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

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话体传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典籍中载有多种形式的对话，《论语》实际就是用对话的形式写成，但是均主要讨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修身养性等等，只偶或涉及文艺。在后来漫长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也不曾出现类似西方柏拉图式的专用对话体写就文艺批评的《文艺对话录》。而当历史进行到20世纪末期，在中国，对话体批评忽由地平线上升起，并迅速蔓延开来，酿成一派蔚为壮观的景象。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与表征呢？
　　　　一
　　很显然，“对话”的诉求已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时代精神。如果说巴赫金、哈贝马斯的现代“交往对话”理论和托多洛夫“对话的批评”思想都是产生重要影响的驱动力，毋宁说它首先是发自于中国文学批评现实土壤上的实践。因为在以上诸人思想著作译介之前，对话体批评就以感性实践形式出现在新时期的批评中了。
　　就笔者视野范围，新时期最早的对话体批评大概要算吴亮的《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上海文学》1981年第12期）。在人们还未意识到对话体的意义时，吴亮是怎样想到用这一体例来阐述自己对艺术问题的看法的呢？“一九八一年初，我在一个朋友那里读到一篇题为《我看世界》的对话体短文，记得是发表在一份由某个文化馆办的刊物上。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机缘，想不到它居然刺激了我的思维。……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的思考一直无法明朗化，于是我就把它写进了‘对话’，把未能形成结论的思路呈现于外，为一种‘过程’的引力所诱惑，可能是我从那之后不断写对话的一个驱策——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只是意识到自己常被两种相反的声音缠绕着，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记录它们的彼此交谈而已。”（注：吴亮《答友人问》，《批评家》1986年第二卷第四期。）这是主体实践需要与悟性灵思碰撞下的选择，显示了批评者对批评内在要求的感悟与适应。
　　稍后成为吴亮等的同道者并凸现出对话体批评效力的，是1985年底随着“新方法论”、“主体性”等文学观念方法的大讨论与变革中出现的陈平原等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0期—1986年第3期）。此时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大大打开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对现代文化品格、现代思维方式、现代批评观念的追求。这篇对话体批评带有浓郁的“新”与“现代”的色彩，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话体以众多声音的差异、交流、互补构成一种合力的姿态，显示出了这一思想观念的长久酝酿与分量。反过来，这篇对话体也提高了对话体批评的地位和魅力。在此期间，不仅吴亮从1981年起陆续写的系列“对话”结集为《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而且出现了《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语文导报》1986年第11期）、《文学的与艺术的情思—李泽厚与刘再复的文学对话》（《人民日报》1988年4月12日）等，从而使对话体批评在理论批评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波，使更多从事文学研究、批评的人们越来越注意并重视这一种新鲜的有力的批评方式。
　　从此，对话体批评便以一种“新批评”之貌频频出现于报刊杂志流行起来。9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流行达到高潮。尤其1994年前后围绕“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几年，许多学者、专家参与了对话体批评，使一些富有思想深度和前瞻性的思考得以表达交流。诸如朱向前、陈骏涛《三种理论批评型态的交叉与互补》（《飞天》1992年第6期），蒋孔阳等《立足高标准，反对平庸》（《文论报》1993年1月2日），王光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谢冕等《理想的文学史框架》（《上海文学》1993年第8期），李陀等《漫谈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钟山》1996年第5期），王晓明等《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学史》（《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傅杰、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孙绍振、夏中义《从工具论到目的论》（《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6期），王光明等《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15年》（《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丁帆等《晚生代：“集体失明”的“性状态”与可疑性话语的寻证人》（《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王干等《“新状态文学”三人谈》（《文艺争鸣》1994年第3期），王蒙等《多元与沟通》（《北京文学》1996年第8期），钱谷融、殷国明《关于论（论“文学是人学”）》（《嘉应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等等。