供新的公司、新的技术、新的产品。硅谷的价值核心就在于它的“新”。硅谷是新事物的天堂，而英特尔、惠普、思科只不过是创新的副产品而已。它们实际上不再是硅谷公司，他们只是硅谷的“儿子”。如果硅谷仅仅停留于这几个大企业的成功，硅谷就是一个“死”的硅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关村只能是实现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
第三章：中关村草根力量大围剿
与朝阳区的CBD展开竞争，将吸引500强作为中关村的发展战略是中关村发展战略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而且这个错误永远改变了中关村的生态和面貌。结果，中关村的房地产起来了，但是中关村的中小企业被驱逐了，而500强们却并没有真正青睐中关村。丢了芝麻，也没拣到西瓜，中关村追求强势企业的路线没有出路。
席卷整个中国的房地产热和圈地运动，是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其中究竟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扮演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这个问题留待相关的专家学者去解答。我们也无法轻率而主观地作任何评判。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高科技发展中长期鹤立鸡群，甚至有些与众不同的中关村，这一次没有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特定位，没有能够抵挡着其中巨大利益的诱惑，追随全国各地上上下下的房地产热潮，对于这个积累了20年的高科技园区，进行了一次摧毁性的开采！
历史终将证明，人们在中关村房地产开发中牟取的这笔暴利，可能是中国付出的代价最惨重的“收入”。因为，这是以今后中关村高科技产业原始生态的永久性破坏作为代价！是对20年中关村积累的品牌和无形资产的一次全盘性的“兑现”。
圈地运动：摧毁性开采下的中关村
更直白地说，就是要建造一个环境，使得创业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和生存成本最低！可是中关村的发展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确，中关村的发展使得土地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越来越诱人。但是这一切，是不应该轻易兑现的“财富”。它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资源，是保证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疯狂的一次性开采已经开始，中关村的环境与10年前相比已经截然不同。
目前，中关村房地产的狂热开发，正在把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资源一次性兑现、一次性开采，恶化了自己的生态环境。创业企业成就了中关村，但是，中关村最终成了成功的牺牲品，只有少数企业有幸参与了这些巨大的短期利益的一次性分配。
显然，在中关村，中小科技企业已经成为这里的“弱势群体”，缺乏基本的支持。对于中关村门槛太高的问题，神州数码的郭为也提出了他的佐证。清华科技园区的房租价格比东方广场都贵，在中关村西区的开发中，土地价格就在3千元/平方米左右，等建好了写字楼就得1万元/平方米。一个小公司进入中关村创业，如果买10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就要先拿出100万再说。
著名管理学家、《中外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杨沛霆教授在访问台湾新竹时，很受触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新竹曾经因为项目不符合技术创新的要求，就理直气壮将摩托罗拉拒绝在园区之外。但是，中关村却以面向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招商引资作为自己主要方向，完全背离了一个高科技园区的初衷。而且一夜之间，中关村野心勃勃，要向朝阳区的CBD发起进攻。由于海淀区一带缺乏像朝阳综合商务功能的办公环境，而使部分企业产生了迁至朝阳区的念头，在这两年中已先后出现了新浪、微软等有影响的公司将市场营销部分迁至朝阳区的行动。这让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大为惊吓。于是，下决心投入巨资建设高档写字楼，以稳定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大企业。目前，北京市内各区县的竞争中，大概就是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园与朝阳区CBD（中央商务区）的竞争最为激烈、最为刺激。
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关村西区改造工程的主要开发商，该公司总经济师诸一军认为，中关村西区——高科技商贸中心区将不仅是高科技企业、大型公司总部、高科技产业管理机构的汇集地，还将汇集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服务的金融、投资、购物、娱乐等机构和场所，项目总投资约150亿元人民币。他坦言：“西区的楼价不会低于1万元/平方米，的确是较有实力的企业才能进得去的。”在这个战略之下，哪可能有中小企业的立身之地？
