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缺失：新诗研究的最大遮蔽

整体缺失：新诗研究的最大遮蔽

引子：50年报告“清单”代表什么
　　吕进先生在《文学评论》2002年5期发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一文，对50　年新诗研究做了一次看似详备的“总结”。他把半个世纪划分为三个时段：政治论时期　、观念更新时期和文体建设时期，以及两个成果相对丰硕的领域：诗人个案研究和新诗　文体研究。
　　时段划分和成果推举及其命名，有其个人依据和充分的个人自由度，这是不言自明的　。不过在五部分陈述中，吕先生恰恰缺失了一个重要内容：即对20世纪后20年——新诗　研究中最活跃部分的整体遗失。
　　第一时段政治论时期，只用了800来字，可见吕先生自己也不满意前28年：成果寥寥，　没什么谈头；新诗研究最重要的景观与成果，自然在后20年了。吕先生介绍了传统派、　崛起派、上园派三个批评群落，提供30多人名单，以及个案研究13部论著、文体研究12　部论著。在这皇皇“名单”里，哪怕粗心的读者，也能一眼看出，个案研究专著之内容　范围，90%以上便在1949年划上句号，而文体研究论著，几乎也不涉及20世纪最后20年　。这样倾斜的清单，是否真实代表50年来新诗研究主要的和重要的成果?实在令人生疑　。况且这份报告，早先作为“韩国汉城中文中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演讲，在开幕　式上隆重推出。一大群汉学家们以此为蓝本，深信不疑，殊不知，它在海内外造成的影　响，是严重误读了中国的新诗研究。
　　　　　　50年新诗研究：对另一支队伍的“冻结”
　　吕先生的确用心良苦，精心做了准备，但只要是业内人士，不难发现，这份“年终”　报告的最大“特色”，是省却了新诗研究中的另外一大部分人，我主要指的是——另一　支从事后20年先锋诗歌研究的中青年队伍。
　　这批人年龄在40到55岁之间，早在80年代初，就活跃在新诗—现代诗研究前沿，且一　直往纵深处挺进。20年来，他们总共发表几百篇论文，出版几十部论著，在众多盲区、　险区做着艰难的勘测作业，为后来所谓的新诗史、当代史、先锋史、流变史做了大量前　期的“清扫梳理”工作。
　　尽管他们难免表现出某些激进、偏颇、片面，但与先锋小说研究者一样，是中国当代　文学研究重要的一翼。奇怪的是，先锋小说的研究者(全国百把人吧)从北京中心的陈晓　明们到边缘的谢有顺们，都得到认可。惟独难度并不低于先锋小说和其他文类研究的先　锋诗研究者，在这份“权威”报告中，出现了“整体缺席”?!
　　打个比方，如果说，对新诗的研究(或曰百年汉诗研究)，犹如对一个人生长过程的研　究，现在的情况是，在“他”的哺乳期、婴儿期，集结的力量有些过剩(有关郭沫若的　论文有几千了)。研究视角完全可以细致到诸如婴儿期吃的是雀巢奶粉，还是克宁奶粉　，维生素A用多了，还是胡萝卜素少了。在“他”的童年期，也完全可以细致到：穿布　鞋上学是出于什么心理，嗜爱的辣椒对嗓子有什么影响(有关闻一多的专著有几十部了)　。这就是说，在“他”还不太成熟的时候，早已出现、而且将继续出现一部部重复多于　拓展的幼儿史、童年史、少年史(各种各样的新诗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论述　又有多少部了)，可是“他”的青年期——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在进行时段”，大　量先锋形态、针对性研究，却得不到应有的正视。应该知道，研究“他”早期的奶粉、　维生素、肌肉骨骼、体重身高、营养配方，主要目标之一，是要为“他”现在进行时和　将来进行时提供有效参照，促成一个人的成型。拒斥现在进行时段研究，无力与现在进　行时段对话，哪怕再“正确”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
　　而真正困扰我们且又十分重要的，正是当下这种生成性研究，它涉及比幼儿期来得多　的纠缠与迷乱，比如“他”的初恋，“他”的自我，“他”的开放性气质，“他”的青　春期躁动，“他”的喜怒无常、变化多端，一直呈现谜样的难辨。20年来，此类难度不　小的“辨析”工作，一直由这一支生力军进行着。
　　笔者偏居东南一隅，平时孤陋寡闻，仅就手头阅读到的这批人的部分论著，不假思索　便可开列出与吕进先生完全不同的清单。
