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推荐
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
符号学是研究事物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符号的各种意义以及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符号学的原理应用到各具体领域就产生了部门符号学。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符号学”的思想是在20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F.)首先提出的。“符号学”在英语中有两个意义相同的术语：semiology和semiotics，这两个词都用来指这门科学，它们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由索绪尔创造，欧洲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喜欢用这个术语；操英语的人喜欢使用后者，则出于他们对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Peirce,C.)的尊敬。
从20世纪符号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符号学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和折衷的。索绪尔、叶姆斯列夫(Hjelmslev,L.)、巴特(Barthes,R.)为第一类，即带有语言学倾向的符号学研究方向；皮尔斯、莫里斯(Morris,C.)、西比奥克(Sebeok,T.)为第二类，即通常所说的一般符号学方向；艾柯(Eco,U.)和其他一些符号学家则为第三类。他们彼此的立场区别主要是语言结构是否应成为非语言文化现象的模型或“蓝图”。
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勃兴于60年代的法国、美国、意大利以及前苏联，之后，它很快就跨越了政治集团的分界而成为统一的学术运动。目前，符号学正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向各个学科进行渗透，对符号学的认识与运用正在形成一种科学大趋势。
西方的符号学研究开展得较早，目前已形成各种理论体系和研究流派。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成规模的符号学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符号学研究的起点较高，并且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基本上追赶上了国际研究潮流；同时，由于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极为丰富的符号学内涵，因此根植于这种文化背景中的中国符号学研究，从起步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勃勃生机。可以认为，中国符号学研究正在成为也必然成为世界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研究西方符号学的同时，必须关注本国符号学的研究状况，不断促进中国符号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三个阶段
纵观中国符号学研究20余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把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80-1986年——起步阶段（发表论文约45篇，年均不足7篇）。自80年代初起，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国际符号学学术活动，及时地向国内传达、介绍国际符号学研究动态。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对国外各符号学家主要思想的引介、对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总体论述和研究工作。其中研究介绍索绪尔、巴特等符号学家理论思想的文章占了总数的近40%。
2.1987-1993年——平稳发展阶段（发表论文约87篇，年均12余篇）。从1987年开始，我国的符号学研究重心逐渐发生转移。第一，从对符号学、语言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总体的、粗线条的论述转而开始对符号学具体理论的更细致、更深入的分析研究。例如：对符号的线性、任意性的讨论，对各符号学家理论的比较研究。第二，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及崭新的学说开始被应用于具体的语言学研究中，如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第三，符号学研究开始涉及语言学以外的领域，如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用符号学观点来阐释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等。第四，一些学者开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例如对公孙龙、荀子等名家著作中符号学思想的论述。在此阶段，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渐成气候。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召开了京津地区部分学者参加的符号学研讨会，会后，中国逻辑学会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分别成立了符号学研究会。
3.1994年至今——全面展开阶段（至2000年发表论文约280篇，年均40余篇）。1994年后，符号学的研究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符号学的探索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符号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除了继续对一般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外，还注重引进诸如叙述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电影符号学、话语符号学和主体符义学等其他分支符号学思想。
(2)对语言符号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特别是关于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研究：我国学者开始对索绪尔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如符号的任意性问题）；随着《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版的出版，索绪尔的某些观点得到了澄清，掀起了一股对索绪尔语言学观点再认识的热潮。
(3)符号学向各个学科的渗透进一步加强，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已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和学科的具体研究中，符号学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可以说，符号学研究在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艺术、传播学、民俗学等各个领域已全面展开。
(4)对非语言符号的地位、功能开始予以关注，如对体语符号交际功能的探讨和研究。
(5)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尝试用符号学方法阐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在这个阶段，学术研讨蔚然成风。1994年在苏州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1996年在山东大学、1998年在西南师范大学、2000年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这标志着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已步入正轨。
研究表明，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历史虽短，但进步较快，时至今日，在符号学的诸多领域里我们已经基本上追赶上了国际研究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学者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吸收、消化得非常快；二是因为中国文化土壤中蕴有极为丰富的符号学内涵，它随着符号学的兴起不断给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注入新的营养。从研究领域看，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已经涉及到哲学、语言学、逻辑学、文学、美学、民俗学、传播学、国情语言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电影等诸多领域。其中，在哲学、语言学、逻辑学和文学等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深度。
二、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及成果
如上所述，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虽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成果不菲，用了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符号学用了40余年所走过的路。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有四个，分别为符号学基本理论研究、语言符号学研究、符号学应用研究、文化艺术符号学及文学符号学研究。
1.符号学基本理论研究
1.1国外符号学名家理论的引介及研究
