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主义精神”

新“资本主义精神”

政治上，法国在政府层面上正沿着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的方向发生着转变。若斯潘政权加快了私有化的步伐（廉价出售的公共财产超出了朱佩政府名义下的财产），控制并削减了社会开支。而在英国，充满恶意的内部争端使得右翼党派陷入瘫痪，因此官方政治舞台上缺少有效的反对派。但是，理智的新自由主义统治力度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虚弱。公开拥护惟一思想的现象如今已经变得愈加少见。不满和急躁而且令人费解的愤怒成为一种普遍观念，该观念在一系列出版物中得到了表述，因此这些出版物大有市场。出版商们非常惊讶地发现那些公开谴责自由市场、全球化、劳动力弹性、贫穷和不平等的书籍十分抢手。　

    迄今为止，由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夏佩罗（Eve Chiapello）编著的《新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出现是世纪之交最重要的一件事。这部巨著是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结合－－一次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分析，一次社会历史的叙述，一篇政治经济学的评论，以及一项已经得以实施的大胆倡议。作为两个经验丰富的集会发动者，吕克·博尔坦斯基和夏娃·夏佩罗引导读者对过去的30年进行了一次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旅行。每次，在有人担心他们可能会因其一个粗略的概括或草率的简述而偏离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们都熟练地以一个机敏的限定或一种全新层次的概念化扭转了车轮。这本书被普遍认为将成为经典之作。　

    博尔坦斯基－－与布迪厄处在同一时期并曾经与之共过事－－是一位社会学家，他第一次为大众所瞩目是因为他与洛朗·泰弗诺（LaurentThévenot）合作出版了《论正义》一书，该书非常细致而且有时深奥地研究了人们把对正义概念天生不同的理解引入到他们同社会关系和对象世界的际遇中。夏佩罗是一所商业学校的一位年轻讲师，他的第一本书讲的是艺术家和经理之间的关系。一位颇有建树的社会学家和一位年轻的管理学家并没有明显地联合起来强烈地批评当代资本主义。而这却正是《新资本主义精神》所要传递的思想。　

    该书一开始就力陈愤慨和困惑。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恶毒形式（他们称之为“联系主义者”或“网络”变量）已经顺利而且毫无察觉地设法将自己安插到了法国内部，比从前更加灾难性地影响着公共生活结构，既没有受到预期的批判性关注，又没有受到反对派力量有组织的抵制，这些反对派以前是如此的精力充沛，而现在却成为毫不相干的人或者变成了啦啦队。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命运的安排，当时正赶上1968年5、6月间大规模反对戴高乐主义政体的运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存在着导致愤怒的四个可能因素：1要求自由；2排斥虚假；3拒绝利己主义；4饱受煎熬的结果。在19世纪晚期玩世不恭的社会环境中能找到其中前两个因素的经典表述：他们称之为“艺术批判”。而后两个因素则通过传统的劳工运动集中地表现出来，被称为“社会批判”。　

    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这两种批判的形式从一开始就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通过一系列方式既联系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又互相关联着，其方式包括从联合到对抗。在法国，1968年事件和其后果导致了两种批判的联合，诸如巴黎的学生们发动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罢课。这次对资本主义秩序挑战的力度非常强大，以至于资本主义秩序起初不得不对社会的要求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同意提高薪水并改善工作环境。但渐渐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和艺术批判开始分裂。社会批判随着法国共产主义的演变和衰落逐渐变得虚弱，而且法国雇主们在企业没有恢复秩序或急剧下滑的生产水平没有回升的前提下越来越不愿意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另一方面，在CFDT（原来的天主教交易协会联盟）中自由论者和激进左翼团体所提倡的艺术批判却随着“自治潮流”变得异常活跃。为了反对官僚作风、资产阶级伪善和消费者遵从论，他们大力鼓吹富于表现的创造力、易变的身份、自治和自我发展等价值观。　

    但资本主义常常依赖对现状的批判来提醒自己注意其当前的形式在任意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隐患，并且在其内部发掘用以压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提高收益水平的治病良药。公司开始重新组织生产过程和工资合同，他们准备利用即使是最不适宜的周边环境。灵活的劳工制度、转包合同、团队工作、多任务和多技能、“平面”管理－－所有这些都是所谓“倾斜资本主义”或“后福特主义”的特征－－就是其结果。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这些基本变化并不是简单地对企业内部权力和经济内部收益率出现危机的反应，尽管它们也确实是一些反应。它们也反应了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艺术批判过程中所暗含的需要，以非常适合积累的方式将这些需要结合在一起，并消除了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威胁。　