对话体批评在整个批评中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都是显著的。对此，杨扬在《90年代批评文选·序》中作了概括：“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形式的最大改变，就是由多人参与的对话体批评的流行，而且，对话成为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批评家文学思考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说，90年代那些较为重要的问题，那些有着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批评话题，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表现和传播开来的。诸如，后现代问题、女性批评问题、传媒与大众文化问题、市民社会和都市文学问题、新生代作家作品、晚生代作家作品及70年代生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等等，都可以看到不同群类批评家，以一种沙龙谈话的方式，最简洁、也最快速地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注：陈思和、杨扬编《90年代批评文选》第10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二
　　对话体批评何以在此时异峰凸起？
　　笔者曾就此与友人探讨，答曰社会转型期思想解放的必然产物。此言似有道理。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其转型、开放之程度并不亚于时下，为何鲜见对话体批评呢？看来一般原理并不能替代个别分析，每一种思想运动形式都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根据所规定。对话体批评的崛起，与特定时期批评的环境、需要、文体意识密切相关。
　　20世纪末期是一个在某些方面相似于“五四”时期而又在本质上相异的特殊时代，是一个由中国的百年现代进程实践与世界开放对话潮流所决定的全面、自觉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如果说在社会转型上，在外来思想、知识体系的引进上，在追求科学、民主和社会进步上，二者有许多共同点；但在社会性质上、历史进程上以及整个经济、政治、文化形态上则各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五四”时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处于“德先生”、“赛先生”现代启蒙阶级，民主与科学意识远未自觉，社会主要矛盾是民主革命与封建专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社会关系亦是对抗性的阶段斗争关系，因而整个语境是一种充满对立、斗争的激烈革命时代。由此决定了文学批评主体很难有平和的心态，不同观点、观念之间不是平等、讨论、沟通、共存的关系，往往是唯我独尊的批判、打倒的关系，所以，　《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便不可能以温和的讨论对话体形式推出，而是先由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出第一声呐喊，随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予以声援。在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为艺术”、“为人生”的观点之争中，亦缺乏平心静气的讨论、对话。在30年代“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中，更是唇枪舌剑、“匕首”“投枪”、有你无我。表面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但批评主体的潜意识仍是封建传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元论观念，竭力打败一方标立一方。相比于那个“打倒”与“革命”的时代，20世纪末期则是一个“走向交往

对话的时代”（注：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历经近百年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逐步实现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转型，社会主要矛盾转为发展生产力与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的非对抗性矛质，整个语境更为宽松、开放、自由。由此决定了文学批评主体平等交流的心态，无论对域外文学、民族传统文学还是新型文学，不同观点、观念之间形成了讨论、碰撞、理解、共存的关系，即所谓“众声喧哗”。正是这样一种时代文化语境为对话体批评的兴盛创造了可能。