　　唐晓渡：《唐晓渡诗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40万字，集作者20年诗　论精粹，侧重诗学精神思想的深度挖掘)。陈超：《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　出版社1989年版(90万字，大陆最早的细读式文本批评)；《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　出版社1994年版(致力于生命与语言的互动探讨)。程光炜：《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国内最早的语义学批评之一)；《程光炜诗歌时评》，河南大　学出版社(对90年代诗歌现场发言)。沈奇：《拒绝与再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进行时体验与当下文化结合，有独特切入点)；《台湾诗人论》，台湾尔雅出版社1996　年版(引入两岸比较与整合理念的新一轮台湾诗研究)。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同济　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80年代10年论集，新诗潮最前卫的理论代言)。周伦佑：《反价值　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年文论，第三代最重要的解构理论)。王光明：《　艰难的指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20世纪大陆现代诗进程的宏观描述，侧重百　年汉诗研究)。章亚昕：《生命的陀螺》，明天出版社1992年版(一部被忽略，却尝试古　诗论与现代融合的感悟式“诗思维”)；《现代诗美流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进入，是所有关于诗隐　喻阐述中最为深刻的)。吴晓：《诗美与传达》，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国内较早的意象　思维研究)。李震：《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国内第二部西　部诗论)；《母语诗学纲要》，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汉语诗学建构，一个有活力的开端　)。燎原：《西部大荒中的庆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国内第一部西部诗论)；　《扑向太阳的豹子——海子评传》，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子专著)　。陈旭光：《诗学：理论与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西方文论的吸收与当下　诗界焦点的回应)；《中西诗学的汇通——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2年版。陈仲义《诗的哗变》，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大陆第一部研究第三代诗专　著)；《中国朦胧诗人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大陆最先研究朦胧诗专著)；《　从投射到拼贴——台湾诗歌艺术60种》，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扇形的展开——中国　现代诗学谫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人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多次被援引的《季节轮换——新生代诗潮》(李振声，学林出版　社1996年版)；《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新诗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吸收》(金丝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诗：激情与策略——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诗歌》(刘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俞兆平的《诗美的解悟》；张远山的《汉语的奇迹　》；以及活跃于“双栖”战线的张清华；仿效《流放者归来》的三卷本《旁观者》作者　钟鸣；在线的张闳、张柠、刘翔(杭州)、孙基林、毕光明和专做新诗版本学、新诗“年　表”被称为中国新诗“司库”的刘福春，等等(注：借此机会，

我还要说，新诗研究中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诗人的直接参与，这是其他文类研究少有的。同以往一样　，新诗的理论建设，许多命题、方法、设想、建构，一开始就是由诗人直接提出来的。　诗人的许多诗论、随笔、经验，有时看似缺乏系统却异常尖新深刻，它们往往成为诗学　某一命题、术语、范畴的先导。比如诗人任洪渊的《汉语文化诗学导论》(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汉语智慧与诗性文化的独到见解，诗人欧阳江河的《站在虚构这　边》(三联书店2001年版)对诗本体的深入，诗人于坚《棕皮手记》(东方出版社1997年　版)的某些穿越，诗人成明进的《感性诗学》(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对“意味诗”　的全面掘进，以及诗人藏棣、西川、王家新、黄灿然、杨小滨、西渡等的文论都很有见　地。诗学建设，诗人言说是最直接有效的资源，忽略这一行当的规律特点，是重大失策　。)。
