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艺评论的高度思想要求

鲁迅文艺评论的高度思想要求

　　　　　　一
　　首先就鲁迅对文艺创作的思想内容所表现出的文学性质和任务情况，来看鲁迅的评论对作品的高度思想要求。
　　一部文艺创作思想内容的高下及社会意义的大小，与作家思想的高低有关，也与作家从事创作所抱的态度有关。
　　人们都能回忆起，鲁迅是怎样投身到“五四”这场反帝封建文学革命运动中来的。他是自觉投身到时代革命洪流中，并自觉做到通过创作为革命而呐喊和战斗的。他后来并一再声称，他的创作，决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么清高，那么一无所为，而是“有所为”而发的，是为要求改良人生、改革社会的。因此，在他后期——在1935年读到叶紫《丰收》集创作稿时，十分高兴，在为集子写序言时，极其欣然地指出：“……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这种评论，正抓住了《丰收》集中作品思想内容的主要特点，无论从《丰收》、《火》和《电网外》看如此，就是从《夜哨线》、《向导》等作品看也如此。因为这个评语，对《丰收》集是极其恰切中肯的，对一切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作品，也是极其光彩的，无论将它看作文学的性质或任务都行。应该说，这是一种新的、美好的赞许。
　　还是先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鲁迅在为叶紫《丰收》集写的序言中对作品所作出的具体评论吧。
　　他是这样说：“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因为都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接着就谈到这个青年作者在湖南反革命“马日事变”中他的革命家庭所遭受的惨变。“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顺民的一个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这就有了他的《丰收》、《火》和《电网外》等作品。鲁迅是这样评述叶紫这几篇作品：“作品在摧残中更加坚实。不但为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⑴这就是鲁迅对文艺创思想内容的高度思想要求。
　　在叶紫这部集子中，无论从《丰收》和《火》这两篇作品看，或从其他篇作品看，可以看出《丰收》集中的全部作品，都是对于压迫者正义的，战斗性的答复。
　　例如《丰收》和《火》这两个前后关联的作品，就确实如此。
　　前篇《丰收》，写的是贫苦而又纯朴的老农曹云普，他与一般贫苦农民一样，遭受的只能是被压迫被掠夺的命运。当年是个大灾之年，他带领一家人勤耕苦作，忍饥挨饿，争取一个丰收年——争来百多石满仓的粮食。可是最后扫干净仓板，还不能满足地主、债主、甚至收捐款的保甲长的掠夺欲望。云普叔两眼一黑，昏倒了。幸而云普叔生活已不是闰土、祥林嫂生活那个年代，而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且听大儿子立秋半夜从外面回来时跟他爹谈的：现在垅上都准备抗租抗捐，“要不然，就是一场大的拚命!今晚我还要到那边去呢!”这时，他才隐约了解儿子常不在家的原因。十五六年农民会的影子突然浮上他的脑海，他笑了。这笑，是对民国十五六年农会斗争的向往，显示他的觉醒，显示他对压迫者和掠夺者将要采取的答复。
　　后篇《火》，就正是写曹家垅广大农民，与周围百多里地的贫苦农民联络起来，对压迫者和掠夺者，采取了决断性的答复。这场斗争震撼了三湘中、西部的整个社会。这过程中，贯穿了曹云普及其一家人的觉醒和斗争。
　　云普叔丰收的粮食被抢走后，又一次的灾难降临了：儿子立秋被地主何八雇人抓走了。一场原在酝酿中的大的事变立即爆发了。曹家垅周围都骚动起来，人群在奔驰喧嚷：“冲向何八家去!”“救出立秋!”各路的人群像潮水般涌动。云普老夫妇跑在冲击地主庄园队伍的前头。斗争的热潮更激发了云普叔一家人斗争的精神。人群冲进了何八的庄园，抓获了恶霸何八和狗腿子。接着一路路人群向联系好的雪峰山转进，与工农红军汇合。这在三十年代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农民对于压迫者和掠夺者火和血的战斗。
　　《电网外》，无疑也是给予压迫者战斗式答复的作品。普通农民王伯伯，在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中，遭受家破人亡——两个儿媳和两个孙子都被国民党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血染大地了。在生活的绝境下，他只将走上一条人生的险途——悬梁自尽。这时候正是红军攻打长沙的战役中，显然他生活的环境，也还并不是绝境。因此，当他踏上垫脚凳时，他想起了投奔红军的两个儿子，想起自己昏倒后，红军医疗队将他救活的亲切情景，于是断然从凳上跳下来，决心地说：“是的，我不能死。我还有两个儿子，还的一群亲热的兄弟……。”作品最后这样结束：“于是，第二天，王伯伯背起一个小小的包袱，离开了他的小茅棚子，放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
　　这是王伯伯对死与生的选择，对消极遁世和积极战斗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激起了人民多么美好的情思啊!