我国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等著名符号学家的思想理论上。研究从最初的翻译、介绍逐渐发展起来，对国外符号学专著的主要译介作品有：《普通语言学教程》（〈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1985）、《符号学入门》（〈日〉池上嘉彦著，张晓云译，1985）、《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英〉霍克斯著，瞿铁鹏译，1987）、《符号学与文学》（〈美〉司格勒斯著，谭大立等译，1988）、《符号学概论》（〈法〉吉罗著，怀宇译，1988）、《指号，语言和行为》（〈美〉莫里斯著，罗兰、周易译，198 9）、《符号学理论》（〈意〉艾柯著，卢德平译，1990）、《符号学原理》（〈法〉巴特著，黄天源译，1992）等。这些译著的出版，为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符号学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对上述名家理论引介的同时，中国学者还对各家理论展开了较为深刻的独立研究及对比研究，研究的内容更多地集中在对其语言符号学理论的阐述方面。比如，“略论罗朗·巴尔特的符号学”（李廷揆，1986）、“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刘润清，1992）、“巴赫金与
社会符号学”（胡壮麟，1994）、“对皮尔斯符号思想的语言学阐释”（王铭玉，1998）等。
1.2对符号的认识及界定
(1)对符号的界定
研究符号学，首先要对符号概念本身有一个正确认识。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尚不深入。目前，较为流行的界说来自于双重意义学派的思想，即把符号看作是“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并由此概括出符号的三个必备特征：①符号必须是物质的；②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代表其他东西；③符号必须传递一种社会信息，即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而不是个人赋予的特殊意义。这一观点把符号的物质性和思想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21:5]
(2)符号的分类
由于符号的复杂性所致，对符号的分类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按照符号的来源、产生方式以及意指功能把符号分成自然事件类、人为目的类和诗意表现类三种类型。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则根据符号三要素（媒介、对象和解释）的相互关系建立了“符号的三合一分类方法”，其核心类别有三种：图像符号(icon)、标志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将符号分为六种：信号(signal)、症状(symptom)、图像(icon)、标志(index)、象征(symbol)以及名称(name)。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者对符号的分类问题也极为关注。李延福教授以符号的主、客观性质关系为依据将符号分为两大类——客观性质的逻辑分类及主观性质的美学分类。[12:57]连甫认为，将生活中的语言以外的各种符号归为如下五种主要形式似乎更为合适：广告符号、实物符号、行为符号、音像符号和自然符号。[14:69]
我们认为，可以对符号进行“指谓关系”分类，即以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性质为依据进行分类。这种方法把符号概括为五大类：
①征兆符号——这是一种广义上的符号，或称准符号，其媒介与信息之间有着自然的、有机的联系（如林中起烟表示篝火，水面波动表示有鱼）；
②象征符号——这类符号以所传达信息和自身的特征和性质作为符号（如五角星和八一象征中国人民解放军，鸽子图案象征和平）；
③感应符号——这类符号以视觉物或听觉物作为信息的载体、作为传递信息的假定的符号（如我国古战场上的击鼓进攻、鸣锣收兵，城市交叉口的红绿灯）；
④语言符号——因为语言是音（形）、义结合的统一体，所以它构成交际和信息符号的基本形式，被称为特殊的，也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
⑤替代符号——这类符号不是代表事物、现象或概念，而是替代第一性符号，所以也称第二性符号（如数理化中的各种符号、谓词逻辑中的操作关系符号、人造语言等）。[21:5-6]
1.3对符号学研究领域及作用的认识
(1)对符号学研究领域的认识
对符号学研究领域的认识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的研究范围涉及交际的全部，任何表意的东西都在符号学研究范围之内。另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研究领域涉及到有意义的和约定的交际形式。第三种观点原则上局限于研究交际惯例系统，即只研究作为交际惯例系统的信号。国内的相关研究有：“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许艾琼，1994）、“当代符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胡壮麟，1999）、“论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郭鸿，2002）等。
(2)对符号学作用的认识
对符号学作用的认识，当代符号学家有两个极端，一类是过于武断和自负，另一类则过于沮丧。前者把世界万物都看作符号，认为符号学的学说是最全面的领域。后者则认为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只存在于讨论话题中，并认为符号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至今尚未弄清许多问题的实质，像符号是怎么组成的，它受什么规律支配等。应该说，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还比较客观，大多数学者把符号学看作是一种哲学观和方法论。相关的研究文章有“符号学的研究和作用”（张卫江，1995）、“试论符号的功能”（涂德钧，1996）等。
(3)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①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
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究竟如何，看法也不一致。总体说来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另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从属于语言学；介于二者之间的观点则认为语言学和符号学是两个独立学科，各有其独立的研究范围。
多数名家持第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分支，符号学的法则也适用于语言学。其代表人物有早期的索绪尔和皮尔斯等人，当代的有雅各布森和韩礼德(Halliday,M.A.K.)等人，此外还有研究人类学的拉康(Lacan,J.)。
巴特和其他一些符号学家把符号学看作语言学的分支。他认为，只要人们走进具有社会学的真正深度的一些领域时，就会遇到一些语言学之外却仍然属于符号学范围的集合，而这些集合又只能用言语行为才能解释，并且任何符号学体系都有言语行为介入。
作为一种折中，艾柯认为，“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最强有力的符号工具，由于语言学的地位比其他符号系统更为确定，符号学在许多方面依靠语言学概念。”[7:2]我们也持类似观点，把语言学和符号学视为两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但同时认为，二者彼此交叉更能发挥综合学科的优势。“虽然‘符号学’的思想是由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然而，‘符号学’从其萌芽之日起却始终未能真正与‘语言学’联姻，对此，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均有一种‘失衡’与‘缺憾’感，所以建立一门语言符号学早已是大势所趋势。”[21:5-6]
②除了对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进行讨论外，我国学者在研究中还涉及到符号学与哲学、逻辑学、传播学及语言国情学等学科的关系。比如，“符号学与国情语言学的关系”（吴国华，1994）、“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陈道德，1997）、“符号学与语言学和逻辑学”（向容宪，1998）、“民俗学与符号学”（高乐田，1998）、“名学与符号学”（曾祥云，1999）等。
(4)对符号学历史及发展现状的总结
①对西方符号学发展史的介绍。比如：“西方符号学的诞生及发展述略”（户晓辉，1991）、“符号学的由来及其发展”（苟志效，1993）、“现代符号学理论源流浅探”（周祯祥，1999）、“现代西方符号学理论初探”（林笳，2000）、“俄罗斯符号学理论的历史流变”（陈勇，2002）等。
②对我国历史上符号学思想的追溯。以我国古代丰富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为对象，努力探寻其中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如“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李先ｋūｎ＠①，1993）、“荀子正名理论的符号学意义”（许艾琼，1993）、“《易》的符号学的性质”（周文英，1994）、“论先秦哲学的符号学致思趋向”（苟志效，1995）、“《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李先ｋūｎ＠①，1996）、“‘说文解字’中的符号思想初探”（高乐田，1997）等。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会大大推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符号学的研究。
2.语言符号学研究
2.1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的研究
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学思想对我国学者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对索绪尔的
研究也始终是语言学者们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我国学者对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上：