　　而吕先生的“总结”对上述这些人——本质上是新诗潮理论的后继者——的成果根本　视而不见，只是在正文，提及论文一篇，偏废如此之大，实在叫人吃惊!不得已，笔者　只好站出来为这支队伍“小结”，笔者的意思并非为谁争上“大名单”，也不是多少人　上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先锋诗歌研究，事关整个新诗研究的问题。
　　对于新诗潮理论的前辈们，“总结”报告的“待遇”似乎要好一些。吕先生这次肯定　谢冕先生，还“小心”地点了他早期(1983年)出版的《共和国的星光》。然而众所周知　，谢冕的十余部著述，从对朦胧诗率先推举《在新的崛起面前》、《中国新诗潮论》到　《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对整个新诗潮的推动和百年新诗研究，所发挥的旗帜性作用　，再怎样评价也都是不为过的。同辈的孙绍振，对个体主体性的率先戳破和人本美学的　高扬，晚近对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警戒，一直保有理论家的睿智与敏锐。郑敏的《诗歌与　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连同她持续发表的一系列　回归古典的文论，显示了诗家对诗质的深刻洞察。杨匡汉的《诗学心裁》(陕西人民教　育出版社1995年版)、《诗美的积淀与选择》、《缪斯的空间》在诗美芳草地上操持，　屡有建树。吴思敬的《心理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深入创作主体内部，　做出方法论上的有益尝试，大大超越被吕文点中的1987年版的《诗歌鉴赏心理》。还有　洪子诚、刘登翰的《新诗史》、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　，或史或论，同样成果卓著。
　　由上面简要清理，可见出一条线索，这支被有意淡化的“前崛起”和完全被排斥的“　后崛起”，在20多年的承续中，所形成的合力，已然成为中国新诗研究中坚。20年来，　两支在倾向上承传的队伍，业已形成自己较浓郁的特色：较开放的前卫诗学理论，较丰　富的理论想像力和批评锐气，独立思考，拒绝平庸，常有不落窠臼的构想、假说，以及　建设性思辨；艺术直觉、艺术敏感较强，在感性批评中努力发散理性活力，在话语转型　中寻觅创新契机。
　　遗憾的是，吕先生严重的排它性，最终导致两份完全不同结果的“清单”。此番的“　盲视”及“障眼法”，在小说研究中是不可思议的，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是无法被接受　的。
　　　　　　新诗研究的前沿：集中于新诗的转型
　　说穿了，这是20年来新诗研究在立场、观念(包括方法论)上分歧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我们与吕先生争执的另一焦点是，新诗研究的前沿应该定在哪里?
　　吕先生认为新诗研究的前沿是文体理论。他说，“文体建设时期就是主要致力解决诗　与散文的关系”；“中国新诗文体在这一时期致力于两个向度的拓展，首先是分类学…　…其次是轨迹学”(注：吕进：《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见《文学评论》，200　2年5期。)。先看看吕先生前沿学科的研究大著《中国现代诗学》，在自撰导言中称该　书为“诗学新思维”，对“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体系”做出“6个重要突破”(注：吕进：　《中国现代诗学》，2页，重庆出版社，1991。)，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笔者当年十分兴　奋，真想为同道的成果祝贺，然翻阅之后，未免疑窦多多。该书当然是一部分类学著作　，主要围绕着抒情诗(或诗的情感性)做一些论述。按照吕先生自己定的前沿研究标准看　，计有抒情诗特征属性2章，语言4章，生成3章，诗人修养1章，诗的风格2章，分类3章　，轨迹动向2章，自是十分辉煌了，姑且就把它视为一部具备前沿性的、具有重大突破　的大著，奇怪的是，竟被当时很粗浅的我看出“破绽”：例如，他看到情感在抒情诗歌　中的核心地位，却没有看到情感的一系列变异；看到情感图式的巨大抒情功能，却没有　看到抒情的弱化、细化与转化趋势(早在1987年孙绍振就对情感的“极化”“细化”“　弱化”做过深刻表述(注：孙绍振：《文学创作论》，第7章《诗歌的审美规范》，春风　文艺出版社，1987。))；他看到理智在情感中的不小作用，却没有看到“情绪”中也有　非理性的一面(早在1987年的周伦佑就有大量“非情态”写作论述(注：周伦佑：《反表　现——超情态》，见民刊《非非》，总2期，1988。))