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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

时间:2023-02-21 19:53:43 文学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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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

谁是谁非,暂且勿论。我们先排列出尽可能多的原始材料,必要时以按语略加相关说明。
  材料一,《晋书·左思传》曰:“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曰:‘观中古已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曰:‘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有晋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西州之逸士,枕籍乐道,高尚其事,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只增繁重,览者阙焉。’自是之后,盛重于时。文多不载。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注:《晋书·左思传》,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册,总第1522页。)
  按,关于左思创作《三都赋》的情况,上引唐修《晋书》本传记载最为完整、详细。左思产生这一创作欲望的时候,正当其妹入宫。构思结撰十年,其间担任了秘书郎,访问过张载。赋成以后请皇甫谧为序。其后,张载、刘逵、卫权等分别为作注解,加之张华赞叹不已,于是都下竞相传写,洛阳一时纸贵,以至于使陆机为之绝倒。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正史人物传不惜篇幅,详叙一篇作品产生的始末,包括创作欲望、命题构思、资料准备、设计谋求创作的环境与条件、访问专家、冥思苦吟情形、赋成求序细节、学者专家的热情,以及读者的轰动效应和文坛上的巨大影响等等,如此泼墨如云地交代来龙去脉和戏剧性情节,确实不多见。然而左思荣幸非常。太康“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只有左思事迹入于《晋书》之《文苑传》。
  材料二,《世说新语·文学》曰:“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注: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6-247页。)
  按,这里提到的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是皇甫谧,一是张华。皇甫谧卒 于太康三年(282),时年六十八岁,《晋书》有传。他的著作很多,本传谓“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据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皇甫谧撰有《南都赋注》。以此可以看出,皇甫谧也热衷于诗赋创作,尤其对“京都”题材的赋作感兴趣,那么,左思《三都赋》撰成以后向他求序,原是在情理之中的。张华(232-300)在平东吴、建殊勋以后不久,受到自以大族出身为荣的荀勖的忌恨离间。于是,“(太康)三年春正月……甲午,以尚书张华都督幽州诸军事”(注:《晋书·武帝纪》,见《二十五史》,第2册,总第1256页。)。正月甲午日即正月十八日。张华虽然功著,但当时朝中实际地位不算很高,尤其在受武帝冷落的时候。皇甫谧确实是个大名士,武帝尝借与他两车之书,而他一生却是自甘寒素,数辟不就,数征不起。如果说史载之事,即左思赋成后示之张华,而张华建议左思询求高名之士如皇甫谧者之事属实,那么在时间上看,这只能是太康三年(282)正月十八日以前的事。
  材料三,《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左思别传》曰:“思字太冲,……及长,博览名文,遍阅百家。司空张华辟为祭酒,贾谧举为秘书郎。谧诛,归乡里,专思著述。齐王jiǒng@①请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后数年疾终。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上(止)。初,作《蜀都赋》云:‘金马电发于高冈,碧鸡振翼而云披。鬼弹飞丸以léi@②@③,火井腾光以赫曦。’今无鬼弹,故其赋往往不同。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也。”《思别传》又曰:“思造张载,问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蚤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6-247页。)