　　从这里评述的两种作品的主要内容，我们看到：云普叔最后坚决跑在冲击地主庄园队伍的最前头，接着又卷进了奔向雪峰山的人的洪流中。他的道路是如此耀眼地展现在人民面前。王伯伯决然地离开他的小茅棚，“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作品写的是红军攻打长沙时的事情，这里王伯伯“朝着有太阳的那连走去了”。显然是朝着湖南的东边——朝着江西走去，是走上井冈山的道路。一下，在阳光照耀下，这个苦难老农的形象闪光了，他追求的一种新的美好的战斗人生，能说不是令人神往的吗?
　　又如对肖红的《生死场》的评论。这是日寇制造九·一八惨案后，用炮火和铁蹄侵占和蹂躏我东三省大好河山期间，当年居住在哈尔滨市的一个有血性的中国女知识青年肖红，经过深入的观察和体念，记录下来她所见到和感受到的中国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的抗争。这就是1935年由鲁迅主持编入《奴隶丛书》而出版的《生死场》。鲁迅给这部书的评价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力透纸背；……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⑵事实也正如此。作品中具体描绘的哈尔滨附近的那个村庄。突然升起了日本旗，出现了宣传“王道”的汽车和飞机，全村寂然下去了。这个世界，不是沉默，就是反抗，别无选择。而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终于从沉寂中站起来了。十年前镰刀会的带头人农民李青山、老赵三等，将过去对付地主恶霸的“镰刀会”，改建为对付血腥的侵略者的“革命军”。在宣誓会上，每个人走向枪口前起誓：“若是心不诚，天杀我，枪杀我……”这是极其悲壮的，它正集中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强而又不屈的不愿做奴隶的心!这也正是鲁迅对文艺创作思想内容的高度要求。
　　从以上简略的评述，可以看出，面对着叶紫和肖红的作品所反映的在反革命阶级掠夺、迫害以及“围剿”下，受苦人民——无论是曹云普或王伯伯，以及曹家垅周围百多里地的广大受苦农民，被迫走了一条抗争的道路，对压迫者给予了有力的回答，“尽了当前的任务”；以及从日本帝国主义者奴役屠杀下不愿做奴隶的中国北方人民的斗争情况看，都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形势特点：人民只有走斗争的道路。面对着这种形势，要鲁迅的文艺评论做到冷漠地对待现实，脱离政治，去追求一种“和平静穆”境界，是办不到的。鲁迅表现出的只能是深切地关心世道，关心民族，关心人民生死存亡的满腔热忱的拳拳情意。从而他满怀喜悦地在《生死场》序言的最后，还特意向读者致意一句：“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

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为改变苦难的现实，为改革多难的民族，为改变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的命运，中国广大人民需要这种坚强和抗争的“力气”!这与《丰收》序言最后一句：“文学是战斗的”联系起来看，评论这类作品的重点和特点，恰好是一致的。这也说明我们“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不仅他自己的创作，是“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为革命而呐喊和战斗的；就是从事文艺评论，对青年作者作品的思想要求，已只能是为革命而战斗的。正因为如此，在评论中，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始终把握住此种高度的思想要求，从而，他的评论，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倾向和革命的战斗要求。
　　　　　　二
　　其次，从作品中主要正面人物的思想或性格的发展及其精神品质的表现，来考察鲁迅文艺评论在这方面的高度思想要求。
