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界关于对日使用原子弹原因的论争
内容提要: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影响了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因此美国史学界长期重视探讨使用原子弹的原因,形成了三派:正统主义派、现实主义派、修正主义派。本文论述了美国史学家的观点,并分析了使用原子弹决定的形成情况。关键词:原子弹;原因;美国;史学界;论争
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1000-5218(1999)-02-0114-0120
1945年8月6日8时15分,美国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放了一颗原子弹,杀死7万生灵。8月9日在长崎投放的另一颗原子弹,杀死35000人。由此美国成为在战争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使用原子弹的国家。关于美国为什么使用原子弹的问题,长期以来是美国史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到1970年,在美国形成了3个主要派别:正统主义派,现实主义派,修正主义派。直到现在,许多历史学家依然对这一课题感兴趣。本文将考察这3个学派的观点,探讨美国对日投放原子弹决定形成的过程,解释投放原子弹的主要原因。
正统派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决定的年代》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在“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一文中对投放原子弹的解释。“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结束战争。”1由此,正统派认为,投放原子弹无需派遣大量士兵进入日本本土,既可以加速结束战争,又可以大大减轻美军的伤亡。该派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山姆尔·伊利奥特·莫利森(SamuelEliotMorison)和一些政府官员,如前任国务院经济顾问赫伯特·费斯(HerbertFeis)。莫利森抨击现实派认为“日本已经接近战败,不用原子弹战争也将在1945年底结束”的观点。他认为没有原子弹,日本的投降将会拖后很久。因为当时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决定将战争坚持到底。因此,“鉴于日本拒绝投降的态度,投放原子弹成了关键的一步”2。费斯虽认为没有原子弹,没有苏联同日本宣战,战争也肯定在1945年底以前结束。但他认为,原子弹对结束战争虽不是必要的,但它的使用也是无可非议的。“使用原子弹摧毁日本的军事、人性、政治的理由都是可以被接受的。”3他说,美国的决策者相信投放原子弹“有可能挽救一万士兵的生命”,“所以主要的理由是军事方面的,没有更好的理由来阻止使用原子弹而使用别的武器。”4
现实派的主要观点是:投放原子弹是不必要的,因此是非人道和不明智的。代表人物汉森·鲍尔德维(HansonBaldwin)认为:“我们犯有双重罪。我们于日本已经在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但没有最后结果的时候投放了原子弹。我们要求无条件投降,然后投放原子弹和接受有条件投降。这种顺序是很明显的:如果波茨坦公告答应日本保留天皇,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也将投降。”“因此,我们使用原子弹,被烙上了野兽的烙印。”5
像现实派一样,修正派也认为原子弹是不必要的,因而使用它是非人道的和不明智的。但他们比现实派进一步,指出:决策者有关使用原子弹的主要目的是对付苏联。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戈·艾尔坡罗维兹(GarAlperovitz)。在他的名著《原子弹外交——广岛和波茨坦:使用原子弹和美苏抗衡》6中,直接挑战费斯的观点,在美国引发了一场更为广泛的学术争论。戈·艾尔坡罗维兹认为,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原因是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投放原子弹主要是为了吓唬苏联,而不是为了击败日本。其理由有以下几点:(1)罗斯福去世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已发生根本改变。杜鲁门很快抛弃了他前任的调和方针,而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来迫使苏联默认美国的东方和中欧计划。(2)杜鲁门的策略是“延迟摊牌”。直到在新墨西哥原子弹试制成功后,决定在日本使用,向苏联摊牌。(3)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后,杜鲁门和国务卿伯尔纳立即用核外交政策,迫使苏联削弱对欧洲的影响。(4)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导致了冷战。
