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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乌托邦的地球村——文化全球化反思
摘 要:文化的全球化问题始终伴随着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的矛盾,对人们的有关认识加以反思,说明了均质化的文化全球化是个文化乌托邦的地球村,是世界文化的灾难。沟通和对话,和而不同才应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事实证明,无论是被列为文化均质化例证的大众文化,还是文化民族性的坚固“堡垒”语言,都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两方面此长彼进。
关键词:民族性; 全球化; 均质化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化已成为无法避免的话题,甚至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以至于“反对全球化就像抱怨糟糕的天气一样没有意义”[1]。当身处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时,人们发现文化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域,于是,文化全球化成了全球化研究的新热点。全球化本身尚是一个有待于实现其自身的指涉物,因此,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文化全球化就显得尤为关键,以跨文化的视界即站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进行交流和对话的立场上理解其发展趋势,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就必然是探讨文化全球化无法回避的问题。民族文化的当代代表——大众文化全球化趋势相对明显,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固“堡垒”语言来说,保持其民族性和世界语种的多样化、丰富性才是发展方向。虽然,世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均质化具体地说就是美国化的威胁,甚至一些民族文化因被霸权文化排斥、挤压而边缘化,但解决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的矛盾不应是前者屈从于后者的全球文化均质化,这种均质化的全球化前景是文化乌托邦的地球村,是人类文明的灾难。对此加以反思是为了不同传统的文化间更好地交流对话,以形成共同繁荣的全球文化。
一
在不很遥远的将来,民族国家是否会在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观念的冲击下消亡?这是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矛盾首先要解决的前提。如果世界能够“化”为没有民族之分的所谓全球性社会,那么,民族性与全球化的矛盾也就无从谈起。实际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和国家不仅不会消亡和受到削弱,相反还可能得到强化。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界限,各种全球性组织也越来越在国际事务甚至各国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族国家仍不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全球化的确造成了对民族国家的冲击,传统的民族国家概念可能需要加以修正,但就世界范围而言,民族国家的观念和意识仍占主导地位,国家主权观念仍广泛存在,这一点可以从冷战后世界冲突主要是民族的、种族的和宗教的冲突方面就可见一斑。“9•11事件”带给世界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可以看作是以极端暴力的恐怖形式将不同信仰民族间的对抗性矛盾展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尽管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经济组织要求民族国家让渡部分治权,但在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观念指导下,治权的出让必须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范围内。所以,民族国家的存在仍有其现实需要,民族国家的职能也不可能被全球性组织所取代。同时,由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民族国家的安全产生冲突,所以,政府管理的地位反而更加突出,从而给民族国家的政府提出了不断完善和强化管理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仍有建设自己民族文化的强烈诉求。国际间不仅继续存在着领土主权争端,而且没有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甘愿在文化上居于边缘地位,都在努力争取道德、宗教等文化方面的发展和权利,争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均质化论者以文化总是从强势一方流向弱势一方为由,抹杀弱势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发展从来都是不同文化之间冲突交融的结果,凡是缺乏与外界交流的文化最终都变成了僵死的文化。信息沟通远不及今天的古代是如此,被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紧密联系的今天更是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所以,文化的纯洁性是相对的,而开放和交流才是绝对的。认为开放和交流必然破坏民族文化的纯洁性是以全球化压制、排挤民族性的一种表述方式,不符合文化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强调开放和交流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不是说可以盲目乐观地看待文化的全球化问题;相反,要有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忧患意识,并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新的挑战。古代外来文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冲突融合后,与中国已有的儒家思想和道教理论相协调后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禅宗,改变了印度佛教不事父母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内容,中国的佛教已与其源头相差甚远,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如今谁也不能说中国的佛教与印度教是“一体”。