　　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一般说是作品中矛盾冲突的交织点，是作品思想倾向的基本体现者，而且如果是正面的进步人物，他身上还一定程度地带着环境中新思潮的迹象，带着时代的闪光，他们“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而主要人物的思想或行为的表现，都不可能是自发的，或无意识的，而是环绕他们的时代潮流促使的。而且一个作品中正面的主要人物的思想或性格的发展、及其精神品质的表现，都关系着作品内容思想意义的高下，及其社会影响的优劣。这就是为什么鲁迅在文艺作品的评论中，特别重视人物的思想性格或精神品质表现、并提出高度思想要求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就鲁迅的文艺评论中对文艺作品——无论是文学作品或美术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评论来进行具体考察吧。
　　例如在评司徒乔的画时，他立足在尘嚣的现实中，深沉地关注着苦难的人民踏着荆棘向前跨进的每一个步伐。他看到画中北方黄埃漫天的人间一切都成土色，人于是和天然争斗。他由衷地欣赏这种画，欣赏这些“肥厚的棉衣，紫糖色脸，深而多的脸上的皱纹……”的人民，因为“凡这些，都在表示人们对于天然并不降服，还在争斗。”而且进一步还说，从这里，他看到了作者表现出的“中国人的这样的对于天然倔强的魂灵”!⑶这里，说明鲁迅从司徒乔画中人物的脸色和皱纹中，看到北方劳苦人民对于天然(无疑包括对于社会)经历过长期的斗争，争取生存下来，而且争取生活得更好!显然从这里，更主要看到鲁迅对艺术作品中主要人物的精神品质的高度要求。他总结式地指出，这表现出了“中国人……倔强的魂灵”。鲁迅在这里是将这种精神品质提到典型的高度来称赞。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人民，就凭着这种“倔强的魂灵”，对国内外的反动统治和侵略，进行了不屈的反叛和斗争；而且联系他评陶元庆的绘画时说的，“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⑷。作为一种性格，并在反叛、斗争中发展起来，到今天就要求进而“参与世界”的改革和创建事业!这又是多么鼓舞人心。多么美的倔强的性格啊!
　　接着让我们看看鲁迅为田军(即肖军)《八月的乡村》所写的序言吧。他无限深情地说：作品写得“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与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⑸。要之，作品真实地写出了广大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火和血的反抗斗争。鲁迅就是通过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下的东三省人民的悲愤和壮烈的反抗斗争场面的评述，无限深情地评价了演出这些场面的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现在，我们试图简单地从这部作品中两类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的表现，来具体考察鲁迅评论中的高度思想要求吧。
　　首先从作品中描绘的这支“人民革命军”的指挥者陈柱司令和铁鹰队长来看。
　　陈柱司令，是地道的农民的儿子，又是共产主义者。他对日本侵略者，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对本国人民和自己的弟兄，却又有着强烈的爱。在“为死者祭”的场面中，面对着眼前又是两位同志的尸体——一个是负重伤致死的队员，一个是由于日寇给予她种种沉痛创伤打击下，呕吐鲜血倒在同志们面前的李七嫂。悲哀击痛了他坚强的心!他向同志们沉痛地呼喊着：“向杀戮我们姐妹弟兄的敌人复仇!”队员们，高高地挥击着手臂叫喊着，垂挂着眼泪。