(1)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及其根本原则。如：“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岑麒祥，1980）、“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徐志民，1980）、“索绪尔语言学的根本原则”（皮鸿鸣，1994）等。
(2)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思想的论述。比如：“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杨信彰，1996）、“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徐思益，1980）、“组合和聚合”（徐盛桓，1983）等。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索绪尔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缺憾。如一些学者发现索绪尔的理论对同形异义、一词多义等语言现象束手无策，因此指出，符号的能指与物质实体是分离的，符号的能指与其所指意义也是可以分离的。[28:16]索绪尔思想受到的另一挑战表现在对其符号任意性原则的争论上，并由此导致了许多学者开始纷纷论述符号的象似性(iconicity)问题。比如：“语言的象似性探微”（杜文礼，1996）、“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王寅，1999）、“论语言符号的拟象性”（文旭，1999）、“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王寅，2002）等。
(3)对索绪尔与其他学者思想的对比研究。如：“索绪尔对乔姆斯基的影响”（刘耀武，1984）、“班威尼斯特对发展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所做的贡献”（周忆宁，1985）、“布龙菲尔德和索绪尔”（许国璋，1 989）、“索绪尔语言理论与陈望道之‘功能说’”（卢凤鹏，1996）等。
(4)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及对索绪尔思想的再认识。随着新版本的出现和人们对其著作的深入挖掘和研究，我国学者对索绪尔语言学和符号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解释。如：“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许国璋，198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评介”（信德麟，1993）、“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戚雨村，1995）、“再论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语言符号的性质”（乐眉云，1997）、“追寻索绪尔语言学思想：读《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王克非，1997）、“索绪尔两个教程的比较与诠释”（张绍杰、王克非，1997）、“索绪尔符号观再评价”（卢德平，2002）等。
2.2语言符号的研究
(1)语言符号的性质和功能的研究。乐眉云教授在《再论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1997)这篇文章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索绪尔符号语言学思想中包含的语言符号的性质，并将其总结为六矛盾的统一：任意性与约束性，社会性与心理性，不变性与可变性，相关性与区别性，形式与物质实体，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论述语言符号特性的文章还有不少，如：“语言的生成性”（徐盛桓，1984）、“语言符号的可逆关系”（王铭玉，1997）、“浅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关系性和社会性”（王文宇，1997）、“语言的社会符号性”（刘家荣，2002）等。
(2)语码转换的研究。语码转换是近年来社会语言学、语法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和会话分析等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从以上五个角度的研究分别揭示了语码转换的不同方面。如“语码对位探讨”（龙日金、彭宣维，1993）、“语码选择的语用机制”（刘承宇，1999）、“语码转换研究述评”（何自然，2001）、“从Scotton的标记模式看语码转换研究的新进展”（李经伟，2002）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文章。
(3)标记理论的研究。任何语言符号系统中都存在着两极对称现象，即有标记与无标记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语言分析的所有层次上都发挥着作用。标记理论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相关文章不断问世，比如：“语言的‘有标记’和‘无标记’”（徐盛桓，1985）、“关于标记理论”（王立非，1991）、“布拉格学派标记理论管窥”（张家骅，1992）、“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沈家煊，1997）、“论语言单位的标记性”（李生春，1997）、“标记理论的再评价”（张风，1999）、“标记主位及其语用功能”（王扬，2000）、“语言标记性的诠释与发展”（王立非，2002）等。
3.符号学应用研究
符号学理论作为一门新的方法论和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一点在语言学研究中体现得最为鲜明。
3.1符号学理论在语言学诸学科研究中的应用
(1)语义学。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理论的不断完善也相应地促进了语义学的发展。符号学思想应用到具体的语义研究中的实例比比皆是，例如考察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对语义学理论的影响——“索绪尔的语符关系及其对语义理论的影响”（徐海铭、王文琴，1998）；用组合与聚合思想来研究语义——“语义的组合和聚合”（王德春，1987）；用符号关系来解释词汇的意义——“符号关系与词义”（郭聿楷，1996）；用符号系统的层级性理论研究语义及民族文化语义——“语言符号的意义”（王铭玉，2002）、“试论民族文化语义与两级符号系统”（刘佐艳，1999）。
(2)语用学。目前语用学的研究与符号学理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在语用学的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符号学理论。如“语言符号的局限和语用学”（钱冠连，1991）、“符号学与‘颜色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运用”（唐振华，1996）、“语言符号的语用功能”（徐继宁，1999）等。
(3)翻译理论及实践。将符号学应用于翻译领域已成为国内外一些学者和翻译理论工作者的共识。如“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罗进德，1988）、“论翻译中的等值：一种社会符号学的方法”（李广荣，1993）、“符号学翻译观与文化翻译学”（隋然，1994）、“从符号学角度谈翻译”（温洪瑞，1997）、“社会符号学历史渊源及其翻译原则”（李明，1997）、“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张新木，1998）、“我国传统翻译标准的符号学探讨”（王治江，2002）等。
(4)具体语言现象研究。随着符号学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我国学者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深化，用符号学理论来探究具体的语言现象、从符号学角度重新考察具体的语言运用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如“符号学理论在象征词语分析中的应用”（王铭玉，1 989）、“话语序列的符号学含义”（陈忠华，1994）、“从符号学角度看转喻”（华劭，1996）、“歧义句的符号学问题”（车晓燕，1998）、“委婉语的符号学分析”（辜同清，1999）、“从符号学的角度看隐喻的生成”（周红红，2000）等。
3.2符号学理论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
(1)广告设计、创意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广告语言创意、设计中所使用的符号学方法、符号类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如“论符号学方法在广告语言创意设计中的运用”（苟志效，1994），“符号学与广告语言”（王少琳，1994）、“从符号学原理谈广告的创意特征”（黄鹂，1997）、“广告语言中的符号前景化”（胡漫、吕乐，2002）等。
(2)非语言交际中的符号学问题
非语言符号作为符号的组成部分，在交际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交际中的非语言符号引起了许
多学者的关注。如：“论身势语及其符号功能”（庄和诚，1995）、“非言语交际：非语言符号的地位与阐释”（顾嘉祖，1999）、“体语符号的交际功能与文化差异”（陈良旋，1999）等。
4.文化艺术符号学及文学符号学的研究方向
4.1文化艺术符号学
文化艺术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分两大部分。一部分主要探讨国外文化符号学理论，比如“走近巴赫金的符号王国”（胡壮麟，2002）、“符号学王国的构建——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张杰，2002）、“文化符号与文化结构分析”（顾嘉祖，2002）、“劳特曼及其文化符号学理论”（赵蓉晖，2002）。另一部分试图用符号学方法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如“传统文化典籍的符号学特征与典籍阐释”（邓生庆，1993）、“从符号学看中国传统文化”（李幼蒸，1995）、“伏羲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文化发生的符号学研究”（刘尧汉，1995）等。同时，还有一些学者把艺术形式也看作是符号体系，他们尝试讨论艺术符号的功能、艺术符号的解析等问题。如“戏曲演出的符号化特征”（丁和根，1990）、“论艺术文化的符号学功能”（李西建，1992）、“艺术接受的符号学阐释”（董强，1995）、“再论艺术符号的转换规律”（齐效斌，1999）等。
4.2文学符号学