对大众文化等出现明显均质化倾向的文化也要有这种历史的眼光。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学习了西方很多东西,但细究起来并非就是西方文化工业的翻版,往往是用写着洋文的中国瓶子里装些老白干,流行的元素会加上一些,本质不会发生变化,还是地道的中国特色;否则,难以让水平参差不齐的受众接受。大众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我们的开放就是要向西方学习,但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我们成为“克隆”的西方去迎合全球化的实现,而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发展。
就全球化的大众文化,目前的确存在着基本上由处于强势的美国流向其他民族的文化市场,侵蚀和排挤着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的倾向。全球文化及其产品也伴随着中国加入WTO的进程更加堂而皇之地大量地成为中国人文化消费的对象,人们往往先验地把这一现象等同于文化全球化,并将之视为均质的文化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和证据。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中国只能无条件地接受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打破文化壁垒也不就意味着文化全球化。文化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但是,市场不可能真的成为评判文化价值的唯一或最主要的标准,民族国家更不可能把本民族文化的生杀大权交给国际市场,民族电影如此,传统节日亦然。
作为我国本土文化一部分的民族电影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因此,在2001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人们开始讨论中国电影的整体命运,以“中国电影:传统文化与全球化趋势”为主题的电影论坛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面临并准备应对强势文化挑战的一个缩影。还有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可能性是,同样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冲击,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的艺术电影仍然拥有自己的观众,韩国电影在世界上树立了大韩民族的形象,其他如日本、伊朗等国的电影也有不俗的表现。即使中国大陆在每年进口10部外国“大片”的同时,中国电影人也在不懈地努力着,许多影片的票房收入并不逊色,有些甚至超过进口“大片”。在对好莱坞影片产生的新奇感过去后,国产电影在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文化传统、民族认同等方面有着更大的优势,更易与中国观众沟通,只要电影真的可圈可点,都会获得观众的认可。
再看民族传统节日,其意义正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但民族节日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气息依旧如故。虽然越来
越多的中国人过上了圣诞节、情人节等,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商家为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促销而进行宣传炒作的结果,而不全是人们有意识的文化选择,即便如此,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中国的传统节日更重要。就是那些喜欢过洋节的年轻人,也多半是新奇心理在起作用。但是,在相同的时间与西方人一起过各种洋节的同时,由于与中国的传统节日带有浓重的农业社会印记不同,西方的节日往往与宗教有关,故很少会有中国人了解其中的文化蕴义,洋节只是让爱玩的年轻人多了一个玩的借口,因此,这些节日也必将带上中国特色的烙印。另外,中国人选择的最受欢迎的洋节大多是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最易亲近的那些节日,人们最关注的还是亲情和友情,在文化意味上与我国节日强调团圆的传统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人类所共有的相通的情感融入了文化中,并以节日的形式表现出来,才会引起不同民族的共鸣。所以,与其说过洋节是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不如说是对人类共同情感体验的追求和向往,而这一共同的体验是通过文化交流实现的。
均质的文化全球化鼓吹者常常无视一些事实,那些早已全面融入西方社会的海外华人,包括已有数代旅居国外的华人,他们既过西方传统的圣诞节,也过中国传统的春节,既讲究个性发展,又崇尚孝悌,有着浓厚的光宗耀祖的思想。就是在“西化”远盛于中国大陆的香港、台湾,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传统文化活动在民间仍有众多的继承和发扬者。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一般只关注其经济方面的经验,而忽视文化的历史的因素。
21世纪伊始,中国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喜事,不仅使国人重拾“唐装”、“中国结”等传统文化艺术,而且它们作为中国文化的承载者也走向了世界。“唐装”、“中国结”等固然也起到了一些凝聚民族情感的作用,但还应看到,当现代人已经快把从孔孟、老庄,到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的传统都淡忘了的时候,当人们越来越不喜欢深究精神建构性的东西,而是喜欢当下的体验的时候,无论中国人能否了解或接受西方的文化理念,大量来自西方的消费性文化都会对中国年轻一代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后盾的文化消费的全球化对民族文化最大的冲击。那么,我们是否只有被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大面积同化或者侵蚀的一种前途呢?美国人可能会有“我就是世界”的逻辑,如美国迪斯尼公司总裁就认为美国文化代表了全球文化发展的方向,而且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也往往与美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趋同,“全球化不但没有促进多样化,反而促进了一种按照越来越相同的模式运行的‘麦当劳’经济,显而易见,消费、信息和通讯产品都统一化了,而且按照同样的市场、广告逻辑进行生产和销售。”[2]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美国就是世界”的逻辑相应和。