  这一材料,一是涉及到《三都赋》撰成与改定,二是涉及到《三都赋》序注到底谁人所为。
  今查《文选·三都赋·蜀都赋》,其有句曰:“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shū@④忽而曜仪。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注:《文选》卷四,中华书局,1977年,75页。)此四句文字与上引《左思别传》所载相较,显见有所改易。又,《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四引张骘《文士传》所引《蜀都赋》文字,与《左思别传》相较亦有改易。可见,《三都赋》被竞相传抄流播者非只一种版本,应有初稿、再稿、三稿等等。所谓当“齐王jiǒng@①请为记室参军”,“时为《三都赋》未成也”云云,应是从定稿的角度而言。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止。撰成与改定,无疑是两回事,但一旦遇见死抠字眼的人,那道理未必于他能讲得通。而如果此君既死抠,又为了成见或是宿怨,那非把大家抠糊涂不行。《左思别传》之作者究竟何许人,今不可考知。其乃“不重”左思之“齐人”乎?抑亦“《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而令“思意不惬”之人乎?未可知也。沈玉成先生尝谓此君“厚诬古人,迹近今日之所谓‘人身攻击’”(注:沈玉成:《〈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92年3期。)。此言得之。
  再说第二个问题。因为《三都赋》序注问题,《左思别传》中又提及张载、挚虞、卫权、刘逵诸人。
  张载前后三为著作郎,第一次在咸宁年间,第二次在太康年间,第三次在惠帝末、怀帝初。左思移居洛阳以后,一面构思《三都赋》,一面兼做秘书郎工作。此间张载因受知于傅玄,而起家佐著作郎,这就是说,咸宁以后,左思与张载已是在朝僚友。并且,左思与张载还有一共同之处,即:貌陋至丑。这在《世说新语》中有所描述。当时潘岳与夏侯湛则因“美容止”被誉为“连璧”,出则同游,洛阳女子萦手于道,投以花果。而左思、张载出游,洛道老妪唾之,顽童掷之。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左思与张载的共同语当更多一些。再一点,张载之父张牧在太康时期及以前,在蜀中任职十数年,为蜀郡太守、益州刺史、西夷校尉等职,关于张载“随父入蜀”,“随父在蜀”,“至蜀省父”,累见述于史传。所以张载旅蜀经历非止一次,其较早“随父入蜀”,“随父在蜀”大约在咸宁后与太康初之前,甚至有比这个时间更早的可能。这就是说,太康三年以前,左思完全可以访岷、邛之事于张载。左思自泰始八年(272)移居京都,到永兴元年(304)举家适冀州,久居洛阳长达三十余年。惠帝永熙元年(290),陇西王司马泰代石鉴为司空,左思为司空祭酒。张载太康

中第二次为著作郎后,此时为太子中舍人,不久,迁乐安相、弘农太守。那么,太康初左思赋成之后,至张载出任地方之前,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张载为同僚两度的老朋友注《三都赋》,尤其为注其中之《蜀都赋》,那简直再合情合理不过了。《左思别传》作者谓张载与左思“交接亦疏”,所言已完全失实。
  挚虞是皇甫谧门生之一,在他今存作品中,赋这一体裁占了绝大多数。他对文章体裁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不仅编有《文章流别集》,且著有《文章流别论》。据《左思别传》作者语气来逆向推测,挚虞亦曾序注左思《三都赋》,只是其赋注今已不存。显然,序注大赋,属皇甫门派之学。挚虞研究文章流别,是对其门派之学的合于逻辑的发展与发扬光大。
  刘逵字渊林,济南人,元康中为尚书郎。永康年赵王伦执政期间,刘逵先后任黄门侍郎、侍中等职,但他对司马伦的态度,大约也像陆机等人一样,阳奉阴违。据《晋书·赵王伦传》:“或谓(孙)秀曰:‘散骑常侍杨准、黄门侍郎刘逵欲奉梁王肜以诛伦。’会有星变,乃徙肜为丞相,居司徒府,转准、逵为外官。”又据《晋书·傅祗传》:“及(赵王)伦败,齐王jiǒng@①收侍中刘逵、常侍驺捷、杜育、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付廷尉。”从后来处理结果看,刘逵也没有参与赵王伦篡位禅文的撰制。依刘逵仕履推测,至少在元康年间他与左思是同僚关系。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曰:“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张载再任著作郎与刘逵为中书郎,或许同时,皆在太康中,故相与为左思《三都赋》作注。
