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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兴未艾的跨学科研究——新世纪文化变革中的中国体育文化
前 言
当代中国对体育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每当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想处于大转变的关头，所有的一切思想和学术研究便被转换为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总体性的研究和最基础的研究深度” 。
在世纪之交，全球体育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多元化”的趋势，这里的“一体”指的是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类的全球性体育盛会，“多元”则是每个国家/民族体育各自的特色。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学者们试图从文化学的视角探索体育与文化的关系，更深层次地认识千差万别的体育现象，如体育道德、体育行为、体育风尚、体育精神、体育价值等。这些与体育有关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密切，个人的体育价值的实现更是关系到全民健身的有效实施。因而，从文化学的视野运用社会、历史的方法来研究体育既是社会转型的要求，也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笔者在对体育文化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当前关于中国体育文化的研究已经在许多相关领域中展开了讨论，但是研究者们对于体育文化研究的对象、方法及理论体系的构建等问题存在着较多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少地方仍处于模糊的边缘状态。更主要的是，对于这一研究的整体现状还缺少较为准确的把握，为了穿过这些纷繁的现象，透视中国的体育文化研究，本文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JFD）中选取1994年以来关于与体育文化相关的研究文章作为量化分析的文本，在历史回顾与观点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在肯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出当前中国体育文化研究存在的不足，希望能够对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发展有所帮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已成为一个跨学科、跨地域的交叉研究的重要领域。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得到巨大的发展，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格局已然显现。在这一背景之下，文化的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本民族的文化对于自身繁衍生息的重大意义。许多学者断定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演变为“文化力的竞争” 。
第一节 文化学研究与中国体育学研究的对接
中国正处于历时性转折的重要时刻，社会文化也发生着重大的变革，这一宏观的社会语境对各个社会学科的文化理论与研究实践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作为文理兼容的一个研究领域，体育学自然面临着如何应对当代文化变革的新课题。本节试图从文化及文化研究的态势入手，分析文化学与体育学对接即体育文化研究的学科背景。
一、我们该如何理解“文化”
至于“文化”的概念，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难题。在著名的泰勒定义 之后，众多不同的文化定义相继提出，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200多种。
中国古籍中的“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礼》“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的《说苑》中也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话，主要指文治教化，与“武功”相对应。在西方，“文化”一词主要源自拉丁语的“Cultura”，意思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的，通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 。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康德、席勒和黑格尔都各自从道德、美学及哲学领域对文化进行过理性的思索，但关于真正明确的“文化”定义，所有的研究者都会不约而同的引用19世纪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Taylor）的提法：“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
其实，泰勒定义是一种狭义的文化定义，它侧重于将文化定义在上层建筑的范畴之类。而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所说的：“文化者，人类心能锁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则是对中国学术界中影响较大的“大文化”即广义的文化定义。
泰勒与梁启超的定义分别从描述与归纳两个角度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细想一下，文化其实无所不包，只要是与“人”相关的事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可以划归文化的范畴。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的一段话进行简明的阐释：“文化或文明，是人类努力创造的结果之总和。由自然的演化而有人类，人类与自然之间却又存在矛盾。人类为了维持和提高其生活，必与自然斗争。在这斗争过程中，便逐渐创造了文化。斗争必由劳动，且必由集体的劳动，斗争的结果便改造了自然，同时亦改变了人类自身。”
本文倾向于赞同《中国文化概论••绪论》中的定义：“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的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换言之，“自然的人化”即文化。
二、体育学研究与文化学研究相互对接的学科背景
在知识经济的现代发展中，具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华文化恰恰是我国最为丰富和独特的资源之一，日渐融入世界文化格局的中国文化也处在转折的历史关口。总结、概括、研究当前的文化转型，对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与学科意义。随着学术界对文化资源的配置与盘活问题的深入探讨，中国的文化研究也相应地呈现出以下态势：
一方面，文化研究逐渐发展为跨学科的研究，许多边缘学科应运而生。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受到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的影响，分工分科过细，各学科之间壁垒森严；文化研究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固有界限，甚至打破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进行综合研究、交叉研究和比较研究，这既是文化研究本身的需要，也为学术语言的丰富开辟了道路。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在努力改变先前的纯理论化、思辩化的研究，追求实证化、社会化乃至量化的方式，突破学理层面的反复论争，将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科学。
上述态势影响着众多学科的研究格局与研究实践，体育学自然也在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体育科学偏重于运用生物科学理论（主要是人体生理学、人体解剖学）和教育学理论来研究体育运动。前者属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后者虽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围，但视角过于狭窄和单一。把现代体育仅仅视为一种教育现象，已经落后于时代和体育运动的现实，无法深刻全面的对种种现象和相关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
随着体育运动与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体育科学积极的引入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理论，从过去仅仅从生物学、教育学研究体育，发展为运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体育运动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立体、综合研究，体育科学也发展成为多学科的知识体系。
第二节 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的流变历程
