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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澳门语言策略
一 制订策略的依据
2002年4月初,澳门特区政府公布了2001年澳门人口普查的结果分析。其中与语言问题有关的资料有:
1.结果摘要
·日常用语,表七.家中日常用语
二零零一人口普查统计简表(人口社会特征)
2.统计表
表16:按堂区、日常用语言统计之3岁及以上居住人口数目(注:堂区。回归前葡萄牙人将澳门划分为若干个区,按所在地的天主教堂命名,计有花王堂区、大堂区、花地玛堂区、风顺堂区、望德堂区。堂区并非行政区划,人口调查向来按堂区划分范围,回归后人口统计依然按此传统进行。)
表17:按堂区、其它可操语言及性别统计之3岁及以上居住人口数目
表19:按日常用语言、岁组及性别统计之3岁及以上居住人口数目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截至2001年8月下旬,澳门居住人口为435235人,其中3岁以上人口为424203人。居民分布在陆上和水域,在水域生活的3岁以上人口1874人,有些资料的统计数字不能与人口总数完全相符(例如各项百分比相加不足100%),主要是没有拿到水域人口的准确资料。因此,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澳门3岁以上陆上人口的语言。
2.人口出生地:
中国大陆 206384人 47.4%
澳门 191139人 43.9%
香港 14436人 3.3%
葡萄牙 1616人 0.4%
其它 21660人 5.0%
3.日常用语(家中使用的语言,以3岁以上424203人计):
附图
注② 这里的广东话、福建话是澳门政府统计资料使用的名词,并不精确。一般地说,广东话指以广州话为典型的粤方言,不包括广东境内的客家话、潮州话。福建话指的是闽方言,包括闽南话、闽北话和潮州话。此外“双语”“语种”等术语也只取它们的通俗意义,不作严格意义的区分,例如不同的方言有时称不同的语种等等。
4.语言能力:
附图
上述“不会操其它语言”的人即所谓单语人,单语人的数目超过澳门人口总数的一半;“可操一种其它语言”的人即俗称的“双语人”、“双方言人”、“双言人”、“高低语人”,例如澳门土生(注:澳门土生或称澳门土生葡人,至今没有准确的定义,粗略地说是指葡中混血儿,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严格意义上的葡汉双语人,即葡语和汉语都是他们的母语。)是“双语人”,从外省来到澳门学会了粤方言的人是“双方言人”,学会了另一种专业外语的人是“高低语人”。为了称说简便,“双语”有时兼指“双方言”、“高低语”。“可操两种其它语言”和“可操三种其它语言”的人依此类推为“三语人”、“四语人”。本文所用“广东话”、“福建话”、“双语人”、“三语人”、“四语人”等名称都是“俗称”,它们的含义缺乏精确性,例如“广东话”至少包含客家话,另外潮州话是归入广东话还是福建话?这从上述普查数据中是看不出的。本文因为借用政府人口普查资料不得已而使用这些不精确的名称。
二 中葡英三种主要语言的排序
从语种方面分析,汉语无疑始终是澳门地区使用最普遍、作用也最大的语文,它在各种不同的语文中的比例始终没有低于96%。(1991年为96.6%,1996年为96.1%,2001年为97%)澳门特区是以中文为官方语文的,葡语也是正式语文。
葡萄牙语文的使用人口急剧下降,1991年澳门以葡语为家庭用语的人数为6132人,占当时人口的1.8%;2001年减少到2813人,只占总人口的0.7%。这是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变的结果。1991年还是以葡文为澳门单一官方语文的时代,立法、司法和政府行政语文一律使用葡萄牙语文。葡萄牙语文是借助行政力量得以处于强势地位的,不是它有什么特殊的优点或魅力,也不是因为它是什么拉丁文化的载体而为东方人青睐。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局面即刻发生了巨变,其转变速度之快之大令人吃惊。澳门特区全面落实中文作为官方语文的政策,虽然在政府公文写作方面还没有清除葡文的影响,但中文作为官方语文的大势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英语的情况与葡语相反。十年间使用英语的人数有很大增长,1991年使用英语的人数为1777人,占当时人口的0.5%;2001年使用英语的人数为2792人,占澳门总人口0.7%,现在已经与使用葡语的人数打成平局了。这是从单语种的情况看,如果看一看英语和葡语在双语中担任的角色(中英、菲英、泰英,中葡、菲葡、泰葡,等等),英语使用者的数字会把葡语使用者的数字抛得更远。在双语人的数字中,与葡语组成双语的只有3418人,与英语组成双语的却有25390人,就是说,英语的双语人数是葡语双语人数的七倍半。
据以上分析,中葡英三种语言的排序应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从官方语言的地位看,依然维持中—葡—英的次序,从语言的流通量和发展前景看,中—英—葡的排位看来更为现实。
三 双语政策要针对具体的两种语言