其实,人们在生活中会发现,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促进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同时,许多国外的东西也开始具有了中国特色。这不但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成功的本土化经营策略,更反映了文化的全球化也需要考虑文化的民族性问题,而不是以全球化替代、抹平民族性。如果说已经有均质化的全球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全球化至多只是一部分文化产业的全球化。
二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它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和人们精神生活的无形基础,与民族文化同呼吸共命运。语言对人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工具性,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它对认识人类思想具有重要价值,每个语种都包含认知和理解人类思想文化的独特信息和功能,因而语言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个民族心理和思维层面的表征,语言虽然也发生着流变,但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对于那些有意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民族来说,民族语言大规模地被其他语言改造或完全取代几乎是不可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自2000年起,将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倡议指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财产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3]
每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产生都是漫长的历史积淀的结果,都包含着其他语言和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独特的体验、智慧和信息,都是组成世界文化宝库的一种文化基因和一种文化资源,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构成了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和多样性。然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公布的《世界濒临消失的语种版图》报告,全世界在联合国登记的6000多种语言中,有一半左右面临消失的危险。英国有一大学研究报告称到2050年,全球90%的语言将消失。人类已经受到破坏自然环境平衡和生物物种多样性的惩罚,并开始意识到关注和保护濒临灭绝的生物物种对人类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对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实际上,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地球不仅需要保护自然生态,保持生物物种有足够的多样性,作为地球上有高级智慧的人类,更需要保护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生态,以保证人类文化、智慧的多样性;否则,人类将不得不接受语言单一、文化单一所带来的文化资源减少和文化生态被破坏的恶果,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绝不亚于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更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
尽管美国英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普通话”和统治全世界的“语言帝国”,据统计,当今世界上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0%的电子邮件用英语传递,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 85%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但是,英语不可能真正征服全世界。“英语的全球化将导致一个我们也许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就是我们这些只会说英语的人,并不能流利地与任何地方同样也说英语的任何人交谈。”“英语的全球化将使语言简单化,割裂其语法并且使之失去光彩。”因此,“英语帝国”实际上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尴尬:“一方面‘英语的全球化’迫使小语种退化并且最终消失,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英语’,又导致英语发生变异并且失去了光彩。”[4]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美国人听不懂的“方言英语”。英语的这种尴尬境地说明,以一种语言取代其他语言而一统天下,实际上是这种语言的灾难,也是全球文化的灾难。
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也是一部普及一种通用语言的历史。我国自古幅员辽阔,语言千差万别,广泛地存在着方言分歧和多种民族语言,但同时也有方便交流的可通达于各地的语言,即古代共同语。首开私学先河的孔子就提倡使用西周的规范语言——雅言也叫“正言”进行教学,这是当时在正式的交际场合遵循的共同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当时秦国的都城咸阳地区的标准话为雅言,敕令天下书同文,言必雅。秦以后的历代也都重视正音,有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通语”。金元以降,在北方话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一种超越方言的民族共同语,即“官话”。明朝还编撰《洪武官韵》作为推广官话的标准音。清末的《奏定学堂章程》把学习“官话”作为