    在韦伯主义方式中，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受“正式通过和平方式对资本无限积累的需求”驱动的一种制度，从根本上讲，这是荒谬而且无从区别是非的。物质的动因和高压政治都不足以调动使该制度运作起来所必需的大量人民－－他们大多几乎没有机会获取利润，而且大多只负有很低层次的责任。所需要的是能将个人通过参与而获得的利益与某种共同利益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理由。传统的政治信仰－－在这种秩序下获得物质上的进步、它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的效能、在自由市场与自由民主之间的亲和力－－引用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的话说就是太普通太固定了，无法激发真正的忠诚和参与。相反，所需要的是真正能够包含集体层面－－与某种正义概念或共同利益相一致－－和个体层面的动因。为了能真正理解这种制度，正如管理者们不能不做的那样，必须满足两种潜在对立的渴望：对自治的渴望（那就是令人鼓舞的对于实现自我和自由的全新前景）和对保障的渴望（那就是所获利益持久性和世代相传性）。　

    “新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标题就是暗指韦伯对于新教徒伦理最高境界的研究。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第一种成型于19世纪。它的主要代表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资产阶级企业家，拥有冒险、做投机生意和革新能力的工厂主。然而在世界大战时期，人们觉得这种形式的“精神”变得比较过时。于是，在1930到1960年期间，出现了一个新代表－－大型、中央集权、官僚化公司中英雄式的领导者。年轻计划者的梦想开始是要通过长期的计划和理性的组织并结合着自我实现和保障来改变世界，比如策划通过一种计划好的事业结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而1968年的危机对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给予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这种形式的“精神”受到怀疑的理由就是，陈旧而且独裁主义的幻想越来越不适用于现实（不再是一种稳定事业或个人前程等等的一个有力保障）。为了动员充足的人力资源以确保其继续存在并扩张下去，这种制度现在需要第三种“精神”。　

    感召力、想

像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成为新领导者的理想特点－－像比尔·盖茨（是西雅图抗议者愤怒的主要目标）这样穿着普通而且冷峻的资本家，他们拒绝用官僚权威人士的正式服饰来包装自己。因为在“自由化的公司”里，控制已经内在化在每个雇员身上，这些雇员“分享其领导者的梦想”，而在顾客身上外在化（“客户就是上帝”）并且成为竞争的压力。质量控制和设备维护的一体化任务提高了个人的经验和自治，并且克服了泰勒式设计和执行的分离。“信任”成为实质上没有老板的世界的普通润滑剂，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能通过参与正在进行的“项目”来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并且有机会使他们自己的美梦成真。　

    新管理学作者部分地接受了这种乌托邦式幻想的最后阶段，他们注意到这种新劳动力团体的自由来源于牺牲保障意识，资本主义第二种精神更加固定的职业道路提供了这种保障。作为一部分补偿，他们勾画了一种参与连续项目的生活方式，这以一种“个人资本”的形式继续提高了一个人的“受雇能力”。资本主义新精神的脆弱性在这里得以展示，比如这本书提到它过于强调了荣誉问题－－正直、真挚、忠诚等等：通过欺骗和机会主义展示了个人化。　

    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继续展示了这种新兴制度中新道德框架的一种模式，它的理想形象是一种游牧式的“网络延伸者”，这种延伸轻而易变，包容了差异和矛盾心理，使人们的愿望现实化，不拘礼仪而且友善，与财产没有固定的关系－－因为租用和并非绝对的所有权代表着未来。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与60年代末期自由和传奇式的趋势联系在了一起。　

    70年代末，在《新哲学家》发表激烈的长篇演说反对共产主义时，一种悄然无声的反革命正在进行，慢慢地改变着一线工人力量的平衡。这是企业形态转变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1981年社会主义者的胜利反过来加速了该进程，如1982年到1983年的奥鲁克斯（Auroux）法案，本以为把工资的讨价还价移至车间一级会加强工会的力量，实际上却帮助雇主们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而行政管理学的经济学家们则加强了竞争的通货紧缩，过去“五月运动”的思想精英都成为了商业顾问。正如其他左翼人士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不足为信一样，过去的激进分子将“艺术批判”所保留的东西硬是用来帮助雇主们进行各种创新－－自然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名义，但因此也是反资本主义的。　