　　文学批评活动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并非民主、开放时代就一定产生对话体批评。其实，20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的兴盛更直接地源起于现实批评实践的呼唤和批评自身现代性的内在要求。自从20世纪以降，在近代实证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想影响下，打破了传统的印象——体验——评点式批评的旧格局，文学批评走向了从大处着眼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归纳、综合概括地把握的运思方式，在批评文体上形成了重事实、重演绎、强调理性分析和逻辑结构的特征，并成为20世纪基本的和通行的批评形式。然而，这种文体在显示出先进性的同时却也构成对文学批评某些内在本性、要求的遮蔽，例如忽视文学批评的感觉体验性、灵思生发性、交流讨论性等等。固然，这一欠缺可以由其它文体形式补充，象随笔体、书信体等，然而随着文学批评日益归附于政治特别是被迫与极左政治、阴谋政治联姻，批评的个体体验性、交流讨论性也就实际上被扼杀，使论说体批评趋于一尊以至演化为极度的独语独断——不可讨论、不可质疑的权威性定论发布，如“文革”中梁效、池恒等的文艺评论文章即是典型例证。显然，这种专制独断与文学批评探索、讨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因而，当推翻和批判了极左政治、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当批评本体性和批评主体性被发现被确认、批评取得相对独立时，仅仅那种独语论说体就再也不能满足批评的需要。批评面对无数新老问题和不同主体角度的批评话语，迫切需要辨析，需要两种或更多声音的交流、交锋。于是，在1981-1982年前后，出现了大量的商榷性文章，诸如鲁枢元的《关于灵感的一点质疑——与庄某某同志商榷》（《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周来祥和栾贻信《也谈艺术的本质——与何新、涂途商榷》（《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2期），等等。这些文章已表现出批评走向平等对话的现代转型。我以为这便是对话体批评的现实生发基础和前奏。新时期文学变化之速、花样之多、更迭之频繁，当属建国以来所未见，来不及思考成熟，也不可能做出定论，而又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迅速的反应，这亦向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文学多范式多话语共生的现实迫切需要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热烈呼唤着相互理解和融合。而当代各种理论话语的成熟与发展也为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注：金元浦《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文艺报》1999年2月4日。）应对现实实践的需要，适应批评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就成为批评活动的一种合乎逻辑地发展的规定，构成对话体批评的直接机缘。
　　对话体批评的产生和流行，还在于批评主体思想形态的变化和文体意识的自觉与追求。否则，顶多延续“商榷”的路子，而不会出现对话体批评。但实际上，新的批评环境已经为其创造了可能的主体。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到90年代社会全面进入市场经济，从80年代初各种西方哲学文论的引进到90年代前后对复调对话理论的拥戴，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和西方现代观念的渗透，都在精神深处激发批评家们走句批评意识的觉醒与自觉。尤其新一代批评家，绝少历史的保守与惯性，更不安于现状，力图开拓创新。而对文学的多维、多层面的复杂形态，面对批评的多维、多声音缠绕，无论理解中的矛盾、困惑与焦虑，还是渴望交流或引起他人的关注与讨论，都使他们深感长期习用的独语论说体表达的不适，这就形成了他们突破单一形式寻找新形式的追求和兴趣，从而与对话体批评在20世纪末期的历史纬度上相遇。我们不妨看看他们自己的心路坦陈：“写对话的一个驱策……只是意识到自己常被两种相反的声音缠绕着，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记录它们的彼此交谈而已”（注：吴亮《答友人问》，《批评家》1986年第二卷第四期。）；“当我写下本文的标题时，一个声音——另一个自我的声音，便立刻冒出来找我辩难，……既然双重自我在互相辩难，那么，我‘照实录之’，作为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也许正是一种哲学的和艺术的宽容”（注：王玮《文学的“一”》，《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我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点，自然也存在差异，这就使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我相信，对话不仅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自己，也有助于了解目前批评界的动向和发展，为深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做出自己的努力”（注：《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发展的可能性》主持人陈美兰语，《上海文学》1994年第7期。）；“互相不一定达成什么共识，可以构成一种立交桥式的景观，既是对国际文化讨论的一个回应，又是对中国大陆本身的文化讨论的参与”（注：《重估“现代性”》主持人张颐武语，《黄河》1994年第4期。）。由此可见，众多批评主体对对话体批评的文体意识和策略运作，决定了对话体批评的翻旧出新和异峰凸起。
　　　　三
　　任何形而下的形式问题都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形式问题，其中必然与某种形而上的追求相关。新的批评形式是与新的批评意识、取向分不开的。透过对话体批评的流行，可以看到批评的一种新的精神向度。
　　这种批评的新的精神向度即是一种现代精神向度。对话体批评鲜明地体现了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诉求：独立与开放，自由与平等，多元与对话，理解与交往，真诚与坦率，等等。