文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文学符号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另一方面则是运用符号学理论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符号学分析和解读。
理论研究包括：
①对西方的“文学符号学”等理论的介绍和评论；
②对符号学与文体学关系的探讨；
③文学语言的符号学特性、符号功能的探讨等。
如“漫谈法国叙述符号学”（黄晓敏，1995）、“走向文学的符号学研究”（王宁，1995）、“能指与所指：诗歌语言的符号学特性初探”（任裕海，1997）、“试论诗歌意象符号的交际价值”（王少琳，2002）等。
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解读也是近年来文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特点之一，如“符号学阐释：周作人散文小品的语言艺术”（张光芒，1993）、“美学、符号学视野中的童话与神话”（李季云，1999）、“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解读兰斯顿·休斯的诗歌形式”（罗良功，1999）、“符号与《红楼梦研究》”（夏荷，2002）等。
以上我们从四个主要方面考察了中国符号学研究的现状与成果，所列举的代表性作品是从我们所收集的近500篇论文中选择出来的。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的符号学专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看，同样喜人，它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符号学研究的迅猛崛起。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专著有《理论符号学导论》、《符号：语言与艺术》（俞建章等著，1985）、《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何新著，1987）、《从哲学看符号》（肖峰著，19 89）、《艺术符号与解释》（杨春时著，198 9）、《科学符号学》（王德胜著，1992）、《生活中的神秘符号》（王红旗著，1992）、（李幼蒸著，1993）、《修辞符号学》（杨习良著，1993）、《数学符号学概论》（刘云章著，1993）、《超越本体》（丁尔苏著，1994）、《现代诗歌符号美学》（周晓风著，1995）、《你身边的符号：符号学入门》（连甫著，1997）、《广告的符号世界》（吴文虎著，1997）、《〈史记〉文化符号论》（齐效斌著，1998）、《意义与符号》（苟志效著，1999）、《新闻文化与符号》（刘智著，1999）、《符号表达原理》（孟华著，1999）、《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陈治安、刘家荣主编，1999）、《汉字符号学》（黄亚平、孟华，2001）、《符号学研究》（王铭玉、李经伟主编，2002）等。
三、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展望
纵观中国符号学研究的20年历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我国学者对一般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探讨尚不够深入，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2)与其他部门符号学相比，有关语言学方面的符号学研究开展得最早、成果最丰富，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其他领域符号学研究的前面，创建语言符号学的时机已经成熟；
(3)符号学思想和理论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应用研究在我国开展得比较迅速，涉及的领域多，且成果非常显著；(4)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如对传统文化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整理，研究汉字的符号特征等。这些研究能够为世界符号学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20世纪已经过去，21世纪将会是“符号学大有作为的世纪”。我们可以预言，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将会在21世纪呈现出以下几大发展趋势：
(1)符号学向其他学科的渗透将进一步增强，也就是说符号学作为研究的方法论和视角，其作用将不断得到加强。它不仅使其他学科的研究更加科学化，还将产生一批新的交叉学科；
(2)符号学理论对语义学、语用学、交际理论、翻译等学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反过来，随着我国上述学科的研究不断深化和细化，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必然会对符号学理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使符号学理论愈加完善，使符号学的研究在整体上更上一层楼；
(3)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将逐步融汇到国际性研究中。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将与世界符号学研究水平靠近，并在许多领域能够站在符号学研究的前沿；
(4)中国文化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的灿烂文化、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及我国的象形文字等领域，都蕴藏着极大的研究潜力。这一领域的符号学研究最具中国特色，必将会在世界符号学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2-05-20
【参考文献】
[1] 陈力丹.符号学：通往巴别塔之路——读三本国人的符号学著作[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1):70-73.
[2] 陈治安，文旭.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第三届研讨会综述[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1):9-12.
[3] 池上嘉彦（日）.符号学入门（张晓云译）[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4] 高乐田.《说文解字》中的符号思想初探[J].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2):53-58.
[5] 苟志效.符号学的由来及其发展[J].宝鸡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1):55.
[6] 何欣.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启示[A].陈治安.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72-182.
[7] 胡壮麟.当代符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J].福建外语，1999,(1):1-9.
[8] 李经纬.符号类型及其在英语广告中的运用[A].陈治安.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53-261.
[9] 李廷揆.略述罗朗·巴尔特的符号学[J].法国研究，1986,(2):89.
[10] 李先ｋūｎ＠①.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J].哲学研究，1993,(6):62-69.
[11] 李先ｋūｎ＠①.论先秦名家的符号学[J].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5):78-85.
[12] 李延福.符号分类概观与人类语言特征——兼谈语言个体发生对语言学习的启示[J].山东外语教学，1994,(3-4):57.
[13]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4] 连甫.你身边的符号——符号学入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15] 罗兰·巴尔特（法）.符号学原理（黄天源译）[M].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16] 皮鸿鸣.索绪尔语言学的根本原则[J].武汉大学学报，1994,(4):82.
[17] 索绪尔（瑞士）.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8] 索振宇.索绪尔及其《普通语言学教程》[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2):51.
[19] 特伦斯·霍克斯（英）.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0] 王铭玉.对皮尔斯符号思想的语言学阐释[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6):1-7.
[21] 王铭玉.符号学与语言学[J].外语研究，1999,(2):5-6.
[22] 王铭玉，李经伟.符号学研究[C].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23] 向容宪.符号学与语言学和逻辑学[J].贵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98,(1):13-16.
[24] 肖峰.从哲学看符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89.
[25] 袁影.异中求同——全国首届“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述评[J].外国语，1994,(6):24-26.
[26] 乐眉云.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J].外国语，1994,(6):15-18.
[27] 乐眉云.再论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语言符号的性质[J].外国语，1997,(4):5-10.
[28] 张德禄.论符号语言的本体[A].陈治安.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6.
[29] 张德禄.语言符号及其前景化[J].外国语，1994,(6):9.
[30] 张光明.关于中外符号学研究现状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5):1-5.