；他看到抒情诗的外在音乐性，　却对抒情诗的内在音乐性——内在节奏点到为止(早在1985年陈仲义已有专门论述内在　节奏的章节(注：见《论诗的音乐性》下篇《内在旋律》，《艺谭》，1985年3期。))；　他看到抒情诗线性的“灵感—寻思—寻言”三阶段，却少掉了更具互动空间的“意象思　维”和“非意象思维”(同期的吴晓早已发表了许多关于意象思维文章(注：吴晓：《意　象符号与情感空间》，第1—8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他看到抒情诗媒介　的特征，却未能触及语言的陌生化张力(早在1979年台湾李英豪就有这方面的出色论文(　注：李英豪：《论现代诗的张力》，见《现代诗导读》理论卷，台湾故乡出版社，1979　。))。
　　比照同期的同类项研究，可见该书并非取得6大突破进展，阐述的还多是现实的与浪漫　的诗歌普泛的品质，“漏掉”了其他更多特殊、独到、隐秘、幽微的东西。而这些被“　漏掉”的，才是诗歌的真正奥秘。在我看来，该书不少提法，其实都是抒情诗的基本“　常识”，基本常识被拔高为前沿的突破性成果，实在难以理解(注：难以理解的还有一　点，在《中国现代诗学》这么一个庞大严谨的框架下，吕先生把自己与他人的文章共16　篇，作为附录放进各个章节，似乎是为求取多样化效果。计有与他人通信10篇(别人就　占了5篇)、评论2篇、短文1篇、开幕词1篇、闭幕词1篇、为人作序1篇。不知道那么多　通信、短文，在《中国现代诗学》这样重的磅秤下，能称出多少“例证”重量?反倒给　人水分的感觉，至少在体例安排上是不妥的。)。
　　如果说，新诗研究主要涵盖三大层面：诗学理论(如范畴概念的基础建设、诗歌形态所　体现的属性特征等)，诗歌批评(如诗人文本解读、诗人个案研究等)，诗歌史(如社团、　思潮、运动、诗风，以诗歌现象为线索)，那么，新诗研究的前沿视野，自然聚集于诗　学理论、诗歌批评、诗歌史的“问题意识”上了。问题意识就是善于清除伪命题、假命　题，善于提出真问题，善于拽住这三大层面的核心要害。
　　新诗研究的前沿与其他文类不大相同的地方有：1.它是感悟性及灵性特强的研究；2.　研究对象的各种本体

元素特别活跃；3.无论蜕变或转化的时间和速度都非常快。这就需　要研究者有很好的“跟踪”嗅觉意识，有直接面对诗歌实践的应对能力，否则容易落入　“隔”的窘地。那种对当下写作实践隔岸观火、凭观念开中药铺、满足“二手”、进行　平庸理论套用的做法，是难于抵达诗的真谛和诗研究高地的。
　　据此“问题意识”，笔者想尖锐指出，新诗研究的前沿：在于新诗的现代转型，而不　是在分类学——什么抒情诗叙事诗寓言诗儿童诗之类的分类研究，甚至可以说，新诗的　转型，才是新诗研究——前沿中的前沿，难点中的难点。
　　前沿就是前列、前端、前矛、突前的意思，它往往是矛盾与动力最集中的地方。而转　型则是新与旧价值的“交接”，是旧的扬弃、新的寻求过程。新诗的转型，是一次历史　文化机遇。白话诗——新诗的基础，向广义现代诗——过渡形态和现代诗——突前部位　的转型，不是新诗一种类型和风格的简单演变，而是充满新质的、新型的“摆渡”。转　型中的突前部位——现代诗形态，昭示着对现代性的含纳和探望。它的先锋色彩体现于　——在存在意义上更为纯粹的生存/语言关注，即个体境遇中，生命精神(包括正负面)　的针尖般洞穿。
　　新诗的转型，聚焦于现代性上。新诗的现代性，是新诗自身不断裂变与重组过程的行　进状态。它的真精神，不是依赖“他者”影响，或绝对继承关系，而主要靠自身充满生　机的实践和自身内在发展逻辑。这就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它与过去的断裂(或曰对　过去的重新发现)，重视溶入当前，面向未来。这也就不难理解，新诗何以比其他文类　拥有更多“火气”，勇于对传统老化固化作出摒弃，勇于对新质元素孜孜追取，勇于深　入自身“诗意与诗艺的双重蜕变”，不仅从“他场”上，回到“诗的自觉”，更在“现　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再接受”中，走向全面开放。纵的继承、横的移植、创造性转换、生　存与言说同构、生命与语言互动，诸如此类，都直指白话诗在现代语境中，螺旋式迁演　到现代汉诗轨道。
　　具体说开去，就诗学理论层面，这批人抓住存在/生命/语言“本位”，涉及诸多转型　期诗学形态：计有象征诗学、意象诗学、超现实诗学、生命诗学、语言诗学、新古典诗　学、文化诗学、日常诗学、叙事诗学、解构诗学……并且对“下一级”诗歌术语、命名　，也有各种新的发掘，比如：语感、智性、诗想、冷抒情、句意象、情绪流、宣叙调、　及物、张力、叙事、反讽、戏剧性……不敢说刷新许多命题，却在很大范围内有所拓展　。
　　在诗歌批评层面，从文本个案来看，20年来，最突出的成绩是敏锐地推出了一批诗人　，这些诗人对当代诗歌的影响有目共睹。从北岛到西川、藏棣，从韩东、于坚到伊沙，　不下30人。不仅大大凸现了具有诗歌史意义的昌耀，还挖掘了被埋没的灰娃、胡宽；不　懈地使潜在写作的食指、芒克、黄翔重见天日，更让海子的神性写作升温(单是海子的　研究集就出了5部，一点也不比穆旦研究少)。80年代以后，进入新时期诗歌史的诗人，　哪一位与这批人的系列诗人论没有关系?