　　传统文学批评往往具有依附的、一元的、封闭的、极端的等精神特性。黄曼君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总体发展上趋向狭隘、保守、泥古、僵化，从以道统文、以文载道，到近代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再到20世纪愈益严重的教条化、单一化（注：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逻辑进程》，《三峡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在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种种狭隘陈旧的批评向度：或者把批评看作个人孤立的独语活动，或者把批评看作唯我独尊的裁判，或者把批评当成批驳斗争的工具，或者把批评作为政治判断、判决。正是鉴于这一切，在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时代潮流下，文学理论批评反思自身局限，续接“五四”开创的现代化传统，开始重新走向现代独立、科学的批评活动。多年来一些学者不断强调文学批评的现代性，钱中文主张“新理性精神”，认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可以促使我们反思我们以往的思维方式，逐渐消除一百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具有极端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维，并在历史的整体性的观照中建立起健全的、开放的和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注：《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述评》，《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许多学者都倡导文学理论批评“自我主体与他我主体间的对话、交往和理解”，“在人与人之间、个人的思想与思想之间应有一种新型的平等交往的对话关系”（注：《“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这是一种超越传统批评意识的现代精神向度。新兴的对话体批评无疑以其外在的对话行为和直观的对话形式、对话内容，更直接、

更强烈地体现了这一精神向度。
　　首先，对话体批评以两种或两种以上声音话语的共存、论辩、探索，标示出一种独立与开放的现代学术追求。而这在很长时期的文学批评历史中是不存在也不可想象的。“独立”，意味着不依附于政治或别的什么而具有独立自主性；“开放”，意味着不孤立保守或封闭而具有包容性。正如巴赫金认为的那样，在社会中存在的人，总是处于和他人的相互关系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拥有者，也不存在任何垄断话语的特权者，自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便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生命存在：“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44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例如，由“朦胧诗”该不该有明确的主题的争辩到艺术的社会效能、艺术的多元化等问题的讨论，这在政治高压时期都属于禁区，但在思想解放之初的1981年，吴亮就以独立的文学学术立场对原有定论提出怀疑和思考，对思考中的亦此亦彼的两种声音抱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睿智地采用了对话体形式来表达，其学术意识是显在的：“承认双方共同的合理存在。存在是不可能被某种意见抹煞的，对此我深信不疑。……在对话的写作过程中，尤其是陷于双方的冲突里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有种快慰，发现世界真是十分的慈祥和宽容——因为它能容纳一切彼此矛盾的事物，包括人的种种不相同的认知。”（注：吴亮《答友人问》，《批评家》1986年第二卷第四期。）再如1985年陈平原等的对话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正像吴炫指出的：“这个文学研究观念是应学术界和文学界解放思想、突破政治对文学束缚的时代性要求而产生的，也是应‘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这一文化召唤而诞生的。”（注：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第323-324页，学林出版社2001年8月版。）这篇对话体批评不仅以独立于政治性现、当代分期之外的“二十世纪”整体文学观及全球化视野显示出独立与开放的学术追求，同时以对话的交谈、探讨形式显示了思想的敞开性和不孤立封闭的科学交流精神。1993年谢冕等《理想的文学史框架》提出了“当代文学”这一概念依附于政治而非基于文学的非科学性与重写文学史的问题，对此，有肯定支持的，有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怀疑的，有引伸展开思索的，都表明了批评者精神深处学术独立与开放的现代性取向。