房地产：长远发展的票房毒药
中关村的房地产热导致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错误方向，其摧毁性开发的负面影响究竟有多大，目前还无法准确估计，但是，结局已经明确无误！
海淀园是目前中小企业及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地带，科研开发活动也最为频繁。但是，近年来随着全国性的房地产热高烧不退，海淀园自然成为很多人发财致富的最佳选择。在疯狂的投资下，房价翻番飙升，仍然有价无市。据报道，上地信息中心每亩地价已近百万元，中关村西区建成之后，期望成为国内顶级公司和世界大型公司的聚集地。显然，对中小企业来说，进入此地代价实在是过于高昂，除非企业投资是为了赌博房地产升值，而不是用于企业发展本身。
微软要搬家，媒体触动，有关部门大为惊动；联想重心倾向上海，令许多人大惊失色；新浪部分搬离中关村，也成为热点……这些事情都成为中关村格外敏感的事情，甚至到了过敏的程度。其实大企业的进出不应该成为中关村关心的重点，作为科技园的中关村不该也不可能成为大企业的安乐窝，这是很正常的逻辑。
而对于中小企业的纷纷离去，却是如此的麻木，麻木到漠不关心、毫不理会。而本来这才是中关村竞争力和价值的体现。但是到了现在，中小企业崛起之难，中小企业纷纷外流，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大问题。
是谁成就了中关村？不是什么大公司，也不是政府部门，而是多少年来无数不断涌现的中小企业们！那么，谁能够保证中关村长期持续的发展？也不会是什么大公司，而只能是代表创新力量的新创业公司，为这块土地不断注入成长的活力。可是，现在中关村的管理者看上了有着巨额收入和税收的大公司。这不仅仅是忘本，而是完全放弃了自己未来发展的根基，堵绝自己的发展之路。可以肯定，中关村园区的管理者将为如此重大的方向性错误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
我们没有兴趣去关心中关村究竟能够从房地产中挣得多么丰厚的利润，也不感兴趣中关村能够从别的地方手中夺取多少跨国公司的税收，因为这根本不是国家寄予中关村如此重大的希望所在，也不是一个真正期望成为技术创新栖息地的科技园区的追求目标。
中关村有着如此丰富的资源，有着如此美好的发展前景，却无法抵御如此急功近利的开发，这实在是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悲剧。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一个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国家，却无法保障一个科技园区免受房地产热的袭击，无力维护一个创业资源最丰富、创业综合成本最低的“人工环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第四章：财富和影响力的巅峰对决
以财富衡量成败当然有点片面化和庸俗化，但是衡量高科技创新成败与否，财富的创造是最受关注的指标。高科技的美与丑，互联网的冷与热，其实就是根据资本和财富的波动来衡量，人们就是如此现实和势利。
那么，在当下中国崛起的关头上，无论从历史积累，从人才积累，从国家政策的支持，中关村都应该是中国创造财富的枢纽。中关村必须以高挂在纳斯达克或者香港和国内股市上的“阳光财富”来显示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可惜中关村最终让人们失望至极，中关村没能在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财富的合法创造”中一马当先，反而落在了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中关村科技财富效应的不断没落，是“中关村创新之死”的最直观、最通俗的显示。
互联网改变了“中国首富”的颜色，“中国首富”也重新塑造了高科技的形象。这是一种真正的“双赢”。随着“启蒙阶段”的正式结束，中国互联网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丁磊、陈天桥、张朝阳和马化腾等一批中国财富新贵的崛起，标志着高科技创造财富的游戏正式进入中国社会的主流，将强劲地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塑造中国社会的新的价值观。
这样的使命居然不是在中关村完成，这是对所谓“中国硅谷”的最大讽刺。
财富巅峰的悬殊对照
国内各种版本的“中国富豪排行榜”蜂拥而起，但是他们共同的结局是：无一不受到各界的关注与评议，甚至很多富豪榜被戏称为“通缉榜”和“死亡榜”。这大概就是中国社会财富的中国特色。因为特定的历史时期下，财富的来源充满了灰区和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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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当今天我们努力从这份《2003上市公司中国科技人物财富排行榜》寻找中关村的影子，寻找中关村的价值之时，我们大失所望。在这份25人的名单中，除了王文京、柳传志及其团队以及亚信团队外，中关村在这份名单中实在是轻之又轻。与其在高科技领域如雷贯耳的名气相比，实在是很不相称。