艾尔坡罗维兹的书在美国史学界引起了比过去更大的关注。其原因有:(1)艾尔坡罗维兹挖掘出了更新、更详尽的资料,受到人们的重视;(2)当时美国的越南政策在国内引起不安;(3)美国史学界正兴起对冷战起源的研究。艾尔坡罗维兹对以前学派观点的修正激起了一大批学者的反对。冷战初期左派史学家加伯雷尔·卡尔考(GabrielKolko),认为使用原子弹既不是引起美苏不和谐的原因也不是个道德问题。7另一位史学家托马斯·哈蒙得(ThomasT.Hammond)宣称:“作者(艾尔坡罗维兹)的主要贡献是引起我们重视一个问题:1945年伯尔纳、史汀生、杜鲁门希望以拥有原子弹来增加与苏联谈判的砝码。但是,夸大原子弹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已经误导了不明真相的读者相信:1945年原子弹政策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8并认为作者“频繁引用断章取义的资料并不能支持他的观点。”9最尖锐的批评来自罗伯特·詹姆士·麦道克斯(RobertJamesMaddox),他在仔细校对了艾尔坡罗维兹书的脚注后发现,有许多注释是艾尔坡罗维兹自己创造的,他认为“这样的学术著作是经不起推敲的、是不严谨的”10。总之,修正派史学家认为,美国的决策者们在使用原子弹争夺世界权力的斗争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到7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开放了一些关键的资料,又有一些学者对艾尔坡罗维兹的观点提出了疑义。莱斯尔·罗斯(LisleA.Rose)和马丁·雪维(MartinJ.Sherwin)是反对艾尔坡罗维兹观点的代表人物。罗斯反对艾尔坡罗维兹为杜鲁门政府辩护,尽管罗斯依然承认杜鲁门政府是企图利用战后核武器的垄断,取得对苏外交的胜利,他指责广岛和长崎的毁灭性破坏是“卑鄙的行为”。11马丁·雪维虽认为艾尔坡罗维兹的观点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在《一个世界的毁灭》一书中,雪维强调,正确理解美国的核政策需要考察罗斯福和杜鲁门的行动。他认为使用原子弹的主要动机是尽快结束战争。他也同意艾尔坡罗维兹关于美国决策层把原子弹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来提高自己的外交地位的观点,但他认为这一政治目的次于结束战争的军事目的。12
到1995年,戈·艾尔坡罗维兹就相同课题又写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和一个美国神话的构筑》一书。基于他原来的观点,他进一步阐述日本已经接近投降,日本已受到苏联准备宣战的威胁,美国的军事将领艾森豪威尔等认为并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杜鲁门的大多数高级阁员敦促,明确日本天皇的地位将加速日本的投降。但杜鲁门执意听取国务卿伯尔纳的观点,确信原子弹是对付苏联的一个重要的外交工具。
显然,50多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论表明,为什么使用原子弹依然是历史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作出这一决定?为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考察这一决定形成的过程。
美国的核武器政策开始于罗斯福执政时期。1938年原子核的分裂在德国试验成功,罗斯福接受爱因斯坦的建议密切关注德国原子弹试制的情况。罗斯福惟恐在原子弹的试制方面德国走在美国前面。很明显,谁首先试制成功原子弹,谁就有利于控制战争的结局。因此,1941年10月,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两个月,罗斯福批准了曼哈顿工程研究项目,开始试制原子弹。罗斯福明白,原子弹在战争和外交中是十分重要的,它能加速结束战争的步伐,增
强美国的实力,影响战后的世界格局。在罗斯福的领导下,曼哈顿工程进展顺利。为了在关键时刻使用原子弹,罗斯福坚持保守美国正在试制原子弹的秘密。“这个秘密武器不仅针对我们迫在眉睫的敌人德国,而且针对我们潜在的敌人俄国。”13鉴于40年代早期的世界形势,罗斯福觉得同盟国之间的联合是建立在互相需要而不是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虽然罗斯福准备支持苏联抵御轴心国的侵略,希望与苏联结成比较永久的联盟;但是,他已估计到战后世界并非易于控制。换句话说,苏联不会轻易同意美国设计的战后世界格局的方案。因此,罗斯福与丘吉尔1944年9月在海德公园达成共识:核武器只是英美的秘密,在战争结束前不与苏联或其他国家分享这一秘密。14
到1945年春,欧洲战场的局势已经非常清楚。5月9日,德国投降。7月16日,原子弹在美国试验基地才爆炸成功。因此,原子弹还来不及在德国投降前试制成功并用在对德战争上。那么美国何时使用原子弹?罗斯福还没来得及作出决定就去世了。因此,决定美国何时、何地使用原子弹的任务就落到了杜鲁门的肩上。
1945年4月12日杜鲁门继任总统时,他还不清楚曼哈顿工程,只是朦朦胧胧意识到曼哈顿工程的存在。但他并不知道曼哈顿工程是试制原子弹的工程,直到1945年4月25日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了他一份美国二战期间耗资最大、最绝密的工程报告后,他才清楚了解美国正在试制杀伤力极强的原子弹。从此,他和他的顾问们,决定继承罗斯福的有关政策,在二战结束前对日投放原子弹,在此之前决不告知苏联。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杜鲁门作出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始于1945年4月25日”15。从此,美国高层领导人中出现了使用原子弹问题的争论。史汀生敦促杜鲁门成立一个委员会,“成为总统决定使用新式武器(原子弹)的顾问团”16。到5月3日,这个“临时委员会”成立。175天以后,德国投降。