我们说双语,必须明确谁跟谁组成双语。双语是具体的,例如汉语和葡语组成中葡双语,汉语和英语组成中英双语,葡语和英语组成葡英双语,等等。“个人双语”是不管哪种语言与哪种语言组合的,只要是有两种语言在手的人就是“双语人”,例如西藏人同时会说俄语,它就是“藏俄双语人”。但在官方语言的问题上,双语可不是任何两种不相干的语言的相加。在官方语言的范畴内讨论澳门双语问题,双语指的只能是汉语和葡语。回归前澳葡政府推行的是葡语加汉语的“个人双语政策”。(有别于“社会双语政策”)(注:见《双语释义与澳门双语》,载《语言与沟通》(程祥徽著),澳门基金会出版1995年。)一个澳门人想要进政府当公务员,条件是具备葡文几年级、中文几年级的程度,并不是凡懂得任何两种语言的人都可以进政府当公务员的。末代澳门总督韦奇立将军懂得葡语和英语,可以说是“葡英双语人”,但是他完全不懂汉语,因此在特定的澳门官方语言范畴内他是单语人,不是双语人。他是以一个单语人的身分管治澳门这个葡汉双语社会的。
双语这个概念在处理澳门语言问题上作用特别重大。要使澳门的语言政策配合澳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必须回答双语的理论提问,制订正确的双语政策。笔者多年来在澳门政府高层会议上(例如回归前澳门总督主持的“语言状况关注委员会”)、在演讲集会上、在报章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言论,目的就是想揭露当时的官方打着“双语”旗帜阻挠中文取得官方地位的阴谋。(拙著《中文变迁在澳门》记录了实现中文官方地位的全过程,此书正在排印中)回归前,一些反对中文取得官方地位或者维护葡语独尊地位的人最惯用的武器就是“双语”这个堂皇的名词。人们只要一提中文官方地位,就会被扣上“彻头彻尾的单语人”、“反对政府双语政策”的帽子,这种人甚至会向葡萄牙统治者打小报告,把学术问题引导到政治问题上。《澳门日报》1999年3月30日发表笔者在“纪念澳门基本法颁布六周年”座谈会上发言的消息。(注:《澳大中文学院院长程祥徽指出中文官方地位具有不可侵犯性应用层次不应只在表格文件》,载《澳门日报》1999
年3月30日。)我在发言中援引香港回归时特首董建华先生在不同场合运用不同语言的实例说明一国两制的活力,比如向中央宣誓用普通话,接见外国记者用英语,对香港市民演讲用粤方言,参加上海同乡会聚会说上海话。我的发言主张“对官方语文必须抱忠诚态度”,因为官方语文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它具有庄严性、权威性和不可侵犯性”,因此董建华平时说什么话都可以,唯独在向中央宣誓效忠时必须使用普通话。发言内容登在报纸上,本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知道的人越多越好。真是料想不到会有人写信给澳葡政府当局,无中生有地指责笔者反对政府的双语政策,提倡单语政策。笔者将那封信首尾两段抄录如下。首段写道:"Here I am sending you an interview Ching Chueng Fai on the official status of Chinese(in Macau Daily News on Macau 30,1999).In the interview,Ching seriously criticised the Macau Government's bilingual policy,and attacked all the Chinese bilinguals for they have given up their mother tongue as he thought.From this interview we can see that Ching is a real monolingua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o very end,so it is not strange that he advocates a monolingual policy."末段不只针对笔者,而且“扩大打击面”,要赶在回归之前出卖小城中的许多人:"There are so many new stories in the small town.Many people are trying to show themselves before 20-12-1999.I will share them with you later."(criticised原件就是这样写的,正确写法是criticized.)信的落款日期是4月7日,刚好是报纸消息发布后一个星期。
这种人在葡文是澳门唯一官方语文的时代从来没有动用过“双语”的口号反对葡语“一语独尊”,从来没有响应中文应当具有官方地位的呐喊;而当中文也成为澳门官方语文,但远远没有坐稳官方语文宝座的时候,却无中生有地唯恐葡语文受到亏待,迫不及待地祭起双语的旗帜,要保护谁也不曾动过一指头的葡语的官方地位。正是这号人,回归后又接过“语文规划”的迷人口号,大谈特谈“双语”在澳门语文规划中的地位,教训别人不要放弃葡中双语。
当今时代谈语文规划,少不了双语的内容,作为国际著名的旅游城市和博彩城市,澳门的语文规划更是应该把双语列为重点。然而双语的组成不仅只有“中葡”一种格局,“中英”、“中日”、“中法”、“中德”形式的双语……都是必要的。这些“双语”的排序不能由主观意志来决定,哪一种双语排前,哪一种双语排后,取决于社会的需求和语言本身所能发挥的功能。例如鉴于英语在世界上的影响扩大,又鉴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与英语国家的联系加强,中国对于英语的需求也就十分迫切,因此“中英”双语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境内“双语”规划的首选。澳门作为中国腹地对外的桥梁和窗口,同样应当加强“中英双语”的意识,加强“中英双语”的培训。在澳门这个特定的地区,“中葡”双语也应当继续推行,这不仅是国际交往、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且因为“中葡”双语有助于一国两制政策的落实,同时也是为了满足留在澳门的葡国人和土生葡人的社会交际和感情交流的需要。这是笔者在澳门的语言生活中始终坚持的双语观。