而在2003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美400位富翁的名单中，高科技的身影十分醒目。我们将其中高科技的富翁们挑选出来。在软件榜上，名列前茅的四大富翁中，位于华盛顿的微软占去了其中三大富翁，硅谷只占到一位。这与当今全球软件业的格局是相当的。但是，在科技榜（互联网、电脑业等）的25位富翁中，硅谷占大约一半的数量。
《财富》杂志公布的2003年度美国40岁以下的40位富翁，在前10名排行榜中，高科技富翁居然占了前8席的位置，令人匪夷所思。但是，这也充分说明了高科技已经成为美国人致富的最重要方式，这也是美国人技术创新和创业全局性活跃的重要指标。
在前8位富翁中，除了第一名戴尔公司的迈克尔·戴尔和第三名亚玛逊的杰夫·贝佐斯外，其他6位富翁居然都来自硅谷。有意思的是，这6个人居然都是成双成对，他们是互联网领域最成功的3家互联网公司的共同创始人。
但是，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关村，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观。与硅谷在美国的地位相比，中关村在中国高科技的地位已经完全无法类比。这个结论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论证，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先以大众最关注、最认可的方式——财富来证明。
2003年，中国媒体最热闹的大概就是胡润炮制的《2003年中国大陆百富榜》。其中《2003年IT富豪五十强》排行榜是业界最为关注的。这个排行榜由胡润与国际著名传媒集团“欧洲货币机构投资”共同推出，也是第一个中国内地高科技富豪榜。虽然不乏缺点，却对我们理解中国高科技的现状和趋势，不无参考价值。
第一次细看这个排行榜，令我吃惊的不是丁磊名列榜首，而是中关村富翁的“稀罕”。在排行榜上，网易创始人丁磊、盛大网络游戏创始人陈天桥和搜狐创始人张朝阳这三位互联网新贵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排行榜的前三席。而这三位人士的起家和成功完全与中关村无关。很有意味的是，三个人中，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基本与中国高科技当下的竞争态势吻合。前10名中，互联网领域还有深圳腾讯的马化腾，这种互联网富翁的排名格局也与当下互联网格局吻合。而代表北京的张朝阳一直没有“进村”，其创办的搜狐一直在朝阳区，与中关村无缘。
为中关村挽回一点点面子的是，用友的创始人王文京排在第10，使中关村人在排行榜前10名中避免了“吃鸭蛋”的尴尬境地。在前50位IT富翁中，中关村有关的入榜人员也屈指可数，除了王文京外，还包括百度搜索的创始人李彦宏和徐勇、实华开创始人曾强、亚信创始人丁健和田溯宁、四通的段永基、联众创始人鲍岳桥、简晶和王建华以及江民杀毒软件的王江民。联想、方正、四通等早期成功的IT公司由于众所周知的体制和机制原因，没有贡献多少巨头富翁，包括互联网时代的风云企业新浪。这当然不是完全反映了中关村的成绩，但也反映了中关村企业机制的弊端，与高科技行业的趋势相比，中关村在企业机制上，在技术创新上，都明显落后于潮流。如此下去，中关村的尴尬将更趋明显。
颓势麻醉着神经
财富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明确量化，看得见摸得着。但是，财富不是惟一的指标，另一大同样重要的指标就是影响力（通俗一点就是名气），影响力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意会无法量化。
一个英雄就是一项创新（表现可能是一项技术、一个产品、一个理念或者一家公司）的“象征物”，影响远远超越个人。
柳传志、王选、倪光南、段永基、求伯君等诞生在中关村的第一批企业家的确令人敬仰，他们都在各自领域领时代之先。可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在中关村已经毕露无遗。而在中关村新一代企业家越来越难产的背景下，在北京的中关村之外，在深圳、上海、杭州等地，却开始涌现了一批批新锐人物，他们势头之猛，令中关村尴尬不已。
显然，企业家已经越来越不是主导中关村发展趋势的主角了。中关村依然沉醉在“中国惟我独尊”的慰藉之中，虽然中关村的一些企业家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关村的影响越来越局限在“本地化”，中关村新兴企业家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局限在“村”子之中。这种趋势在进入21世纪之后越发明显，可是几乎没有人为之真正焦虑。漠然和不屑，麻醉着我们的神经。
2004年，美国产业界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集体担忧：谁会威胁到美国的“科技领先者”的地位？最关键的问题是，下一次“伟大的发明”还会不会诞生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格莱格·E·布朗迪说，美国的“智能稀释”过程已经开始，这种趋势是不可改变的。风险投资界人士认为，未来技术界的重大变革肯定会产生在美国之外，而美国的创新可能会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恰好与它的人口比率相当。业界巨头纷纷惊呼“狼来了”，他们认为，中国、印度的技术创新资金来源，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支持，但是它们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听话。最近美国采取的入境政策，严重阻碍了科技界高端人才的进入，反恐战争的负作用降低了美国的创新能力。