[31] 张绍杰，王克非.索绪尔两个教程的比较与诠释[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3):28-35.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火加昆
扩展资料：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
1．从普通符号学到社会符号学
索绪尔对语言符号学的建立和对普通符号学的展望（Saussure，1974）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的有些观点，如关于语言单位和结构是语言系统固有的特性，不受制于外部影响；在语音和意义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意义不是通过与外部现实的关系，而是通过该符号与其它符号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在符号学研究者中有不同反响。（Saussure，1974；Fiske，1982；Beaugrande，1991；Guske，1998），
代表英美传统的皮尔斯发展了符号范畴，如图标，索引，和语符。他论述的媒介、对象、解释三位一体的三角关系是奥格登和理查兹的语义三角的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解释”这个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他对人作为解释者,作为主体作用的确认，但由于皮尔斯从哲学上关注逻辑和意义的关系，强调作为个体的人，忽视了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因此仍不能摆脱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Martin and Ringham, 2000;王铭玉，2004：122)
这样，虽然索绪尔曾经观察到“语言是社会事实”，日后对此作出详细解释的是韩礼德的“语言是社会符号”的理论。即“要在社会语境中解释语言，在此过程中文化本身用符号学术语来说，被解释为一个信息系统。” “人们在他们日常的语言交换过程中，实现社会结构，肯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建立和传递共享的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这就是说，语言既表达意义，也积极将社会结构和系统符号化。语言的这种双重功能使意义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从后院的闲言碎语到叙述体小说到史诗般的诗歌。” （Halliday，1978）
由此产生的社会符号学反对把符号作为第一性，反对过分强调用形式主义的方法研究符号系统。反之，社会符号学优先研究的是把指称行为作为实例，并把社会的指称实践作为经常的、可重复的、可识辨的类型。它认为社会有意义的行动构成各种文化（社会符号系统），文化就是相互连接的对社会具有意义的实践系统。我们依赖这种系统使这些实践和其它实践具有意义，不仅仅是通过清晰的信息传递，也通过所有形式的对社会有意义的活动（说话，画图，衣着，烹调，建筑，打架等）。符号系统是对这些实践的抽象（如从言语得到语言符号），这种变化是社会实践的变化。（Lemke，2005）正是这种变化是意义得以产生的过程，即“符号化”（semiosis），这比单纯研究符号间意义关系的系统更为基本，后者只是在产生意义时可资利用的资源潜势。正如Lemke所言，社会符号学调查的是特定于某一文化某一社团的符号实践， 可以在各种情景语境和文化上有意义活动的语境中产生各种语篇和意义。因此，社会符号学没有必要区分理论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它与话语分析、多媒体分析、教育研究、文化人类学，政治社会学有更紧密的关系。再者，它也回答了索绪尔符号学所难以摆脱的一个悖论：这个理论一方面把语言看作是静态的不变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所指的变化导致概念的变化”，“思想可能被迫接受符号的物质状态给它提供的特殊方式。”这说明语言结构底层的常规是不固定的，而是受到实际言语的影响。（Beaugrande，1991：2-27）
2．多模态化和多媒体化
首先，本文讨论的modality的意义源自mode（方式，模式，模态，型），它不同于英语语法中的modality（情态），后者与modal verb（情态动词）中的modal（情态的）更为接近，虽然model与mode在词源上还是有联系的。
其次，我们要区分mode和medium（媒介，媒体）的不同。两者都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模态是可对比和对立的符号系统，媒体是符号分布印迹的物质手段，如产生语篇采用印刷的或手写的手段，说话时发出的声音，身体的动作，或计算机显示器上的光脉冲。（Scollon and Levine 2004）举例说，我们感受客观世界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是不同的感知模式，但眼、耳、手、舌、鼻则是媒体。再具体说，写文章、唱歌、跳舞是采用符号表达情感的模式。但我们用以写字的纸和墨，歌舞演出时的道具，教室中的黑板和白板，以至扩音器、录音机、电视机、录象机、投射仪、计算机则是媒体。这样，模式是用某种媒体表达信息的特殊方式。媒体是表达信息的物理工具。口语是用声音媒介表达的一种方式，而书面语和面部表情是用光线或图表进行表达的模式。显然，采用某一种媒体仍可以有不同方法表达信息。如采用嘴唇活动或笔录的形式，口语可以由光线/图表的媒介来表达。同理，同样的模式可以用不同媒体表达。在人--人--系统的互动中，一种模态可以作为输入模式（从人到系统或其他人）或作为输出模式（从系统到人，或到另一系统），或两者皆可。
Kress（2001）报道教室中的多模态信息传递有三个理论基础：首先， 物质的媒体经过社会长时间的塑造，成为意义产生的资源，可表达不同社团所要求的意义，这就成了模态。所有模态具有表达意义的潜势。非社团成员不能全部懂得这些意义，因为模态和意义具有社会的和文化的特殊性。其次，作为言语的语言模态和作为书面语的语言模态，以及其他模态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信息传递语境下它们同时存在同时操作。这种互动本身就产生意义。使用者经常对表达和信息传递的模态加以改变，以适应社会的信息传递需要，这样，已有的模态被改造，新模态被创造。Kress（2001）认为韩礼德1978年关于信息传递的社会符号学理论推动了多模态表达的研究。.