一、文化研究的引入是中国体育学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多种文化结构可以并存，并且是被社会行动者不均匀地进行社会性分配和重组的”。 体育的发展也要同社会大文化的发展相一致。
1. 体育理论研究关注体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如上文所说，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体育理论界突破了原有的“体育理论”（包括体育的目的、任务、制度、手段以及体育锻炼、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和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的组织和方法等）框架，把体育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社会语境中，拓宽了研究视域。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体育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凸显，与体育有关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个人的体育价值关系到全民健身是否有效实施。因而，体育越来越倾向于对体育与社会环境之间双向关系的研究，特别重视从文化学的视角探索体育与文化的关系，如体育道德、体育行为、体育风尚、体育精神、体育价值等。研究体育文化不仅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之一。
2.“文化热”潮流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伴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要求，思想文化领域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关于文化讨论的大热潮，当时即被称为“文化热”。许多类型的文化研究也随之伴生，兴盛一时，例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旅游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并不限于精英文化的范围，而是扩展到大众文化领域，“文化”一词也不再是少数精英学者们的专利。我国的体育文化研究便在这股热潮的具体体现之一。
3. 全球化趋势要求中国体育研究与世界体育研究的接轨
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对于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体育与文化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学者就取得了一定成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体育社科界开始重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积极组织、参与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如奥运会科学大会、国际体育社会委员会（ICSS） 等。目的是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扩大中国体育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影响，提高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国际科学论坛中的地位。
二、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的主要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文化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上升态势，其具体发展科分为三个阶段：
1. 引入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体育，引起了一些社会工作者和体育界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有识之士的极大兴趣。冯之浚、高尔泰、金大陆、郑也夫等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在体育报刊上撰文、在体育文化讨论会上发言，与同时期的体育界研究者程志理、解毅飞、郝勤、张争鸣等附和，推动了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兴起。
八十年代后期，一批经历过社会科学正规训练的中青年人进入体育界并逐步成为体育文化研究的主力，不断取得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一些体育期刊杂志也开办了体育文化研究专栏。除了江苏省的《体育与科学》杂志的“体育文化研究”栏目外，国家体委的《体育文史》、《体育论坛》杂志也是体育文化研究的主要阵地。此外，陕西省的《体育世界》杂志和北京市的《五环》杂志也一度重视体育的文化品味。
除了著作以外，举行体育文化研讨会也是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和宣传的主要方式。1996年成都体育学院成功地举办了一届全国体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期间有不少有关体育文化方面的学术论文或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讨论，或以墙报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在那之后的三年里，出现了一场小范围的体育文化研究热潮，相继在报刊上发表了100篇左右的有关体育文化研究的文章。
这一时期多数学者就“体育是不是文化”这一问题已达成共识，普遍的观点认为：体育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2. 萧条期
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受社会政治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人们对文化研究陷入“热潮”之后的“冷却”，体育文化研究也呈现出比较萧条的景象。多数体育科普杂志的兴趣从较注重文化品位转向宣传足球、篮球等比较容易吸引读者的内容。当初以全面宣传体育为办刊宗旨的刊物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体育文化宣传的责任心。
在有关体育文化研究的文章在报刊杂志中日趋减少时，“弘扬人类崇高体育精神、宣扬体育的文化价值”几乎成了一句空话。所幸的是在人们对体育文化的宣传失去激情后，一些有关体育文化研究的著作却横空出世。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关于体育文化研究的著作包括旷文楠主编的《中国武术文化概论》，胡小明主编的《体育人类学》，以及卢元镇主编的《体育的社会文化审视》等。这些专著已开始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审视体育学研究，其中体现了作者对体育文化内涵及外延的把握和对体育现象的哲学认识，但在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却一直存在重大的争议，并未达成共识。
3. 发展期
90年代后期，我国政府首次明确地将文化放在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进行宏观构架，重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生产力”的价值论断，中国又呈现出“文化研究热”的繁荣景象。
有关体育文化的研究内容相应增多，仅体育文化的定义就出现了数十余种提法，并已逐渐走到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对体育文化理论体系的研究初现端倪，一些体育文化研究的著作相继出现，如闻昊主编的《体育文化学概论》、易剑东主编的《体育文化学》、伍晓军主编的《体育文化学》。此外，体育文化的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展，对相关亚文化，如校园体育文化、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西比较体育文化等，研究规模颇为可观。
从以上三个时期的描述中，可以简单勾勒出体育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笔者对体育文化研究历史回溯的目的在于：在肯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握当前体育文化的研究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及时解决的可能，使研究主体对体育文化的发展具备更客观的前瞻。
近几年来，中国体育学界对体育文化研究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的确值得庆贺，但冷静思考之下，人们对体育文化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仍处于模糊阶段——究竟什么是体育文化？体育、体育文化及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当前中国学界关于体育文化这一议题的研究深入到那些具体的研究内容？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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