　　就诗歌史看，这批人对各个社团运动流派现象更是“一网打尽”，自“文革”地下的　“白洋淀”、“前朦胧”、“归来派”、“西部潮”到“非非”、“他们”、“倾向”　，从“民间”、“知识分子”到“中间代”、“70后”，从“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到最　新诗网络……形形色色诗歌在场追踪分析，不乏急切冲动，却为新诗后20年版图提供第　一遍厚厚的草稿。
　　这些研究，同时贯穿在20年来许多新诗的关键词，反复阐述、深入打开：如异化、人　本、蜕变、嬗递、多元、相对、生命体验、语言意识、诗本体、介入、中国场、本土经　验、母语、现代性、互文、综合等等。以个体的主体性和诗本体为例：从最早的“大我　”、“小我”之争，“传声筒”与“心灵秘密”的分歧到“个人化书写”再到“私密性　”探讨，从现实的“反映”到心灵化“反应”，再到“生命语言本体化”……以及诗的　神性、俗化、神秘、纯粹等各种品质的充分体认，都标示20年先锋诗歌研究的钻头，一　直面向最坚硬的岩层旋进。
　　与此同时，大量针对性到位的论文，在诗界受到广泛关注，单举90年代宏观论述的，　信手拈来就有：《隐匿者之光——中国非主流诗歌20年》(徐敬亚)、《’89国内写作：　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欧阳江河)、《第三代诗论》与《红色写作》(　周伦佑)、《后朦胧诗：作为写作的一种诗歌》与《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臧棣)、《　时间神话的终结》与《新诗现代性的重建》(唐晓渡)、《在历史语境中的当代中国诗歌　》(刘翔)、《中国当代诗潮的流变》(燎原)、《论朦胧诗》(席云舒)、《新诗潮新论》　与《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王光明)、《90年代中国诗歌梳理系列》(梦亦非)、《后朦　胧诗系列论》(陈旭光)、《大陆先锋诗歌(1976—2000)四种主要写作向度》(陈仲义)，　等等(注：这方面的论文，还可参阅吴思敬主编：《磁场与魔方——新诗潮诗论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社，1989)、廖亦武编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少儿出版社，1999，以及　对80年代诗学理论研究的研究文章《在历史转换中生成着‘诗本体’》，见《文学评论　》，1994年1期。)。
　　正是上述这批人，集中围绕新诗转型的前沿课题，在白话诗—广义现代诗—现代诗的　互否与重塑、蜕变与顺应中，进行大量建设性探讨。主体性和本体性是他们的主要突破　口，有关现代诗、先锋诗的精神、语言、美学、结构与解构诸多难题，都给予足够回应　，并且维持在一种历史与当下的互文动态语境中。