  卫权,字伯舆,陈留襄邑人,魏司徒卫臻之孙、晋武帝卫贵妃兄之子,曾任怀县令。元康初,汝南王亮辅政时,卫权被擢为尚书郎,而此时左思被陇西王泰辟为祭酒。即此可以看出,卫权与左思,既同为皇家外戚,又同在朝堂互为僚友,那么,卫权注解左思《三都赋》显然也在情理之中。据《三国志·魏书·卫臻传》裴松之注语:“(卫)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无论《叙》文辞如何,也无论《注》有否发明,总之,卫权撰有《三都赋略解序》,此为事实,此为《左思别传》的又一个有力反证。根据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所述内容以及卫权和左思的仕历,又可以看出,先有皇甫序,继有张载与刘逵注,而后有卫权略解及序。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极有可能撰于元康初年其与左思为僚友之时。
  由以上辨析已不难看出,《左思别传》在叙事论人方面大有问题,绝非信史。所以严可均指出:“别传失实,《晋书》所弃……今皇甫序、刘注在《文选》,刘序、卫序在《晋书》,皆非苟作……《别传》道听途说,无足为凭。《晋书》汇十八家旧书,兼取小说,独弃《别传》不采,斯史识也。”(注:《全晋文》卷一百四十六《左思别传》严可均注评,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3册,2302页。)
  材料四,王隐《晋书》曰:“左思专思《三都赋》,杜绝人流之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注:《初学记》卷十二,《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三引,见《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280页。)
  按,《唐六典》十引《晋书》曰:“左太冲为《三都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中。”此《晋书》是臧荣绪《晋书》呢,还是别一《晋书》呢?不得而知。不过,“秘书郎”也好,“秘书郎中”也好,尽管说法有些差异,但左思构思与撰作《三都赋》期间,曾申请任职于皇家图书馆,此亦为史实。并且,从臧荣绪《晋书》有关记载看,左思当时心想事成,实现了这一愿望。
  材料五,王隐《晋书》曰:“左思少好经术,尝习钟、胡书不成。学琴又不成。貌丑口呐,甚有大才。博览诸经,遍通子史。于时天下三分,各相夸竞。当思之时,吴国为晋所平,思乃赋此《三都》,以极眩曜。其蜀事访于张载,吴事访于陆机,后乃成之。”(注:《文选集注》卷八引,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8页。)
  按,这里所叙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晋灭吴之时,《三都赋》尚未撰成。其二,左思访吴事于陆机,时间应是太康元年、二年陆机被俘在洛之际。“后乃成之”,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关键一句,万万不可忽略。正由于左思初访吴事于陆机时,《三都赋》尚未撰成,陆机在《与弟云书》中才有“伧父”之讥,谓待其成以覆酒瓮。当然,左思后来修改《三都赋》的长期过程中,仍然存在再访吴事于陆机的许多机会。
  材料六,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注:《文选》卷四《三都赋序》李善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74页。)
  按,臧荣绪所叙有一点须注意,即左思“构思十稔”期间被“征为秘书”,事在“赋成”之前。
  材料七,臧荣绪《晋书》曰:“张华见而咨嗟,深赞之,兼作序。都邑豪贵,竞相传写,都下纸贵。”(注:《北堂书钞·赋》引,见《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44页。)
  按,张华为《三都赋》作序的确切时间,依“见而咨嗟,深赞之,兼作序”这样的辞句语气推敲,当是在赋成之初。张华既赞之,又序之,复建议左思“询求”“高名之士”如皇甫谧者。
  材料八,《文选·三都赋序》李善注曰:“《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注:《文选》卷四《三都赋序》李善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74页。)