　　其次，对话体批评以个体平等自由对话或相互独立的一个个小圈子的“众声喧哗”，鲜明地显现出多元化与民主化的现代理性精神。“民主”、“平等”、“自由”是自“五四”时就倡导的人文理想，“多元”与“对话”主要是当今时代的“新概念”。其实，它们彼此是互为前提与互动的关系，共同地与“专制”、“独尊”、“一元”、“自封”相对立，共同地反映着一个真实的丰富多彩的人化世界的要求。然而，这一要求的实际上能够实现，只有到了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才有可能，并且强烈地在对话体批评中表现出来。对话体批评的这一精神趋向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它的真正的理论自觉，无疑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和托多洛夫“对话的批评”等现代思想的影响、推动分不开。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中，如果仅仅这样就会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也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所以我们看到，从1986-1988年托、巴译著和思想传播开后，对话体批评骤增并流行起来。这实际上表明更多批评主体精神意识的一种现代转型和现代性追求，他们在通过对话体批评来实验和标举新的理念。例如，在《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中，便可感到由冲突、否定、争辩、协同、多主题、多角度等等融合为一种平等自由的气息扑面而来。与此松散的非限定主题的对话不同，90年代更多出现了主题明确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沙龙的对话，诸如武汉片陈美兰主持的、上海片王晓明主持的、北京片谢冕主持的及张颐武主持的对话等，均在二次以上，形成了不同的小圈子态势。这类对话显示出双重的多元、民主、对话效应，不仅是圈子内部个人与个人间的，同时也是圈子与圈子间不同理论主题话语的，创造出一种网络式的多元、民主、对话的局面。此外，还有各种类别的访谈对话、友人对话、报刊编辑组织的对话等，也都汇聚在这股潮流中。
　　再次，对话体批评以未完成性、未定论性和“把灵魂向对方敞开”的探讨交流性，超越了传统的“自我中心”和结论归一，突现出注重理解与交往的现代批评精神。“理解”即主体间的尊重、宽容和价值意义探求，“交往”即相互交流、沟通、互动。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之下，理解与交往已成为时代潮流，哈贝马斯的现代交往理性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界。批评家们愈益由传统的主体性理论转向主体间性理论，抛却孤立自在的研究，注重他者主体的发现，注重交往行为和在对话的互动状态中理解。而对话体批评便源于此种精神又凸现出此种精神。请看《当前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四人谈》中的主持人语：“近几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今天看来，需要认真反思、总结一下。当然，这个总结，不是马上就要得出一个谁是谁非的结论，有些问题，还需要长期、艰苦地探索和探讨，不可能马上得出结论。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请各位就这几年来创作和理论批评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一些反思，提出自己的看法，互相交换一下近期的思考所得，力求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更明确一些，更科学一些。”（注：董子竹等《当前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四人谈》，《长安》1987年第7期。）其中所表现出的非结论性的开放态度和对主体间交往、对话、理解的寻求是非常明确的。大多的对话体批评虽未如此说明或没有主持人语，但实际上的对话交往行为、对话内容以及对话结果则已体现出类似的追求。如王干等《“新状态文学”三人谈》，“新状态”口号不以逻辑论证的结论来提出，而是通过主体间的交谈、沟通、互动来表达，并欲“对它进行描述、评价和加以推动”，意味着通过小范围的交往与理解，寻求着更大范围的交往与理解。其实，对话体批评的价值意义与其说在追求直接对话者主体间的交往与理解，不如说更在于追求同隐含的对话主体（读者）间的交往与理解。如2001年王元化等《关于〈周海婴回忆录〉的对话》，实际是《周海婴回忆录》代序。以访谈对话的形式表达，有意营造一种亲切的、真诚地把想法裸露给读者的效果，形成了强烈的开放性、交流性、亲近性、他人参与性。吴洪森问：“先生，这几天有幸读到《周海婴回忆录》清样。我想知道周海婴为什么请你为他的回忆录写序呢？”王元化以平和的口吻道：“我只能告诉你一些我和鲁迅家人的来往情况……”（注：王元化、吴洪森《关于〈周海婴回忆录〉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这里，作为答者的“我”与问者的“你”的关系，显然暗示了与更多的“你”的关系，因而实际上也就不仅仅是俩人间的交往、理解，已经期待着众多“你”的加入和更广泛的交往、理解了。
　　此外，对话体批评还在其它诸多方面体现出现代精神的向度。比如看重个体生命体验和直觉感受，以运思过程性的全然展现，显现出批评者的心路历程和本真的思想体验状态；看重思维之间的碰撞和激活性，以感性口语与理性把握的融合，呈现出轻松、自由、洒脱的趣味风度；具有怀疑、反思的文化批判意识，以敏锐的嗅觉和大量新问题的及时

讨论，显现出现代人文理性和超前的思想意识；还有一种竞争、竞赛精神，以众多不同理论批评话语的纷争，显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开拓创新和学派林立。
　　对话体批评是在一种新的语境下将传统文体形式复活，并由于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使它迸发出生机。这是传统与现代打通的一次尝试，它丰富了批评形式，激发了批评活力，给20世纪末期的文坛带来了相当的冲击力，必然会因独特的意义作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留下自己的回声。当然，对话体批评毕竟只是整个文学批评的一个方面，其价值功能是有限的，而且有些对话体批评还存在浮躁、肤浅、滥用的问题。我们探讨、发掘对话体批评的意义，并不意味着排斥独语式论说体批评等其他文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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