　　谢冕，一直以来从文化社会现实层面，发掘新诗嬗递的历史必然性，表现出高屋建瓴　的视野；郑敏对新诗语言与形式的关注上升至文化视角的反思，获得诗界热烈反响；唐　晓渡深入个人主体性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展示以发现问题见长的思想色彩；周伦　佑从本土出发的“变构”理论，在消解中促成诗歌可能性空间寻找，形成一时风气；耿　占春有关诗歌基本图式与言说的本体论铺开，有较强的理论前导；程光炜关于“重读”　文本的诗歌史写作，取得较大进展；其他诸如王光明一直持续百年汉诗理论整合研究，　李震集中瞄准汉语诗学建构，陈旭光对现代主义路向的有效梳理，杨远宏关于重建诗歌　精神系列论文，陈超对各种“艰涩”文本精到阐释，沈奇的当下捕捉和现场追索，陈仲　义对转型期现代诗16种形态的挖掘等等，都标示着前沿研究可能抵达的幅度和深度。
　　浏览上述几十部著述和检视几百篇论文(注：还需要指出，作为中国惟一公开出版的诗　歌理论刊物《诗探索》，20年来，先后出版近50辑，为艰难的先锋诗歌研究提供阵地。　)，可知这支队伍，一直活跃于新诗的前沿研究课题——新诗的现代转型。以“新诗的　问题意识”和现代性作为楔子，尤其在新诗本体性、主体性两大维度上取得长足进展。　这些研究总体成效可归纳为下面五点：
　　1.考察与确证新诗，自白话诗到广义现代诗到现代诗的现代转型的历史必然性，以及　某些超越性，在理论上充分打开多元与相对空间，加快其嬗递与转型的时间速度。
　　2.密切联系实际，从大量第一手感性资料进入诗歌内部，在诗歌诸多图式、模态、元　素、因子中挖掘生长性，推动新诗

转型过程中的自我增殖及其自洽性。
　　3.侧重外来思潮吸纳，在全球化的边缘化叉口，对诗学理念、观念做出重大调整，由　此与传统诗学展开碰撞，特别注重对写作实践的经验提升，努力使之转化为诗学构成，　为新诗的现代性理论话语做出开头。
　　4.注重方法论引入，尤其是结构主义、阐释学、符号学、语言分析哲学、新历史主义(　文化诗学)，从以前较宏大的泛读进入到细读式文本批评研究，对传统的印象感悟批评　做出一次强有力的填补。
　　5.在广泛的诗潮、流派、现象研究基础上，发现与推举一批代表大陆诗歌成就的诗人　、文本，为20世纪新诗史最后20年提供人物“亮点”和诗写范式。
　　笔者敢于做出如上断言，是基于20年大量前沿研究依据。新诗的转型，不少地方是得　借助上述犀利的理论批评犁铧的，或前引、或后推，与时俱进，不断历险。这与那些跟　在后面，求稳求妥地干些拣拾麦穗的活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反省：先锋诗歌研究的评价
　　今天，面对新诗潮理论强大的后继者们，客观地说，吕先生碰上棘手难题，要么像从　前那样顺机批判一番(如重庆诗会)，要么闭眼“绕道走”，权衡之下，最后来个“冷冻　”处理。
　　这一“整体冻结”，没想到，恰恰屏蔽了新诗研究中最具生气的那一部分。说穿了，　也是对整个先锋诗歌写作实践的屏蔽。它使我想起早先古远清先生发表在《诗刊》上一　篇总结新时期诗歌的论文，也是只字不提朦胧诗(或许被删节了?不得而知)。而大家知　道，朦胧诗潮在当时公众眼里已是新时期重大的诗歌景观。设想一下，20世纪中国小说　史，删除马原以后的20年，会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史?现在，抹掉先锋诗20年的重要实践　，20世纪的新诗史及新诗研究如何面对真实与后来者呢?