　　铁鹰队长本人就是农民，他自觉来参加“人民革命军”，开展和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他杀起敌人来没有温情，对待部属比较严厉。这次当敌人袭击来临，仓猝中，他喝令唐老疙瘩将遭受日寇蹂躏而晕倒在地的李七嫂“扔掉”，唐老疙瘩请求不要“扔掉”，队长没有理会，甚至连他也不顾，率领队伍前进了。可是当他见到李七嫂终于艰难地追赶上来，而且穿的是她情人唐老疙瘩那身军服，掮来的是情人遗下来的枪时，他深深地垂下头，摩抚着李七嫂掮来的枪，眼睛向着人群，又轻轻地流下两行泪水。
　　这表明了两位指挥者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
　　其次，看看那个一般农家妇女李七嫂吧。
　　这是个年轻的寡妇。她凭劳动抚养哺乳中的孤儿。在日寇烧杀掳掠的现实教育下，养成了她敢爱敢恨的可贵性格。在遭受日寇兽性般蹂躏，儿子又被这般强盗摔死后，她昏厥在草地上。当她醒来知道苦难中思念的情人唐老疙瘩为了救护她，交出了枪，请队长枪毙他时，她向情人说：“同志能枪毙你吗?去捡起来，我也要同你们走……我软弱吗?一点也不!”这能不感人吗?特别是当情人去取枪而牺牲了时，她又昏迷过去，一种报仇欲望促使她又坚强地站立起来，穿上情人的衣服，提起了枪，流着泪跪别了情人的尸体；又是报仇的欲望支持她追上去，终于来到同志们的队伍中。这是一个多么不屈的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的倔强的魂灵啊!这是多么美的魂灵啊!这也正是鲁迅评论人物的高度思想要求。
　　此外，还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一下鲁迅文艺评论中对作品主要人物的思想或性格表现失误而提出的意见。例如对叶永蓁《小小十年》中主要正面人物思想发展过程表现的失误，而提出较高的思想要求吧。
　　鲁迅在为《小小十年》写的“小引”中对作品的优点，也还是作了充分肯定。但对作品主人公思想发展中明显的缺憾，也还是善意的提出了极其中肯而精确的意见。例如：“……但时代是现代(指大革命时期——引用时附注)，所以从归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鲁迅指出：“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
　　事实也确实如此。作品中主角叶，在作品中是这样说：“到广东去原因，我的意思是对于‘妻’，倘没有积极上相当的方法来解决，我就用消极的办法，愿在广东飘泊下去。”很显然，他的远走广东，完全是为了甩掉家庭为他包办的婚姻——他名义上未婚的“妻”。因此，他的“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方便的小县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婚姻的不自由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⑹，这种思想上的发展，在作品中，确实没有写出发展必然的过渡的桥梁。而这却又是塑造一个新的思潮激荡下进步青年思想发展而必须着重描写的关键所在。这是桥梁，失去了这桥梁，人物形象就失去了真实性。
　　而且鲁迅在《小引》中，同时还指出：“一个革命者，将为人我争解放，然而当失去爱人的时候，却希望她自己负责，并且为了革命之故，不愿自己的一个情敌，……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这也完全是确实的。在“重上征途”之前，作品主人公叶的全部心力，都用于清理自己身边不让存在一个情

敌。情人茵茵虽然一再表白爱他，永远属于他的；可是当她订婚的夫家和自己家双方家长商定近期完婚时，茵茵无可奈何地来信，表示对不起叶，祈望他“另外找你自己的爱人吧”。读了信，恨茵茵，责怪茵茵不能为爱他而奋起反抗。而叶自己呢?却只是纠缠于空头的大道理。什么“人”要有独立的意志啦，什么遇到不愿的事，就要起来反抗啦。甚至说：“所以，茵茵的事情，都应该由茵茵自主”⑺，幸乎?不幸乎?暴露在人们面前的，正如鲁迅严正地指出的：“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虽然也曾“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仍“没有了发见其间的桥梁”。从高度思想要求出发，从主要人物思想发展的表现上说，这确实是严重的失误!