四 普通话地位日趋重要
2001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普通话在对外和对内两方面都扮演着其它汉语方言不可替代的角色。对外而言,外国人学汉语主要是学普通话,不是学习地区性的方言。普通话在双语中扮演的角色特别重要,几乎是大多数“双语”的参与者。普通话在“可操一种其它语言”中占踞高位,比广东话高出4倍,原因就在普通话实在是一种有实用价值的语言。它是中国的通用语言,是联合国规定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
从1991年到2001年十年间普通话在澳门的地位有很大变化:
1.普通话在社会上的势力逐年加大,方言势力则相应缩小:1991年澳门家庭使用普通话的人数仅为4016人,2001年澳门家庭
说普通话的人数达到6617人,十年间增长了2601人,也就是增长了64.8%。其它方言在澳门的情况相反,1991年澳门使用其它方言的人数为32217人,占当时人口的9.6%;2001年在澳门总人口增长22.4%的情况下使用其它方言的人数反倒减少了3319人,只有32044人,下降了54.1%。
2.普通话组合双语的能力大大超过方言。“双语”是在两种语言(或方言)之间建立起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人口普查的“结果摘要”指出:“除家中日常用语外,30.6%的居住人口可操另一种语言,当中以普通话占最大比例(45.2%)”。这就是说,129806个在澳门生活的人因为学习了普通话而成为“普×”双语人。在澳门,普通话组合双语的能力远远抛离广东话。它们的比例是58625:12755,普通话比广东话高出4.6倍。在三语、四语的组合中,普通话的地位和作用与在双语中相同。
3.在性别方面,青少年女性是澳门推普的重要力量:6660人说普通话的总人口中,女性3979,男性2681,女性超过男性一半。如果配合年龄因素,10-39岁的青少年女性力量更不可轻视,10-14岁操普通话的男女比例是90:51;15-19岁的男女比例是288:63;20-24岁的男女比例是1082:251;25-29岁的男女比例是744:319;30-34岁的男女比例是480:458;35-39岁的男女比例是423:341。超过40岁的男女会说普通话的的比例呈下降的趋势。
文章写完了发现一篇迟来的资料。2002年4月16日澳门旅行社协会发表《导游不足问题不能再拖》,文章根据2000年的调查统计,说明具备各种语言能力的导游严重不足:
附图
这张2000年的澳门导游从业员数目的表格告诉我们,在九个语种(包括粤方言)之中,操普通话单语的导游人数最多;在双语和三语中,普通话与十个语种(包括粤方言、福建话和潮州话)组合成双语和三语,是组合双语和三语的最活跃的成分。如果没有普通话的加入,三语导游将付诸阙如,澳门的导游将会缺少“普粤”“普福建”“普英”“普日”“普韩”“普德”等双语类型。
五 语言策略
面对这一变化了的现实,澳门语言策略应作相应调整。
1.三语排序的调整。从官方语言的地位考虑,三语的排位应由回归前的“葡—中—英”改变为“中—葡—英”;从国际城市的地位和经济、金融、贸易、旅游、科技、教育等方面的需求考虑,三语的排序应当是“中—英—葡”。
2.语言发展的预测。
a.普通话的发展比预期的快得多,现在应当修正以往保守的估计,而应顺应潮流,加快推普的步伐。学校的普通话教学、社会上普通话的推广乃至具体到传播媒体(例如电台电视台)的普通话水平的提高都要重新规划,提出较高的要求。
b.信息革命带来的英国语文的广泛运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要求澳门更要加快培训英语人才的步伐,以适应建设国际城市及社会其他需要。
3.语言态度。这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某大学回归前两年(1997年)成立中文学院(注:《澳门成立中文学院促进落实中文官方地位》,新华社澳门1997年9月5日电,国内外各大报。),回归后人们欢欣鼓舞地把中文迎进官方语言的殿堂,中文学院却居然在这时被撤销了,这一举措至今不被澳门社会理解。当前中文的发展越是势不可挡,越要注意清除后殖民主义的余波,正确制订和执行语言政策,一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葡语和粤方言。
a.对葡语。虽然葡语在回归前后有很大落差,但出于一国两制的国策,必须尊重这个语种的存在,加强对它的保护,促进它的发展。中国需要通晓各种语言的专才,其中包括精通葡语的专家,把澳门建设成培训葡语人才的基地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