当然，从整体上看，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科研实力依然无可匹敌的。但是，人无远虑，必由近忧。硅谷人思考的是：当越来越多的新思想、技术发明产生于国外的土壤时，美国的经济辉煌还能保持多久？以技术创新发家的美国人，会不会在技术创新的大潮中淹没？
中关村什么时候才会开始提出类似的问题，什么时候才会意识到趋势的严重性，而在整个中关村掀起一场真正的“忧患运动”，以最大的努力挽回颓势，重塑中国创新之都的领先地位，重振当年的雄风？
这是一切问题的首要问题！
揭开中关村的“数字化生存”
面对批评，中关村有关部门自然会十分恼火，他们作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拿出一堆数据，说明中关村的现在并不是如此槽糕，相反而是成绩卓越。讲道理，多少张嘴都说不清，但是，在真真切切的数据面前，怎么能够如此失之偏颇？
的确，在所有的道理中，数据是最硬的道理，在所有事实中，数据是最可靠的论据。我们看看2001年和2002年前6个月的两组数据，其中经常用来说明成绩的主要两个数字：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园区技工贸总收入，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在全球高科技面临大衰退的背景下，中关村依然保持强劲增势，实属不易。怎么还会遭遇批评？
在中关村的“数字城堡”中，我们往往不知如何面对。但是，我们只要仔细看看，就会发现这些数据其实十分虚弱，甚至问题严重。因为这些数据基本上只是简单的几个方面，比如技工贸总收入、税收和出口、企业数量等等。进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网站，也只能得到这些有限的数据。
然而，数字有时候也会撒谎的，尤其是数字不能说明本质的时候，数字有时候更会误导，尤其是数字本身存在问题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这些标志着中关村成绩的数字。
要综合评价一个科技园区，当然需要建立一个复杂的指标体系。但是，科技园的灵魂就是高科技企业。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来看看高新技术企业。我们惟一的数据就是新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而缺乏更多能够反映问题的其他数字，比如关于创新情况，关于新企业健康程度，创新技术含量等等。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这一点，中关村第一成功偶像、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柳传志就公开表示，“作为企业，我希望政府明确，到底是想从中关村要经济增长，要GDP？还是想要硅谷？还是说两者都想要？”柳传志的质问可谓一针见血，目标直指政府对于中关村未来定位的思考。这个矛盾不得到解答，中关村的发展问题就无法打开“死结”。
“中关村的问题首先是政府对中关村如何定位。从这几年执行层的举措来看，政府在到底是追求‘中国硅谷’还是以IT产品制造和销售为主之间来回摇摆。”有“中关村村长”之称的段永基无奈地表示：“从中央1999年批复的市委市政府建设中关村园区规划来说，中关村园区无疑要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创业环境，成为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推动力的‘中国硅谷’。而这几年的政策似乎仍然倾向于IT产品的制造和销售，追求近期GDP的增长。”政策定位的模糊，直接导致了企业家们制定企业长期发展规划时的不确定性。甚至直接导致了园区发展的方向性错误！
数字化生存的第一法宝
在中国，像中关村这样处于风头浪尖的地方，体现在社会层面最重要的就是政绩，而体现政绩最直观的当然是数字。因此，“数字化生存”是许多人最基本的市场方式。我们来比较一下2001年中关村和硅谷150强的名单（这是两个地方用来标榜成绩、证明自己的第一依据），就会发现一些令人诧异的现象。单从名单的表面看，似乎中关村的表现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硅谷。名单的份量足以让硅谷羞愧，其收入增长数字也足以让硅谷自叹不如！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硅谷依然是中小企业（按照美国的标准）的天堂。除了惠普、英特尔等少数几个巨头外，10名以外的企业都属于名气不大、规模有限的中小企业之列。这种生态特性保证了硅谷持续创新的能力。而中关村虽然只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却已经是大企业（按照中国的相对标准）和跨国企业的天堂，除了联想、方正和四通，还有着无数令人敬畏的跨国公司的名字：诺基亚、微软、惠普、朗讯、爱立信、松下等等。“后发优势”似乎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这些是中关村真实的实力吗？这些能够代表中关村真正的内涵吗？这些名字和数字能够证明中关村的成绩？显然，IBM、微软等公司在硅谷业务再大再强，也不会把他们列入硅谷的名单之中，许多日本、欧洲的大企业活跃在硅谷几十年，也同样不可能进入名单。硅谷的“出身论和血统论”没有被中关村所效仿，只要一个公司把注册地选在中关村，就可以马上进入排行榜。而不管你真实的业务是否跟中关村有关，甚至也不管你是不是在真的在中关村办公。因此，只要成功拉来一家跨国公司，中关村的业绩就可以上涨一大截，多么轻松迅捷，而要辛辛苦苦培育中小企业多么缓慢，而且碰上不好的年头可能连增长都难保。其实，这样的数字游戏并不是中关村特有，而是全国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城市继续下去，必然走火入魔，这样的“数字化生存”究竟能够为我们的高科技发展带来什么？