　　这里我们看到鲁迅从较高思想要求出发，对作品中主要人物每在思想发展有关键时刻，就失去了过渡的必要的桥梁。无疑，这造成了人物表现上严重的缺憾!对这样的人物，作者应该按照思想发展线索来真实地塑造，才能本质地表现“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运的环境。”⑻从这里，明显地可以看出，鲁迅文艺评论的高度思想要求。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作品中主要正面人物，作为“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倾心称赞的，只能是那些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改造世界——改变自己以至民族命运、以及参与革命事业的人民。通过这种高度思想要求的评论，反映出鲁迅崇高而强烈的爱憎感情，并通过这种感情，感染着青年文艺工作者，照耀着他们成长的方向和道路。反之对《小小十年》中主要人物思想发展存在较大的失误，鲁迅从同样高度要求出发，提出严正的批评意见。这意见促使文艺创作者深思，这对中国新文艺创作的发展，无疑是极其可贵的箴言。
　　　　　　三
　　最后，从作品中故事情节表现的思想意义及其深刻性，来考察鲁迅文艺评论在这方面的高度思想要求吧。
　　情节在作品中，总的来说，主要是组织材料，反映社会生活，婉转深入地表现作品较高较新的思想意义及其主题思想的。从而它也必然要求能真实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势和主要正面人物思想性格的新因素。
　　而作品的评论，大都是通过故事情节进行的。只是不同的评论工作者，对情节的思想要求不同，就出现不同的评论。最明显的例子，只从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的评论，表面上就有两种。一种，作品中的这个姑娘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另一种，从较高的思想要求来看，从“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来考察，——“……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⑼显然，对情节表现的不同思想要求，就出现不同的评论。
　　现在，我们来正式考察鲁迅的文艺评论，在情节表现方面，他是怎样从高度思想要求出发进行评论的。
　　例如冯沅君的小说《旅行》，是写“五四”时期最初女知识青年(大学生)，突破封建礼教的约束，与情人，为追求自由纯洁的爱情，而向旧社会发起了一场试探性的挑战。她们胜利了。
　　作品写的是：作者以第一人称“我”为主角，与情人(大学同学)，打着“旅行”的旗号，旷了一个多礼拜的课，费了许多钱，由北京乘车南下，到一个较大的城市，住在高级的旅馆里，缠绵悱恻，谈情说爱一个多礼拜。女主角在旅行结束返校时，深情地说：“这一个多礼拜的生活，在我们生命之流中，是怎样伟大的波澜。在我们生命的火中，是怎样灿烂的星花。”我们且看鲁迅的评论，对情节所表现出的较高的思想意义，给予的高度评价吧。
　　他是这样说：“《旅行》是……精粹名文，……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她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⑽无疑，在这里，鲁迅作出的评价，反映了作品中情节表现的较高的思想意义。
　　鲁迅评论的着眼点在：“五四运动直后……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上。这就抓住了情节表现出的思想高度——“五四”时期的时代特征。
　　首先还是从鲁迅评论中举出的那段情节来看：女主角“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这段“缠绵悱恻”的情节，鲁迅却从中看出新的思想意义，并作出“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的评论。这说明青年们这种新的思想要求，较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期社会发展的新情势、和人物性格的新因素——一种新的反封建礼教压制的时代情势，和人物性格上新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因素。显然，鲁迅是敏锐而又深刻地从情节表现的高度思想要求出发，称赞了这个作品。
　　到“旅行”快结束时，情节出现波折。这对情人，厮守在客房这个多礼拜，引起了人们对他们同住的注意，给她情人许多难堪的评语，说他是个大骗子，这使他感到什么都可牺牲，但他不能离开他的情人……；女主角“我”甚至感到大难临头，立即想到两人投到洪涛巨波中去，“我们相抱着向里面另寻实现绝对爱的世界……我不怕，一点也不怕，人生原是要自由的。”在如此强大压力下，她们仍坚持追求——爱是绝对的，自由是不可侮的!新思潮鼓舞她们，向封建礼教，向整个旧社会抗争!
　　作品写于1923年，这样捕捉主题，这样敏锐表现新时代思潮动向的重大问题，这是以叛逆的姿态向社会挑战!在文艺创作中正面表现这个重大问题的，这篇作品还是较早的，这就是作品精粹而光彩的地方。从这里，我们看到鲁迅评论的高度思想要求，——闪耀着时代的色，时代的光亮!