德国投降引发了美国前线官员对日本投降的思索。海军部长詹姆士·福雷斯特尔(JamesV.Forrestal)询问,“我们希望在什么程度上击败日本?”18顾问们认为应当使用新式武器来结束战争,而部分科学家不愿意让自己的发明成为毁灭人类的武器。在5月31日和6月1日,美国上层的争论集中在是否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对日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得知这一争论时,不加任何评论。关于俄国的问题,用史汀生的话说,临时委员会已经同意:“对俄国或其他国家保密我们的工作(试制原子弹),直到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为止。”19杜鲁门表示,他将拖延波茨坦会议,“直到7月15日,目的在于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原子弹的试制。20
7月4日,史汀生第二次与杜鲁门商谈,史汀生建议总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向苏联暗示美国拥有“超级武器”。在新墨西哥沙漠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第2天即7月17日,杜鲁门立即赶到波茨坦,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秘密会谈。在会上,杜鲁门向斯大林暗示和眩耀,美国有了原子弹。斯大林装着若无其事;会后,他指示苏联加紧研究原子弹,以打破美国的核讹诈。7月20日,史汀生向总统宣读有关修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备忘录,把“无条件投降”改为“直到日本停止抵抗”。当两颗原子弹准备完毕,7月24日,杜鲁门下令,如果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将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他“命令美国空军只要天气允许,8月3日后投放原子弹。”21
事实上,美国决定使用原子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学术界正统派和修正派的观点要比现实派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分析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道义的因素,因为敌人是不讲道义的。正如杜鲁门所说:“在战争中,日本的残酷和野蛮已达到了我所不能相信的地步,既然他们是野兽,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22当日本侵入中国、偷袭珍珠港时,他们有没有考虑自己是否道德?战争期间,在非常时期,人们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23史汀生认为:“我们当然明白我们对这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所带来的后果所付的责任;罗斯福曾多次与我谈过有关原子弹的杀伤力。但我们是在战争中,我们必须这么做。因此,我们的共同目的是对付战争因而制造和使用原子弹。”24何况,日本并不愿意无条件投降。在收到《波茨坦公告》后,日本外相希望用沉默来代替官方的声明。但日本首相无可奈何地在7月28日表示:“日本内阁认为‘波茨坦宣言’仅仅是‘开罗宣言’的翻版,不值得政府注意。另外,日本飞机产量的增加,将给日本的胜利重新带来希望。”25显然,基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军队在绝望之前是不会投降的。由此,正统派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修正派观点的理由比较充足。我们可以从追溯美苏关系的历史,来理解其观点。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非常重视日益增长的苏联势力。在轴心国的共同威胁下,美苏建立了战时有限度的合作,并达成了战后适度合作的共识。但是,苏联政府坚持维护自己决定力量、安全、秘密和独立的权利,在没有涉及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在联合行动中,承担有限的义务。雅尔塔会议标志着美苏理解与合作的前景达到了顶点。在雅尔塔,罗斯福用牺牲中国来获取斯大林的承诺,苏军在德国投降后2至3个月出兵加入太平洋战争,条件是要事先签订确认这些利益的中苏协定。26在雅尔塔的时候,美国指望苏联进攻满洲,阻止日军撤回本土抵御美军的攻击。但到了4月,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军修正了他们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日军已失去制海能力,不存在撤回部队威胁美军的问题。所以,美国无须利用苏联结束战争。275月,国务院问史汀生,苏联尽早进入战争是否必要的,它将决定美国是否要遵守雅尔塔协定的远东部分条款。