　　有人估测，新诗潮发端以来，以高潮期民间诗歌社团2000家、低潮期200家平均值计算　，大陆民间诗歌社团维持量将不少于500家(单诗歌网站就有200余家，个人诗网页不计)　。加上每年先锋诗集出版量逾百部，诗作发表量逾万，这一事实至少说明，先锋诗歌写　作，即使其负面屡遭指责，但其整体生命力却不见衰竭。一波又一波的生命涌动体现着　它的价值。
　　这里，涉及对先锋诗歌的评价问题。20年的先锋诗歌写作实践，一般公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6)以朦胧诗为主的新诗潮。第二阶段(1986—2000)以第三代为主　的后新诗潮。有趣的是，先前不大接受第一阶段新诗潮的人，现在基本接受了，对第二　阶段，研究者中多数前辈褒中有贬，贬中有褒。在我看来，第二阶段主导倾向是对第一　阶段的消解，不管消解中的建构，或解构中的建设如何，它们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着　眼于生存/形式(言说)最大限度的敞开。后新诗潮企图在文化上对传统诗教、诗美、诗　法、诗语进行全面突围。一方面应该看到，其积极意义是最大程度打开诗的可能性空间　，另一方面，也得承认在打开途径中，不乏冲动的极端和失度实验，导致了非诗倾向和　不少艺术内伤。简而言之，大体肯定的第一阶段和泥沙俱下沉淀之后得失、功过兼杂的　第二阶段，共同构成了中国先锋诗歌基本状况。应该说，20世纪最后20年，是百年新诗　写作和研究最畅达、最放开的20年，它告别意识形态钳制，筑就多元与相对的诗写格局　，在全球一体化国际接轨中，初步打造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型。新诗前沿研究的视域和真　功夫，就是从众说纷纭、万分复杂的现象中，祛除实践探索失误，大力发掘萌芽状的生　成性，并把这一生成贯穿在整个转型期。
　　一些人否定第二阶段——后新诗潮诗歌现象，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既然后新诗潮不是　原来诗歌规范意义上的诗，就可以不必把它当做诗进行学术确认”，“即便它是必然要　发生的，也未必是合理的存在”(注：见《思想的交锋　课题的深入》，见《文学评论　》，2002年1期。)。这种说法是在先入为主的一棍子否决前提下，才显出道理(深究其　里，也缺乏辨证)。不过，学术的穿透力恰好就体现在这里。新学人李震正是通过当下　活生生的诗歌现象，从严力、王小妮、于坚等个案经验生成中，用20万字“母语”，激　发出“回归本土文化语境，建构汉语诗歌生态学；返回母语，建构汉语诗歌批评话语；　返回文本，走向深度综合”的构想。这种立足当下鲜活实践、从而筛滤提升诗学的构想　，正显示先锋研究的活力。这里，有必要再严肃廓清一下：所谓先锋诗歌，无疑是代表　了独立、个人性、探索和创造意识。先锋诗歌实践，永远是自由心灵的无限寻找，固然　其大部分可能最终不能转化为经典，然而对先锋诗歌现象的各种研究，是完全可以从中　得出具有启示性和开拓性的东西。李震的研究就是一个例证。
　　如果吕进先生不承认观念偏守和对情况“失察”，坚持认为这批人的前沿研究因太切　近对象，无法进入成果评价，那么我要说，这种观点与心态十足代表学界对当代文学研　究的偏见与曲解。
　　众所周知，诗歌由于形式简括，各种本体元素十分活跃，故诗歌变革变幻常常成为其　他文类变化的先声(如朦胧诗的“对抗”“介入”写作之于“伤痕”、第三代的“整体　主义”之于“寻根”、“黑夜意识”之于女性写作)。正是这批人大量前沿性钻探，才　提供了较清晰的新诗前沿地质纹理，甚而触引出部分“原油”，为后来的诗歌流派史、　流变史、文体史，打下雄厚铺垫。倘若把这些颇具艰苦冒险的作业视为“非学术”、“　靠不住”，不能纳入成果与学科范围，岂不再次暴露学界裹足不前、欠缺进取胆气?倘　若学界坚持而不反省自己的评价机制，肯定会再次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前沿——尤其是先　锋诗歌研究的人为障碍。只有现象复述而不见研究者灼见，只有史料编写而缺少自出机　杼的解读诠释，多年惯性养成的“温吞水”学风，显然不是一种健康的研究状态。没有　太多创意的“成果”，即使再堆积如山，最多也只能唬唬圈外人。
　　这里，再次涉及前沿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前沿研究有许多命题涉及当代性、当下　性，它确实与学术研究构成一对矛盾。一些人坚持认为：坚持当代性肯定会背离学术本　位，因此为维护学术规范的全面稳妥而坚决放逐当代性、当下性，长期来，学术本位瘟　疫般防备“轻佻”的当代性当下性，以为掺多了，学术就不纯不正。殊不知，任何学术　本位只要存在于“今天”，都无法逃避其当代性、当下性，一旦脱离它，其隐含的思想　锋芒和艺术敏锐肯定会遭到损害，因为任何当代性都关联着连续的历史，任何当下性都　回应着动态的历史。它们之间的“互文”，恰恰蕴藏着无限契机。