　　最后，还让我们又从表现不足角度考察鲁迅为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所作出的评论吧。
　　鲁迅在《小引》中，对作品主人公肖涧秋来到芙蓉镇中学两个多月的活动情况，是这样说：“浊浪在拍岸……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并补充道：“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⑾从这段评论看，鲁迅对这个人物，在表现上，显然是感到有些不足的。
　　肖涧秋虽然是个“怀着热爱”，“极想有为”，甚至“常要将自己的快乐反映到人家底不幸的心上去”的青年。而作品却将他的“怀着热爱”，纠缠于去身边杂事，纠缠于对年轻寡妇文嫂母子的关心上(还有与陶岚的纠缠上)。是爱情问题吗?他却又是个“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尽管如此，这也不能见容于那个“交头接耳”的旧社会。于是谣言蜂起，舌箭伤人，而且恐吓信也来了，诋毁和威胁他：“左手抱着小寡妇，右手还想折我梅。此人若不驱逐去，吾乡风化安在哉!”很明显，要驱逐他。这给他带来“不安的大苦痛!”
　　而且形势对他急转直下：“孤儿病死，寡妇自杀。谣言更多，他更感到形势紧迫。面对这种形势，他不是起来战斗，而是“决心遁走”，终于“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从知识分子道路来说，如鲁迅所评述的，作者也还是写出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显然，语意间是有些感到不足的。这也如恩格斯评《城市姑娘》一样，就人物本身来说，还是写出了“这样的一种典型”，但是就“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看来，鲁

迅对柔石《二月》里这个“近代青年”，还并不是他倾心赞许的典型，不是他高度思想要求的典型。诚如鲁迅在《〈二月〉小引》中暗示的。肖涧秋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只不过是“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一类人物。问题在于作品没有很好地写出“环境着这些人物的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那么，环绕着肖涧秋并可能促使他行动的环境该是种什么环境呢?从总的社会情势来说，按文嫂丈夫死于攻打惠州城之役的情势，应该是大革命时代的社会情势。就肖涧秋的思想来说，对当时的时代情势也不是毫无感受的。例如他从芙蓉镇遁走后，从女佛山写给陶校长的信中就流露过这样一句话：“人说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瞻光明之地”。可见他对新的社会情势还是有所感受，甚至向往的。而且从肖涧秋的性格看，他本质也还是“极想有为，怀着热爱”。“常要将自己的快乐反映到人类底不幸的心上去”的青年。从这些性格特点看，作品的情节，是很可以用更新、更高的思想表现人物性格的新因素来——写出大革命时期“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这样，作品不仅能深刻地反映出典型的社会发展情势，而且作品的主题思想将出现较新、较恢宏的意境。鲁迅对作品的情节表现，婉转透露出较高思想要求，能说不值得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体会、而又拳拳服膺的吗?
　　以上，我们从鲁迅的文艺评论中，对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所表现的文学创作的性质任务的要求；对作品主要正面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发展和精神品质的表现；以及对作品情节表现的高度思想要求，分别通过具体作品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了解到在这些方面，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的文艺评论，都能站在时代前进的方向、站在革命发展的高度，对作品的有关这些重要方面，在评论中，都提出了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较高思想要求。如对作品的性质和任务，提出“文学是战斗的”——是人民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而战斗的；如对作品的主要正面人物，提出是“觉醒、反叛、抗争、要出面参与世界的事业”——参与改造世界的革命事业的人民；又如对作品的情节表现，他要求情节应表现一定的社会发展的新情势，以及人物性格的新因素。凡不符合他这种思想上高度要求的——如作品中主要正面人物的思想发展出现失误；又如作品在情节上表现不足，造成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社会发展情势出现偏离。对此类情况，鲁迅的评论，都婉转地表现出较高的思想要求。这些要求，是与他的文艺创作应为革命而呐喊和战斗的精神相联系的；特别是到了后期，是与他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理论基本一致的，而且与他伟大而崇高的革命品质是一体的。
　　正因为如此，鲁迅的文艺作品的评论，推动了中国文艺创作往历史前进的方向发展，往参与改造世界的革命事业方向发展；从而，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进步青年从鲁迅的文艺评论中，也获得新思想的启发，和战斗力的鼓舞。今天我们的文艺评论工作，仍然需要从鲁迅的评论中接受这种新思想和战斗力的哺育。这也是当前文艺事业的发展寄予评论工作者的殷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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