史汀生认为,苏联进入战争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理由,以他们自己的时间表行动,他们根本不考虑美国的行动。雅尔塔的让步在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军事力量的影响,苏联的援助是有用的,但不是必须的。如果美军进入日本,苏军的参战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将挽救许多美军士兵的生命。但是,如果使用原子弹,美军就无须进入日本,苏联的援助将是微不足道的。28结果,他建议等原子弹试制成功后再考虑苏联事务。在7月中旬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依然准备对日宣战。另外,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希望占领部分战败日本的领土,可能是北海道。但是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获悉美国原子弹已试制成功,苏联的参战变得没有必要了。杜鲁门决定在苏联红军产生影响之前使用原子弹结束战争,这将避免与苏联分占日本,增强美国与苏联谈判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砝码。
美国使用原子弹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美国人民雪耻的心理。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和太平洋其他地区,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基本上不同于反德、反意的战争——它是一场报复战争。”29美国人把他们的太平洋敌人看成是背信弃义和野蛮的疯子。战争期间的广告和宣传都把日本描述成非人的猴子、丑恶的啮齿动物、分泌毒液的昆虫。30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以后,杜鲁门在华盛顿向公众解释道:“我们已经使用原子弹反击那些偷袭我们珍珠港的敌人,反击那些违背国际公约的敌人。”31两天以后,杜鲁门又说,“当你不得不对付一只野兽时,你不得不像一只野兽一样对付它。这是最遗憾的,但是真实的。”32在美国,大多数人对原子弹在日本爆炸欢欣鼓舞。
许多人甚至遗憾,为什么只有两颗原子弹用于摧毁日本。在1945年夏末秋初的民意测验中,大多数(约85%)的美国人对向日本投放原子弹表示认可。在9月份的民意测验中,只有4%的美国人认为不应该使用原子弹,27%的人认为应该在日本的无人地区投放,43%的人赞成用一颗原子弹就可以了,另外24%认为应该“扫平日本”。在10月份的民意测验中,所提的问题略微不同,但赞成投放原子弹的人更多。23%的人认为,在日本有机会投降之前,应该投放更多的原子弹。33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强国,世界强国居然遭到小日本的偷袭,这种为珍珠港报仇的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美国有一种独占日本的强烈愿望,有一种企图把日本变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基地的愿望。与其他任何敌手相比较,美国在太平洋利益的安全,依赖于制海权;而制海权又依赖于水和煤的供应基地和海军基地。为了提供这样的保障,有两件事必不可少:港口和基地,必要的补给站和机械设施。在亚洲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符合美国的这种要求,即中国和日本。但当时中国还不是美国的敌手,而日本却已经是了。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把日本看成是一个好邻居,一个亚洲民主议会政府最好的希望。随着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地区,即满洲,美日关系开始恶化。从那时起,美国逐渐增长对日本侵略扩张的怀疑和敌视。日本20世纪扩张,根植于“贫穷和傲慢”。34
因此,毫不奇怪,日本寻求一种典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方式,向外侵略扩张,刺激经济的繁荣。然而,日本的扩张影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例如,中国长期被美国看成是美国潜在的经济基地。虽然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时间不长,在30年代,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只占美国全部对外贸易的4%,但美国商人和公众认为,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巨