多模态表达可以分解为同时表达意义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模态。（Bernsen, N. O.，2002）Halsonova（1999）指出，我们每天在报纸、杂志、广告、招贴画、故事书、教科书、活页文选、百科全书、说明书、计算机界面，甚至在我们相互交往时都离不开多模态。例如，我们谈话时手舞足蹈，有声有色，意味着使用了多模态。我们的国画往往配有诗文和印章也是如此。现在，许多学科都在研究多模态化这个课题，如（社会）符号学、语篇语言学、界面设计、人机对话等。Halsonova把多模态化分析研究的不同方法分为七个视角：
（1）研究不同模态之间的差异性是强调各模式有各自内在的优劣，因此不同的模态宜用于表达不同的信息类型。
（2）根据不同模态之间的相似性，重点研究不同模态的相似方面。例如，在分析语言和图画时，采用同样的分析范畴。这种观点认为图画和其他视觉成分与语言一样，也具有符号的语法。
（3）根据不同模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各模态是否有主次？是否彼此互补？是否其中一个模态可以加强其它模态提供的信息？是减少其他模态的信息还是增加信息？
（4）对不同范态如何可以实现形式化？
（5）对不同模态及其相互作用的感知，如有的研究使用眼跟踪（eye-trackers）和词句协议（verbal protocols）。
（6）对会话模态的复制，这方面的研究强调多模态产品的应用不是以感知作为终结。从一个多模态成果获得的信息可以在另一个信递场合重建和讨论。如果在传递过程中信息打包维持原样或发生变化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7）多模态的互动，它包括我们作为个体与他人互动时或采用多模态系统时，使用言语、手势、体语、面部表情，接近或凝视的情景。
这时，我们不妨提问：何处何时对这些方法加以整合？这些方式是互补的还是重复的？这些方法是同时出现的，还是有次序的？以上1-4项趋向于研究现有产品的多模态化，5-7项关注的是这些产品的应用价值。总的来说，在今后研究中，多模态的感知，多模态化的复制，和多模态化的互动将受到特别重视。
多媒体符号学的基本原则是所有意义的产生渗透于诸如语言，姿态，描写，动作等可区别的理想的符号资源系统之间，因为意义产生既是符号实践，也是物质过程。每一个物质行为可以就一个以上的符号关系系统构建，如一个书面词即是语言学符号，也是可视的书写符号；一个口语的词的构建也得倚赖非语言的音质；一个图象要按可视的，有时也要按语言学的性质加以理解。因此研究不同符号系统的物质因素和符号学因素如何整合成语篇和林林总总的多媒体产物甚为重要。研究的方法可以先分后合，先分析清楚单个的符号系统，然后将其整合。(Lemke, 2005)
模态和媒体的关系归根结底是话语和技术的关系，两者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哲学家尼采曾说过：“我们的写作工具对我们的思想也起作用。”（Scollon and Levine，2004）我们今天所谈的语篇分析在许多方面是技术变化的产物。新的传播技术有双重影响。一个影响我们如何采集语料，如笔录和分析语篇资料，另一个更重要的影响是对互动和语篇本身的影响。例如，六十年代后盒式录音机的出现使捕捉瞬息即逝的正在使用的语言成为可能。如今信递技术的蔓延从巴掌大的数字录象机到手机和网上的谈话室。杂志已可在网上阅读。
Scollon和Levine（2004）认为我们要研究话语和技术的关系以及多模态话语分析，因为任何话语具有多模态的固有特性。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人类的信息传递。何况新的话语形式不时产生，如互联网和聊天室。教育话语正在从传统的教师-学生-教科书的媒介模型转变至更为复杂的形式，有赖于软件设计师，连教师自己也成了这些新话语形式的开发者。第二，这有助于发展话语的新形式。对以互联网为基础或中心的话语的分析将远远超过由互联网为中介的互动过程。如有人利用诸如“屏幕电影”的网络软件处理非常复杂的一系列社会互动过程。第三，为了研究多模式现象的社会活动。利用非常方便的录象材料可以研究各种社会互动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有时讲话很少，但有众多的不时变化的参与者结构和认同。单靠某一模态很难完成。第四，要研究教育性的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因为许多学术性研究工作人员自己也在教育单位工作。他们进行分析时可不受时间的限制。早期的电影研究只能依赖几分钟长的片段，录象带的资料可达60分种。现在的技术和软件可对整个学年的种种事件进行比较，能更好地了解一个周期的节奏。第五，多模态语篇分析可应用于分析工作场所的话语，尽管任务，人员结构，和日常生活场所有很大不同。员工或同组工作或交接班的社会活动过程是在纷繁复杂的工具、物品和技术条件下进行的，从工作任务简单到垃圾箱、清洁工、废料清理，应有尽有。已有的研究表明，利用录象机和资料提取的新技术发展了新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分析仅以对话为中心的语类。
3.计算机符号学
采用语符学研究方法的Andersen在1990年提出计算机符号学的理论。他认为这个理论可以对人机对话的问题获得系统的了解，也可发展对设计计算机系统的初步的指导方针。他对计算机符号学的定义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基于计算机的符号的特殊性质以及它们在使用中如何作用。”与计算科学的通行的方法比较，Andersen把计算机系统视为在某些语境下为特殊信递功能服务。在这方面，计算机符号学可以支持计算机发展的现行模式，现在主要设计以使用者为导向的界面。一个设计得好的界面应当减低计算机系统的复杂性，不产生新的不透明性，用户能利用这个系统但不必被迫处理与实际工作任务无关的问题。
一般人同意把计算机看作是技术，是工具，是媒体的看法。它与电影、电视、电话、书籍、漫画书、卡通等相同，它是传递信息、会话、请求、娱乐、教育、表达情感等的媒体。但Andersen等人(1993)认为计算机不是一般的工具或机器，它是非常灵活的多形态的媒体。它可以同时完成多种媒体的功能，如电子邮件系统、文字处理器、数据库、高级设计工具、涂料箱、计算器、电子书、游戏机等。按照这个观点，计算机基本上是传送者向接受者传递信息的媒体。但我们关注的是为某人代表某事的那些信号。从符号学角度看，基于计算机技术的一些特征值得研究，同时，符号学也成为研究计算机的最理想的科学方法。我们知道，计算机可以描写为根据一套操作规则处理数据，从而生成新的数据。但是所产生的数据是被作为信息阅读的，即根据社会规约被解读为指称某些事物，是被作为符号阅读的。因此，计算机系统也是产生符号的机器，也是符号系统，也是符号技术。正是这样，这应当是符号学关心的中心问题。基于计算机的符号的特征不同于所有其他任何已知符号。因此，有必要对计算机进行符号学研究。
为什么要如此提出这个问题呢？符号学传统上有三个研究领域：
（1）符号本身，包括不同的符号类型和构建与传递意义的不同方法；