b.对粤方言。在澳门,粤方言问题不是一般情况下的方言问题。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港澳出生的华人在母语问题上出现口语和书面语分道扬镳的现象:他们的口语是粤方言,他们的书面语是普通话(所谓语体文),在他们的意识中,粤方言是他们的母语。这些年由于政治的发展和普通话的推广,人们逐渐接受和正在接受普通话是自己的母语,于是香港有所谓“两文三语”之说,把粤方言当作一种语言与普通话平起平坐。澳门的情况要好得多,市民们从来没有对普通话抱持抗拒的心理和态度,然而政府部门和有关机构却要在政策上保证给粤方言留下生存的空间。方言是人民自己创造的,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问题是要处理好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摆正它们之间的地位。澳门的推普工作卓有成效,假以时日,澳门有可能成为一个普通话与粤方言并存的地区。
4.语文教育。语文教育不外三方面:母语教育,外语教育,双语教育。
a.母语教育必须加强。到现在为止,澳门还没有一份法律文本是用中文起草的,政府文件也绝大多数由葡文起草而后翻译成中文。(注:程祥徽《澳门中文公文的回归之路》,《语言文字应用》2001年第1期总第37期。)“法律本地化”依然在纸上谈兵,至于用母语写作其他文体的水平,那也是不敢恭维的。中文官方地位的落实和母语教学的成功要看是否已经用中文制订法律和书写公文,还要看是否具备了用中文制订法律和书写公文的能力。目前澳门市民的母语水平亟待提高,这已是社会大多数人的呼声。在制订母语教学的政策时必须防止那些空喊双语潮流而实际贬低母语的倾向。
b.外语教学首要的任务是正确选择学习的目标。目标现已清晰,那就是需要加强英语的教学。澳门学生学习语言的任务历来非常繁重,回归前澳门学生除了先天得来了一种语言或方言之外,还要学葡萄牙文,因为葡文是官方语文,当时的政府列为必修科目(如果是官立学校的话);更要学习英文,因为英文是重要的谋生手段;又要学习普通话,因为会说普通话有助提高竞争力,现在连招工广告也会列出对普通话的要求,眼下旅游行业就严重缺乏会说普通话的导游(注:澳门旅游协会声明:“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在于即将来临的‘五一’长假及暑假的旅客高峰期,不切实解决导游问题,是否须以导游配额制去限制入境游客数量?在日进千个旅行团的情况下,如果说全澳仍维持只有500多个导游,那么,为避免出现无牌导游上岗,在有牌导游接待能力之外的,即使再多游客来澳都将不应予接待?”《澳门日报》2002年4月16日。);假如新移民来自粤方言以外地区,例如来自福建、上海或东南亚,还得学习粤方言,因为会说粤方言是取得社会认同的重要标志。在多项语言学习任务面前,应当引导市民从整个社会的需求和发展的眼光作出选择。从总体看,英语应当是学习外语的首选。
c.双语教学。要配合城市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双语教学。澳门是个旅游城市,旅游博彩是它的经济发展的龙头,澳门许多行业需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具备双语能力成为这个城市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把澳门建设成“语言博物馆”也不为过。在这项事业中,大专院校和专业学校的统筹规划十分重要,例如现有的十二所大学中应当有一些学校或专业突出语言教育或旅游业务的培训。
5.机构运作。为了制订澳门特区的语文规划,实施语文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必须要有一个有语言学理论修养的有工作效力的机构。没有语言学理论修养或者语言学理论修养不足,
那就难免在纷杂的语文现象面前晕头转向,迷失方向,失去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回归前人们(包括负责过渡期事务的中方官员)看不到澳葡政府以“个人双语政策”取代“社会双语政策”将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一后果在回归后的今天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例如直到今时今日,法律和公文都还不能直接用中文书写),就是因为语言学的理论水平不高,以致被火神烧了还要感谢火神。没有语言学的理论修养,不能发掘澳门语言生活中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的珍贵的财富,从而建立起具有澳门特色的社会语言学;没有语言学的理论武装,不能建立一支语言学研究队伍,从而承担起语文研究的重任,完成制订语言规划和实现语言规划的历史使命。
[收稿日期]2002-06-05
【参考文献】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司.澳门人口普查资料[R].2001.
[2] 澳门语言学会.语文规划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特辑[J].澳门语言学刊(8)(9),1999.
[3] 澳门语言学会.语文规划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续编[J].澳门语言学刊(10)(11),2000.
[4] 黄翊,龙裕琛,邵朝阳.澳门:语言博物馆[A].香港:和平图书海峰出版社,1998.
[5] 程祥徽.中文回归集[A].香港:和平图书海峰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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