要数量还是要质量？要技术还是要贸易？要外表还是要内在？要创新还是要规模？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赵慕兰认为，“实际上技术和贸易是并重的，单纯的技术换不成钱，而贸易中如果没有技术含量，那么附加值和新创造价值的比例就会很低，从道理上来讲就是这么简单。”话音之间明显流露出“两者得兼”和“两者并重”的答案。这当然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梦想。这其实是没有作出真正选择的选择，是最糟糕的一个答案。因为两者之间，并不可能并重，而是有着方向性的不同，和本质性的冲突。
中关村在这个问题上不作出鲜明的选择，就不可能真正明晰中关村正确的发展方向，就不可能真正抵达一个以创新为中心的科技园区的理想目标。
追求规模，成为严重影响中关村正常发展的一道“符咒”。其中通过地域的扩张成为现实权力和数字大跃进的捷径。
地域大跃进中的虚幻
20世纪80年代末，中关村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外地农民进京，寻找高科技，出租车司机把他拉到人民大学附近的四通桥底下，指点他“从这往北都是高科技”。一则笑话生动地描画出民间心中的中关村。从四通桥北面以双螺旋标志为中心的这条大街上，曾诞生了中国最辉煌的高新技术企业，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关村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整个中关村的政策区面积有100多平方公里，规划建设面积则有300多平方公里，远远超出了海淀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赵慕兰委员宽敞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张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地图，地图上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包含了海淀、丰台、昌平、德胜、电子城、亦庄、健翔7个科技园。
赵慕兰用“一区三基地”来概括政府关于这个庞大的科技园区的定位，即“把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成为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立足首都、面向全国的科技成果孵化和辐射基地;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这也是1999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国家科技部在《关于实施科教兴国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中的批示。
“十五”规划中又进一步明确，“2005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将初步建设成为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全市新建30个左右国家级和市级研究开发中心、设计中心、工程中心。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技术创新与研究开发体系，产生一批世界先进的技术创新成果和有较高市场份额的高新技术产品。”
中关村 “一区多园”的战略，目的是让中关村的功能日益完善、全面。2003年7月8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第7个科技园——健翔科技园开园，以“科技商务”为特色定位。而就在此前不到一个月,丰台科技园刚刚启动“总部基地”的规划。所谓“总部基地”，是指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形成企业总
部在本区域集群布局，企业生产加工基地则通过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
政府的规划似乎并没有完全得到民间的认同，许多人心目中的中关村依然是最早的中关村大街区域，许多企业的搬迁被描述成“逃离中关村”，而耐人寻味的是，搬迁的大部分企业的下一个去处正是中关村园区规划中的其他区域。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味扩建有可能会冲淡‘中关村’原有的品牌积累。”学业、事业、爱情都在中关村完成的点击科技总经理王志东表达了他的担忧。“政府规划先是把很多人都拉到了上地，然后又衍生出‘大中关村’的概念，好像北京市所有的高科技园区都要叫中关村，原来的中关村也从海淀区中关村变成了中关村海淀园。这样一来等于把中关村的品牌给打散了，中关村也被掏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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