（2）组织符号的系统的信码，包括信息递送，符号的编码和解码；
（3）利用符号的文化。为此，Andersen等人提出应当
研究基于计算机的符号，结合编程和界面设计讨论因计算机而产生的符号特性。
互动媒体的修辞学，处理美学的信码和新的信递媒介的组成，如互动小说和超文本。
在文化、历史和有组织的大语境下，分析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机符号。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文科学一般着重于把计算机看作物体，很少注意它的表达方面。但Anderson等人根据新的视角，考虑到所有三个方面，特别着重计算机的符号表达方面。
相比之下，Kress（2004）更强调人的因素。把计算机作为符号系统进行符号学分析主要指研究计算机系统和人的使用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计算机符号学分析符号的结构和功能，它们在人和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传递的介入。通过分析人机互动，计算机符号学可为系统设计有规律地发现信递标准。因此计算机科学家也正在日益注意分析信息传递；设计既简单又友善的界面必须考虑硬件和软件的内部制约，也包括人机互动的制约。
4．符号资源
符号系统实际上是符号资源(semiotic resource)系统，通过在可识别的，多半是习惯性的（有时是原创的）方法采用这些资源，人们从而得以进行有意义的活动。（Lemke, 1993）这里所谓习惯性的方法指可确认为符号的构造（semiotic formations），是一个社团中的成员同时采用一些符号资源形成的经常的、可重复的、可识别的、有意义的、文化的，和历史的特殊类型。如某一时期的文学语类是符号构造。同样，建筑风格、房子类型、宗教仪式、特定节日、饮食、衣着的特定样式。这些构造都可以定义为可行动的有规律的范式，对社会是有意义实践的范式。
根据Lemke（1993）的介绍，话语构造是就语言资源而说的，社会符号构造则指包括语言在内的其他符号表达的社会意义。如讲话时的姿势，写作时的图形等。特定的语言学的语义或语法资源是语域，如特定的天气预报。除文学语类、非文学语类外，也可有不使用语言的单纯倚赖行动的语类（action genre）。我们自己文化的思想意识将符号资源的概念方面与真实的、自然的、普遍的、不突然变化的、绝对的事物结合起来。因此，符号资源是文化意义的潜势，能独立地将“社会文化”和“自然”结合起来，既可以“使其成为某种结果”（行动），也可以是“告诉人这是什么”（“表达”，“知识”）。与我们文化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是，对符号资源的分析表明，“自然的”如同社会的一样，是“常规的”，“真实的”与动作的结果一样，是“文化的”。我们同时进行社会的和自然的活动，实际上这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自然的”具有一个文化所有的特性，对观察者来说是可变的、相对的；就符号学来说，历史的，自然的东西是衍生自文化的事物。
Kress（2001）对此所持的立场是所有的模态（视觉的，姿态的，动作的），像语言一样，在社会使用过程中形成社会资源的模态。这里可以将韩礼德的语言是社会符号的理论扩展至其他模态中，也就是说，所有模态发展成产生意义的互相连接的可供选择的网络。当符号制造者在这些意义网络中进行选择，可视作符号制造者为了表达他/她在已知语境下想表达的意义所作决策的轨迹。这个轨迹就是符号制造者的兴趣所在。(Halliday, 1985; Kress, 1997)。
Thibault（2004）对符号资源的研究比较具体。他从身体动力学的研究区分动态的和静态的：
（1）动态的研究指面对面的互动和使用录象机；
（2）静态的表达媒体，如文字+图片。传统上对笔录和口语的模态强调语言方面，而把其他资源，如姿势、语音音律、注视、动作等看作是“副语言的”，不把这些看作是能与语言同时作用的完整的符号资源。
Baldry（2000）提出对每种符号资源所作的选择同时实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大元功能，并整合其意义。在动态语篇如录象中，过去的问题是如何追踪各阶段的过渡，这要在时间过程中从不同符号资源中作突出哪一模态的选择。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这个问题可以处理了，我们可以作复杂的多模态化分析。他所研究的多模态化语类中的互动性符号资源有经济类语篇、动态和静态科学语篇、儿童故事、教育语料库、互联网、CNN新闻广播、广告、卡通等。这种技术的使用在各种教育语境中也有应用，如超文本讲授诗歌或科技语篇、远程教育中动态编写系统的发展、供非本族语者学习英语的软件、语篇分析和翻译的软件、语言教师在线提取信息、语言分析和语言教学中语料库的使用等。
5.多模态符号的设计
制造语篇和识读语篇的过程都是设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对从书写和书本统治时代沿袭下来的社会和符号的安排。书本和他的页面曾经是写作的场所，写作的逻辑曾经塑造页面的顺序和书本。现在这一局面被新的图象和屏幕超过了。当今占统治地位的媒体是屏幕，不管是游戏机、移动电话，个人电脑，或者电视和录象。因此现在屏幕的逻辑正在塑造新的顺序和对屏幕的安排。虽然文字写作可以出现在屏幕上，但它从属于图象的逻辑，如同过去图象可出现于书本上，但从属与文字写作的逻辑。因此图象的逻辑将越来越塑造写作的出现和用途，这一过程已在公众信息传递的事例中出现。过去，作者的形象和写作的方式占统治地位；在新的安排中，设计者和图象的模式占统治地位。（Kress, 2004）
Kress（2004）重视设计者的作用。 所有符号资源都具有社会意义，属于特定文化。它们表示意义的潜力被设计者经过思考的动作而被选择。多模态符号（词语、文字、信件、色彩、字体）的复杂信息反映了设计者的兴趣。设计者根据符号特殊的修辞目的，用尽各种招式来劝诱那些有机遇接触该信息的人们。页面/网址的设计者不再是权威性语篇的“作者”，但他是材料的提供者，按照想象中读者的所谓特点进行安排。设计者的力量是将材料集中，加工为访问者可提取的“信息”。安排方式要考虑访问者的兴趣。对访问者来说，“信息是个体选择的材料，经他们转换，成为可以解决有生世界问题的知识”。设计是在一定语境下进行的。在多模态信息传递中，关键是选择和相应的设计。如果表达和塑造信息时有多种方法，有待回答的问题是：就要传递的内容或意义来说，哪一种模态最好？哪一种模态在塑造所传播信息时最能符合设计者的兴趣？设计者的听众或他自己最喜爱哪一种媒体？在选择某个媒体或模态而不是其它时，设计者对自己的定位？所有这些都需要作出决择，依靠设计者传递信息时对环境的估计，如广告、香水、饮料等。