大的潜在市场。在现代交通条件下,美国人通过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夏威夷等越来越接近日本。从马尼拉到旧金山只有从马尼拉到长崎的3倍;从关岛到美国只有从关岛到日本的2.5倍。从火奴鲁鲁到旧金山只有2089海里,到日本的横滨是3445海里。这些地方都已是美国的重要基地。从19世纪末以后,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使美国在亚太地区获得了更多利益。随着日本的发展,美国不得不考虑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太平洋的利益。因此,早在1900年后,美国海军已经秘密制订攻击日本的战略。35因此在二战期间,美国决定投放原子弹摧毁日本是合乎自己的一贯政策的。美国领导人绝对相信“原子弹可以使美国以美国的方式结束战争”36。美国希望独占日本,不愿与苏联分占日本。使用原子弹将震惊日本政府,迫使其迅速投降,然后占领日本。战后,美国果然如愿以偿。日本完全由美国控制,暂时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基地,增强了美国对抗苏联的势力。美国实现了“美国第一”的梦想。
最后,如果美国不使用原子弹,美国的政治家们将无法向人民交代试制原子弹所耗费的巨额资金。曼哈顿工程建立了庞大的工业设施来进行核分裂的试验,聚集了大批尖端科技人才,花费了比任何工程都多的人力、物力。在1944年原子弹试制的高潮时期,曼哈顿工程雇佣人数达12.9万人。37美国耗巨资试制原子弹,以40年代的水平为价值20亿美元,以90年代的水平价值近50亿美元。负责曼哈顿工程的少将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Groves)以及这项工程的其他负责人都论证,所花的钱不应该被浪费。在1945年春,美国加速了核分裂物质的生产,因为格罗夫斯害怕战争将在原子弹试制成功前结束。38
综上所述,美国决定向日本投放原子弹至少有5个方面的原因:尽快结束战争,减少美军伤亡;胁迫苏联;为珍珠港雪耻;摧毁日本,使其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地;不浪费已花费的人力财力。毕竟,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是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事件之一,弄清楚为什么投放原子弹的问题,有助于剖析美国的对外政策。
注释
124亨利·史汀生:《使用原子弹的决定》《Harper's杂志》第197卷,1947年2月,第97-107、98页。
225山姆尔·伊利奥顿·莫利森:“日本为什么投降”(SamuelEliotMorison,“WhyJapanSurrendered”),《大西洋月刊》1960年第10期,第47、44页。
3,4赫伯特·费斯:《征服日本——原子弹和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新泽西,1961年,第185、186页。
5汉森引自巴顿·伯斯坦主编:《原子弹》,波斯顿,1976年,第35页。
6戈·艾尔坡罗维兹:《原子弹外交——广岛和波茨坦:使用原子弹和美苏抗衡,纽约,1956年。
7加伯雷尔·卡尔考:《战争政策:美国的外交政策,1943-1945》纽约,1968年版。
8,9托马斯·哈蒙得:“再谈核外交”《轨迹》1976年冬,第1427、1428页。
10罗伯特·詹姆士·麦道克斯:“核外交:对创造性著作的研究”(RobertJamesMaddox,“AtomicDiplomacy:AStudyinCreative
Writing”),《美国史》,纽约,1973年第3期,第934页。
11莱斯尔·罗斯:《可疑的胜利:美国与二次大战的结束》俄亥俄,1973年版。
12马丁·雪维:《一个世界的毁灭》纽约,1975年版。
13莱斯列·格鲁夫斯:《现在我们知道:曼哈顿工程的故事》纽约,1962年版,第141页。
14里查德·黑乌莱特、奥斯卡·安德森:《美国核能史》第一册,“新世界,1939-1946”
宾夕法尼亚大学,1962年版,第326-327页。
15莱斯尔·罗斯:《可疑的胜利》,第146页。
16,21,36杜鲁门:《回忆录》,第104-105、420、87页。
17亨利·史汀生:《史汀生日记1909-1945》,5月2、3日,俄亥俄,1945年版。
18华特·密力斯主编:《福雷斯特尔日记》纽约,1951年版,第52页。
19,20史汀生:《史汀生日记1909-1945》,1945年,6月6日。
22杜鲁门于1945年8月9日的公开声明:《总统的公开声明:杜鲁门1945》,华盛顿D.C.1961年版,第197页。
2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0页。
26美国海军部:《外交史》,雅尔塔分册,华盛顿,1961年版,第369-379页。
27美国海军部:《苏联进入反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军事计划1941-1945》,华盛顿,1955年版,第43页。
28史汀生:《史汀生日记1909-1945》,1945年5月15日。
29,37,38菲利浦·诺别尔主编:《评判——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纽约,1995年,第130、27、29页。
30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画报月刊》1945年3月。
31,32杜鲁门1945年8月9日
广播讲话,《总统报告:杜鲁门1945》,华盛顿,1961年,第212、131页。
33乔治·盖洛普主编:《盖洛普民意测验》纽约,1972年版,第1册,第531-532页。
34赫伯特·费斯:《珍珠港之路》普林斯顿大学,1950年版,第1页。
35托马斯·艾伦、诺曼·伯尔曼:《垮台的代码,进攻日本的秘密计划和杜鲁门为什么投放原子弹》(纽约,1995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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