  按,关于张载、刘逵各自所注到底为《三都赋》中的哪一部分,又有不同说法,《文选集注》卷八陆善经注曰:“臧荣绪《晋书》云:‘刘逵注《吴》、《蜀》,张载注《魏都》。’綦毋邃序注本及集题云:‘张载注《蜀都》,刘逵注《吴》、《魏》。’今虽列其异同,且依臧为定。”(注: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9页。)陆善经“依臧为定”,其实不妥。张载入蜀多次,左思亦访张载以蜀事,当以“张载注《蜀都》,刘逵注《吴》、《魏》”为是。
  以上我们胪列并梳理了对《三都赋》疑案有关的各种重要史料。对于史料文献中提到的“事实”,我们的原则是,无反证便信其“有”,存在反证方证其“无”,疑似之间则存疑。通过去伪存真,我们将一步步获得更加可信的结论。
  从逻辑学的角度说,完全对立的两项不能同时为“真”,亦不能同时为“假”。一个为“真”,另一个必“假”。反之亦然。《左思别传》谓永宁(301-302)年间“齐王jiǒng@①请(左思)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然而,上述大量文献史料一再表明了张华对《三都赋》的赞赏。假如齐王jiǒng@①执政时左思此赋犹未成,那么一、两年之前,即永康元年(300),张华已经被杀,他对《三都赋》的咨嗟赞叹又如何能成为可能呢?毫无疑问,《左思别传》的说法严重违背了史实。《左思别传》所言有“假”。既然如此,陆侃如先生所藉为推论前提的《左思别传》已“无足为凭”,因此,谓《三都赋》成于太安二年(303)之说,事实上不能成立。
  在用作逻辑推理的关系项中,有所谓的“与”的关系、“非”的关系、“或”的关系

,等等。上述之例便属于“非”的关系。《三都赋》之序注,到底是自为,还是他为,此乃相反的一对命题,非此即被,不可能同“真”,亦不可能同“假”。其实,并非所有的考据推论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还往往会碰到“或此或彼”的关系。史载左思结撰《三都赋》期间尝为秘书郎,所以,确认左思担任秘书郎之时间,对于判断《三都赋》之作年,关系特别重要。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此”材料表明,元康年间左思被贾谧举为秘书郎;但又有“彼”材料表明,自泰始八年构思《三都赋》的十年期间,左思亦曾担任秘书郎。所以,牟世金和徐传武先生谓“(公元)295年左右”左思于秘书郎任上作成《三都赋》,此一结论实际上为或然性结论,而非必然性结论。
  史传记载,太康(280-289)末,陆机、陆云“并入洛”,既如此,陆机《与弟云书》中不得谓“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而更重要的是,关于皇甫谧作《三都赋序》一事无从否定。故姜亮夫先生认为《三都赋》成于元康元年(291)或稍后之说,不能成立。
  史载陆机入洛以后左思《三都赋》犹未成,陆机初入洛在太康元年吴灭之后,则左思此赋不得成于吴灭之前。且又有关于“成于吴灭前说”之反证二:一,王隐《晋书》曰:“当思之时,吴国为晋所平,思乃赋此《三都》,以极炫耀。”(注:《文选集注》卷八引,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8页。)二,《文选》注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注:《文选》卷四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上册,74页。)由此可见,傅璇琮先生谓《三都赋》作于吴灭前之说,不能成立。
  那么,左思《三都赋》究竟撰成于何年呢?太康三年皇甫谧去世之前,左思撰成《三都赋》并向皇甫谧求序之事,能否得到确认呢?经过去伪存真,我们看到,可藉以确证左思《三都赋》撰成于皇甫谧卒之前的下列条件同时存在:一,左思访张载以蜀事;二,左思被征为秘书郎;三,吴、蜀已灭;四,张华在洛;五,皇甫谧在世;六,太康元年(280)陆机入洛,太康二年(281)陆机归吴;七,泰始八年(272)至太康三年(282),正所谓“构思十稔”。由此可见,左思《三都赋》作成于太康二年春季陆机自洛归吴以后、太康三年正月张华出洛都镇幽州之前。而最为肯定的时间应在太康二年(281),从泰始八年(272)至此恰好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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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字同去一加八
    @②原字石加雷
    @③原字石加激去氵
    @④原字修去彡加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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