根据新伦敦小组（New London Group）的观点，任何制造意义的过程基本上都是设计行为。一般有三个部分：第一，信递行为，我们根据“可资利用的设计”，择取某些符号资源和常规，如话语形式、语类和方言。第二，设计过程，这包括将符号资源转变成自己的声音，将老材料作新用途等。根据这一点，读和听，写和说是进行设计的实例，因为每个人都可利用可资利用的设计来产生意义，根据各自的兴趣和个人经验，将所读到和和听到的材料转化成意义。第三，进行“重新设计”：由设计过程产生的资源或重新产生的意义，又可成为一种新的可资利用的设计，具有制造意义潜力的新的资源。这样，设计的观点不仅应用于原创性活动，更应当看作是日常经验的核心部分，因而这是教育过程中应当强调的重要成分。（Williamson, 2005）
6．连贯
在设计互动中的多模态符号表达时，要考虑每一个模态如何被用来与其他模态一起产生意义。这个过程包括对每个模态的意义功能作进一步的观察和比较，方式是与共现的模态一起审视。Kress（2001）结合课堂的环境谈到三种做法: (1)不同符号工具在教室内的作用:教师采用了什么样的课件，老师和学生与这些课件的互动。(2)模态彼此之间的关系:通过共现的模态，并在上课过程中对模态的观察，认定模式的重复，再解释，和转换。通过对出现情况的比较，认定人们的习惯性行。这些行为在特定时间、特定语境下发生，并有确定的功能。（3）模态之间的表达和信递的矛盾，如说的和做的矛盾。为什么在上课时的某一点上会引入动作？为什么它会促使教师和学生这么做？
应该说，最初教师的言语是突出的模态，它载有信息的中心意义。教师通过言语的方式或视觉的方式确定讨论的问题，决定是否要进行解释的必要。与言语同时出现的意象和动作体现了正在讲授的内容（如血液的连续循环活动和心脏的收缩）。教师的言语，结合他的动作和意象的使用，建立了循环的纲领式解释。
教师的身体，在白板上的图象，和模型之间的过度起到中介的作用。他的身体与图象重叠，他的模型与他的身体重叠。这样，言语，姿势和模态得到充分整合。教师的言语提供解释，他的姿势指明参与者，表示动作，突出言语的内容。模型提供对身体的分析性表达，作为讨论的具体部位，以及身体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最后，教科书中的图象提供更为详细的表达，对所有讲解过的内容做视觉的归纳。
不同的符号模态一起活动，通过一系列的语篇特征形成连贯的语篇。教师利用各种模态做相似性和对比性的比较：图象的或实际的，内部的或外部的，观点与实物。通过言语的、视觉的，和姿势的描述的重复，在各模态之间实现了连贯。
连贯是由话语的参与者给予的。它具有统一的和有意义的性质。因此，话语分析是给语言片段以统一和意义的特性的问题寻早答案。话语分析就是探索连贯。我们既依靠语言形式（词汇和句法），和语篇的表面衔接,但最终是参与者给语篇以意义和统一。
7 .多模态识读
多模态识读（Multiliteracy）指具有能阅读所能接触到的各种媒体和模态的信息，并能循此产生相应的材料，如阅读互联网或互动的多媒体。传统的以读写为主的识读能力在多媒体时代已不够用。其次，教育中的多模态化来自教室中不断增加使用的多种媒体，如图象操作软件、电子音乐、科学模拟、存在于计算机上的虚拟剧场等。多模态化和多元符号学试图给这些信递形式理论化，鉴别各种图象、词语和动作的模态如何互相倚赖，以产生整体意义。（Williamson, 2005）重要的是有时一种模态需要倚赖其他模态来完成信递行为，如没有口述的词语说明，图表会一无意义；没有模型课件，教师用手做的节奏性动作也就没有意义，因而每一种模态，作为符号资源，对所做的表达都有贡献。学生的任务是将教师的的各模式和符号资源转变为理解。
Spiliotopoulos（2005）对多模态识读有更宽广的视野，它指人们能从多种信息传递和信息网络理解各种模态的语篇，能发展批评性思维的技能，能与他人合作并帮助他们发展跨文化意识。已做的定性研究表明，在线互动可协助学生改进他们的写作和批判性思维技能，提高他们的跨文化意识。（Spiliotopoulos，2005；Algren，2005）
从现有材料看，多模态识读能力是多层次的。它包括:
（1）参与者能够在信息环境中适当地工作。解决网络环境下出项的常见问题。
（2）通过使用信息技术，参与者能够检索所寻找的材料，完成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各项任务，利用技术工具进行阅读和写作各种信息的共生形式（如打印物、图片、照片、录象、音响效果、音乐等），因为这些模态都是在计算机屏幕上用数字方法表达，而不是传统的纸张。
（3）批判性地和战略地管理和汇总来自各种数字网络材料库的知识。
（4）参与者有责任性，受人尊敬，思想开放，能在电子世界中发挥作用。因而能很快并智慧地适应新环境下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5）在为特定问题而成立的灵活的在线队伍中，能利用他们的专业技术互相协作。
（6）对一个话题能表达综合的知识，采用技术工具，信息性的和劝诱的方法。
（7）参与者能够对所处社会中信息技术环境（硬件，软件，教育等）如何起重要作用发表自己的意见。
（8）多模态识读能力包括“非语篇写作”，如新的学习方法，学习者能掌握生产技术。不同的技术形式可成为学习过程的工具。
（9）参与者不仅能识读语篇信息，也有能力解释符号和图象，利用多媒体和其他技术工具，如互联网，所有这些使我们能构建意义，学习和与他人互动。（M. Andersen，2005；Johnson, 2005；Joy, 2005；Miranda, 2005）
值得注意的是multiliteracies这个词，也指多元识读(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用来描写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对变异的尊重。虽然多元文化概念扩展了对知识的看法，它也加大了能接触不同“识读方法”和不能识读者的鸿沟。这样，识读能力有两层意思，文化识读能力和技术识读能力，后者就是多模态识读能力。
8．多模态化研究的重点
据Simpson报道，在2003年一次以多模态化为主题的国际应用语言学研究会上提出如下选题方向：
--多模态化和新的媒体；
-在学术和教育情境下的多模态化的应用；
--多模态化与识读实践。
--多模态化语料库的建立。
--多模态化和类型学。
--多模态化话语分析及其理论问题。
就多模态化话语分析而言，可进一步包括互联网在话语分析中的作用，社会研究中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教育语境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和工作场所的多模态话语分析。（Le Vine and Scollon eds., 2004）
【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相关文章：
中国能动司法研究08-18
中国股市的运行模型研究08-05
审计专业判断研究：有关研究的回顾及在中国研究的机遇所在08-07
研究中国股市的概念模型08-18
中国地方保护程度研究08-07
中国目录学思想研究08-05
股份回购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08-05
中国农村医疗救助的研究08-05
平面图形设计中的符号学原理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