　　许多研究者对当下现象不屑一顾，其实现象具有无限丰富性。排除现象的丰富，实则　是自我削弱研究前沿的地基。杨义看得比一般人清楚，“现象总是远远大于理论，这就　给理论创新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注：杨义：《文学研究走向21世纪》，见《文学评　论》，2000年1期。)。王晓明也说：“研究者对当代生活深切的关怀，每每正是人文学　术活力的来源。”(注：见《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见《文学评论》，200　2年2期。)他们都指出当代生活和当下现象对前沿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是的，有了　当下的参与，才有前沿研究的刺激(包括激情、思想、领悟)，有了突显的前沿研究，才　会更多激活后续研究(注：在先锋诗歌研究受到怀疑时，尚有新鲜血液加入：敬文东的　《指引和注视》

、谭五昌：《秩序的生长——后朦胧文化诗学研究》(合作)，姜涛(90　年代叙事)，周瓒(女性诗歌)，李润霞(“文革”诗歌)，汪剑钊、张桃洲(以上都是博士　)等，有力地延续这一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像今天这样整体缺省、整体被遮蔽的“事件”，是极为罕见　的。它是诗歌界重大矛盾分歧在新形势下的大暴露，有必要引起争鸣，通过争论争鸣，　推动新诗研究走上广阔而不是偏狭的道路。
　　最后，我们愿意再次触及新诗研究几个“老大难”问题，提出来供同道们教正：
　　一、作为前沿性的先锋诗歌研究，多年来一直得不到大力支持与认可。固然它的某些　超前话语、方法论，与公众知解力、审美习性存在较大差距，主要是全局性主流语境的　结果，但也表明学界内部、学术视阈的偏守(说严重一点，还是故步自封、自以为是)，　以及由此带来的滞后的评价标准。反省滞后的评价标准，应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　可否认，诗学立场、观念，冲突、分歧是正常的，它带来的排它性，反倒有助于学术竞　争繁荣，但是排它性必须维持在起码的底线。不应该在貌似公允客观的话语权力下，公　然抹掉另一方有影响的存在。如若学界继续助长和维持这种局面，谈何学术公德、公平　?谈何建立科学、良性的发展机制?
　　二、诗歌领域无论是实践或理论研究，最具变革因素与生机力量都在其前沿地段。新　诗的现代转型，是新诗最困难的前沿课题。先锋诗歌研究处于新诗研究的前端，甚至在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它被垢病的不断“追新”“求新”，刺激了整个新诗研究。　淡化或压制其存在，甚至视为“非学术”“非学理”，是十分可笑的。正因为它是一种　实践性针对性很强的研究，对诗歌本身创作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力”，故新诗研究决不　可与当下、现场“脱节”。新诗传统，很大一部分来自新诗自身的生长；新诗的当下现　象，往往孕育着新诗建构最优秀的胚芽。放弃它，实则是放弃最好的诗学资源。聪明的　办法是在历史研究与当下研究中找到平衡点。从活生生的正反实践中，加大力度，促成　鲜活的生成诗学。
　　三、前沿地带的“工兵”作业，最需要敏捷的穿透力。其难度绝不亚于甚至超过后续　工作。无论对哪种研究类型(长线或短线)的研究者来说，观念视野、方法思维、知识更　新，都提出更高要求。就新诗研究的特殊性讲，它还断断少不了研究者，面对第一手感　性对象，弥足珍贵的生命灵悟。这种生命灵悟，强烈感应着诗歌本体的生命化，达成活　络的对流，在此前提下，才可能使研究生动光彩起来，它大大高于经院思辨。那种靠吃　“本本”、理念先行的“演绎”是走不远的，它太欠缺生命活体的热气。而无论是侧重　本土的灵性思维或外来分析思路，关键是充满个性化的求索、开拓、原创(或曰问题意　识、创新意识)应该永远摆在新诗研究意识的首位。
　　责任编辑注：吕进先生《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一文本刊未转载，读者如需　要，请见《文学评论》200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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