    然而，在那样一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并不能占据批判的全部空间。正当阶级这个词从大量话语中消失时，社会排斥这个主题作为一种相对中性的概念代替了它。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描述了人道主义者的冲动导致新社会运动的轨迹，这些新社会运动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不温不火的”复苏，比如，近年来普通百姓的协调配合使罢工增加；无产者的运动－－那些“没有”现代生活必需品、没有家也没有工作的人的运动；或者自治的SUD联盟。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对当时时代的忠实反映。它们没有再现工人运动的传统结构或实践，而是表现出一种与资本主义网络形式“形态上的相似性”：弹性、对特定项目的关注、围绕特定行动进行的及时评论、构成的异质性以及对成员的数量和形式漠不关心等等。　

    那么，这本书得出的政治结论是什么呢？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排斥”这个词太脆弱，以至于无法提供一种抵制这种体制的持续基础。相反，所需要的是一种适合于联系主义者（connexionist）观念的剥削新概念，作为攫取剩余价值的新形式，这种新概念将一个行为者的流动性与另外一个人的固定性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结果是剥削关系的激增：“金融市场与国家相对立；金融市场与公司相对立；跨国公司与国家相对立；大型订单供应商与小型转包商相对立；世界专家与企业相对立；企业与临时雇员相对立；消费者与企业相对立。”正是沿着这些交织成网状的路线，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即将复兴。艺术批判也不应该屈从于当今社会与根深蒂固的秩序的联系。不断上升的失范性自杀率与萧条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局限性的象征。可靠性（authenticity）观念经常被（布迪厄、德里达或德勒兹等思想家）贬低为一种价值观，但是，这个观念能够而且也应该被市场从商品化中解放出来，而没有回复到保守主义。新资本主义精神需要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组合，它能够将对团结和正义的要求与那些对自由和可靠性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新精神”本身就是对其主要资料的某种潜在促进。管理方面的书籍所使用的管理样本相对来说较少，而且没有将本地的和翻译过来的著作进行区分，也没有讨论相对的销售量或突破情况。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文献给法国整个社会带来的总体影响，没有提出任何强有力的证据。我们可以认为，它可能会对经理人员产生强有力的影响，然而，我们却不会认为，工人－－甚至是在那些“亏损”的新企业中的工人－－真正接受了这种精神。《新资本主义精神》缺乏任何可以比较的尺度，这也是事实。毕竟，解除金融管制、生产的弹性化以及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都不是局限在法国。　

    实际上，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根本没有注意到英语国家人士（Anglophone）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既然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主要结构变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必定怀疑他们是不是高估了“五月运动”及其余波在他们的因果解释中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在法国的出现在一些重要方面显然是过多地取决于地域的特征。但是，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依然有贬低体制压力的嫌疑，而过于重视国家和混合变量。知道90年代中期以来的管理书籍（它们的样本主要来自1989年至1994年）是否继续影响到相同的“批判性”解释或者知道全球积累的压力是否已经导致越来越直接的攻击性和好战的比喻将是非常有趣的。　

    从理论上讲，博尔坦斯基与泰弗诺以前的合著由于恰当地拒绝了布迪厄学派代表的对意识形态的揭露和谴责的毫无想像力的修辞，适当地考虑了行动者本身的信念和判断力，而不是把它们归入错误意识范畴，所以有时候受到人们的欢迎。由于受到最好的共产主义者哲学家－－沃尔泽和泰勒－－以及受到“深入人心”的微观经济学的支持，这将成为一种能够将正义的利益和市场的逻辑调和起来的新社会学。很明显，与《论正义》相比较，《新资本主义精神》是一部更激进的著作。但是，这本书所使用的许多理论工具仍然是前者的继续，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令人满意的联接。然而，它们共有的是作为不同逻辑和规范之间达成妥协的地方，并因此成为社会压力和规范之间达成妥协的地方的国家概念。正是这个概念使得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可以那么集中地关注企业层次的微观变位，深层次探究传统的社团主义者安排和福利制度，并因此而可以认为司法改革的一揽子方案是消除网络资本主义无限制发展的一剂良药。他们认为，那种改革的主体和参与者可能包括高层官僚、经理人员甚至开明的资

本家。很明显，这就是抛弃现实主义意识的任何实用主义的局限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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