重要的教学内容。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促进了原来被称为“官话”的国语的推行,民国时期,教育部多次饬令在学校推行国语教学,直到1935年才从教育法令的角度,完全确立了国语教学,而国语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普及比学校教学不知要难多少倍。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确定“普通话”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并提出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方针。但直至今日,普及普通话的目标仍没有实现。
由此可见,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的大一统传统的国度里,在中央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普及通用语言的道路尚且如此艰难,遑论世界范围内历来习惯各自为政的民族国家之间统一在某一语言之下。另外,我国比较融洽的民族关系与自古就实施宽容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得以很好的保留,而且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各少数民族大多愿意加入大一统的国家,而不是搞分裂或独立,所以,在中国很难发生像南联盟、车臣、卢旺达等国那种尖锐的民族冲突、种族清洗等现象。相反,综观当今世界的各种冲突,往往是扼杀民族性带来的后果,与人为地造成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之间的对立有关。
从语言习得的规律来看,即使使用汉语和英语进行“双语教学”,英语也不可能动摇汉语作为中华民族语言的地位。建国以来,我国政府重视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56个民族共有80多种语言,39种文字。为兼顾推广普通话和发展民族语言,国家允许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采用普通话和民族语言进行“双语教学”。“双语教学”中存在着母语转换成第二语言的能力这一障碍,一个人的思想、思维若想自由地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只有经过长期的练习和训练才能习得。国内外有很多实验和研究对此进行了探讨。如“临界水平说”认为:“两种语言是互相关联的,或简单地说,第二种语言的熟练程度受第一种语言所达到的熟练水平所影响,为了使第二种语言的引入适宜和有效、主体的第一语言必须达到某一最低水平。”[5]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历史的民族会为了不给下一代学习第二语言设置障碍而甘心放弃本民族的语言。有关儿童的心理和语言发展研究表明,儿童在6岁之前可以自然地掌握本民族语,此后基本上是通过实践来强化和保持已经学过的语言模式。“关键期说”认为:“在大脑神经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关键期,在这个时期,不仅一种甚至几种语言符号系统的同时准自动获得都是可能的。在它之前,大脑还没有完全成熟,也不够灵活,一旦超过了这个时期,所必需的灵活性就会丧失,且任何新的词语符号系统将不得不间接学会。”[6]这个关键期在学龄前,此时,儿童自己不可能主动选择关键期学习第二语言,其父辈也不会都意识到关键期对学习第二语言的重要性,即使意识到了,要实施起来也是困难重重。如国内学者通过STROOP色词测验对少数民族儿童汉字认知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母语为非汉语的低年级民族儿童,在认读汉字词时存在着对汉字词形、音、义认知的不一致性,随着年级的升高,民族儿童汉字认知水平也有所提高,但与母语为汉语的儿童相比总是滞后两年左右。[7]这类问题在中国人和其他民族国家人民学习包括英语在内的外语时同样存在。
在民族共同语的社会普及程度还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的情况下,讨论语言的全球化问题显得有些不切实际,而离开语言谈文化,这种文化的全球化其实质只能是以美国英语和美国文化一统天下的文化乌托邦的地球村。强调语言的民族性并非要将之孤立,每一种活的语言都在不断地接触和借鉴其他语言,吸收外来词汇,语言在知彼中更加知己。歌德曾说过:一个人只有懂得自己语言以外的其他语言,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语言。我国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认为:只有与另一种语言比较,才能发现自己语言的特点。通过与其他语言的交流,我们对汉语的认识才会更加深入、提高。[8]可见,语言的发展需要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而这正是全球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经济全球化虽然深刻影响着文化的发展,但它不可能直线性地导致文化的全球化,文化间的融合远比经济上的接轨困难得多;没有文化的融合,全球化就不可能成为现实,避开文化的民族性,简单地讨论文化的全球化没有意义。“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9]“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10]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更多的在于人们对它们的态度,认为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没有看到它们在冲突、磨合、调整后此长彼进,前者的结果是文化乌托邦的地球村,后者才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当全球真的“化”为一个地球村的时候,文化间应该能够彼此“兼容”,实现和而不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参考文献:[1][2](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M].胡善君,许建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45,152.
[3][4]陈耀明.保护母语:世界需要“语态平衡”[J].华声视点,2002,(8):2427.
[5][6](加)W•F麦凯,(西)M•西格恩.双语教育概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111,110.
[7]傅金芝,符明弘.少数民族儿童汉字认知试验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6):6468.
[8]盖兴之.双语教育原理[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3.
[9](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49.
[10](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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